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1449年），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明朝初年宦官。与明宪宗时的汪直、明武宗时的刘瑾、明熹宗时的魏忠贤并称为“明朝四大宦官”。

王振少时选入内书堂。在东宫侍奉太子朱祁镇，任局郎。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病死，朱祁镇即位，即明英宗，次年改元正统。这时，英宗年仅九岁，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英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张氏（诚孝张皇后）听政。

明英宗因年纪小，狡黠的王振博得了他的欢心，王振于是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监掌印太监。英宗称呼他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王振于是开始专权作威作福。他教唆明英宗用重刑管理臣下，以防大臣蒙蔽皇帝。于是大臣们被下狱的不断，而王振因此得以弄权。但那时候，太皇太后贤明，正委政于内阁。内阁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累朝元老，王振心中忌惮他们，所以不敢肆意妄为。

正统四年（1439年）十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死了驿丞，而驿丞是杨溥的同乡，廖谟则是杨士奇的同乡。杨溥因此怨恨廖谟，主张将其判为死罪，杨士奇却认为廖谟是因公杀人，不应判死，两人争议不下，便请太皇太后裁决。王振趁机进言称：“两人都因同乡关系而有私心，判廖谟抵命太重，判因公杀人又太轻，应该按照品级将廖谟降职调任。”太皇太后听从了王振的建议，将廖谟降为同知。王振的建议得以采纳后，他开始逐渐干涉朝政。

正统五年（1440年）二月，朝廷下令让侍讲学士马愉、侍讲曹鼐一同在内阁当值，参与国家机密要务的处理。在此之前，王振对杨士奇说：“朝廷的事务全靠三位老先生（指“三杨”）。但三位先生也已年老，无心再操劳政务，日后朝政该如何安排呢？”杨士奇回答：“老臣应当竭尽心力报效国家，到死才会停止。”杨荣则说：“先生怎能说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人年老了，无法再为朝廷效力，应当推荐人才来侍奉君主才对。”王振听后很高兴。第二天，王振立即推荐了曹鼐、苗衷、陈循、高谷等人，这些人随后就被按顺序提拔任用。杨士奇因此埋怨杨荣，杨荣解释道：“王振已经厌恶我们了，就算我们坚持不退，他难道会善罢甘休吗？万一哪天宫中传出一张纸条，下令让某某人进入内阁，那我们就毫无办法了。如今推荐的这四个人终究是我们认可的人，有什么妨碍呢？”杨士奇认同了他的说法。

正统六年（1441年）四月，王振假传圣旨，任命工部郎中王佑为工部右侍郎。王振掌权后，王佑凭借谄媚被越级提拔，他与兵部侍郎徐睎一起极力迎合王振。王佑相貌英俊却没有胡须，擅长察言观色、讨好王振。一天，王振问他：“王侍郎为什么没有胡须？”王佑回答说：“老爷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有呢？”听到这话的人都鄙视他。十月，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重建竣工，明英宗在皇宫设宴款待百官。按照旧例，宦官即使受宠，也不得参加朝廷宴会。当天，明英宗派人去看王振在做什么。王振正在大发雷霆，说：“周公辅佐周成王时能参与重要场合，我难道连坐一坐的资格都没有吗？”使者将王振的话禀报给明英宗，明英宗为此露出为难的神色，于是下令打开东华门的中门，让王振进宫参加宴会。王振到来后询问原因，侍从回答：“这是皇上的诏命。”到了宫门外，文武百官都望见他的仪仗就下拜，王振十分高兴。

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张氏去世。此前杨荣已经先离世，杨士奇因儿子杨稷被判死罪而借故不出任官职，杨溥年老多病，新任内阁大臣马愉、曹鼐权势轻微，王振于是骄横跋扈，无人能控制。他在皇宫东边修建豪华府第，又建造智化寺，土木工程极尽奢华。他发动对麓川的战事，导致西南地区动荡不安。

正统八年（1443年）四月，雷声震坏了奉天殿的鸱吻，明英宗下诏征求群臣直言进谏。侍讲刘球趁机上奏疏提出十件事：“勤奋学习圣人之学来端正心性品德，亲自处理国家政务来总揽朝政大权，分辨贤才与庸人来澄清并端正士风，选拔礼官来尊崇祭祀礼仪，严格考核官吏来使吏治笃实，谨慎使用刑罚来彰显典章制度，停止土木工程来缓解百姓劳役之苦，确定法规准则来防止权力下移，停止军事征伐来重视百姓性命，整治军备来防备外来祸患。”奏疏中有讽刺王振之言，王振将刘球关进监狱。

