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邦宪（1907年6月24日—1946年4月8日），又名博古，乳名长林，字则民，男，汉族，出生于浙江杭州，江苏无锡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革命烈士。曾担任中共最高领导职务。

1907年6月24日，秦邦宪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一世代书香之家。父亲秦肇煌，毕业于杭州法律学堂，一度在上海当助理律师。1914年，秦邦宪开始在秦氏公学接受启蒙教育。1915年，秦家举家迁回祖籍无锡。同年，秦邦宪考入无锡第二高等小学，不久，转入无锡省立第三师范附小就读。

1921年夏，秦邦宪高小毕业，考入位于苏州的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纺织科（后定名江苏公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在校期间，经常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

1924年夏，秦邦宪正式加入倡导“大侠魂”精神、宣传三民主义的进步团体孤星社。7月15日，又被批准加入无锡的学生社团“锡社”。8月17日，孤星社在无锡的社员举行会议，秦邦宪、安剑平等2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孤星社无锡社员全体加入锡社”以加强两社合作，并推定秦邦宪为中国孤星社苏州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秦邦宪在“锡社”主办的《无锡评论》上发表时评和诗歌等作品，开始在无锡地区的思想界初露锋芒。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全国各地先后举行悼念活动。无锡进步团体、各界进步人士筹划举行追悼大会，正在苏州就读的秦邦宪赶回无锡，参加大会的组织筹划工作。3月29日，中国孤星社无锡支部在无锡县教育会召开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秦邦宪在会上发表了演说。4月5日，秦邦宪陪同恽代英参加无锡各进步团体、各界人士5000余人在省立第三师范礼堂召开的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不久，秦邦宪加入了国民党。五卅运动前夕，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时任苏州学生联合会负责人的秦邦宪抱病参与斗争，直言：“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翌日（5月31日）下午，秦邦宪即主持召开苏州学生联席会议，会议决定采取多种形式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秦邦宪除了在无锡、苏州两地参加各种示威游行、演讲和声援募捐活动以外，还利用手中的笔，在锡社、中国孤星社联合出版的小报《血泪潮》上，连续发表文章，批驳社会上种种反对青年学生反帝斗争的奇谈怪论，详细介绍苏州、无锡地区声援上海爱国反帝斗争的情况，表达自己强烈的反帝爱国的决心。他的一系列文章对于无锡、苏州地区反帝爱国斗争的舆论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

1925年9月，秦邦宪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结识了一些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思想受到极大的影响，认识到学术研究必须与社会运动相辅而行。10月，秦邦宪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他在《无锡评论》第25期上发表《奇哉，投笔从戎之怪剧》，强调：“我们要改造中国政治，打倒军阀为第一着。要打倒军阀，必须投身革命群众之内，靠群众的力量去铲除、打倒它。”期间，瞿秋白、恽代英在上海大学所作的《国民革命与阶级争斗》《孙中山主义与戴季陶主义》讲演，均由秦邦宪记录，分别发表在上海大学中山主义研究会出版的《中山主义》周刊第1期（12月20日）和第2期（12月27日）上。

1926年初，秦邦宪根据中共组织安排，调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干事。其间，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作了大量工作。7月，他发表《世界中国和无锡》一文，文章比较准确地阐明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10月6日，淞沪警察厅接受联军司令部密令，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为赤化张目”的名义，从严查究，将秦邦宪等人逮捕，后因未搜查出证物，翌日获释。同月，在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的领导下，秦邦宪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具体准备工作，经受了一次血与火的锻炼与考验。11月，秦邦宪经过考试，经中共中央批准，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从而结束了在上海大学一年多的学习生活，踏上了新的学习环境和革命征途。

1927年初，秦邦宪来到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秦邦宪与王明结识，逐渐滑向了教条主义的泥坑，并进行了宗派主义活动。

1928年，秦邦宪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优秀学生，被选派到红色教授学院受训，并开始用“博古”的笔名，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博古”之名，源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取的俄文名字“博古诺夫”。

