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天》是鲁迅创作的短篇小说，《补天》作于1922年11月，后收入1936年1月出版的《故事新编》。

小说写女娲从睡梦中“忽然醒来”，看到一个奇幻的世界，“粉红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灭的睒眼。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并且，“桃红和青白色的斗大的杂花，在眼前还分明，到远处可就成为斑斓的烟霭了”。女娲却很“懊恼”，感到“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她“打一个欠伸”走到海边，“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揉捏几回”，便出现一个和她差不多的“小东西”，还发出不知名的声音，女娲开始很“喜欢”，看见小东西“笑”也跟着“笑得合不上嘴唇来”，但很快就被小东西“嘈杂”之声弄得“头昏”，感到小东西“呆头呆脑”，“獐头鼠目的有些讨厌”，于是，她以近乎“恶作剧”的方式抡起紫藤拍打他们，他们“哇哇地啼哭”，满地“爬来爬去”，女娲也感到四肢乏力，在叹息声中睡下了。女娲在无意中创造人，没有精心设计，也不欣喜若狂，而是无聊、烦躁和讨厌，一声叹息。小说接着写女娲在“天崩地塌”的声音中“醒来”，“遍地是瀑布般的流水”，看见自己先前所做的小东西，“怪模怪样”裹着身子，在海水中呼喊救命。女娲为他们“异样的举动”而“心烦”和“后悔”，他们装出种种“凄凉可怜”相，时而还露出“骄傲的脸”，以“道德”“正宗”自居，实则自私虚伪，争名夺利。但女娲还是抱定“修补起来再说”的主意，四处寻找补天之材，但遇见的却是“冷笑，痛骂”，或者“抢回去，甚而至于还咬伊的手”，她“累得眼花耳响，支持不住了”，再次陷入“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的处境之中。最后，在“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和“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的世界里，女娲“用尽了自己一切的躯壳”而躺下，“不再呼吸了”，“上下四方是死灭以上的寂静”。

最后，小东西们有了“禁军”，开始打打杀杀，“攻到女娲死尸的旁边”，并很“伶俐”地“检选”在死尸的肚皮上扎寨，因为这一处最膏腴，但口里却自称是“女娲的嫡派”，大旗上写着“女娲氏之肠”的科斗字，完全控制和挤占了女娲的存在，并成为世界的主宰。

关于女娲造人的传说，已经流传很久。最早有文献记载出现在《风俗通义》中，文中有两处提到了女娲，其中有关“女娲造人”是这样记载的：俗说开天辟地，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者，引绳人也。可以说，女娲造人的故事在这一时期基本定型，女娲作为神，处在了很高的位置上，在当时反映了人类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对女权的宣扬。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入了父系社会，又出现了“女娲与诸神共同造人说”，“女娲伏羲兄妹结婚共同造人说”等观点，这些又反映了父系社会下，随着男性权力的增大与对社会的掌控，人们开始减弱对女性的崇拜，将女神中心神话向男神中心神话转换，所以就产生了黄帝、伏羲、盘古等，与女娲共同造人或繁衍人类或取而代之的神话传说。

鲁迅在《补天》中，则将“女娲造人”这一故事更加丰富化。在基本情节上鲁迅尊重了神话传说，同时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使得故事更加饱满。

对《补天》（原题《不周山》），鲁迅曾有过两次比较详细的论述。一次是在1933年5月一篇创作谈中，鲁迅曾说：“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这里鲁迅讲述了女娲两腿之间小人物的创造缘起，言语之间隐约有一种懊恼之情。鲁迅对“油滑”一词的正式指称是在1935年出版的《〈故事新编〉序言》里，“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做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不幸看见了谁——现在忘记了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蕙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相比前段创作谈，鲁迅这段序言再次强调了《不周山》的写作意图，而且更加详细地解释了古衣冠的小丈夫的由来，即受某人对汪静之《蕙的风》的评价的影响。这个“油滑”并非指油腔滑调，而是指把现实事件加入历史小说的创作中。

女娲

女娲是一位有着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肉红色身躯，是一个健美的、有着昂扬生命力的人。女娲从梦中醒来，自己一个人在这天地间，看到了天空中“生铁一般冷而且白的月亮”。接下来，女娲走到海边开始造人。她“只觉得耳朵边满是嘈杂的嚷，嚷得颇有些头昏。”后来“两眼便蒙胧起来，两颊也渐渐发了热”，最后由于“腰腿的酸痛”，女娲不得不站起来倚在山上休息。等到补天的时候，女娲孤身一人堆芦柴、寻青石，而她的拯救行为不仅没有得到被拯救者的感恩，反而遭到如是对待：“看见的又冷笑，痛骂，或者抢回去，甚而至于还咬伊的手。”接下来，女娲的脚趾被“古衣冠的小丈夫”手中的青竹片刺到，甚至还遭到了“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这样的批判。女娲的结局是悲剧性的。她用最后的力气将芦灰填在地上的大水里，夹着灰的大风“使伊成了灰土的颜色”，而精疲力竭的女娲也终于躺倒不再呼吸了。那个一开始意气风发、充满着力的美的女娲最终却是灰扑扑地死去了。