起初，王振怨恨刘球反对征讨麓川的战事。锦衣卫指挥彭德清是刘球的同乡，长期出入王振门下并执掌权力，朝中大臣大多前去拜见王振，唯独刘球不行礼，彭德清对此怀恨在心。恰逢刘球的奏疏呈上，彭德清便挑拨王振说：“您知道吗？刘侍读奏疏里的第三条，其实是在诋毁您啊。”王振大怒，命指使指挥马顺把他肢解处死。

大理少卿薛瑄向来不向王振屈服，王振对他怀恨在心。恰逢有位武官病死，他的妾容貌美丽，王振的侄子王山想霸占她，武官的妻子坚决不同意，妾于是诬告妻子毒死了丈夫。都御史王文审理此案，妻子已被诬陷认罪。薛瑄察觉其中的冤情，多次把案子驳回重审。王文谄媚侍奉王振，便诋毁薛瑄，还唆使御史弹劾薛瑄受贿，故意开脱罪犯的罪责。在朝廷上审讯时，薛瑄最终被定罪处死，关进监狱。薛瑄却神色坦然地说：“为辨明冤情而获罪，死了又有什么惭愧的呢？”他在狱中研读《易经》自娱自乐。起初，薛瑄被判处死刑后，他的儿子薛淳等三人请求由一人代替父亲去死，另外两人戍边，来赎回父亲的死罪，朝廷没有批准。即将执行死刑时，王振的老仆人在屋檐下哭泣，王振询问缘由，老仆人说：“薛少卿难逃一死，所以我哭泣。”王振问：“你怎么知道的？”老仆人回答：“他是我的同乡。”接着讲述了薛瑄平生的品行德行，王振的怒气稍稍缓解。恰逢侍郎王伟上书营救薛瑄，他才得以免去死罪，被削去官职遣返故乡。

正统八年（1443年）八月，王振曾到国子监，因怨恨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没有对他格外礼遇，就派人查访他的过错，却一无所获。国子监彝伦堂有一棵古树，是从前许衡亲手栽种的。李时勉嫌弃古树树荫浓密，妨碍学生排列班次，便下令稍微砍伐了一些旁枝。王振于是诬陷他砍伐官木、占为家用，假传圣旨让他戴枷示众，在国子监门前暴晒。当时造了三个枷，把李时勉与司业赵琬、掌馔金鉴一起枷住。李时勉的枷特别重，而且枷孔狭小。金鉴请求更换，李时勉坚决不同意。监生石大用请求代替李时勉受罚，在宫门外号哭奔走。上疏请求赦免李时勉的有几千人。恰逢会昌伯孙继宗向孙太后进言，太后把这件事告诉了明英宗，明英宗才知道是王振所为，下令立即释放了李时勉。

内使张环、顾忠匿名书写诽谤之语，锦衣卫审讯后查实，明英宗下诏将二人在集市上凌迟处死。还下令让宦官们前去观看，大家才知道诽谤的内容是揭发王振的恶行。

正统九年（1444年）七月，驸马都尉石璟责骂自家的宦官，王振因石璟轻视和自己同类的人而心生厌恶，将石璟关进监狱。十月，监察御史李铎负责监督收缴光禄寺的祭祀物品，遇到王振时没有下跪，于是获罪，被贬戍守铁岭卫。

正统十年（1445年）正月，锦衣卫士兵王永暗中在交通要道张贴揭发王振罪行的文书，隐瞒了自己的姓名。巡逻的校尉抓获了他，明英宗下诏立即将他在集市上凌迟处死，没有经过复核上奏。七月，霸州知州张需善于治理百姓，顺天府丞王铎曾表彰过他的突出政绩。有牧马官骚扰百姓，张需将其依法处置。牧马官向王振诋毁张需，张需于是被逮捕，遭受严刑拷打几乎丧命，被贬戍守边疆。王铎也因私下举荐张需而受牵连，被交给大理寺治罪。

正统十一年（1446年）正月，朝廷赏赐王振白银、纸币、彩色绸缎等物品，王振的侄子王林被任命为锦衣卫指挥佥事。三月，兵部侍郎于谦巡抚山西、河南地区十多年，担心自己权势过盛，便举荐参政孙原贞、王来代替自己。当时王振正掌权，于谦每次入京，从未拿过一件礼物去结交他。又有一个姓名与于谦相似的御史，经常违背王振的心意，王振以为是于谦，便唆使言官弹劾他，于谦被罢官降为大理少卿。山西、河南两省的百姓兼程前往京城请求留任于谦，藩王也以不能没有于谦为由上书请求，于是朝廷又命令于谦继续担任巡抚。

