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篇奏状。奏状开头即表明“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干一人难犯之颜”的态度；进而以“朋党”“专权”两事为中心，针锋相对地指出范仲淹等人有“忠臣不和之节”而非朋党，“迟缓自疑，作事不果”而非专权。欧阳修期望宋仁宗“早辨谗巧，特加图任”，停止对杜衍、范仲淹等四位大臣的罢黜。全篇事实具体，言辞真率，气势宏放，感情饱满，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正直和勇气。

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

臣闻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故臣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干一人难犯之颜1。惟赖圣明，幸加省察。

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罢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臣虽供职在外2，事不尽知，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3；欲动摇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二求瑕，惟有指以为朋，则可一时尽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上之所恶，故须此说，方可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无大过而一时尽逐，弼与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离间，必有以朋党、专权之说上惑圣聪。臣请试辨之。

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谠论闻于中外4，天下贤士争相称慕，当时奸臣诬作朋党5，犹难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数人，并在两府，察其临事，可以辨也。盖衍为人清慎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则纯正而质直，弼则明敏而果锐6。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则力争而宽之7。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来8。至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9，及争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10。此数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谓天下至公之贤也。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诤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见衍等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11，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

臣闻有国之权，诚非臣下之得专也。然臣窃思仲淹等自入两府以来，不见其专权之迹，而但见其善避权也。权者，得名位则可行，故好权之臣必贪位。自陛下召琦与仲淹于陕西，琦等让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12；富弼三命学士，两命枢密副使13，每一命，皆再三恳让，让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坚。臣但见其避让太繁，不见其好权贪位也。及陛下坚不许辞，方敢受命，然犹未敢别有所为。陛下见其皆未行事，乃特开天章，召而赐坐，授以纸笔，使其条事14。然众人避让，不敢下笔，弼等亦不敢独有所述。因此又烦圣慈，特出手诏，指定姓名，专责弼等条列大事而行之。弼等迟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条数事。仲淹深练世事，必知凡事难遽更张15，故其所陈，志在远大而多若迂缓，但欲渐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虽锐，然亦不敢自出意见，但多举祖宗故事，请陛下择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更无推避。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坚意委任，督责丁宁，而犹迟缓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谮已曰专权者，岂不诬哉！

至如两路宣抚16，国朝常遣大臣。况自中国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劳困及于天下。北虏乘衅，违盟而动，其书辞侮慢，至有贵国、祖宗之言。陛下愤耻虽深，但以边防无备，未可与争，屈意买和，莫大之辱。弼等见中国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进用之恩，故各自请行17，力思雪耻，沿山傍海18，不惮勤劳，欲使武备再修，国威复振。臣见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权以御四夷，未见其侵权而作过也。

伏惟陛下睿哲聪明，有知人之圣，臣下能否，洞见不遗。故于千官百辟之中特选得此数人19，骤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数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之也。

伏惟陛下圣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际，恩礼各优20。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轻矣。惟愿陛下拒绝群谤，委信不疑，使尽其所为，犹有裨补。方今西北二虏交争未已21，正是天与陛下经营之时，如弼与琦，岂可置之闲处？伏望陛下早辨谗巧，特加图任，则不胜幸甚。

臣自前岁召入谏院，十月之内，七受圣恩，而致身两制22。方思君宠至深，未知报效之所。今群邪争进谗巧，正士继去朝廷，乃臣忘身报国之秋，岂可缄言而避罪？敢竭愚瞽23，惟陛下择之。臣无任祈天待罪，恳激屏营之至24。臣修昧死再拜。

