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锡圭（外文名：Qiu Xigui，1935年6月—2025年5月8日），男，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著名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历史学家，生前为复旦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1935年，裘锡圭出生于上海。高中时，裘锡圭对清代史产生浓厚兴趣。

1952年，他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由于当时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他认为，若想深入研究上古社会性质，必须依靠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因此，决心专注于古文字的学习。大学四年，他抄录《殷虚书契考释》《卜辞通纂》等书籍，摹录大量甲骨拓本，以此提升辨识甲骨文和运用甲骨文资料的能力，同时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学习金文。

1956年，裘锡圭被录取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甲骨文与商代史”研究生。研究生期间，他师从胡厚宣教授，专攻甲骨学与商代史。1960年，获研究生学位。

研究生毕业后，裘锡圭被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担任助教。1978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83年，升任教授。1984年，被批准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开设过汉字学、古文字学、考古资料与先秦秦汉古籍整理、金文选读、甲骨学等课程。2005年起，担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任教期间，裘锡圭主要从事汉字学、古文字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先秦秦汉部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也从事先秦秦汉史、思想史的研究。

1974年至1976年，裘锡圭参加国家文物局主持的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工作和马王堆汉墓帛书中《老子》甲乙本及卷前后佚书的整理工作。1978年，参加湖北省博物馆主持的曾侯乙墓文字资料的考释工作，在此前后还参与了湖北省博物馆主持的江陵望山一、二号楚墓竹简（望山楚简）的考释工作。

1995年至1996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等单位主持的东海县尹湾汉墓简牍的考释工作。1996年至1998年，帮助文物出版社审校《郭店楚墓竹简》。2008年至2014年，主持编纂出版《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2018年10月，裘锡圭从复旦大学退休，但仍坚持进行学术研究。因年龄渐长和长年伏案工作，裘锡圭饱受眼疾困扰，视力极度衰退。但在学生和同事帮助下，每天仍工作两至三个小时，并进行《帛书老子》的简注工作。2024年5月21日，接受中央新影集团纪录片《马王堆》摄制团队的独家采访。

2025年5月8日1时45分，裘锡圭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新华医院逝世，终年90岁。

裘锡圭曾提出治学需具备三种精神：一是实事求是，二是不畏艰难、持之以恒，三是在学术问题上对己严格、对人公平。他注重自我纠错，曾公开承认并纠正自己对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鸟形盉铭文的误读，并在编纂文集时主动标注错误之处。他曾引用《荀子·劝学》的语录“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鼓励学生，并表示：“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人，一般不会有什么赫赫之功，但如想做出一些实在的成绩，没有冥冥之志、惛惛之事也是不行的。这提醒着我们，治学要潜心笃志、戒骄戒躁、求真求实。”

20世纪60年代初，裘锡圭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汉语专业文字学课，后来根据当时的讲义写成《文字学概要》。之后，他结合古文字与出土文献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文字学概要》的内容进行更为充实和准确的补充。例如：《文字学概要》讨论文字的形成过程，认为古文字经历过文字与图画混在一起使用的原始文字阶段。这一点是经由商代后期的甲骨文写法看出，通过对某些随语言环境而改变字形的表意字进行研究而取得的成果。

初版《文字学概要》由商务印书馆于1988年出版，后经多次重印校补，修订本于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重新排印出版。1994年，该书开始在台湾万卷楼图书公司出版繁体字版，以此为底本，《文字学概要》相继被译为韩文、英文、日文等在海外发行，对汉字文化圈和非汉字文化圈的人了解和研究汉字，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探究与传播中华文明方面影响深远。

裘锡圭任教六十余年，培养众多硕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为例，他曾作为周波、张富海、谢明文、刘娇、邬可晶等人的导师。此外，黄天树、沈培、陈剑、郭永秉均曾师从裘锡圭。并且曾联合教授向教育部推荐，让仅有高中文凭的古文字爱好者蔡伟被破格录取为复旦大学博士生，并担任其导师。

裘锡圭第一次提出区分“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和“文字自身使用的符号”两个层次的符号命题，认为文字的性质应当由文字本身使用的符号，也就是“字符”来决定。他把字符分为意符、音符、记号三种。认为汉字在早期阶段（隶变以前）可以称为意符音符文字；隶变后的汉字可以称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从字符所能表示的语言结构的层次来看汉字的性质，裘锡圭同意把汉字看作“语素—音节文字”。

在讨论汉字形成过程时，裘锡圭比较早地提出“原始文字”的概念，并强调汉字形成中一定经历过图画和文字混用的原始文字阶段。而在关于汉字字体演变方面，裘锡圭重视利用地下出土资料来研究汉字字体的演变，特别强调俗体字在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陈梦家提出的象形、假借、形声的“三书说”基础上，裘锡圭认为汉字可以分成表意字、假借字、形声字三类。同时，他也指出汉字里还有少量不能纳入三书说的文字。

除以上几个方面外，裘锡圭对“同形字”和“同义换读”等现象，对文字的分化和分散文字职务的方法、文字的合并等问题，作过富有创见的阐述，反映出他对语言和文字关系的清醒的认识。

裘锡圭对古文字学各个领域及秦汉文字都比较熟悉，他不仅考释出了不少前人未释或错释的文字，而且对各种文字资料涉及的历史、社会等方面的重要问题都有比较新颖独特的看法。他考释的文字很多是常用的或关键性的文字。仅以甲骨文字考释为例，在《释“柲”》（附：释“弋”）中释出甲骨文中的“柲”字，并连带识出一连串文字，从而读通了相关的很多卜辞。他考释文字，力求全面占有材料，注意古文字构形的规律，熟悉各种古文字材料的特点，并能联系文字的形体演变规律追本溯源。