正统十三年（1448年）二月，修建大兴隆寺。该寺最初名叫庆寿寺，位于皇宫西边，是金章宗时建造的。王振说它已经破旧，便命令军民服役进行修建，花费巨大，其壮丽程度在京城首屈一指。明英宗曾亲临该寺。

瓦剌是元朝的后裔。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太师也先命使者前来进贡马匹，王振压低马的价格，使者愤怒离去。同年七月，也先大举入侵，王振挟持明英宗亲自出征。朝中大臣纷纷劝谏，明英宗不听。到达宣府时，遭遇大风暴雨，又有人劝谏，王振更加暴怒。成国公朱勇等人禀报事务，都跪着上前。尚书邝埜、王佐违背王振的心意，被惩罚跪在草丛中。他的党羽钦天监正彭德清借天象变化劝谏，王振也不听从。

八月一日，明英宗驻扎在大同，王振还想继续向北进军。镇守太监郭敬把敌军的声势告知王振，他这才感到害怕。于是下令撤军，到达双寨时，大雨滂沱。王振起初计划取道紫荆关，想趁机邀请明英宗临幸他在蔚州的府第，随后又担心军队会践踏家乡的庄稼，便又改道宣府。士兵们辗转奔走，直到壬戌日才在土木堡驻扎。瓦剌的军队随后追来，明军大败。明英宗被俘，王振被乱兵杀死。战败的消息传到京城，文武百官痛哭失声，都御史陈镒等人在朝堂上弹劾王振的罪行，给事中王竑等人当场击杀了马顺以及毛、王两名宦官。郕王下令将王振的侄子王山在集市上凌迟处死，同时诛杀了王振的党羽，王振家族无论老少全部被斩首。王振专权七年，查抄他的家产时，得到金银六十多库，玉盘一百个，高达六七尺的珊瑚二十多株，其他珍宝古玩不计其数。在此之前，郭敬镇守大同时，曾制造了几十瓮箭镞，奉王振之命赠送给瓦剌，瓦剌则总是用良马回赠。等到明英宗亲征时，西宁侯宋瑛、驸马都尉井源担任前锋，在阳和遭遇敌军，郭敬又从中阻挠，致使明军战败。到这时郭敬逃回京城，也因罪被诛杀。

天顺元年（1457年）五月，英宗复辟。他思念王振，便采纳太监刘恒的建议，下令祭祀王振，用木头雕刻成王振的形状，为他招魂安葬。在智化寺祭祀他，赐匾额为“旌忠”。

王振长期侍候明英宗，颇尽心力，教以儒家经书，生活上亦严格要求。一次明英宗与小臣击球，见王振至而止，次日王振仍跪谏；明英宗在该举行经筵时贪玩未至，王振告于太皇太后，明英宗被召责，扈从内侍亦受到惩罚。王振所施严格儒式教育对明英宗的成长有一定积极作用。宣德十年（1435年），王振引导小皇帝阅兵，而王振本人也在宣德年间任过战时提督，说明其人对战事并非一无所通。

自三杨逐渐隐退之后，继任的阁臣们由于身份和品级的原因，导致内阁的话语权大大降低。由此使得宦官势力快速成长，并越过部阁，在朝堂之中占据主要地位。王振对朝堂之中不顺从自己的大臣便多加迫害。

对于反对自己，对自己不利的人，王振更是采取极端手段。群臣几乎没人不惧怕王振，纷纷投靠王振，为其党羽。一时之间“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赇赂辏集”。通过打击自己的反对势力，拉拢部分可利用的官员，王振因此获得了部分朝臣的支持，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奠定了其正统中后期专权的基础。

