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长荣（1908年11月25日—1934年3月21日），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安徽省枞阳县人。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童长荣早年读书时就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参与学生运动。1925年夏，童长荣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附设第一高等学校。1926年春，童长荣被选为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领导人，负责共青团工作，领导留日学生积极开展反帝爱国运动。1928年，童长荣被日本反动当局逮捕，遭到毒打审问，后被驱逐出境。回国后，童长荣到上海工作，曾任中共沪中区委常委、区委书记。童长荣还是“左联”的发起人之一，曾写过一些文学作品发表在太阳社的刊物上。1929年，党中央派童长荣作为中央巡视员去河南巡视指导工作，负责重建河南省委。1930年2月，童长荣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11月，童长荣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2月，中共河北省委成立，童长荣兼任省委委员。1931年3月，中共中央派童长荣担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7月，童长荣任中共大连特支书记。九·一八事变后，童长荣于11月被派到抗日斗争最激烈的东满地区担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委员。他领导东满军民在延吉、珲春、和龙、汪清、安图等县创建了抗日游击队，加强了抗日根据地的组织建设。金日成在《与世纪同行》中回忆童长荣。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八一宣言》），将童长荣列入“为抗日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之列。

1951年11月，皖北人民行政公署追认童长荣为革命烈士。

1986年2月，吉林省汪清县将东光镇十里坪村更名为长荣村。汪清县还以童长荣烈士的名字命名了长荣大街、长荣街道、长荣社区、童长荣红军小学等。

金日成在《与世纪同行》中回忆童长荣是位“有先见之明的革命者”，“他禀性温和，富有人情味，可就是个倔脾气；虽说知识丰富，但在思考和实践中，往往带有教条主义倾向”，“对我来说，童长荣的牺牲也是十分痛心的损失。在爱护我、尊重我的思想的中国同志当中，他是我最难忘的一位战友”，“……怀着无限的感慨回忆和我们一道闯过枪林弹雨的魏拯民、童长荣、陈翰章、王德泰、张蔚华、杨靖宇、周保中、胡泽民等亲密的中国共产主义者”。

2014年9月1日，童长荣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2025年12月16日，延边州教育系统举办红色故事宣讲会，主题为“铭记历史铸就信念——东北抗联和延边革命英雄故事”，其中汪清童长荣红军小学讲述《民族英雄童长荣》，缅怀童长荣凝聚各族群众抗敌、英年早逝的革命领袖事迹。州委教育工委表示将推动红色故事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开发特色校本课程，组织常态化红色研学活动，以童长荣等英雄事迹激励师生爱国奋进。

1908年11月25日，童长荣出生于安徽省桐城县南乡（今枞阳县枞阳镇正大街）一个店员家庭，字灿华，参加革命后曾化名张树华、张长荣。其父童祚祥（字尔甫）在药店当雇员，在童长荣出生前三个月前病逝。妻子吴氏，生了兄妹五人，童长荣的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先后夭折。童长荣出生后，母子相依为命。吴母忠厚老实，终日以为他人浆洗裁缝为生。

