近卫文麿（日语：近衛 文麿/このえ ふみまろ；英语：Fumimaro Konoe/1891年10月12日－1945年12月16日），日本第34任、第38任、第39任首相（内阁总理大臣），五摄家之一近卫氏的第30代当主，日本侵华罪魁祸首之一，法西斯主义的首要推行者。内大臣近卫忠熙曾孙，左大臣近卫忠房之孙，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长子。

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10月12日，近卫文麿出生于东京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作为近卫笃麿的长子，近卫文麿从小就受到作为“天皇家屏藩”的教育和训练。3岁时，他就被祖母光子和继母贞子带进官中参拜皇室，9岁时再次入宫，深受保皇思想的熏陶，因而自幼时起就在心灵深处打下了“可以王事辞家事，不可以家事辞王事”的烙印。

1902年，近卫文麿主持开设东亚同文书院，反对欧美和俄国主导支配中国，希望推动亚洲主义。 1903年，近卫文麿毕业于贵族子弟学校学习院初等科，旋即升入中等科。1904年（明治37年）初，近卫笃麿突然病故，年仅13岁的近卫文麿承袭了其父的爵位，成为近卫家的家主。

1909年3月，近卫文麿在学习院中等科毕业，受时任旧制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大学前身之一）校长新渡户稻造感化，近卫文麿投考了旧制第一高等学校，攻读英文科。

1912年3月毕业后，近卫文麿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战后的东京大学）攻读哲学科。后来被著名的经济学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河上肇和哲学家西几多郎吸引，10月转到京都帝国大学（战后的京都大学）攻读法学科。

在京都帝大学习期间，近卫曾师事于户田海市、米田庄次郎等人，并结识了当时被称为“最后元老”的西圆寺公望。

1916年（大正5年），根据贵族院令，25岁的近卫文麿进身为公爵议员进入贵族院。1917年，近卫文麿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由西园寺公望引荐入内务省地方局任职，开始涉足政界。

1918年（大正7年）12月，他在《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上发表《排除以英美为本位的和平主义》一文，开始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明确反映出要通过战争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思想。在该文中，近卫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维持现状国”和“打破现状国”的战争，英美对殖民地垄断的现状“有悖于人类机会均等的原则，威胁了各国平等的生存权”，“德国想打破此种现状，诚为正当之要求”，“日本不能不给予深切的同情”。他声称，领土狭小、原料缺乏的日本，“为了自己生存的需要，不能不像战前的德国那样，做出打破现状之举”。近卫的这些观点突出地反映了后起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殖民地的要求，贯穿于他一生的外交思想中。

1919年（大正8年）1月，近卫文麿作为西园寺公望的随员，出席了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分赃会议——巴黎和会。时途经上海，应孙中山请求进行了会谈。归国后，他写了《战后欧美见闻录》一文，认为巴黎和会显示了大国的横暴，实力支配是铁的原则。文中他对凡尔赛体系表示不满，鼓吹“面积狭小、人口过多的我国向外膨胀，诚为顺乎自然之势，我国民应堂堂正正地为自己的生存，要求发展之地”。

1921年，近卫文麿就任日本青年馆理事长。同年，组织“法研究会”，致力于贵族院的改革。1922年，近卫就任其父近卫笃麿创建的东亚同文会副会长，并同新进华族织田恒信、有马赖宁等人组织了“十一会”。1924年6月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组成护宪三派联合内阁后，近卫就任贵族院研究会常务委员。1926年，近卫成为“东亚同文书院”院长，并访问了中国。在整个20年代，近卫文麿还组织过“火曜会”“日本青年会”“新日本同盟”“二五会”等名目繁多的政治团体，宣传他的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

30年代初，近卫文麿开始进入日本的权力中枢。1931年，近卫出任贵族院副议长，两年后又升任贵族院议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近卫文麿利用他所处的政治地位，发表《改造世界的现状》等文章，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罪恶行为辩护，赤裸裸地主张进一步侵略中国。另外，他在《元老重臣与我》的文稿中声称，少壮军人自“满洲事变以来所推进的方向，是我日本必须走的命运之路”，“符合日本前进的方向”。