臣听说，士人不忘身就不是忠诚，言论不刺耳就不是进谏。所以臣不躲避众多奸邪者咬牙痛恨的灾祸，敢于冲犯皇帝一人难以冒犯的威严。只有依靠陛下圣达英明，有幸加以明察。

臣看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都是陛下素来信任的大臣，一下子接连被罢免了。天下的士人向来都知道他们是可以信用的贤人，却没有听说他们有值得罢免的罪过。臣虽然在外地担任职务，对这事不完全了解，但臣私下看到，自古以来小人谗害忠良贤能，他们找的理由都差不多。想要陷害广大的忠良善人，不外乎是指责他们是朋党；想要动摇大臣的地位，就一定要诬陷他们是专权。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因为除掉一个善人，众多的善人仍然存在，那就不能给小人带来好处；想要全部把他们除掉，那么善人又少有过错，难以给他们找出一两个污点，所以只有将他们指斥为朋党，就可以把善人同时全部除掉。至于大臣，已经得到赏识宠遇，蒙受信任，也就难以用别的事由动摇他们的地位，只有专权是天子所厌恶的，所以必须用这种谬论，才可以使他们倒台。臣估料杜衍等四人都没有大的过错却同时全部被放逐，富弼和范仲淹受到更深的信任却突然遭到离间，一定有人用朋党、专权这样的谬论来迷惑皇帝的耳目。请让臣试着来辨明这一点。

几年前，范仲淹开始因忠诚之言、正直之论而闻名于朝廷内外时，天下的贤士争相赞扬、爱慕他，当时如果奸臣诬陷他兴作朋党，还难以辨别清楚。自从陛下近来提拔这几个人，一并放在中书省、枢密院两府以后，观察他们处理事情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们不是朋党。杜衍为人清廉慎重又谨守规矩，范仲淹则心胸宽阔又自信不疑，韩琦则纯洁信义又质朴耿直，富弼则聪明敏捷又果断坚决。四人的个性，各不相同，虽然都可归结到为国尽忠这点上，但他们的见解各有不同，所以在商议事情时，大多不互相随从。比如说，杜衍想狠狠地对滕宗谅治罪，范仲淹却拼力争取宽大处理；范仲淹认为契丹一定会进攻河东，请求赶紧加强边境防务，富弼却用九件事情来估料，竭力说明契丹一定不会前来。再比如，尹洙也被称为范仲淹的党羽，但在争议水洛城一事中，韩琦认为尹洙正确、刘沪不对，范仲淹却认为刘沪正确、尹洙不对。这几件事情非常明显，是陛下向来就已经知道的。这四个人，可以说是天下最公正的贤人。平日无事闲居的时候，则无时不互相赞美；为国家商议大事，则出言公正、当廷直谏而没有私心。从这些情况来说，臣认为杜衍等人真正如《汉书》所说，忠臣应有不随声附和、影从他人的节操。可是，小人谗毁他们是朋党，可以说是诬陷了。

臣听说统治国家的大权，确实不是臣下能够专擅的。但是臣私下考虑，范伸淹等人自从进入两府以来，看不到他们有专权的迹象，却只看到他们善于避让权力。权力这东西，得到名位就可以行使，所以喜爱权力的臣子一定贪求名位。自从陛下从陕西召回韩琦和范仲淹，韩琦等人谦让了五六次，陛下也五六次征召他们。富弼三次被任命为学士，两次任枢密副使，每一次任命，他都再三恳切辞让，但辞让得越恳切，陛下任用他就越坚决。臣只看到他们避让太频繁，看不到他们喜爱权力、贪求名位。等到陛下坚决不答应辞让时，他们才敢受任，但是还不敢另外有什么作为。陛下看到他们都没有干什么事情，于是启开天章阁，召见他们，赐予座位，给他们纸张笔墨，叫他们逐条陈述大事。但是大家都避让，不敢下笔，富弼等人也不敢个别地有什么陈述。因此又烦扰圣明仁慈的陛下特别颁发亲笔诏令，指定姓名，专门责令富弼等人分条陈述国家大事并实行。富弼等人还迟疑徘徊，将近一个月，才敢大略地分条列出了几件事情。范仲淹深悉世事，知道凡事难以很快重新张设，所以他所陈述的，志在远大目标，行事却大多好像迂曲缓慢，只想渐渐进行，通过长期努力期望都有成效。富弼的个性虽然果断坚决，但也不敢提出自己的意见，只是列举祖宗的先例，请求陛下加以选择并实行。自古以来君臣互相投合，只要一句话思路对头，遇上事情就实行，再不会推让退避。臣正奇怪富弼等人蒙受陛下这样坚定不移的信任，督责和叮嘱，却还迟回缓慢，自我疑虑，做事不果断。可是小人的巧言谗毁便已经说他们专权了，难道这不是诬陷吗？