荒诞性

在《补天》中，故事的主体是力量悬殊的人与神两者，但鲁迅却建立了一种有违常规认识的关系。女娲作为力量的象征，她向天打一个欠伸，天空便会突然失色，当天地几近毁灭之时，只有她才有办法补救。但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神，并没有得到人的惯有的依赖和敬畏的态度。当被赋予生命时，人们先是簇拥着女娲，但随后就走远了。当人们感到生存危机时，又转而高呼“上真救命”，乞求女娲赐予他们仙药。当人们见到女娲一丝不挂的曲线身姿时，搬出“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的规范指责她。在女娲死后，人们却又立刻改了说辞，在他们自认为最膏腴的女娲尸体的肚皮上安营扎寨，仿佛对于女娲的控诉全然没有发生过。女娲身形的巨大，力量的强大并没有对人构成一种震慑力。自人诞生之时，女娲便滑向一种被动境地，其存在价值并非由她自身决定，而是由被她创造的这些“小东西”决定。高高在上的救世之神没能长存于世，而卑劣的古衣冠人却生命力绵延不绝，在小说中，人与神地位错置的关系暗含一种对民族传统观念中人神关系的拒斥，充满标榜反传统的现代主义意味的“荒诞性”。

《补天》中的第二层荒诞则关乎一种以女娲为参照对象的主体感受。鲁迅在塑造女娲的形象时，并没有将其置于永久性的高不可攀的地位，反而赋予其诸多人的丰富情感。在没能成功询问出世间一片混乱的原因时，女娲会气到脸红；当看到天上的大裂纹时，女娲也会认真思索。面对人的表情，女娲也可以做出较为正确的判断；她先是看到一个“神情似乎很失望而害怕”的人，接着又“看见一个高兴而且骄傲的脸”，而腰间围着布片的人则是神色平淡的。女娲的这些特点使其带有更多的人性而非神性，女娲被拉回到与人具有共同性、可对接的境地。然而，此时作为“人”的女娲表现出与周围人的明显分离与脱节，她与自己创造的人之间存在一种隔膜，两者之间不能形成一种可以对话的关系。女娲造人之初，与“小东西”是有着“互动”倾向的，但之后人发出的越来越复杂的言语，在女娲看来却是足以令她头昏的噪音。当女娲被天崩地塌的声音吵醒后，她急于想要打探原因，但她询问的三个人中，没有一个可以提供给她满意的答案。

《补天》最开始表现了人对语言的创造力，他们依照自己情绪的不同而发出带有差异性的声音，呈现一种进化的趋势，但随后外在形体渺小的他们但却由人性之恶生发出巨大的破坏力，以致万物几近被毁灭，甚至在女娲补天时，他们不但没有主动提供给女娲所需的青石头，反而对女娲冷笑、痛骂，抢走她已经找到的零碎石头……人性由善退为恶，鲁迅借由女娲对自己造人行为的悔恨，表现出对人类、人性进化论的怀疑态度，进而再次消解了“女娲补天”神话的传承意味。

现实担忧

在《补天》中，在延续对女娲奉献精神肯定的基础上，更是从女娲的眼光去审视各种各样的人。“长着白毛的学仙道士”在天塌陷后，以自我命运为先，苦苦哀求女娲求救，却在补天结束后，在女娲的肚皮上扎了寨，并且宣称说惟有他们是女娲的嫡派，并写道“女娲氏之肠”。可以说，他们不但忽略了女娲对他们的情义，更是忽略了女娲造人的艰辛，女娲的辛苦付出，只是看中“女娲”这个名号而已。还有“顶着道德竹片的小东西”，满嘴的“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却只是以道德为名去满足自己的私欲，方士为了讨好皇帝，向皇帝透露了女娲山的“神”性，皇帝为了长生不老，派人寻仙山，在他们眼中，女娲只是能够满足自己利益的工具，这些封建卫道士的自私在文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作为创世祖母，女娲在补天中能够以人类的利益为先，牺牲奉献自己，而人来却只是贪恋“女娲”这个名号，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这种“无私奉献”与“自私自利”的对比，在鲁迅看来不只是《补天》中的个例，而是在五四中“先进分子”与“封建人物”的对立。五四时期，一些有志之士，先进知识分子都在大力宣扬新文化，想要对社会进行改造，但是封建势力却想要阻止时代向前发展，不断地阻挠改革派的创新，这让鲁迅对社会现状感到担忧。所以，他用“女娲补天”这一神话故事，来讽刺现实，希望能够引起社会重视，促进五四时期的改革。

