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书又称“载书”，是古代对神明宣誓定盟以维系与盟者相互关系的祝祷文书，其内容记载盟誓者共同遵守的条款，文书载体多为玉石薄片。

“盟”最初仅指盟誓行为，早在西周时就已产生盟书，用来维系周天子和诸侯国的关系。如周成王因周公、大公股肱周室赐以盟书，“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而记载其辞的文书名为“载书”。《周礼·秋官·司盟》“司盟掌盟载之法”，郑玄注：“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

“载书”有多个副本，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六十九中：“盖凡盟书，皆为数本，一本埋于坎，盟者各以一本归，而盟官复书其辞而藏之其正本藏天府及司盟之府，副本又别授六官，以防遗失，备检勘，慎重之至也。”

根据陈梦家考证，盟誓的礼仪程式相当复杂，共包含“为载书”（书之于策，同辞数本），“凿地为坎”、“用牲”、“盟主执牛耳，取其血”、“歃血”、“昭大神，祝号”、“读书”、“加书”（既盟以后，将埋牲于坎，加载书于牲上而同埋之)、“坎用牲埋书”、“载书之副藏于盟府”十个环节。

春秋战国时代，各种政治力量大分化、大改组，各诸侯国在兼并掠夺战争中，为了各自的利益，常常使用盟誓这种斗争工具。强国兼并弱国、弱国运用外交策略图存、各大国势均力敌暂时喘息等情况，都会以“盟书”的形式订立共同遵守的条款。盟誓日益频繁，“盟书”大量出现。

战国之后，随着秦汉统一政权的建立，用于诸侯或国家之间的盟书失去其存在价值，但用于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或个人之间的盟书继续存在。

“誓书”与“盟书”是两种关系密切但不相同的文体。二者的密切关系表现于两个方面：

一是具有相同源头，都来自于远古时代仰仗神明和祖先的超能力来维系信约的诅誓信仰。

二是两种文体常常融合在一起，誓成为盟书的一部分，尤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情况相当普遍。

二者的差别也表现于两个方面：

一是两种文体使用的时间不同，誓主要用于三代，而盟书主要用于春秋之后，《谷梁传》说“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刘勰《文心雕龙·祝盟》说“在昔三王，诅盟不及，时有要誓，结言而退。”

二是形成文书的程序和仪式不同，《礼记·曲礼下》云：“约信曰誓，涖牲曰盟。”可见，誓只是约言而已，仪式简单，而盟要用牲凿坎，比誓要复杂郑重得多。

明誓是诸侯或卿大夫为了对内巩固统一，对外打击敌人而举行的一种礼仪活动，庄严而神圣。举行盟誓时要先掘地为坎，再奉置玉币（祭祀用的礼玉），杀牲，礼仪后将盟书与玉币、牺牲掩埋于坎中。

仅《左传》所记，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举行的盟誓就达200次之多。与简牍不同，盟书用毛笔书写在玉片或石片上，有的呈朱红色，可能用血写成，少数为墨色。

考古发掘的盟书仅见于北方，重要者有三批：其一为春秋盟书，1965年在山西省侯马市春秋晚期晋国遗址发现，共5000多片；其二三为战国盟书，发掘于河南省焦作市温县武德镇西张计村，总计万余片。

其中以侯马盟书最为重要。侯马盟书的载体——石片和玉片有的似圭形，上尖下平，也有长方形、圆形及不规则形的。最大的长32厘米，宽约4厘米；小的长18厘米，宽不足2厘米。每片上的字数不等，最多的一片达220余字。它是发现时代较早而数量最多书写文字。

其内容分“宗盟”“委质”“反纳室”“诅咒”“卜筮”等，反映了公元前5世纪晋国上层的斗争。侯马盟书的盟誓文辞用血书写成，诅咒和卜筮用墨书就。

字形与《魏正始三体石经》上的古文、【宋代】郭忠恕《汉简》一书集录的字形相似。字体风格不一，有的粗率，有的纤巧，还有蝇头小楷。同一玉片上的文字行次比较规整而大小很不一致，比较自由。

从运笔上看，它是用一种弹性很强的毛笔写成，落笔较重，收笔出锋，形如蝌蚪。因此，有人认为它就是古代字体之一的蝌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