至于说这两路的宣抚使，朝廷常常是派遣大臣担任。况且中国的威势在近些年不振作，所以西夏元昊叛逆一方，劳苦困乏却遍及整个天下。北辽又趁机挑衅，违背盟约采取行动，他写来的国书用语轻侮傲慢，甚至有“贵国”“祖宗”这样的词语。陛下虽然深感愤慨、耻辱，只是因为边境没有防备，不可以和他们争斗，才委屈自己的意愿，用财物换得通和，这是最大的耻辱。富弼等人看到中国连续多年遭受侵凌的祸患，感激陛下破格提拔任用的恩德，所以各自请求外任，竭力想洗雪国耻，沿山傍海，不怕辛苦劳累，想要使军事防备得到重新整治，国家威势重新振作。臣看到富弼等人的用意，原本是想尊崇陛下的威势和权力，用来抵御四方外族，没有看到他们犯有侵占权力的罪过。

臣思量着，陛下睿哲聪明，具有了解人的圣明，对臣下有没有才干，都透彻明察，没有遗漏。所以在千百名官吏之中，亲自挑选出这几个人，迅速加以提拔任用。正直的士人在朝廷任职，这是众多奸臣所畏忌的，有谋略的臣子不被任用，这是敌对国家的福气。现在这几个人一下子被罢免离职，使得众多奸臣在国内庆贺，四方外族在国外庆贺，这便是臣替陛下深感惋惜的原因。

臣思量着，陛下圣德仁慈，保全忠诚善良的人，在他们降职离去的时候，给予他们的恩宠礼遇都很优厚。现在范仲淹担任四路宣抚使，职位也不算低，希望陛下拒绝众人的诽谤，充分信任他，不加怀疑，使他尽力实现他要做的事情，这样还可得到补益。现在西夏、北辽两国互相争斗不休，这正是上天给与陛下筹划国事的时机，像富弼和韩琦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安置在闲逸的地方？衷心希望陛下及早辨明谗谀奸巧，对富弼等人特加任用，那就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事。

臣自前年受召进入谏院任职，十个月之内，七次受到圣上恩德，从而进任知制诰。臣常常想到自己受的恩宠十分深重，不知道如何来报答。现在众多的奸臣争相进献谗谀奸巧，正直的士人接连离开了朝廷，正是臣舍身报国的关头，难道可以闭口不言、逃避罪责吗？因此大胆地竭力呈奏自己愚昧的意见，只盼陛下抉择。臣诚惶诚恐，随时等待陛下的降罪。臣欧阳修冒死叩首。

宋仁宗时期，北宋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严重。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富弼分别出任参知政事和枢密副使。范仲淹针对时弊提出了以整顿官僚政治为中心的“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等十项改革主张，着重于政治机构和吏治的整顿，从而开始了“庆历新政”的改革活动。这便引起了许多守旧贵族官僚的强烈反对，纷纷诬称范仲淹与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庆历四年（1044年）十一月，守旧派官僚抓住苏舜钦等人在进奏院宴会违制这一口实，掀起大狱，将与会的官员罢黜十余人（详见“进奏院案”）。宋仁宗下诏书戒朋党相讦，范仲淹自知不免，上书请辞参知政事出守陕西，“庆历新政”已岌岌可危。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宋仁宗又听信章得象、陈执中等诬陷范仲淹等朋党专权，甚至阴谋废立的谗言，罢参知政事范仲淹出知邠州、枢密副使富弼出知郓州、枢密使杜衍出知兖州；三月，枢密副使韩琦上书论富弼等不当罢，即罢韩琦出知扬州，“庆历新政”遂告彻底失败。此时欧阳修正任河北都转运使驻镇定府，听到这一人事变动的消息后，心情异常悲愤压抑，挥题《班班林间鸠寄内》一诗。欧阳修虽然明知新政反对者势力强大、手段恶劣，但为了挽救新政以尽人事，还是冒险上奏了这篇《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

这篇奏状，是一篇理足气盛、传颂千古的优秀论辩文。文章针对朝中群邪对忠良的无耻诬蔑与谗毁展开有力的辩驳，观点突出，一针见血；论据确凿，鞭辟入里；逻辑严密，析理深透；情辞激愤，而又张弛有度，体现作者高超的论辩艺术。此文的论辩技巧，具体表现如下：

