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运动，先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发动，进而在“思想革命”中发展，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

先秦时期的文言文与当时口语的具体关系目前学术上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自此以降，汉语的书面语系统并非单一不变，而是呈现出文言与白话两种体系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的动态发展格局。

一、两大书面语系统的确立

二、汉语白话的发展阶段

徐时仪的研究将白话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三、推动白话发展的重要力量

四、“白话书面语” ≠ “口语实录”

五、文言的生命力与演变

文言文能长期作为主流书面语，并非因为它一成不变。恰恰相反，它具有一定的弹性和适应性，能够吸收各时代语言的一些变化进行调整（如韩愈的古文即受到唐代口语语法的影响），从而维持其生命力。

总结而言， 汉语的历史是文言与白话两条线索交织并行的历史。二者功能不同，领域各异，但又相互渗透。白话文献（从佛经、语录到小说）是研究历代口语实际状况的宝贵材料，但其本身是经过加工的书面文体，不能简单地与“口语”划等号。

在白话文运动之前，晚清一批先觉者已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书面语（文言）与口语（白话）分离的问题，并倡导改革。他们的主张为后来的语文变革运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实践基础。

传统叙事常将新文化运动视为现代白话文的唯一源头，但历史研究表明，现代白话文的萌芽和初步发展早在19世纪就已由西方来华传教士奠定。他们的工作构成了白话文运动的重要先声和异域资源。

一、传教士活动的规模与影响基础

二、传教士的开创性角色与贡献

学者袁进等人的研究指出，西方传教士（如马礼逊、郭士立等）在翻译（特别是《圣经》翻译）和汉语白话创作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一）胡适的发起与系统论述

（二）陈独秀的革命性声援：

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以更激进的革命姿态提出“三大主义”（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为胡适的温和“改良”注入了“革命”的决绝力量，扩大了运动的影响力。但革命的阶级叙事后来在文革被滥用，乃至将相对论视为资产阶级理论批判。

（三）钱玄同的激进批判与扩展

同期，钱玄同发表《致陈独秀》信，提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将文学革命与批判旧文化、旧政治观念紧密联系，并率先将改革范围从文学创作扩展到应用文改革。

（一）刊物的白话化与新阵地开辟

（二）鲁迅的创作实践与最高实绩

（一）理论主张与理想目标

胡适、鲁迅等人的主张：白话文运动的初衷正是要打破文言文与口语的脱节，建立一种“言文一致”的新文学。鲁迅提出白话文应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这旗帜鲜明地将现代中国人的活的语言（口语）确立为白话文的基础资源和理想目标。

（二）实践现实与内在矛盾

（三）激进方案

瞿秋白将问题推向极端：他认为汉字的非表音性质是根本障碍，主张必须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才能实现真正的“言文一致”。这显示了新文化运动中一种试图彻底切断与传统文字、文化联系的倾向。

白话文运动的成功，不仅依赖于胡适、陈独秀等民间知识分子的鼓吹，北洋政府自上而下的官方推动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

（一）对民间活动的支持（宽松政策）

中央政府各部（如教育部、内务部）及地方政府（如山西、福建）对民间创办白话报刊、编撰白话教材等多采取默许、支持甚至嘉奖的态度，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案例如1912年教育部嘉许并推广《军中白话宣讲书》；1913~1916年内务部为多家白话报刊的开办申请准予立案；1916年教育部称赞附有官话课文的教科书并通饬各校采用；1918年阎锡山力推《山西日报》白话附刊。

（二）主动创办官办白话报刊（示范推广）

各级政府为开通民智、宣导政令，主动创办了大量面向少数民族、下层民众的白话报刊，起到了模范和带动作用。案例如1912年蒙藏事务局办蒙、藏、回白话官报；四川教育司接办《进化白话报》；地官方创办各种通俗白话报刊，如1912福建教育司发行《通俗报》，1915年江西通俗教育会发行《江西通俗旬报》、吉林巡按使公署出版《吉林通俗报》，1919年京兆尹公署出版《京兆通俗周刊》、河南省公署出版《河南通俗教育报》。

（三）颁布白话告示与白话浅说（行政实践）

上至中央各部，下至各县知事，在发布政令、解释政策时广泛采用白话布告和白话浅说，使白话文成为行政工具，极大地扩大了其受众面和接受度。案例：如1912年内务部要求用方言拟白话告示解释共和；1917年交通部发布白话通告解释铁路政令；内务部、农商部编纂各类主题（选举、实业、防疫等）的白话浅说。