1936年，日本军队中一批主张建立法西斯政权、维护天皇体制的“皇道派”军官发动了二·二六事件，导致冈田启介内阁垮台。西园寺公望为了抑制军部势力，向天皇推荐近卫文麿组织继任内阁，但由于近卫倾向于“皇道派”，感到难以处理二·二六事件问题，便以健康欠佳为由予以拒绝。一年内，广田弘毅内阁、林铣十郎内阁两届短命内阁相继垮台，西园寺再次向天皇推荐近卫组阁。

1937年6月4日，近卫文麿接受天皇的组阁命令，成立了第一届近卫内阁。近卫在组阁宣言中，重申了其打破华盛顿体系、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声称内阁的任务之一是实行“国际主义”。他还指出，“国际主义如无世界领土的公平分配是不彻底的”，公然主张侵占别国的领土。他还认为，“实现国际主义的较好方法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销路的自由、为开发资源所需劳动力移动的自由”，而“在实现国际正义之前，作为‘非持有国’的我国，必须确保我民族自身的生存权。我国大陆政策就是为了确保这种生存权”，“在现代，国际主义还没有实现，这就成为我大陆政策正当化的根据”。这是近卫屡次宣扬的对外侵略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由于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和陆军省柴山兼四郎为代表的慎重派的活动，以近卫为首的日本内阁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但是在陆相杉山元以及参谋本部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和第三课长武藤章的要求下，内阁于11日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向华北增派关东军两个师团，驻朝鲜陆军一个师团，从日本再派两个师团。当时对此执慎重论的只有米内光政海相一个人。

接着，近卫在首相官邸亲自召集贵、众两院代表和财界代表，向他们表明政府对扩大战争的“重大决心”，要求他们予以合作。近卫的意图在于“对于中国，首先要威胁一下，表现出日本举国一致”。

8月13日，近卫内阁决定从国内向上海派遣两个师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扩大到华中。

8月17日，内阁会议作出决定：“放弃过去所执行的不扩大方针，采取战时所必需的各项准备及对策。”这样，战争就在近卫等人的推动下，不断扩大，战事很快发展到上海南京等地，转入全面的侵华战争。

与此同时，近卫内阁不断强化天皇制国家的法西斯体制，实行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努力把日本推向“举国一致”的战争轨道。1937年9月11日，政府主持召开国民精神总动员大会，近卫亲临会场发表演说，鼓吹为完成对外侵略“大业”，必须“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10月，近卫内阁召开的四相会议决定，“应以军事行动之成果及恰当之外交措施，互为表里”，尽速结束战争并确定了“以不拘泥于过去情况的划时代地调整国策为条件，进行外交谈判”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日本委托德国调停实现对华和平。因日方和条件过于苛刻，而且日方内部以近卫为首的“强硬论”者占了上风，日本最后决定停止谈判。

日本政府在1938年1月11日大本营和政府首脑御前会议上制定了处理中国事件根本方针，决定“如果国民政府不来求和便不再以其为对手，转而帮助建立新政权”。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声明（即第一次近卫声明），宣称日本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中国建立能与日本帝国合作的“新政权”，完全堵死了和平谈判的道路。并在此后进一步声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且日本“绝对不容许第三者出面调停”。日本政府命令驻华大使川越茂归国，驻日中国大使许世英也离职返国，中日两国的正式外交关系完全断绝，从此两国在形式上也进入了战争状态。

在发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以后，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全力扶植地方伪政权，但是这些傀儡政权不得民心，成为毫无群众基础的空架子，日本企图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失败。近卫认识到这一失败，试图通过改组内阁来修改对华政策。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直接负责的广田外相被撒职，宇垣一成继任外相。宇垣一上任，立即开始了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为对手的非正式谈判。可是，日本方面提出的和平条件袭用了德国调停时的第二次补充方案，条件太苛刻，中国方面没有接受。宇垣搞的和平谈判草草收场。

1938年11月3日，近卫发表了“东亚新秩序声明”（即第二次近卫声明），把对国民党政府打击为主的策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以“共同防共”“建设东亚新秩序”等口号向国民党诱降。该声明宣布，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帝国确定不移之方针”，建设东亚新秩序，“渊源于我肇国之精神，此事业之完成乃赋予现代日本国民之光荣天职”。同年11月30日，御前会议上决定的《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将作为外交观念的东亚新秩序具体化为外交政策，按照这个方针，所谓东亚新秩序，不单是一个经济区，而是建立一个范围广大的统治圈的设想，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教育各个方面。

