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驻华商务总监（Chief Superintendent of the Trade of British Subjects in China）是英国政府于1834年设立的官方职位，隶属于英国外交部，首任总监律劳卑勋爵于当年7月抵华后在澳门办公，其澳门南湾一带的居所曾被画家描绘留存，下设副总监与第三副总监。该职位专责处理英国商人与清政府间的通商事务，包括协商开放港口等贸易问题。

由于经济出现困难，又受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等因素的影响，英国国会在1833年通过了一项《特许状法案》，结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长久以来在对华贸易上所拥有的单一专利权。在丧失专利权以前，东印度公司一直独占了中国与英国间的贸易，从茶叶、丝绸和鸦片上取得不少利润。而基于当时中国一直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朝廷独留广州十三行一口对外通商，因此公司在广州设立了独立委员会主席一职，以统筹对华贸易的事宜。

至于清廷方面，其实亦一早知悉公司行将失去专营权，因此在1832年的时候，时任两广总督李鸿宾曾传谕大班，要求在公司失去专营后派“晓事大班”总理贸易，而及后在1832年接任的卢坤，也曾在1833年作出同样的要求。

两广总督的连番要求，使英方以为清廷对对外贸易的态度改变，于是时任外务大臣巴麦尊勋爵便在1833年12月委任上议院议员律劳卑勋爵为首任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在1834年7月15日抵华履新，在澳门办公，下设副总监和第三副总监各一名。

他以英国政府代表身份，改变东印度公司大班与中方交往惯例，在未向粤海关奏明请领进省牌照的情况下，擅自闯入广州，住进英国商馆，要求与两广总督直接联系。两广总督卢坤则以贸易事务“向由商人自行经理，官不与闻其事”，“国有法度，各处皆然”，要求律劳卑遵守清朝外交体制。律劳卑拒不配合，反而中断中英贸易并炮轰虎门炮台，遭到清朝守军还击，被迫于9月26日撤回澳门，10月11日在羞恼中病逝，史称“律劳卑之败”。

1836年12月，义律接任第四任驻华商务监督。他上任后积极推进改变中英外交体制，通过与广东地方当局协商，于1837年获准赴广州履任并取得了一些外交程序上的便利，打破了此前的一些规定。但其努力后因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干预而中止。

驻华商务总监一职隶属于英国外交部，因此总监须依从外交部的政策，权力十分有限。大抵而言，英国在1830年代主要由英国自由党执政，鼓吹自由贸易，因此总监的主要任务是维护英商的利益，并寻求与清廷进行平等贸易。

义律于1836年12月担任驻华商务总监一职后，继承了律劳卑的政策，要求中国开放门户。与此同时，中英两国却因为英商走私鸦片的问题，致使关系日益紧张。而由于义律须要维护英商利益，更运用权力协助烟贩走私鸦片，间接也使鸦片在1834年后的输入量持续急升。根据英方档案，英国政府以虎门销烟为借口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但历史学者认为其根本目的是打开中国市场。义律对清廷态度强硬，其行动最终促成了战争的爆发，中国的贸易门户亦从此被强行打开。战争期间，义律曾声称与清朝大臣琦善签署了包含割让香港岛条款的《穿鼻草约》。

义律以后，驻华商务总监一职由香港总督所兼领，而这种情况则一直持续至1857年为止。有趣的是，香港总督一职属于殖民地部，但驻华商务总监则属于外交部，两者互不统属，所以早期的港督都是拥有“双重身份”的。然而，当时的港督也兼任英方全权公使，所以驻华商务总监的重要性在香港开埠以后有所下降。加上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清廷由“独口通商”改由“五口通商”，十三行又在1856年于大火中焚毁，广州的贸易量实在是日益消减，渐为上海所追赶上。

在1857年以后，驻华商务总监和全权公使都不再由港督兼领，独立出来，但驻华商务总监则改由英国驻华公使所兼领。

义律在任内的行为直接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义律在致英国政府的信中，将虎门销烟作为发动战争的“最好理由”，揭示了英国以通商、打开中国市场为根本目的发动鸦片战争。义律曾率领船只向清军开火。

义律上任后，积极推动改变中英外交体制，以实现与清政府直接、平等的官方往来。初期，他通过协商取得一定进展，如于1837年4月正式获准驻广州履任，打破了以往外国官员不得驻省的规定，并简化了文书呈递流程。然而，这些努力因英国政府（如外交大臣巴麦尊）要求清政府单方面接受英国外交体制的强硬政策而中断。

在1839年的林维喜案中，义律为维护英人治外法权，坚决拒绝将涉案英国水手交中方审判。他于同年8月擅自在香港海域的英国战舰上设立外人陪审团法庭审理此案，严重践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这一行为不仅被清政府拒绝，甚至其单方面越权的做法也未获英国政府完全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