（四）开展通俗讲演与设立阅报处（社会教育）

政府设立大量通俗教育讲演所，并规定讲演稿必须采用白话。同时在讲演所内附设公众阅书报处，购置大量白话报刊供民众阅览，官方力量直接推广了白话读物。案例如教育部要求新疆等地讲演稿必须改用白话；北京公众阅报处的报刊中有1/4是纯白话报。

（五）主导国语运动（制度保障）

国语运动主张的“国语统一”即是要建立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全国通用的国语，实现语言的统一。它的来源“是一种‘就国音而发’的‘近文之雅语’，是用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来读的‘白话文’”，北洋时期的国语实质上就是白话文，推行国语即是推行白话文。而“言文一致”则是要求书面语改用白话，这也与白话文运动的目标相契合。

同时，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又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一方面，“语言之必须统一，统一之必须近文”，口语与书面语的一致(即言文一致)是国语统一的前提。另一方面，若想统一国语，需要“先从创造统一之方术与夫统一之器具，为入手方法”，此入手方法即是国民学校课本改用白话文体。

民国成立之初就有人提议“初等小学宜教国语，不宜教国文”来作为统一国语的方法。但是“既要教国语，非先统一国语不可”，进一步说，即是需要先有一个国语的标准，依据此标准才能进行国语教学，实现言文一致。因此国语运动中国语统一的积极倡导也有助于言文一致的实现和白话文运动的开展。

统一国语需要统一读音。1912年7月，教育部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第二年又成立读音统一会，最终拟定了一套包括39个字母的注音字母。但因时局变故陷于沉寂。1916年袁世凯死后，教育部官员致力改革，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国语运动再起。1918年左右，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的兴起破解了知识分子对白话的“雅俗”价值困扰，与国语运动合流，声势大增。

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和国语统一筹备会均提出将小学国文改为国语课本的议案，且山西、江苏等地已有实践。1920年1月1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训令各省区：“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这标志着白话文作为书面语获得官方正式认可，从制度上确保了白话文的正统地位，是白话文运动取得胜利的关键标志。

1921年10月，胡适在中国大学演讲时表示：“数年前曾主张白话，假如止是这样在野建议，不借政府的权力，去催促大众实行，那就必须一二十年之后，才能发生影响。”1922年，许新凯写道：“我们固然不以政治为万能，但是政治实在能为我们改造之助则已无可疑的。你看，白话文经教育部的一推行，比《新青年》几年的传播快的多。政治之非无用，于此可见。”

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并非无源之水，其理论根基深受当时特定历史语境和思潮的影响，主要可归结为三点：

李春阳指出，无论当时的倡导者是否自觉，他们的“眼界到行动”都笼罩在这三种思潮之下，这构成了运动的思想底色和局限所在。

1918年，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表述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一目标，旨在“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并认为国语的文学是国语得以成立、发达的基础。1952年12月8日胡适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座谈会上的解释，该纲领意指国语的标准并非由官方机构规定，而需依靠文学家大胆使用国语创作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会产生文学的国语。后来的文艺发展被认为遵循了这一方向。

这个口号是胡适的核心纲领，其内涵深远：

胡适在1918年4月15日所写《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附识中说：“凡事有个进行的次序。我以为中国将来应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绝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这段话透露了白话文运动的底细，以白话代替文言的目的，乃是为了拼音化的方便实行。李春阳认为，从这个角度看，白话文运动对汉字和汉文传统而言，“与其说是建设，不如说是破坏”。

关于文体改革的具体规划。主要在散文、应用文、诗歌三个方面。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概括为四条主张：a. 要有话说方才说话；b. 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c. 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d. 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胡适对散文、应用文、诗歌的“规划”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概念，因为文体演变多为自然过程，难以人为强力规划。胡适的“三步走”规划（工具、方法、创造）暴露了其理论的内在问题：

这一规划听起来有步骤，但实则空洞，缺乏可操作的具体方案，更像是一种理想化的蓝图而非切实的路径。

钱玄同在1917年的《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中提出了多项应用文改革主张，如改用白话（国语）；选取最普通的常用字；多义字只用最普通常用的一义，不许用倒装移置的句法；“书札之款式称谓，务求简明确当。删去无谓之浮文”；文中加标点符号；数目字改用阿拉伯字，“用算式书写”；改右行直排为左行横排；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印刷之体，宜分数种”等等。