正统年间的东厂一直为王振亲自掌管。另一特务机构锦衣卫的锦衣卫都指挥使马顺也是攀附王振的主要人物之一，且除此之外，王振也安排了自己的侄子王山担任锦衣卫指挥同知，王林担任锦衣卫指挥佥事，由此王振将厂卫牢牢抓在手中，致使正统年间厂卫肆虐。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也先遣二千余人进马，诈称三千人，王振怒其诈，减其马价一半以上。也先大怒，七月，分兵四路大举南下。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只由阿剌知院率领，围宣府攻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攻大同。大同一路进攻势头最猛，前方失败消息不断传来，引起京师震动。明英宗在王振的鼓动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阻亲征，建议另行选将出征，吏部尚书王直亦率群臣苦谏，明英宗均不听，决意亲征。七月十七日，明英宗率二十万（号称五十万）大军从北京出发。进军途中一路不顺，风高雨急，军士乏粮，僵尸满路。随行文武大臣屡上章请回师，均被王振严惩不贷。八月初一，明军进至大同。转次日，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将前线惨败消息密告王振，王振始有惧意，下令班师。期间，王振欲邀帝至其家乡府第以显威风，后又担心大军践踏庄稼，以致行军路线数变，耗费时日，最终在土木堡为也先部所击败，明英宗被俘。

明·张太后：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当赐汝死。

明·樊忠：吾为天下诛此贼！

明·高岱：振一宦者，英宗宠之过，遂至蒙尘，几亡宗社，不世明鉴哉！（《鸿猷录·卷十·己巳虏变》）

明·王世贞：夫振、瑾至狼戾也，公卿台谏至狐鼠伏也，亿兆至鱼烂也，然而不为汉、唐之季者，高皇帝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即狼戾如振、瑾者，一嚬而忧，再嚬而危，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散兽窜，是以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

清·谷应泰：宣皇晏驾，新主幼冲。王振以青宫旧侍，俨然自负顾命……振阳持平允之名，阴得中宫之喜。然后知三杨之瑕，振固已窥之早矣……英宗初立，年仅九龄。至张后崩时，年已十六。质果英铭，亦当知上官之诈矣。何至呼为“先生”，使振周公自待。大晏不预，惧振惭愤，乃开东华中门，令振出入以悦之。此何异哀宠董贤，愿让天下；僖呼阿父，遂作门生者与！夫宵人构祸，自古多有。然或骊龙乘睡，盗窃宠灵……小人败露，固有时也。亦或受制家奴，危同履虎……未有奸形屡败，酷政亟闻，外戚入暴其非，亲藩共闻其状。振又势若孤雏，根非盘据，而白金绮币，颁赐宠褒，擅杀（阙）威，概置不问。土木之变，六军败绩，九庙震惊，青城覆辙，躬自蹈焉。马嵬播越，应思林甫之奸；回纥称戈，当悟元载之罪。而乃复辟以来，常怀圣虑，九原可作，发叹拊髀，三径犹存，空悲卢宅，招魂榆塞，雕木浮屠，为振复雠，贻讥后世，何其谬哉。考直、瑾、忠贤，皆蒙主眷，而没后追思，惟振一人……向令英宗不陷贼，凶璫不授首，天假之年而滋其毒，明社之屋，宁竢今矣。……自王振擅权，灾异迭见，振略不警畏，狠恣愈甚。

清·毛奇龄：王振者，在宣宗时，曾以技巧逆上意。后用英宗伴读，恩秉司礼监，恶未著也。（《胜朝彤史拾遗记》）

清·张廷玉：①独以王振擅权开衅，（英宗）遂至乘舆播迁。乃复辟而后，犹追念不巳，抑何其感溺之深也。②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考其祸败，其去汉、唐何远哉。……振狡黠得帝欢。

清末民国·蔡东藩：然王振擅权，威逾人主，公侯以下，俱受制于逆阉之手，几曾见刑余腐竖，能杀敌致果者耶……惟王振之决意劝驾，实肇自麓川之捷，彼以为麓川可胜，则瓦剌亦何不可胜，设能一战克敌，则功莫与匹，捽天子且如反掌，遑问张辅、朱勇诸人耶？然天道恶盈，佳兵不祥，古有明征，矧属阉竖？樊忠一锤，大快人心，惜乎其为时已晚也。

近现代·崔瑞德、牟复礼：他（王振）还是幼帝的启蒙老师，对幼帝具有很强的个人支配力量……所以不难看出，以传统方式兼把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控制在手的王振，是多么容易地左右一切了……他们都不能对付这名不久将成为一个有力的独裁者的司礼太监操纵权力的巧妙的手段……据说他聪明机敏，具有相当强的个人魅力。他们也一定把他看成一个政治操纵者而害怕他。经过了一段时期，肯定是在15世纪40年代中期，他显然开始发展了某种妄自尊大（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难以避免的），自认为是周公第二，独断地决定国家的重大问题，压制批判，甚至滥杀他的对手。

