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宗法制是西周初年确立的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家族与政治制度，由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后创建，通过血缘关系划分贵族等级。宗法制下，周天子为天下大宗，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余庶子分封为诸侯；诸侯在其封国内为大宗，嫡长子继承君位，庶子则为卿大夫，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体系。该制度与分封制相互配合，构建了周代国家结构的基本框架。

关于宗法制的产生背景，王国维早有详细的解释：“周人嫡庶之制，本为天子诸侯继统法而设，复以此制通之大夫以下，则不为君统而为宗统，于是宗法生焉。”王国维认为因为有了嫡庶之制而产生了宗法，无嫡庶之制而不能有宗法。君统是君位继统，宗统即宗族的继统。天子、诸侯、卿大夫等各阶层实行嫡庶之制的继统法就是宗统，由此产生了宗法。

晁福林指出，宗法制是由分封制衍化出来的，成为调整贵族内部关系的根本大法。 分封制意味着贵族内部的权力分配，宗法制就是为适应和调节这种权力分配而诞生的。

目前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夏代是否有宗法制，但从商周甲骨金文中可以发现商代已存在着大量的父系宗族。

王国维认为商代没有宗法制，宗法制度是从周代开始的，因嫡庶、传子之制而有宗法。这一说法影响深远，信从者颇多。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商代已有宗法及宗法制度。商代有无宗法制尚存在争议，但至少可以说，商代尚未出现如同周代那样严格、完整和高度理论化的嫡庶制。

商代宗族组织的发展、祖先祭祀原则以及王位继承都体现出一定的宗法因素，但并未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周因于殷礼”，周人入主中原以前其宗法发展程度可能并不比商代的一般水平高，因此周代宗法制度的兴盛无疑建立在商代的基础之上。

宗法制作为一种维系贵族间关系的完整制度的形成和出现，始于西周。但周文王、周武王时期宗法制尚未确立，因此文王舍伯邑考之子而立次子武王，武王死前欲传位于其弟周公。

学界大都肯定周公是西周宗法制度建立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不过对于具体的建立时间有所争论：钱杭认为，西周宗法制的确立始于周公东征平定三监之乱以后，是对兄终弟及式继承制的强制性矫正，代而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晁福林认为宗法制是周公制礼作乐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分封制的普遍展开，宗法制度应运而生。

宗法制度发展到西周末期，由于王朝统治的瓦解，平王东迁以后周政衰微，遭遇了不可避免的衰落过程。传统的大小宗关系发生混乱，诸侯、卿大夫势力相继崛起，天子的地位下降。

春秋时代，尤其是春秋中晚期以来，贵族宗族内部尊卑有序的等级结构受到破坏，族人对抗宗子的现象多见。这意味着宗法制度已经不能再有效调节宗族内部关系，传统宗族及宗法制度开始出现解体的先兆。

战国时期，随着新官僚制、郡县制和授田制等措施的推行，世族统治的血缘色彩降低，宗族国家转变成新型的集权制国家，传统宗法制度走向消亡。但贵族和平民阶层仍普遍存在血缘聚居的现象，传统宗法的某些观念及宗法精神依然以一种变异的方式存留下来，为秦汉及以降的宗族和宗法重建埋下伏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宗法制的核心是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目的在于稳固贵族阶级内部的秩序。宗法制度依靠自然形成的血缘亲疏关系划定贵族的等级地位，从而防止贵族间对于权位和财产的争夺。在宗法制度下，从始祖的嫡长子开始传宗继统，并且世代均由嫡长子承继，这个系统成为大宗，嫡长子称为宗子，又称宗主。宗子具有特殊的尊贵地位，拥有祭祀祖先的权利，也有很高的经济地位。

和大宗相对的是小宗：一般情况下，周天子以嫡长子继统，众庶子封为诸侯，历代的周天子为大宗，这些诸侯就是小宗。诸侯亦以嫡长子继位，众庶子封为大夫，这些大夫为小宗，而诸侯则为其大宗。大夫也以嫡长子继位，为大宗；众庶子为士，即小宗。所以，在宗法系统里，诸侯和大夫实具有大宗与小宗双重身份。大宗和小宗的区别，与贵族等级里的层层封建是完全合拍的。

宗法制度对于防止贵族争夺权位和财产、巩固周代社会的秩序和加强贵族间的联系具有积极意义。宗法制与分封制互为表里，分封制从政治结构方面建立了贵族间的等级秩序，宗法制则以注入了特定内容、贯彻了崭新原则的宗族观念使这个等级秩序得到稳固。

和夏商时代的王权相比，周天子的权位由于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实施而得以极大地加强。除了身为天下共主，从宗法系统的角度看，周天子与天建立了拟血缘关系，成为了天下地位最高的宗子。

对后世而言，周代宗法制度中蕴含的尊祖敬宗的精神，既使得中国人格外注重血缘联系，培养了浓厚的孝亲观念，同时也引导着后代子孙遵行孝悌仁行的原则，继前人之志、述先辈之事，为中华文明持久演进的历史模式起到了重要作用。

宗法制作为制度虽然逐渐消亡，但宗法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也不乏有消极的一面，如导致父系单系世系原则的广泛实行，造成家族制度的长盛不衰，助长裙带荫庇的不良风气，强调整体而抹杀个性等。

北宋理学家张载：“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是故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辅人君之治，罔攸兼于庶狱，而民自不犯于有司。”

历史学家赵光贤：“在周代典章制度中最主要、最根本的东西，应当说是宗法制度。”

历史学家钱宗范：“连绵悠久的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都是以周代的宗法制度作为自己的源头活水与潜在机制的。”

陈独秀：“然律以今日文明社会之组织，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

“宗法社会之奴隶道德，病在分别尊卑。课卑者以片面之义务，于是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长虐幼。社会上种种之不道德，种种罪恶，施之者，以为当然之权利，受之者皆服从于奴隶道德下而莫之能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