一、击中要害，一针见血。论辩一开始，作者便抓住事物的要害，一针见血地揭示自古小人谗害忠贤的两种伎俩：“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作者认为“指为朋党”与“诬以专权”，是历史上小人诬陷忠良惯用的手段，自古以来，皆是如此。从而把一个杜衍、范仲淹罢黜的时政问题，提升到历史层面进行深刻剖析，说明朝中群小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司空见惯的故伎重演罢了。作者进一步揣摩这群小人的鬼蜮心计，揭露他们之所以常以“朋党”和“专权”诬害忠贤，是因为要将一大批有大贤无大过的忠良尽行逐去，利用人主最忌恨的“朋党”和“专权”，常常是最行之有效的。因此，作者一开始便击中了对方的要害，使小人之心，昭然若揭；让鬼蜮小人的阴暗卑劣，原形毕露，无处遁迹。

二、分层辩驳，以事力证。文章接下来围绕“朋党”与“专权”问题，分层次展开针锋相对的辩驳。在具体的论辩过程中，作者没有旁征博引，借古讽今，也没有采用类比，博喻说理，只是反复举例，引证事实。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最具说服力。作者所选用的事实材料，都是朝臣有目共睹，特别是皇帝所熟知的，其中的是非曲直，一目了然，不辩自明。文章指出范仲淹、杜衍等人，性情各异，“衍为人清慎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则纯正而质直，弼则明敏而果锐”，作者在此引用的是皇帝制诰上的原话，无疑是一个力证。范、杜等四人除了性情各异，政见亦常相左，朝中议事，多不相从，作者引事实为证，一是“深罪滕宗谅”时杜衍与范仲淹之争，一是论契丹时范仲淹与富弼战与和之争，一是水洛城事件尹洙、韩琦、范仲淹之争，一桩桩、一件件事实摆在眼前，而且都是“尤彰著，陛下素已知”的事实。这些事实，作者归结为“忠臣有不和之节”，足以证明范仲淹等四人绝非朋党，而小人谗为朋党，实在是无中生有的诬陷。作者同样列举大量的事实为证，证明范仲淹等人“不见其专权之迹”“但见其善避权”；不见其贪权贪位，但见其屡召屡让，淡泊名位。韩琦被召五六次，避让五六次；富弼三让学士，两让枢密副使。后被召至天章阁议事，四人也是避让迟疑，顾虑重重，谨小慎微，不敢造次。作者正怪其“迟缓自疑，作事不果”，小人却诬其“专权”，这就是诬陷。这些事例，都是皇帝本人心知肚明的，具有不容置疑的说服力。作者进一步指出，富弼等人“各自请行”，不辞辛劳，“欲使武备再修”，目的就是重振国威，欲雪国耻，这也是富弼等人尊崇圣上威权，毫不专权侵权的明证。

三、气势充沛，情激文婉。这篇奏状在驳斥小人的无耻诬陷时，针锋相对，当理不让，读来痛快酣畅。作者的疾恶如仇，对得志小人的无比痛恨，对蒙冤忠臣的不平之情，鲜明而强烈的爱憎情感溢于文表；加以作者奋不顾身、直言谠论的果敢与正气，使文章慷慨激昂，震撼人心，裹挟着一股磅礴的激情与充沛的气势，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然而，此文毕竟是上呈给皇帝的奏状，作者虽然悲情难禁，义愤填膺，措辞并不剑拔弩张，论辩并非放言无忌。特别是涉及到皇帝时，用语合度得体。文章的重点放在“辩诬”，而不在评议皇帝的是非正误。作者对皇帝的成命未加评议，对皇上未来的决断满怀期待。作者辩事说理，不是声色俱厉，而是披肝沥胆，忠心可掬。全篇行文有缓有急，张弛有度，这正是后代评论家以“曲折入情”“曲尽其情”“情激文婉”称道此文的原因所在。

明·归有光引徐文昭云：“情激而文婉，议论有针线，指陈有根据，使人神动。”（《欧阳文忠公文选》评语卷二）

清初·孙琮：“小人倾害良善，不过诬以朋党，谮为专权，自是千古确论。欧公将此四字分开两扇，极力辨白。其辨朋党处，只就闲居称美，议事廷诤，见四人之非朋党。其辨专权处，只就四人闻命避让，受任为国，见四人之非专权。将四人心事洗发明白，则群宵谗谤之胆自尔洞然照破。如此行文，不特体裁严整，亦论事之极则也。”又引卢文子云：“以‘异’字破朋党，以‘让’字破专权，使小人无处下手。”（《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欧阳庐陵》卷一）