1912年，依靠亲戚帮助，童长荣进入枞阳童姓家族私塾读书。

1914年，童长荣进入陶公祠小学就读。

1918年，童长荣转入桐城县立第二高等小学（白鹤峰小学）继续学习。

1921年，童长荣决定报考桐城师范中学，因当时交通等原因限制，到桐城县城时已经错过了桐城师范中学的报考时间，便转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离开家乡到省城安庆读书。时值《新青年》、《湘江评论》、《每周评论》、《新俄游记》、《资本论》等宣传马列主义的书刊在安庆广泛传播，点燃了安庆革命的燎原烈火。4月，童长荣参加了由蔡晓舟、王步文等人在安庆菱湖公园茶社召集的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不久入团，成为安庆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当时，安徽人民正处在反动军阀倪道烺、马联甲等的血腥统治下。童长荣进入一师学习后不久，便和王步文等同志一道积极地投入了安徽青年学生的反军阀斗争中。6月2日下午，省学联会长方洛舟率领戴文秀、彭干臣、童汉璋等12名各校学生代表前往省议会请愿，要求增加教育经费。省议会副议长赵继椿命令卫队驱逐请愿学生，警卫得令后一拥而上，戴文秀被卫兵用板凳击中后脑不省人事。省议会无理殴打学生代表的消息传出后，下午6时许，童长荣与各校教员学生千余人迅速聚集，包围省议会大楼，并高呼“抗议省议会殴打学生”等口号。马联甲见状，加派军警前来镇压，学生奋不顾身与军警搏斗，受伤学生达50多人，尤以童长荣一师同窗姜高琦（7月1日伤重身亡）和一中学生周肇基受伤最为严重，造成震惊省内外的“六二”惨案。童长荣与王步文、舒传贤等人夜以继日组织演讲争取支援，受到了安庆各校学生的认可，被各校学生代表推举为领袖，成为了安庆学联的领导成员。8月，倪道烺为维护在安徽的统治，用40万元巨款买通北洋政府总理靳云鹏，委任其旧幕僚李兆珍为安徽省省长。安徽各界闻讯后集会，声明绝不承认李兆珍为省长。9月20日，童长荣和省会数千名学生一起到省署门前，不畏李兆珍卫队的行凶开枪，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驱逐李兆珍示威游行，安庆各界纷纷响应，一时间驱李运动遍及全省。李兆珍于9月23日离皖。童姓家族多次派人来安庆省城与童长荣交谈，要童长荣一心读书，不要经常参与社会活动和各种的游行示威、请愿，不然就断绝生活和学习费用的经济支持。童长荣没有屈服，家族没有经费支援就不上学了。

1923年初，童长荣辍学，在白鹤峰小学负责教师工作。这期间，童长荣与本地姑娘何坤宜结婚。虽然身在故里，童长荣仍然向往着革命。10月，童长荣再次告别了老母妻子，重返安庆。童长荣返回安庆后，便立即投身到反对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的洪流中。他和王步文等领导安庆学生，高举“反曹锟贿选”、“不承认曹锟为大总统”的旗帜游行示威。童长荣等趁安庆各校学生庆祝“双十节”游行的机会，带领游行队伍捣毁接受贿赂的安徽国会议员张伯衍、何雯的住宅。11月初，由于安徽省省长吕调元暴力镇压安庆学生的爱国运动，省教育厅还长期拖欠各校教职员工的薪水，激起全省教育界公愤。省立第一中学和法政专门学校教职员工相率到省长公署索薪，被吕调元指挥卫士殴打，激起了各界人士的义愤。童长荣等以安徽省学联名义通电声讨反动公署，支持“安庆各校教职员索薪后援会”，提出“驱除摧残安徽教育的吕调元”的口号。后经国内舆论强烈谴责，并由旅外安徽籍人士陶行知等为代表，会同省学联和有关方面进行仲裁，责成吕调元惩凶道歉，立即拨发所欠经费。这几件事发生后，反动势力对这些学生恨之入骨，安徽省政府下令查封安庆学联，通缉童长荣、蔡晓舟、王步文等36名学生运动骨干。

1924年，童长荣等学生被迫离开安庆，出走上海等地避难。这批学生组织了“安徽流亡学生反对贿选团”，编辑发行《黎明周报》，继续进行反对军阀的斗争。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在两军交战的紧要关头，按照事先与奉军的约定，于20日从热河前线迅速回师北京，于23日控制了全城。11月2日，曹锟不得不宣布辞职。在安徽人民的压力下，地方当局解除了对童长荣等人的通缉。