1930年5月，秦邦宪奉命回国，结束了他的留苏生活。

1930年5月，秦邦宪回到国内后，被分配在总工会宣传部，负责编辑工人内部刊物《劳工报》和《工人小报》。同年6月，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王明、秦邦宪对立三路线持有不同意见，但他们不是批评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是引经据典，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由此受到立三中央的严重警告处分。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立三路线后，1930年10月末，共产国际执委会就给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信中把李立三等的“左”倾错误说成是同共产国际路线根本对立的错误路线。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来信。11月21日召开政治局会议。11月25日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承认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12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华，直接插手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1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宣布撤销对王明、秦邦宪等人的处分。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在米夫的扶植下上台，一跃成为政治局委员，“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第三次占据统治地位。同月，秦邦宪出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部长。4月，在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秦邦宪被选为团中央书记。9月下半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秦邦宪、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六人组成。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秦邦宪负总的责任。

秦邦宪出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后，针对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该决议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31年10月，苏区中央局向临时中央提出，要求派一位工人出身的同志前去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秦邦宪明确答复：应以熟悉当地情况、在苏区有威望的毛泽东担任此职。但在此期间，秦邦宪主持的临时中央总体上还是贯彻了六届四中全会制定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所以在许多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1932年2月，上海的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卢福坦也被捕叛变，临时中央在上海已难以立足。经共产国际批准，秦邦宪等于1933年1月撤退到江西苏区。

1933年1月中旬，秦邦宪到达瑞金。2月初，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其时，秦邦宪对苏区情况尚不熟悉且缺乏军事经验，将前线军事指挥工作交由周恩来、朱德等负责，自身则亲赴前线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最终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在这一有利形势下，中央苏区得到了扩大，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工青妇组织建设、红军建设等都有新的发展。但秦邦宪没能客观正确地认识这一形势的来由，总体上仍继续“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5月，秦邦宪增补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次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总书记。

1934年，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抵达中央苏区。秦邦宪不熟悉军事斗争，将前线军事指挥权全权交由李德负责。由于李德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完全照搬西方阵地战、正规战的做法，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遭受严重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一路损失惨重，兵力很快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

1935年1月，为了摆脱危局，拯救党和红军于绝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的进程完全打破了秦邦宪原来的预想，他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受到多数与会者的反对，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在发言中系统批评了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方面的严重“左”倾错误。秦邦宪的领导权威受到严重质疑。面对批评，他虽然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是对会议取消他和李德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决定，表示服从。

1935年2月5日，红军到达了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开会重新做了分工，一致同意由张闻天接替秦邦宪的职务。2月6日，张闻天正式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总负责人，秦邦宪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之职。

1935年2月至7月间，秦邦宪代理总政治部主任。在此期间，秦邦宪多次明确支持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他和其他同志一起抵制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的错误主张；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他明确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方面，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8月，正式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1935年10月19日，秦邦宪随中央抵达陕甘苏区吴起镇，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结束后，他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为发展陕北经济以及为刘志丹等人的冤假错案平反等，做了大量具体的政府工作和组织工作。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秦邦宪同周恩来、叶剑英等作为中央代表，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7年1月，新华通讯社建立，秦邦宪被任命为第一任社长。不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抗日战争中，任中央驻南京代表，前往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参加国共谈判。1938年，秦邦宪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长江局撤销以后，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1940年底，秦邦宪返回延安，继续任新华通讯社社长。1941年，秦邦宪创办《解放日报》，任社长，为党的新闻事业和解放新闻机构的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延安整风期间和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秦邦宪对自己过去的错误诚恳地作了自我检查。

1945年6月，秦邦宪当选为七大中央委员。1946年，秦邦宪作为中央代表赴重庆参加政协宪草审议小组的工作。时年4月8日，秦邦宪由重庆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时年39岁。

秦邦宪生前译有《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为在全党范围内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领导机关面临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4月，掌握着大量核心机密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6月，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中央秘书处、中宣部等一个个秘密机关遭破坏：何孟雄、林毓南、杨匏安等一批重要干部被捕牺牲。此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成员只剩下周恩来、王明、卢福坦三人，而周恩来在1月已当选为中央军委书记和苏区中央局书记，即将赴苏区领导反“围剿”斗争，王明要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党中央领导工作这副重担出现空缺。