当代·当年明月：①正是此人，打破了明宣宗朱瞻基的初衷和他创造的良好氛围，影响了一个王朝的兴衰荣辱。②一个人犯一次错误不难，难的是从头到尾都犯错误，类似王振如此愚蠢而不自知的人，实在是天下少有。对于这位司礼监先生，我已经无话可说，抛开他的恶行，单单他的愚蠢和无知，就足以让他遗臭万年，为万人唾骂。（《明朝那些事儿2》）

太皇太后张氏曾亲临便殿，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尚书胡濙，奉圣旨入朝。明英宗站在东边，太皇太后转头对明英宗说：“这五个人，是先皇（明宣宗）挑选后留给你的重臣，今后凡有行事，一定要和他们商议。若没有这五人赞同，任何事都不能施行。”明英宗领受了旨意。

过了一会儿，宣召太监王振进殿。王振到后，俯身跪拜，太皇太后脸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说：“你侍奉皇帝起居，常常不守规矩，现在应当赐你死罪。”随即有女官拔刀架在王振的脖子上。明英宗跪下为王振求情，大臣们也都跟着跪下。太皇太后说：“皇帝年纪还小，哪里知道这类人会祸害国家和百姓。我就听从皇帝和大臣们的请求，饶王振一命，但今后绝不能让他干预国家政事。”

据冯梦龙《智囊全集》记载：北京城的功德寺，后殿供奉着一座极其巍峨华丽的佛像。和尚说，明英宗正统年间，张太后常游幸功德寺。有一次曾在寺中住了三夜才回宫。当时英宗年纪还小，常随太后游寺，寺内宫殿中的住宿用品全都有。王振认为后妃常游幸佛寺不合朝廷礼制，于是暗中命人打造佛像。佛像完成后，王振请英宗呈给太后，说：“母后大德，儿臣无以为报，特命人打造一尊佛像，请母后恩准将佛像安置于后宫，以酬谢母后的深厚恩德。”太后听了非常高兴，立即答应，并命中书舍人用金字抄写经书放在东西两侧厢房。从此太后因厢房供有佛经，不适合住宿，就不再游幸功德寺。

侄子

王林，正统十一年（1446年）正月，被任命为锦衣卫指挥佥事。正统十四年（1449年），被凌迟处死。

王山，任锦衣卫指挥同知。正统十四年（1449年），被斩首。

关于王振专权之事，朱永超在《明英宗正统时期政局探讨》一文中认为有待商榷：

他认为关于王振负面评价的出现，最早来自于《天顺日录》与《英宗实录》，前者成书于天顺年间，后者修撰于成化年间，即发生在王振本人死后，且都经过了景泰年间官方潜移默化的诱导。而代宗登基便将王振全家斩首，家产籍没，并将土木战役的责任全数归于王振。“几务擅专于权幸，致大兄误陷于虏庭”，景泰年间王振的官方形象无疑是负面的。不仅如此，正统八年的刘球上书进谏最终身死诏狱一事，以及薛瑄去职一事，后世皆归罪于王振，似乎坐实了王振擅权，为祸朝纲的事实。但是明英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完全隐藏了起来，似乎这一切与他无关。一个国家的从五品翰林侍讲在狱中被肢解，四品的大理寺少卿被判死刑，若是说其中完全没有皇帝的影子存在，未免过于荒唐。

后世对于王振形象书写的逐渐变化，一方面来自于“土木之役”罪责过于厚重，需要一个人作为主要负责人，而英宗其后的皇帝皆为英宗子孙，君父形象深入人心。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王振自然就成了诸多与传统朝臣不合理做法的提出者，但实际上做出决定的人是背后的英宗。另一方面在于想要树立一个反面的宦官形象，防止后世皇帝借助宦官强化皇权，实现专制，这与文官士大夫群体所希望的“共治天下”的理想政治模式是一致的。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九·王振用事》

《明史·卷三百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京剧《忠孝全》又名《斩秦洪》《金鳌岛》。讲明英宗时秦洪与子秦季龙失散。值金鳌作乱，太监王振领兵征讨，至山东募兵，季龙投军，因其武勇被命为先锋，平乱而归。时秦洪任福建解粮官，因雨误期、王振怒欲斩之，令季龙监斩，父子法场重逢，抱头痛哭。季龙愿代父死，王振乃赦秦洪。奉旨封季龙为忠孝王。《忠孝全》原有全部，以场子冗散，久已失传，只存“王振招军”“秦洪解粮”“秦季龙征战金鳌”“法场救义”“忠孝封王”数折，仍名《忠孝全》。而以王振为主，列为花脸的京白正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