1925年4月，段祺瑞政府及新组成的安徽省政府迫于安徽人民的压力，解除了对童长荣等人的通缉令。童长荣从上海回到安庆。5月，日本帝国主义和英法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在上海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消息传来，童长荣无比愤慨，领导安庆学生举行罢课示威，积极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这一年，童长荣考取了前往日本留学的名额。7月，他与王步文等同学漂洋过海。8月，童长荣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附设第一高等学校。尽管身处异国他乡，童长荣一面刻苦学习，一面时刻密切关注世界形势变化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阴谋，研究救国救民的方法。一段学习之后，童长荣开始专心而秘密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曾说：“欲救中国，必须实行彻底革命，扫除帝国主义的压迫，肃清国内的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统治，人民才有解放的可能……”在1926年3月20日给母亲寄回的信中，童长荣写到：“乡里的兵匪之乱，怕还未平静吧，这是不能平静的呵。在社会未变革，上下未颠倒以前。这不独是中国，全世界都走到五叔所常说的‘大劫’的关头，但也是黑暗和光明的天晓。”童长荣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刻苦学习，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各种政治活动，在斗争中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于这年9月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春，童长荣被选为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领导人，负责共青团工作。时值国内反动的“戴季陶主义”喧嚣一时，隐藏在旅日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中的“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反动分子汤志先、王先强等人也气焰嚣张，猖獗活动，反对三大政策。童长荣在党的领导下奔走呼号，宣传革命主张，揭露“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的本质，引起了巨大反响。他还团结国民党左派江完白等在东京神田青年会内成立以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为号召的国民党东京总支部。这年冬，蒋介石准备背叛革命，指示戴季陶出使日本进行活动造势。当戴抵达日本时，遭到留日学生和华侨的愤怒斥责，阴谋未能得逞，只好狼狈回国。童长荣还按照党的指示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吸收留日同学中的革命分子参加，进行革命理论教育，并指导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各种实际的政治斗争，同时从中吸收进步会员入党。童长荣建立的研究会起到了争取团结留日学生和华侨中左派力量的作用，为东京特支输送优秀人才，经过社会科学研究会入党的就有李相符等三十二人，奠定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坚实的组织基础。廖承志、夏衍等都参加过社会科学研究会活动，得以与童长荣相识。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度形成宁汉分裂。童长荣等与拥护南京政府的王先强和蒋介石保送日本士官学校的熊滨等人进行坚决的斗争。

1928年5月3日，日本侵略军在济南一次屠杀中国军民五千多人，血流成河，是为济南惨案。童长荣再一次领导留日学生和华侨进行了反日爱国斗争，组织了“中国留日各界反日出兵大同盟”，担任理事。童长荣的坚决斗争精神和在群众中的巨大威信，被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当局记恨。为了扑灭中国留学生和华侨的反日爱国斗争，中国反动当局取消了童长荣的留学公费，日本当局又将童长荣迅速逮捕入狱。狱中，敌人对童长荣进行毒打审问，试图使他屈服。然而，童长荣非但没有动摇，反而通过这次严峻的考验更加坚定了抗日的意志。两个月后，日本当局受到压力，无计可施，不得不将童长荣等人释放出狱，驱逐出境。童长荣回国以后，积极参加上海反帝大同盟的活动，同时化名董昌荣，担任了中共沪中区委常委。同年秋，反帝大同盟被蒋介石集团封闭，童长荣受党组织委派担任了中共沪中区委书记（李克农时任区委宣传委员）。当时的上海正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下，但是童长荣毫不畏惧，把全付精力倾注于贯彻党的“六大”确定的发动群众的革命路线上，致力于在艰苦条件下动员群众，迎接革命新高潮。童长荣还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太阳社从事文艺工作，以笔为武器对各种反动势力口诛笔伐。据夏衍回忆，童长荣曾写过一些散文、短篇小说和诗歌，以笔名发表在太阳社的刊物上。童长荣还写过一部描写安徽农民生活的中篇小说，原稿后来遗失。童长荣有时也参加闸北区第三街道党支部的小组会，还和蒋光慈、钱杏邨、李克农等安徽籍同志经常来往。童长荣实际也是“左联”的发起人之一，由于担负着党的秘密工作，没有被列入发起人的名单上。

1929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暂时取消河南省委，各地党组织直属中共中央领导。党中央派童长荣、刘子久、郭述申作为中央巡视员来河南巡视指导各地党的工作。10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河南省委，责成童长荣等负责筹建工作。