清初·储欣：“调护众贤，以致吾君于尧、舜，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六一居士外集录》卷二）

清初·储欣：“辨朋党，则曰忠臣有不和之节；辨专权，则怪其迟缓自疑。俱进一步加一倍说，最醒豁。”（《唐宋八大家类选》评语卷一）

清·爱新觉罗·玄烨：“君子小人各有其类，第君子尚义，故当义而必争；小人嗜利，故见利而必贰。兹极论四人之不同，所以深破朋党之疑也。”“从四人事迹显然处一一引证，更不自立议论，遂而警切。”又引叶适云：“国初，宰相权重，台谏侍从莫敢议，朝士不平，屡有攻击，如卢多逊、赵昌言、王禹偁、宋湜、胡旦、李昌龄、孔道辅更胜迭负，然终不能损庙堂之势。至范仲淹，一时所为贤者而争之，天下议论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势始轻矣，虽贤否邪正不同，要为以下攻上为名节地可也，而未知为国家计也，然范、韩既以此取胜，及其自得用，台谏侍从方袭其迹，朝廷每立一事，则是非锋起哗然不安矣。”又引方岳贡云：“力破‘朋党’‘专权’四字，举其事实而明之，更为洞快。”（《御选古文渊鉴》卷四十五）

清·方苞：“史称小人恶修善言，其情状观此篇及论台谏官二札子可见。”（《古文约选·欧阳永叔文约选》）

清·沈德潜：“以‘异’字破朋党，则云忠臣有不和之节；以‘让’字破专权，则云迟缓自疑、作事不果。俱透过一层说来。末终说四人之有关系，与国事之当任此四人。言言动听，人君安得不霁颜受之。”（《唐宋八家文读本》卷十）

清·何焯：“明辨恳款。庆历五年乙酉，公时为河东转运使。”（《义门读书记》卷三十八）

清·陈兆仑：“仁宗庆历三年以欧阳修知谏院，以杜衍为枢密使，韩琦、范仲淹为枢密副使，而罢枢密使夏竦。国子监直讲石介大喜，作《庆历圣德诗》，有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其师孙复闻之曰：‘介祸始此矣。’未几，以范仲淹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其明年，出仲淹宣抚陕西、河东，富弼宣抚河北。史称范、富同心辅政，欲以兴致太平。而其大指以明黜陟、抑侥幸为首务，小人皆不悦之。石介复奏记于弼，劝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又欲因以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改‘伊、周’为‘伊、霍’，且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书，飞语上闻。弼与仲淹惧不自安，适闻契丹伐夏，遂请行边，石介亦请外，补濮州判。杜衍擢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寻罢。韩琦以争富弼，出知扬州。欧此状正论其事，而有‘出使在外，事不尽知’之语。考之本传，当是由谏官出为河北转运使时所上也。未闻仁宗以此状召还四臣，而欧阳寻左迁知滁州矣。盖欧阳但知朋党专权之说为小人所持以害正不出乎此，但不料有飞语一节更出意外，为非常异闻耳。曾母投梭于三至之谗，虽以仁宗之明，不能无疑。甚矣，小人之可畏也！虽然，石介辈亦有罪焉。阳长阴消之际，益当以戒惧处之，何用沾沾自喜，授人以柄？《大易》于进退间致忧患，二多誉，四多惧。孙复明于《易》，故策其祸。总之，人之多言政非美事，小臣越职妄议，尤非国家之福。而仁宗于飞语事，终于隐而不发。后数年，韩、富虽复进用，而夏竦之奸不惩，小人无所忌惮。熙、丰以降，卒缘群小修隙，互相报复，以迄南迁，盖御下太懦所致也。彼小人无论矣，众君子误国之罪，岂能逃万世之责哉！”（《陈太仆批选八大家文抄·欧文》卷一）

近代·陈曾则：“人君知人之难，由于君子小人之难分，盖小人未有不貌为君子者也。以上二篇，一则攻小人之奸，一则表君子之直，言之皆极切，实足使人君晓然不惑。”（《古文比》评语卷四）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曾任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文忠。论文主张“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追求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平生多奖掖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所作散文畅达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流畅自然，词风婉丽。又长于史，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著有《欧阳文忠公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