裘锡圭十分重视地下出土材料，特别强调在古籍整理和古汉语研究中利用地下出土材料的重要性。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提出的古史研究中的“二重证据”法同样适合于古籍整理工作。在整理年代久远的传世古籍时，应尽量利用各种地下材料，其中包括考古发现的各种古籍抄本、其他各种古代文字资料以及文字之外的各种有关考古资料。

在传世先秦秦汉古籍的整理工作中，他曾撰写相关文章，表示地下材料所能起的作用可以粗分为两方面：一、有助于研究古籍的源流，包括古籍的成书时代和过程、资料来源以及篇章的分合变化等问题；二、有助于古籍的校读，如校正文字、阐明词义、文义等。并且，重视简帛古籍的用字习惯对校读古籍的作用。

1961年，裘锡圭的首篇文字考释之作《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五刑》引发学术界注意，这篇论文通过对有关文字的具体分析，证明五种刑罚在商代甲骨文中都已存在，用刑的主要对象，似乎仍是异族的俘虏和奴隶，同时也已经是商代统治阶级对付本族人民的一种手段。此后，他结合实地考究并发表多个论文对甲骨文进行考释，使不少长期困扰甲骨学者的“疑字”、“难字”释然而解。在1995年著名古文字学家姚孝遂主编的《中国文字学史》中，全书近600页，介绍裘锡圭学术成果的篇幅就超过了60页。在许多学者看来，裘锡圭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在甲骨文字考释上成就最大的人才之一。

裘锡圭对汉字的性质、历史、字体演变及汉字结构类型等问题都做出深刻论述。比如，关于汉字是哪一类型的文字，裘锡圭首次区别区分两个层次的符号，认为文字的性质应当由“字符”决定。他在文字学方面的成就，被部分学者认为在汉字类型研究上可谓“凿破鸿蒙的创见”。他在汉字学、古文字学领域的学术主要观点凝聚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该书出版后亦成为汉字研究方面的经典，被各种涉及汉字的论著反复征引，同时也是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大学生、硕士生所必读的教材。

（以上资料参考）

（以上资料参考）

1982年起，裘锡圭多次到国外及港台地区参加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访问。1982至1983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讲授古代汉语课程；1987年，前往日本东京参加读卖新闻社和东方书店主办的公开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就金文书体的复杂性提出了古文字中“正体”和“俗体”的区别。1998年2月至7月，受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邀请，到该校讲授古文字与古代文学等课程。

21世纪后，裘锡圭主要参加中国的学术活动。2005年，受邀前往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作题为“简牍文化在汉语中的遗迹”的讲座。2007年，前往大连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系列讲座”进行出土简帛古籍研究的主讲。2008年，应邀前往安徽大学龙河校区参加第五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2009年，参加在武汉大学举行的2009年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10年，受邀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首届中欧文化高峰论坛，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以《老子与尼采》为题的主旨演讲。

1991年至2003年，裘锡圭任中国文字学会会长。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决定成立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裘锡圭担任咨询委员会委员。2003年3月至2008年3月，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2006年，担任《规范汉字表》（送审稿）专家委员会委员。2018年，担任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家委员会顾问。2020年，担任古文字工程专家委员会顾问。

除以上社会职务外，他还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委员会委员，第五届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第四届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语言学学科规划小组（学科评审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中国语言文学组）成员，香港中文大学刘殿爵中国古籍研究中心学术顾问等职务。

裘锡圭的父母是上海人，他的父母在1959年随父亲供职的工厂由上海来到北京，安家在北京广安门内。文革期间，他的父母被遣返老家。

裘锡圭在北京工作后，与董岩结为夫妻。1990年后，裘锡圭因青光眼加重，他的妻子为他全部家务和各种杂务，十分关心裘锡圭的身体健康。在裘锡圭看来，他的研究成果里也凝聚着妻子董岩的心血。

裘锡圭恪守自己的为人原则，并且有时候让人觉得有点“不近人情”。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曾回忆到，裘锡圭亲自管教学生时，若发现学生读书较差，会怒气冲冲，甚至有“你这样是读不下去的，你退学吧”这种让学生很恐惧的训诫。但他的学生在此后回忆时，都认为正是裘锡圭的严格让他们养成了凡事不敷衍的习惯。

刘钊读研究生时，因对古文字考释经常产生出自己的一些思考，向素未谋面的裘锡圭写信请教，裘锡圭回信。此后，双方常常以信件往来，裘锡圭常为刘钊复印一些难以寻找的文章。

曾经他推荐被破格录取为复旦大学博士生的蔡伟，两人的结识是因年轻时的蔡伟曾多次向裘锡圭寄信，请教关于古文字学方面的知识。1997年，裘锡圭在《文物》上发表过《〈神乌赋〉初探》，提及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篇目《神乌赋》，其中的“佐子”不明其意。蔡伟写信表示，“佐子”疑读为“嗟子”，即“嗟”，是叹词。后来，裘锡圭同意了他的看法，还在1998年第三期《文物》上发表了文章。后来，裘锡圭曾在回信中肯定蔡伟，“不计功利，刻苦潜修，十分钦佩。”最终，随着裘锡圭拥有自主招生的资格后，方才与李家浩、吴振武联名写了录取蔡伟的推荐信，报送教育部。

（以上资料参考）

（以上资料参考）

裘锡圭相当突出，文章是第一流的。他在古文字上下的功夫不亚于陈景润。他有很多发现，有突破前人的地方。（中国教育家朱德熙 评）

裘锡圭是当代中国古文字学研究第一人。（社会科学报 评）

裘先生的学风对后辈影响很深。他对学生严格，对自己更严格，尤其是他实事求是、对己严格、对人公平的治学态度及‘字斟句酌’的严谨学风对后辈们产生了深远影响。（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