1930年1月28日，党中央指定童长荣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2月3日，中共河南省委在郑州正式成立，童长荣任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至9月被捕），隶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这时，立三路线在党内居统治地位，“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指导使河南的群众运动和党的组织受到损害。童长荣在河南工作期间，尽最大努力组织和领导河南党和人民群众运用各种方式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地斗争，但因执行错误路线，盲目组织群众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不切实际地要求组织全省暴动，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8月，根据党中央指示，为统一指挥全省总暴动，党、团、工会领导机构合并，组成河南省行动委员会，童长荣任书记。9月，童长荣在暴动失败后不幸被捕，关押了两个月。时任省委军委书记的邹均通过陕西老乡西北军的关系请托邓宝珊将童长荣营救了出来。11月1日，童长荣刚出狱不久就被调往天津，于7日进入中共天津市委工作。11月中旬，童长荣接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2月5日，童长荣正式主持天津市委工作。到任不久，童长荣与时任北方局交通科科长的安子文商定计策，由童长荣领导下的武装组织将一名危害极大的叛徒处死。童长荣在天津依然保持本色，扎到群众堆里，在党刊《北方红旗》上连发两篇关于天津纱厂工人斗争情况的调研文章。12月21日，中央中央取消北方局，成立中共河北省委，童长荣兼任省委委员（至1931年2月）。

1931年1月3日，中共天津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原团省委书记曹策在会上发难，提出变扩大会议为临时紧急会议，并对持不同意见者以“立三路线的顽固分子”的名义进行打击，推翻了以童长荣为领导的原天津市委，产生了以曹策为首的天津临时市委。1月30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决定停止河北省委职权，由中央代表团代行省委职权。2月3日，童长荣向中央作了《关于河北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与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的报告》。3月，中共中央派童长荣担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至7月）。大连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据点，同时也是中共党组织在东北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比较早、影响比较大的城市之一。为了便于活动，童长荣化名张树华。他不惧危险，深入工厂、学校群众中积极发展党组织，组织赤色工会、反日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童长荣作风扎实，平易近人，对党的工作认真负责，虽然肺病日益加重，却不分昼夜地忘我工作，经常深入工厂调查研究，制定工作方针，确定工作任务，以三泰、三菱油坊和码头、满铁工场等处为重点进行革命宣传和党组织发展工作，加强完善了政记铁工厂、三泰油场和三菱油场三个党支部和寺儿沟一个区委。童长荣经常出席支部会议，向党员进行革命形势教育。他在三泰和三菱油坊发动和领导了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斗争，使得工会组织有了发展，工人对工会更加信任。童长荣还发动党员和工会组织纪念“五一”、“五卅”活动，通过集会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激发和鼓舞群众的革命热情，推动工人运动，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但是，童长荣虽然领导市委肃清了立三“左”倾错误，却错误地执行了当时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的王明“左”倾路线，把“左”倾视为“残余”，把“右”倾当作主要危险。4月中旬，市委错误地作出《关于反右派斗争》的决议，认为“开展党的群众工作，首先就必须一方面和立三路线的一切残余作长期的奋斗，一方面要不放松主要的右倾危险”。5月，市委将曾任中共大连特支书记的王永庆定为“右派的积极分子”，错误地请求省委开除王永庆等人的党籍。7月，根据中共中央“要在组织上肃清立三路线时期的空架子，缩小机关”和“大连用不着有市委组织，暂时只是一个特支组织就能指导工作”的指示精神，中共大连市委改为中共大连特别支部，童长荣任特支书记（至10月）。九·一八事变后，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决定，童长荣于这年11月被派到抗日斗争最激烈的东满地区，担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委员（至1934年3月牺牲），改名张长荣。东满是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较早的地区，日本早在1907年就派兵入侵了龙井，并设立“朝鲜统监府派出所”，于1909年改为“日本总领事馆”，同时在东满各地设立领事分馆、警察署等殖民机构。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大量增兵东满地区，使东满的民族危机更加严重。日寇的残酷统治激怒了东满各族人民，农民暴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反抗侵略的斗争迅速兴起。一些有爱国思想的开明地主和资本家也对日寇的侵略不满，主动提供抗日斗争的资金和物资。许多原东北军的爱国官兵也举起义旗，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童长荣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来到东满的。

