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瑶田（1725年－1814年），字易田，号让堂，安徽歙县人，清代学者、徽派朴学代表人物。师从江永，与戴震、金榜等同窗，曾任太仓州学正、嘉定县教谕。

程瑶田“自少迄老，笃志著述。其学长于涵咏经文，得其真解，不屑依傍传注”（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其著述长于旁搜曲证，多方详考，考证名物和典章制度大都精当，富有认真不苟、求真求是、敢于挑战权威的批判精神。所撰《禹贡三江考》，谓《禹贡》扬州的“三江”，实只一江，以订正郦道元《水经注》；《仪礼丧服文足徽记》，规正郑玄注《礼》的失误。其学术非止名物一端，在文字训诂方面造诣亦深，研究“转语”多有发明，对于纠正传注的误失，亦有很多创获。所著《果臝转语记》系联332个双音节转语词，提出“声随形命，字依声立”的语言产生原则和“双声叠韵之不可为典要，而唯变所适也”等字源学规则。于天文历算方面“既明其义，又穷其用，而神明变化，举措咸宜”（阮元《俦人传》）。采用“文献考证+实物目验+方言采集”三位一体的实证方法，突破传统训诂局限，如《考工创物小记》考订戈戟形制、《九谷考》博稽农谚。

其治学受其师江永学宗汉宋的影响，虽重考证而不废义理。在研究成果中体现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的特点，成为徽派朴学大师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清史稿》载：“东原戴氏自谓尚逊其精密。”在琴律研究中，运用比值法表达律数，提出管律与琴律同源论，体现于《声律小记》的《琴音记》部分。

工于诗，刘大櫆称其诗“五言得力渊明，最为高妙；七言从古乐府 求；律诗取迳宋人；绝句逼真江西宗派，尤近涪翁矣”。史震林评其诗“清高绝俗。云林树、米家山，可比仙”。

程瑶田，字易田，因生时有文（纹）在手曰田，故而得名。后又改字易畴，号让堂。安徽歙县人。平生以著述为事，通音乐，能书法，其书法作品如黄鹤楼碑被时人称为文章、书法、刻石三绝，旁及诗歌，精于鉴别，亦能篆刻，所绘墨兰颇有逸趣。阮元《俦人传》称：“少与休宁戴震相友善，与钱大昕、王念孙等学者交游密切，故其经术最深。生平潜心实学，精于鉴别，尤肆力于《考工记》，旁涉六书九数。盖以其治经考古，皆莫离乎书、数二事。”

程瑶田好学深思，勤奋不已，“平居鸡鸣而起，燃灯达旦，夜分就寝，数十年如一日”。乾隆十七年（1752），程瑶田与戴震、金榜从学江永于不疏园，闻鸡即起，以勤补拙，学乃大进，且根基扎实。但其一生于科举功名颇不得意，曾九应乡试，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四十六岁时方中举人，官太仓州学正。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授嘉定县教谕，时年六十四岁，任职几年“以身率教，廉洁自持”，告归之日，钱大昕、王鸣盛皆赠诗推重，钱大昕赠诗：“本是经人师，原无温饱志”赞其操守。王鸣盛赠诗：“官惟当湖陆，师则新安程，一百五十载，卓然两先生。”褒赞其士林声望，与平湖陆陇其并称（《歙县志·卷七》）。告归后，授徒灵山方氏。嘉庆元年（1796）举孝廉方正。晚年目盲，犹口授孙辈，著成《琴音记》。九十而卒。

程瑶田建构起“理存于礼”和“以礼代理”的思想体系，采用“由词以通其道”的治学方略，深为后世学者所普遍接受和推崇。程瑶田提出以让为核心的“和厚让恕”新四德说，与理学的“仁义礼智”四德说相区别，认为“让为人道之最大者”，主张以和为四德之首，通过《四书》对治“骄、吝、无忌惮、怨”等相争之源。

其《让室卮言》提出“以礼权理”之说，认为“礼之本出于理，而理亦有所难通，据理而执一，不以礼权之，亦不可通也”，并阐述“情妙于理”的哲学观，强调用情化理以实现人际和谐。程瑶田自号“让堂老人”，著作皆以“礼让”为核心，在考订宫室井田等制度时“以类相求，阐述详明”，体现皖派淹博、识断与精审的特点。

程瑶田在《果臝转语记》中提出“声随形命，字依声立”的语言产生原则，通过考释语词音义关系与礼让思想形成方法论呼应。

其著述有《丧服文足徵记》《宗法小记》《沟洫疆里小记》《禹贡三江考》《九榖考》《磬折古义》《水地小记》《解字小记》《声律小记》《考工创物小记》《释草小记》《释虫小记》《果臝转语记》《通艺录》《琴音记》《让堂诗集》《纪砚》。

程瑶田晚年双目失明，仍以口授方式完成《琴音记》及续篇，其琴律研究持续近四十年，贯穿其学术生涯。中国石油大学刘继元考证指出，程瑶田《丧服》研究以严密逻辑整合义理、文献与社会风俗，试图将丧服制度融入理学体系，接续清初学术传统。

据湖北大学曾侨研究，程瑶田的学术声望在乾嘉之际经历了从“通儒”到汉学“专家”的转变，反映了清代学术代际递嬗中士人学术心态的演变。程瑶田践行礼让思想，特将书斋命名为“让室”，并著《让室卮言》阐述“以礼权理”之说，其“和厚让恕”四德理论主张“家庭兄弟之间尤当以让字为主”，呼应孔子礼让为国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