首先，取材上，《补天》明显地呈现出神话、传说、历史与现实杂糅的特征。《补天》原本取材于女娲补天的神话，然而由于中途受到道学家对汪静之《蕙的风》的评价的影响而呈现出与原神话明显背离的特征。女娲补天的神话讲述了不周山被撞断，女娲炼五色石补苍天的故事。鲁迅对女娲补天的神话进行了重新改造，塑造了丑角化的人类形象，并插入了人类的声音以及人与女娲的对话。其中改造最大的是为女娲安排了一个疲累至死的结局。但是鲁迅并未就此止步，而是进一步让那些贪婪又忘恩负义的人类在女娲肚皮上安营扎寨。这些改造造成的与原神话之间的巨大裂隙，表现了鲁迅对创造，对生命，甚至一切历史意义的消解。

其次，意象上，鲁迅创造出矮小、猥琐的丑角化的人类形象。鲁迅笔下的女娲充满了旺盛的原始生命力，“伊想着，猛然间站立了起来，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胳膊，向天打一个欠身，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奇的肉红，暂时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处所。”不仅如此，围绕在女娲身边的也都是光辉、壮丽的景色，“伊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梅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波涛都惊异，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溅在伊身上。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仿佛全体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进散。”而作为女娲创造物的人类却极为猥琐，“哇哇地啼哭的小东西，爬来爬去的撒得满地”，这是最初的人类形象。当女娲从睡梦中醒过来，再见到的人类更加丑陋，“怪模怪样的已经都用什么包了身子，有几个还在脸的下半截长着雪白的毛毛了”。他们不仅形象怪异，而且充满了伪饰。人在各种各样的伪饰、包裹中愈发丑陋。除了仪表服饰，鲁迅还借用一系列语言、行为描写，全方位展现人的丑陋。在这方面鲁迅的描写异常简洁，讽刺却异常犀利。

语言方面，首先是拉丁字母拼写的象声词的运用。人类辅一诞生，与女娲交流用的便是Nga、Akon、Uvu，Ahaha等词。这些象声词可以理解为人类诞生伊始语言的粗疏、贫乏，但鲁迅用的却是拉丁字母的象声词。如果除去语言学考古，异域外邦的语言与女娲所代表的原始时期之间构成强烈的对比。而这些无法交流的咿咿呀呀的外邦语言无意中就造成了一种类似丑角的滑稽效果。这样鲁迅就从人类“祖坟”起丑化了所有“坏种”。

其次是模仿《尚书》的古文言的运用。女娲一觉醒来之后，出现在她眼前的就变成了裹着铁片，操着古文言的人。“颛顼不道，抗我后，我后躬行天讨，战于郊，天不祐德，我师反走，……”“人心不古，康回实有豕心，觑天位，我后躬行天讨，战于郊，天不祐德，我师攻占无敌，战于郊，天不祐德，殛康回于不周之山。”这是共工和颛顼双方臣子面对女娲的询问作出的解释。言论中双方均不约而同地指责对方人心不古、利欲熏心，而言之凿凿地称自己是躬行正义、替天行道。用古文言的语言表述自己行为的正义性，除了更加突出卫道士的顽愚，也更加暴露出他们“风雅”外表下权欲熏心的丑陋嘴脸。

现代文学家成仿吾《〈呐喊〉的评论》：《不周山》又是全集中极可注意的一篇作品。作者由这一篇可谓表示了他平生拘守着写实的门户，他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廷。这种有意识的转变，是我为作者最欣喜的一件事，这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总是全集中第一篇杰作。

《补天》作于1922年11月，原载1922年12月1日的《晨报四周年纪念周刊》，题为《不周山》，最初收入1923年8月北京新潮出版社出版的《呐喊》，成为集子中的最后一篇。后来因不满于成仿吾对《呐喊》的批评，为了“回敬”，作者于1930年当《呐喊》印行第二版的时候，把它从集子中抽出，后更名《补天》，收入1936年1月出版的《故事新编》。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从小勤奋好学，7岁开始读书，12岁就读于私塾“三味书屋”，后因家庭的一次变故，饱尝了世人的冷漠和蔑视。1902年东渡日本学医，当他目睹国人的愚昧和麻木不仁时，毅然决定弃医从文，用文笔来唤醒国人的灵魂。回国后，先后在北京、杭州的几所大学任教。1918年，第一次用笔名“鲁迅”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从此开始了创作生涯。五四运动前后，鲁迅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沿，并先后创作了《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