1932年初，童长荣及东满特委作出了“组织游击队，进行反日战争”的决定。他深入延吉、和龙、汪清、珲春等县发动群众，领导当地人民在短时间内掀起了春荒斗争的反日浪潮。东满各县二万多农民高喊口号，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旧的基层政权被摧毁，大批亲日走狗、反动地主被镇压、清算，使日本帝国主义赖以建立殖民统治的社会基础遭到打击，广大农村为党领导下的农民所控制。斗争中，东满各县还普遍建立了由党组织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东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斗争得到了蓬勃发展使侵略者大为震惊。4月，日本侵略者将驻朝鲜第十九师团编成“间岛派遣军”调到东满地区，进行大“讨伐”。据统计，从4月至7月，日军与抗日武装作战达百余次，出动飞机380架次。日伪军所经村庄半数以上化为灰烬，男女老幼惨遭屠杀者有四千之众。面对敌人的残酷罪行，童长荣及东满特委率领抗日游击队进行了英勇反击。他们依靠群众支援，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同年冬至第二年春，在东满特委领导下，汪清、珲春、延吉、和龙4县以游击队为基础先后组成了各县抗日游击大队。

1933年3月，敌人再次出动大军讨伐，以三千余兵力进攻东满特委驻地小汪清，再次遭到惨败。抗日军歼敌三百余人，缴枪259支，迫击炮四门。游击队在与敌人一次次的战斗中受到洗礼，战斗力越来越强，经验越打越丰富，队伍越打越壮大。到这年夏末，4个县游击队已经由年初的四百余人增至七百余人，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成立奠定了基础。随着反“讨伐”斗争的不断胜利和游击队的发展壮大，东满四县还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游击根据地，延吉县的王隅沟、石人沟、苇子沟、三道湾，汪清县的小汪清、嘎呀河、腰营沟，珲春县的大荒沟、烟筒砬子、潘家窑、河南，和龙县的渔浪村、三道沟。全部根据地人口约二万人，其中一万多人参加了反日会、妇女会、自卫队、少先队等反日组织，积极配合游击队作战。童长荣非常重视根据地的宣传工作，经常撰写文章，对广大军民进行抗日宣传教育，还创办多种报刊向军民发行。当时，《两条战线》是指导东满地区党政军工作的党内刊物，由于在朝鲜族聚居的东满出版，采用朝文、汉文两种版本印行。这份刊物会刊登东满各县委举行重要会议的决议、领导抗日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当前的工作、任务等，用以指导基层党组织开展工作，交流经验教训。《两条战线》在两年之内出了十六期，有近十万字的文稿都是童长荣亲自撰写的，一些文稿的页面上甚至沾染上点点血迹，那是他生病卧床时写的。针对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童长荣在《两条战线》上发表社论，尖锐地指出：“‘亡命者’这是东满的特殊名词。这是党脱离群众的明显的事实。‘亡命者’所到之处，不仅白白地吃着饭，说着空话，甚至用互济的名义，从群众手中拿出粮食来，养活自己的家人……在党内存在着‘亡命者’，不可能团结群众。我们一定要根除‘亡命者’现象。每个党员投入到生产中去，参加劳动……随时随地和群众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置于群众之中。要熟悉群众的一切情况，熟悉群众的痛苦和情绪，要把群众团结起来……”童长荣还利用战斗间隙讲解党的基本知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实际工作中，童长荣也难免会犯错误，但他胸怀坦荡，知错能改，善于接受意见，从不遮遮掩掩。东满特委曾一度执行过王明“左”倾路线的一些政策，给游击队和根据地造成了一些损失。中央发出“一二六指示信”（1933年1月26日）后，童长荣领导东满特委认真学习领会，召开各种会议传达贯彻，并深入所属各县总结经验，纠正在肃反和土地革命中的错误政策，遏制扩大化运动，很快改善了根据地斗争形势，加强了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与其他抗日武装的关系，团结了党内外的抗日力量。童长荣还十分注重党组织的建设。在特委之下，县有县委，区设区委，游击大队设党委会，中队设党支部，小队设党小组，起到了战斗堡垒作用，党员人数从1931年总数636名，到1933年3月达到了1200名，几乎占整个满洲省委党员人数的二分之一。