1938年12月，与蒋介石对立的汪精卫逃到日本，12月22日，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声明首先表示要“与中国的有识之士携手，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迈进”，然后作为“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并提出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即近卫三原则）谈话。12月29日，国民党副总裁、亲日派汪精卫逃出重庆后，在河内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接受近卫声明中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三原则”，公开投敌。但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抗战。在国内抗日呼声的压力下，蒋介石集团尚不敢公开投敌。近卫的诱降未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凭借武力征服中国的企图遭到失败后，近卫内阁一面对中国进行“战略进攻”同时又力图通过强化法西斯轴心来打开侵华战争的局。1938年7月19日，近卫主持的五相会议决定了加强日、德、意合作的方针。11月11日的五相会议通过了促进早日缔结日德意三国协定，并决定参考德国提出的条约草案，迅速制定日本方案。但是，内阁与陆军在同盟的目标方面存在尖锐分歧。近卫内阁在外交方面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1939年1月，近卫辞去首相职务后，改任枢密院议长。并在平沼骐一郎内阁任无任所大臣。1940年6月，近卫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力推法西斯“新体制运动”。

1940年7月22日，第二届近卫内阁组成。第二届近卫内阁的任务是要“应付世界形势之骤变”，在内外政策上实行一大改变，一举解决侵华战争以来所积累的各种矛盾。近卫在7月26日的内阁会议上确定了基本国策，提出要“建设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为达此目的，在国内确定“发挥国家总体力量的国防国家体制”。

1940年8月7日，近卫文麿正式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口号。1940年9月27日，近卫政府同德、意两国正式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至此，在第二届近卫内阁时期，世界上几个主要法西斯国家结成了轴心。28日晚，近卫发表广播演说，大讲“世界历史的大转变时期”缔结三国同盟的意义，同时呼吁确立适应这种重大时局的“万民翼赞的举国新体制”。至10月12日，近卫正式建立起以他为总裁的法西斯政治团体“大政翼赞会”，其目的是“取得与原有政党不同的、扎根于全国民众之中的国民组织及其所具有的政治力量之支持的政府”来抑制军部，以克服双重外交以至双重政府的现象。

1940年12月6日，近卫设立情报局，以此钳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论。由于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在西部战线取得胜利，在日本，以陆军为中心，政策强烈向德国倾斜。1941年4月，松冈外相在莫斯科与苏联签定日苏中立条约。松冈等人一直想把苏联拉入三国同盟，发展成为四国同盟。在1941年4月13日，近卫政府与与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其意图在于，以此削弱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意志，寻求解决侵华战争的线索；同时，以此向美国施加压力，以利于调整日美邦交工作的展开。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发动侵苏战争，并在战争初期取得巨大胜利。德军的军事冒险一再得逞，这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十分眼红，南进的心情空前迫切起来。6月30日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避免立即介人德苏战争的提案。7月2日近卫主持的御前会议正式决定以全力向东南亚扩张，指出为了向南方扩张，“同英美不辞一战”；而且，如果德苏战争向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则“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

为配合“南进”方针的落实，近卫展开外交攻势，加强了自1941年4月开始的以牺牲中国求得妥协为内容的日美谈判，企图通过谈判，一方面断绝中国的一个最重要后援，迫使中国早日屈服；另一方面为侵略战争赢得时间。但日美谈判及双方的谅解方案违背了外相松冈所设想并一直推行的外交政策，引起松冈的强烈不满。7月4日，近卫致函松冈指出，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日本“不能同时以美苏为敌”，为了获得海外物资增强国力，阻止美苏接近，必须“调整与美国的外交关系”。由于强硬主张停止日美谈判的松冈外相和近卫以下各阁僚之间的对立，内阁内部意见无法统一，近卫认为照此下去，日美谈判无法继续进行，便决定罢免松冈。于是，7月16日，第二届近卫内阁总辞职。但是，在木户幸一主持下的日本重臣会议，仍一致推举近卫文麿再次组阁。

1941年7月18日，近卫组成第三届近卫内阁，起用预备役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代替松岗出任外相，继续同美国谈判，企图谋求暂时对美妥协。第三届近卫内阁成立不久，日本军队就入侵南亚法属印度支那，而这一举动引起英美方面的一系列报复行动，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并全面停止对日石油输出。英国、加拿大、荷兰、新西兰等国也采取了同样措施。为了打破这种局面，近卫决心与罗斯福总统直接会谈，并于8月7日将此意指示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但是，美国虽然赞成举行首脑会谈，却认为必须以前所提出的赫尔四原则为基础，先进行预备会谈。为此，陆海军制定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经联席会议作了若干修改后，在9月6日近卫参加的御前会议上作出最后决定，如果到10月上旬外交谈判仍不能取得成果，则立即与美英荷开战。《要领》在附件中还列举了“对美谈判中必须达到的最低限度要求”，这使近卫同美国的谈判受到很大束缚。