1931年9月中旬，周恩来和王明来到秦邦宪的住处，要他组建临时政治局主持党中央的工作。秦邦宪提出这样做是否符合组织手续。周恩来和王明告诉他，这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的，事后只要正式电告获批即可。周恩来和王明还说明，为了不让一心想当总书记的卢福坦找到口实，决定党内暂不设总书记，秦邦宪的名义是在党内负总责。几天后，周恩来、王明、卢福坦、秦邦宪在一家小酒店里开会，秦邦宪被正式确定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这时他才24岁。

遵义会议上，秦邦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受到多数与会者的反对，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在发言中系统批评了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方面的严重“左”倾错误。秦邦宪的领导权威受到严重质疑，面对众人的尖锐批评和责难，秦邦宪一时难以接受，但他并没有利用最高领导人的职权压制这些意见，而是表现出了良好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坚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

秦邦宪秉持着这样一种比较正确的观念和态度，成为遵义会议能够顺利进行和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遵义会议最后作出决定，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以秦邦宪、李德为主要成员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三人团”，政治局内部再进行适当分工。这在实际上终止了秦邦宪的最高领导权。会议期间，曾有人劝秦邦宪要顶住，不能把权交出去，但秦邦宪不为所动，他认为，共产党员就要服从党的最高利益，服从领导集体作出的决定。

在此后的长征途中，秦邦宪尽管情绪有所低落，但作为政治局常委和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还是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秦邦宪多次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进行认真的剖析。1941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秦邦宪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遵义会议时，我是公开反对的。后来我自己也想到，遵义会议前不仅是军事上的错误，要揭发过去的错误必须从思想方法上，从整个路线上来检讨。我过去是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与稼祥、王明等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在西安事变后开始感觉这个时期的错误是政治错误。到重庆后译校《联共党史》才对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错误有些感觉。这次学习会检查过去错误，感到十分严重和沉痛。现在我有勇气研究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这一表态得到毛泽东及与会人员的赞扬。1945年5月3日，在党的七大会议上，秦邦宪又作长篇发言，对自己的“左”倾错误作出系统反思，进行自我批评，得到与会者的认可。

秦邦宪能言善辩，常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各种重要谈判，很好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各项使命，赢得了“中共外交部长”的美誉。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急电中国共产党，要求立即派员前往共商大计。党中央先派出周恩来，接着又派出秦邦宪率中共代表团赶赴西安。当时局势极为尖锐复杂，南京国民党政府一些人主张调集重兵“讨伐”西安；西安城内也人心汹涌，广大民众集会游行，强烈要求公审和严惩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则乘机煽风点火，挑拨离间。此时，如果处置稍有不当，就会引发大规模的内战，贻害国家、民族。秦邦宪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按照党中央确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分头做好各方面的工作。通过艰苦谈判，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等六项协议。不料，张学良未及与各方充分商议，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被蒋扣留，一时又激起东北军中主战派的强烈反应，坚决主张出兵营救。秦邦宪和周恩来沉着应对，一面明确表明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的鲜明态度，一面又晓之以抗日救国大局为重之理，终于以极大的诚意取得了友军的充分信任，促使他们接受中共主张，保证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事后，秦邦宪作为中共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向党的政治局会议作了《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和结束的报告》。