为提高党员思想水平，童长荣言传身教，与党员和群众亲切交谈，讲解革命知识，解释方针政策，使得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蓬勃开展起来。他工作精神旺盛，乐观坚定，夜以继日，很少倦怠，以身作则，受到军民爱戴，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张”。东满是朝鲜族聚居的地区，游击队大部分指战员是朝鲜族同志。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童长荣虚心学习朝鲜语，尊重朝鲜族的风俗习惯，和朝鲜战友同甘共苦，并肩战斗，受到朝鲜族群众的拥护。曾在东满担任游击队领导人的金日成回忆：“（童长荣）他们是有先见之明的革命者，他们从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居民占绝大多数的东满的特点出发，一开始就很重视中朝人民的友好和中朝革命者的团结。……他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在巡视游击区的时候，总是随手携带烟荷包和烟斗，路上遇见农民，他就让对方往烟斗里装烟丝来吸。因为他这样朴素，游击区群众都尊敬他、爱戴他。冬天，他常戴农民戴的皮帽子。”一次，童长荣去延吉八道沟太阳村召集会议，在会议将结束时遭敌袭击。童长荣沉着指挥军民迅速疏散转移，他自己却因掩护群众导致左臂负伤。敌人没抓到人，只好在无人村庄里破坏一通之后撤走了。战友王中山问童长荣队伍现在去哪里，童长荣果断表示应该回村里，群众为了抗日才被敌人烧了房子，不能丢下他们不管，自己还要向老百姓道歉。回村后，童长荣忍着伤痛与群众诚恳交流，帮助群众重建房屋，战士和群众无不为之感动。然而，由于斗争环境艰苦，加上长期奔波劳累，童长荣年轻时留下的肺病长期得不到医治和休养，日趋恶化，身体日益消瘦，经常大口咳血，不时出现半身不遂症兆，行军极其困难。但是，病魔未能使他屈服。童长荣常说：“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有口气在，就要坚持抗日，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为了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在满洲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童长荣拖着病弱的身体四处奔走。同年夏的一天，童长荣从延吉昼夜兼程一百二十里赶到汪清，连夜召开会议并向群众讲话。散会时，外面突然枪声大作，会议地点被敌人包围了，情况十分危机。童长荣临危不惧，迅速组织队伍，命令一部分战士在前面，群众居中，自己则带另一部分战士断后。一声令下，抗日军民杀出血路，成功冲出包围。此次战斗中，童长荣再次负伤，但他不顾伤痛和疲劳，又坚持赶到马家屯参加了预定的会议。从这年冬至第二年春，敌人向抗日游击区发动了更加疯狂残酷的“大讨伐”，实行归屯并户政策。童长荣以久病之躯带领部队转战在大小汪清的深山密林之中。时值寒冬，北风呼啸，童长荣和战士们衣衫褴褛，忍饥挨饿，躲避着拉网搜山的敌人。他们渴了就吃一把雪，饿了就啃一口草根，经受着难以忍受的艰苦，但是每个人都有着高昂的抗日斗志。转战途中几天没吃东西，战士为童长荣煮了一碗蘑菇汤，他转身送给一位产妇，说她刚刚生了孩子，更需要这碗汤。他见出生的两个婴儿在寒风中衣物单薄，就撕下自己的衣物包裹孩子，还风趣地说：“你们爸爸叫大布衫子，你俩就叫小布衫子”。

1934年3月21日，童长荣转移至汪清县十里坪东南岔庙沟（今汪清县东光镇长荣村）一带时遭到敌人袭击。这时，一些战士因外出筹粮未归，童长荣指挥为数不多的战士转移。由于半身麻木，他不得不由战友搀扶着突围。童长荣命令曾任中共汪清县委妇女委员的崔今淑带着文件和武器突围出去，但崔今淑宁死不肯离去，与童长荣在一起，和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激战中，童长荣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6岁。

童长荣烈士陵园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东光镇长荣村大北沟入口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