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具有明确的实用目的，侧重应用文。而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运动则首先从最不实用的文学领域展开。文体分类源于写作实践，“规划”的说法存在争议。白话文体的具体划分及其与古文文类的关系，在当时并未完全解决。周作人晚年将其作品统称为“文章”，涵盖散文、小品文、批评及杂感等。鲁迅除小说外的作品多归入杂文，都是这种模糊性的体现。

公文领域最清晰地展现了改革中的顽固性与实用性之间的妥协。形式的更迭与词汇的残留：尽管1949年后公文形式上改用白话，“等因奉此”这类文言套话消失了，但大量文言词汇（“兹有”、“为盼”、“敬请光临”）因其庄重、简洁、正式的特性而被保留下来。这证明语言改革并非简单的替换，而是一种融合与筛选。完全的口语化（“请来一趟”）在正式场合会被视为“不伦不类”，这说明书面语有其独立于口语的审美和功能需求。

一、胡适的自由体

对诗体改革的主张分为两派，一派由胡适带头提倡“自由体”。另一派由宗白华（1897—1986）、闻一多（1899—1946）带头主张“格律体”，这两派对新诗的形式都作了探索。

钱玄同为胡适的《尝试集》作序，列举了《诗经》《楚辞》至宋词元曲等例子，说明白话作韵文古已有之，并指出“用今语达今人的情感，最为自然”，为新诗的存在提供了依据。章太炎以有韵与否区分诗与非诗，其弟子钱玄同亦将胡适提倡的“白话作诗”称为“白话作韵文”，视韵文等同于诗，这与胡适的看法存在差异。

胡适1919年发表《谈新诗》，他强调“语气的自然节奏”和“字的自然和谐”，贬低押韵和平仄的重要性，这使其主张的“诗”在形式上与散文的界限变得模糊，近乎“从形式上取消了诗的特征”。因此，胡适的实践（《尝试集》）远不足以成为“自由体”的成熟标本。

二、 “自由体”的激进化及其后果

真正的“自由体”推向极端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郭沫若。郭沫若持一种“还原主义语言观”和“自发主义创作论”。他认为诗的本质专在抒情，只要情感真实，“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为诗”。

这种主张在追求绝对自由的同时，也导致了早期白话诗在艺术上的粗制滥造，忽视了诗歌作为艺术门类所必需的锤炼和形式美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白话诗的声誉”。正是为了矫正此流弊，“格律派”才应运而生，被称为“白话诗写作的第二次兴起”。

三、 “格律体”的探索与实践困境

格律派的努力是对自由体过度散文化的一次反拨和艺术上的自觉提升。

朱自清指出，陆志韦是“第一个有意实验种种体制，想创新格律的”。他认识到“诗的美必须超乎寻常语言之上”，而节奏是达成此美感的关键途径。以1926年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办《晨报·诗镌》为标志，新格律诗派正式集结亮相。他们主张“理性节制情感”，追求诗的“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

关于新诗格律的讨论非常深入且分歧巨大（从20年代到50年代），涉及音尺、音步、顿、平仄、押韵等多个层面，交织着古诗、外国诗和民歌的影响。尽管学理上的探讨范围很广，但格律派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足够多且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典范作品。一种新诗体的真正确立，最终必须依靠伟大的诗人和杰出的诗作来验证和完成，而格律派在此方面未能取得突破性成就。

一、文体多样性的消亡

以白话作各种文章，实行起来原比文学领域难度大。文言文两千余年，种类繁多，体裁不同，各异其趣。《典论·论文》列为四类：“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至《文心雕龙》，讨论了三十五种文体：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古文辞类纂》将入选的古今文章分为十三大类：论辩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

取消文言，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取消了这些文类。尽管许多文体因社会变迁而自然失效，但白话文并未建立起一套与之对应、同样精微的新文体系统。所谓的“白话作各种文章”，更像是用一种相对单一的工具去“应付”所有事情，导致了表达上的粗糙化和单一化。

二、 “口语本位主义”的误区与危害

白话文以口语为源泉，但不是唯一的源泉。口语并不能直接自动变为白话文，口语的简洁和生动，只有经过提炼加工才能成为白话文的优长。同样是口语，口才好的人口若悬河，出口成章，不善言语的人前言不搭后语，白话文写作上的口语本位主义，以混淆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别始，以彻底否定白话文的文本地位和文体追求终。