1941年10月，日美谈判仍然陷于僵局。根据御前会议的开战决定，近卫内阁被迫于10月16日宣布内阁总辞职。

1941年12月8日，东条政府以偷袭珍珠港的方式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连战连胜，但很快便走向了失败。在这种形势下，东条等人主张“在本土决战，以维护国体”。但近卫等认为，只有结束战争，才是维护国体——天皇制的唯一途径。于是，近卫、木户等宫廷贵族，平沼等重臣派，冈田、米内等海军集团及池田成彬等财界主流开展了反东条运动，致使东条内阁于1944年7月18日辞职。

1945年2月7日至26日，日本天皇分别接见重臣，听取关于结束战争的意见，近卫向天皇提出奏章，策划议和，以图维护天皇制。但是，直到投降前夕，日本军部和天皇仍然坚持“一亿玉碎”“本土决战”。为此，天皇甚至准备派近卫去苏联交涉，以求得苏联继续保持中立，但因苏联拒绝而未成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接着，以东久迩宫稔彦王为首的内阁成立，近卫在内阁中任国务大臣。东久迩内阁辞职后，近卫又在币原喜重郎内阁中任管理宫廷内务的“内大臣府御用挂”，受麦克阿瑟的委托修改宪法。但当近卫着手进行修改宪法的调查时，占领军当局迫于舆论压力（指责近卫是战犯，不适应做此项工作），于11月1日声明，“没有委托近卫修改日本宪法的事实”，并废除内大臣府，随后发出对近卫的速捕令。

12月6日，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驻日盟军总部将近卫文麿列为甲级战犯，并向其发出逮捕令，限令他在1945年12月16日以前自行到东京巢鸭监狱报到。

逮捕令发出后，近卫开始在家中埋头撰写《回忆录》，料理自己的后事。12月15日晚，近卫文麿将《回忆录》交给次子近卫通隆。

1945年12月16日清晨，近卫文麿在被捕前数小时畏罪服毒自杀。

近卫在总辞职前曾透露过“从政界引退后想成为一名僧侣”的意思。日本投降后，他自评道：“我是一个被命运摆布的人，战争前由于软弱而遭军部欺负，战争中被别人斥为和平运动家，战争结束了，我又成为战争罪犯。”

实际上不论是在战争前还是在战争中，近卫决不是“软弱的”，也不是“和平运动家”。他一生三次组阁，发动并组织了全面侵华战争，准备了太平洋战争，在建立和强化国内法西斯体制方面尤其别出心裁，什么国民精神总动员、持有国、非持有国、新体制、大政翼赞、臣道实践、八纮一宇、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等等政治语言，都是他创造并实施的。

他完全起到了军部法西斯分子起不到的作用，他亲手造就了日本战争机器，并使其像烈马一样狂奔。

他的软弱就是没能阻止军部的独断专行，“和平运动”就是对军部妥协，其所谓的“和平行为”亦是为执行日本的侵略政策服务。他是一个没有西园寺那样的大局观和世界观，没有能力引导日本奉行与英美进行协调、与中国融合的外交政策的总理大臣。

在日本流传着“近卫文麿是富士山”的说法。这个说法源于元老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是第二次近卫内阁时原田在其内弟有岛生马在家中对近卫的评价。当时他感叹道：“近卫这个人是个像富士山一样的家伙。”有岛的女儿晓子问为什么，他回答道：“从远处望很漂亮，但到了近处看就全是岩石，粗糙不堪。”原田含着泪说：“西园寺先生看着这样的人担任首相，真是很心寒呀。”

对历经三届的近卫内阁的评价直今仍存在两种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他没能阻止日中战争扩大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缺乏领导能力，负有很大责任。

另一种看法认为在当时军部的压力和民众的情绪支配下，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从受过法国自由主义熏陶、把和英美发展友好关系作为外交政策基础的西园寺的角度来看，近卫内阁与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德国、意大利结盟对抗英美的外交政策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