为了落实西安事变达成的协议，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从1937年7月起，秦邦宪和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等作为中共代表，先后在上海、庐山、南京等地与国民党代表及蒋介石本人举行了多轮谈判，重点是促使国民党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秦邦宪根据中央确定的基本精神，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与康泽进行了激烈交锋；在一些非原则的问题上则取灵活的态度，让康泽无可挑剔，最后不得不认可秦邦宪的修改稿。最后，尚有一个问题未能达成一致，就是宣言中涉及双方的身份称谓，康泽提出应用“政府”和“中共”，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以居高临下的身份将国共合作说成是政府对中共的收容。秦邦宪坚持必须用国共双方的对等身份。因一时难于统一，他们商定将此事留待与蒋介石面谈时解决。9月21日，秦邦宪、叶剑英与蒋介石进行最后一轮谈判，蒋介石和康泽演了一出双簧戏，蒋对双方的称谓问题支支吾吾，含糊其词地说：“这···个·····是，这...个...是，本来不是要紧的问题。”康泽赶紧呼应：“这个问题，委员长今天不作决定也可以，考虑一下之后，批下来也好。”秦邦宪识破了对方的意图，随即抓住蒋介石的表态，坚持要求当场解决，表示：“既然委员长也认为不是要紧问题，便不必再拖，今日解决为好。”在秦邦宪等的一再坚持和催逼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中共的主张，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告形成。

抗战时期，在组建新四军问题上，秦邦宪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与叶剑英一起，多次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涉，终于在妥善处理漳浦事件、任命叶挺为军长、收回被缴枪械等方面，达成共识，正式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新四军成为南方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

在组建新四军问题的谈判后，秦邦宪作为7名中共参政员之一，在国民参政会这块新的阵地上继续施展自己的谈判才能。他与其他几位中共参政员一起，团结联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提提案、审议案等途径，对国民党政府实行监督和制约，为坚持团结抗日、反对投降妥协，坚持民主政治、反对专制独裁作出了巨大努力。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通过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促成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并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其中十分关键的一项是制定宪法草案。为了推进宪草修订工作，周恩来指名要秦邦宪参加宪草审议小组。于是，从1946年2月起的两个多月中，他又一次走上了与国民党进行政治交锋的第一线。政协协议墨迹未干，国民党就要在修订宪草时推翻它的许多基本原则，秦邦宪等团结民主人士坚决为维护政协协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一次审议会上，秦邦宪对青年党代表的观点进行了有力驳斥。对方无言以对，最终以拒绝参会的方式阻碍会议进程。由于双方分歧过大，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向党中央汇报请示，4月8日，秦邦宪和王若飞等由重庆飞返延安，却不料飞机失事，坠毁于山西兴县黑茶山，秦邦宪、王若飞等光荣殉职。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为他们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秦邦宪曾多次表示：“我将终身从事于革命的新闻事业。”他的一生也践行了这一承诺，为党的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25年，秦邦宪作为锡社组织部和编辑部主任负责主编社刊《无锡评论》。1930年，他留苏回国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就是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负责编辑《劳动报》和《工人小报》。遵义会议后，秦邦宪分工负责宣传，担任了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的主编。抗战爆发后，他代表中共与蒋介石进行国共合作谈判时，坚持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办一份报纸，蒋介石被迫同意。他随即在营救出狱的共产党员中选拔了潘梓年、章汉夫、钱之光等一批优秀人才作为为办报骨干。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成为党在广大国统区和一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宣传阵地。秦邦宪作为报社董事，不仅一直参与报社的领导工作，还经常在报上发表重要文章，开展对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舆论战。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延安的《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创办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秦邦宪受命担任社长。以后，他又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社长和中央出版局局长，并担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从此，他全力担负起了领导党的新闻事业的重任。

《解放日报》创刊之初，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就以极大的注意力关注着这一大局的发展变化，先后发表了毛泽东执笔的社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中共中央关于“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通知等，秦邦宪也根据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文件，撰写社论《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对世界局势作出了极为精辟的分析和判断。当时，中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评论始终走在世界舆论的前面，对此国内外许多同行深表惊奇和赞叹。