1952年，郭沫若发表《爱护新鲜的生命》，认为：

“我们中国现行的汉字是比较难于驾驭的工具。汉字将来是会改革的，并采取拼音化的道路……但在汉字采取拼音化之前，我认为我们的文章必须先走上写话的道路……旧文言固不用说，五四以来的新文言也不用说，近来的理论文字和文艺作品又显然有‘新新文言’的倾向了。主要恐怕依然是汉字在作怪。用汉字来表达，总想少写几个字以求效率的提高，因而有意无意之间，便不免和语言脱离了。在今天鼓励以工农兵或少年为对象而写作，也就是鼓励我们写话，减少不常用的汉字的使用，使文章和语言愈见接近起来，做到言文一致，对于汉字改革无疑是会减少许多困难的” 。

勒令书面语向口语看齐，作文，势必要走到以常用汉字写话，下一步，即以拼音写话。互联网普及之后，中国迅速进入全民写话的时代，半个多世纪所接受的语文教育是写话训练，写的未必是自己的话，而是官话、套话、谎话、大话、空话。

中国的书面语，白话文言并行已经千年，写作人在选择什么语体上，皆从修辞的需要出发，文言作为书面语历史更长些，但后起的白话却更通行、更方便，离现在越近，白话在书面语中占有的份额也越大（尤其说部），这是语言发展的自然趋势。任何时代写文言的人，没有拒绝过从当代的现实生活和口语中吸收语言的成分，任何时代写白话的人，也不可能拒绝从先贤的书面语中学习需要的语言成分，这是常识。白话文运动为了政治的需要，虚构了所谓古代的语言局面，再把它加以翻转，以排斥和消灭文言，为开创新纪元的大功绩。百年下来，排斥了文言，也损毁了白话。

朱光潜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一篇文章《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对于文言白话，具有适当的态度：

文言白话之争到于今似乎还没有终结，我做过十五年左右的文言文，二十年左右的白话文，就个人经验来说，究竟哪一种比较好呢？把成见撇开，我可以说，文言和白话的分别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大。第一就写作的难易说，文章要做得好都很难，白话也并不比文言容易。第二，就流弊说，文言固然可以空洞俗滥板滞，白话也并非天生地可以免除这些毛病。第三，就表现力说，白话和文言各有所长，如果要写得简练，有含蓄，富于伸缩性，宜于用文言；如果要写得生动，直率，切合于现实生活，宜于用白话。这只是大体说，重要的关键在作者的技巧，两种不同的工具在有能力的作者的手里都运用自如。我并没有发现某种思想和感情只有文言可表现，或者只有白话可表现。第四，就写作技巧说，好文章的条件都是一样，第一要有话说，第二要把话说得好。思想条理必须清楚，情致必须真切，境界必须新鲜，文字必须表现得恰到好处，谨严而生动，简朴不至枯涩，高华不至浮杂。文言文要好须如此，白话文要好也还须如此。

话虽如此说，我大体上比较爱写白话。原因很简单，语文的重要功用是传达，传达是作者与读者中间的交际，必须作者说得痛快，读者听得痛快，传达才能收到最大的效果。为作者着想，文言和白话的分别固然不大；为读者着想，白话却远比文言方便。不过这里我要补充一句：白话的定义很难下，如果它指大多数人日常所用的语言，它的字和词都太贫乏，绝不够用。较好的白话文都不免要在文言里面借字借词，与日常流行的话语究竟有别。这就是说，白话没有和文言严密分家的可能。本来语文都有历史的赓续性，字与词有部分的新陈代谢，绝无全部的死亡。提倡白话文的人们喜欢说文言是死的，白话是活的。我以为这话语病很大，它使一般青年读者们误信只要会说话就会作文章，对于文字可以不研究，对于旧书可以一概不读，这是为白话文作茧自缚。白话文必须继承文言的遗产，才可以丰富，才可以着土生根。

一、拼音化的提出

胡适的“三步走”战略：在1918年4月15日《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附识中提到“凡事有个进行的次序。我以为中国将来应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绝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白话文运动的任务是取代文言，不仅成为正宗，且要成为唯一合法的书面语。若从单纯语言角度看，或说为了白话文自身的声誉与成长，其实不必如此。一切有利于白话文的资源，皆可以保存、学习和使用，为什么强调要消灭文言呢？原来白话文运动并不是如它字面说的那样，止于取得正宗地位，它是连自己也要消灭的，它是另一革命运动的第一步，拼音化文字是它最终的目的。

要顺利地实现拼音化，须先消灭文言，因为文言的单音词太多，大量音同字不同的单音词在拼音中无法区分，白话当中，或者复音词当中，仍然有音同字不同的词汇，只能到时候再说。汉字一定要被革命掉，所谓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道路。

二、拼音化作为国家战略的系统性推进

三、 拼音化目标的荒唐与最终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