创办之初的《解放日报》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例如在新闻版面安排上刻板地按照惯例，一版为欧洲，二版为远东，三版为国内，四版为边区，对抗日根据地的报道内容偏少，位置也不突出。对此，党中央严厉批评其为“党性不强”，并作出了《关于改造党报的通知》。秦邦宪主动承担全部责任，在报社全体人员大会上作了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并立即组织实施改版工作。他按照党中央的要求，突出“以我为主”的原则，在版面安排和报道重点上作了大幅调整，版面改为一版要闻、二版边区和国内、三版国际、四版副刊，报道内容大大加强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新闻，报纸面貌很快有了明显改观。不久，党中央派秦邦宪的无锡同乡、锡社时的老同事陆定一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这进一步加强了报社的领导力量。几个月后，毛泽东在给中宣部的一封信中肯定：“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在办报过程中，秦邦宪深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不断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教训，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党报和新闻业务的理论文章，提出许多开创性的、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思想观点，如“报纸是党的喉舌”“党报必须具备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办报是全党的大事，是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是治国的本领之一”等等。这些论述丰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和毛泽东新闻思想，成为党的新闻理论的重要基础。

为了发展党的新闻事业，秦邦宪十分重视新闻人才的培养和队伍的建设。在他领导新闻工作的五年里，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一个从《解放日报》到各地方、部队报纸，从新华社总社到9个总分社、40多个分社组成的系统完整的新闻网络，汇集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新闻大军。许多后来著名的理论家、作家、学者如艾思奇、吴冷西、林默涵、李锐、廖盖隆、丁玲、周立波、穆青等，都曾担任过《解放日报》或新华社的编辑、记者。除了雄厚的专业队伍，《解放日报》和新华社还拥有3万多名遍布在各基层组织的业余通讯员。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新闻单位的领导和骨干大多来自这两部分人中。可以说，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就是在延安时期秦邦宪的统率下奠定基础的。

博古是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毛泽东 评）

秦公博古，南方之强，守正不阿，寡默深藏，为民请命，锐不可挡，言室满室，言堂满堂。（郭沫若 评）

秦邦宪（博古）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评）

秦邦宪故居位于无锡城中崇宁路112号，原为无锡地方名流、秦邦宪族叔秦琢如的家宅“既翕堂”，建于清光绪末年。故居占地面积23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建筑群布局完整、青砖黛瓦、庭院抱厦、马头墙矗立，为一组典型的四进江南民宅。因秦邦宪的父亲秦肇煌长期在浙江任职，早年已将无锡城中耆英里的祖遗老宅卖掉，在1916年返乡养病时，便租用秦琢如宅院西侧第四进“慎德堂”三间老屋，面积约89平方米。当年12月，秦肇煌去世后，秦邦宪与母亲朱氏及弟秦邦礼、妹秦邦范在此居住6年（1916年至1921年），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

1986年7月，秦邦宪故居由无锡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无锡市委、市政府启动故居修复。2004年底，竣工。2005年5月9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纪念地、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名人名居参观地免费开放。

博古旧居，是遵义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秦邦宪（博古）的住所，位于遵义市老城杨柳街，原为国民党第25军（黔军）周西城部副师长侯之圭私人住宅，修建于二十世纪20年代末期，为木结构的前后两进、四榀三间、上下两层的走马转角楼，面积541平方米。

1999年，遵义市政府拨专款修复。年底，遵义会议纪念馆根据多年来的调查研究，复原陈列了秦邦宪、李德的住室，同时复原陈列的还有翻译伍修权、王智涛及警卫员黄英夫等人的住室。

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公园内秦邦宪夫妇纪念像位于上海福寿园西园的“志清苑”中，于2014年3月揭幕。

1997年11月14日，经党中央批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秦邦宪诞辰90周年座谈会。这是解放后第一次由中央部门单独为秦邦宪召开的纪念会。在这次会议上，秦邦宪除原有公认的“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等几个身份外，又增加了一个崇高的身份——“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1997年12月23日，纪念博古同志诞辰90周年活动在博古的故乡无锡市举行。杨尚昆同志为博古故居题写了“秦邦宪故居”匾额。无锡市召开了纪念座谈会，博古的子女秦钢、秦铁、秦摩亚、秦新华、秦季玛、《博古传》作者李志英及省委领导、延安时期在博古领导下工作过的老同志代表黎辛，研究秦邦宪的专家学者及本市各界代表6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2007年6月24日，纪念秦邦宪（博古）同志百年诞辰书画创作笔会在无锡“秦邦宪故居”隆重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