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雅臣（1911年—1941年1月29日），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军长，山东省蓬莱县人。193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汪雅臣家境贫寒，早年逃荒到五常县一带谋生。1929年，汪雅臣在东北军第二十六旅三十四团当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汪雅臣不愿当亡国奴，逃回五常进行抗日活动，后加入了“保胜”队，担任“炮头”。1933年，汪雅臣报号“双龙”，组建了抗日山林队，担任队长，率部活跃于拉林河、牤牛河上游地区。不久，汪雅臣率部投靠宋德林的抗日山林队，编为第四支队，由汪雅臣任支队长。1934年2月，“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成立，汪雅臣被推举为首领，率部在五常、舒兰和榆树交界的广大地区积极与日伪军浴血奋战。1935年春，汪雅臣请求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派代表来指导改编部队，接受了党的领导。1936年初，汪雅臣部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由汪雅臣任军长。同年冬，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汪雅臣仍任军长。汪雅臣治军严明，密切联系群众，关心士兵疾苦，使十军成为北满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组建，汪雅臣领导的十军归属第二路军建制。1940年，为保存实力，汪雅臣让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仅率40余人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坚持斗争。

1911年，汪雅臣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又名汪亚臣、王景龙。汪雅臣早年随父母逃荒闯关东，在五常民意乡卞家围子附近落户。汪雅臣读过一年私塾，后因家庭贫困辍学，为地主家放猪。

1926年，汪雅臣离家到苇河当了伐木工人。

1928年，汪雅臣不堪忍受林业资本家的压迫，逃回五常境内，被当地的胡子队“东双胜”收留。

1929年后，吉林邓殿云团（东北军第二十六旅第三十四团）在夹信子一带与“东双胜”打了一仗。由于“东双胜”人数较少，被邓团打散，汪雅臣被俘，在邓团当了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吉林，邓团投降了日寇，当了伪军。汪雅臣激于爱国热忱，不愿当亡国奴，便集结几个具有爱国思想、志同道合的士兵携枪逃出，又回到五常县东南山里牤牛河一带活动。这里山高林密，人家较少，易于隐蔽，可攻可守，是进行抗日的好地方。由于汪雅臣双手都能打枪，弹无虚发，因此自报号为“双龙”。这时，汪雅臣看到“保胜”（即原“东双胜”）原来那二十几个人还活动着，为扩大力量，便与几个士兵商量后又加入了“保胜”队，当了“炮头”。虽然又回到了老队伍，但是汪雅臣的思想却有了很大变化。吉林沦陷时，汪雅臣亲眼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产生强烈的救国救民愿望，经常劝“保胜”拉队伍抗日。可是，“保胜”一点儿也听不进劝告，只想过打家劫舍的生活。汪雅臣见他匪性难改，就经常自己领将一些弟兄去偷袭日伪军。在汪雅臣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弟兄不愿继续跟着“保胜”胡作非为，开始和汪雅臣一起积极地进行抗日活动。

1933年春，有人向汪雅臣报告说“保胜”又在屯里抢劫老百姓。弟兄们早看清了“保胜”的为人，纷纷要求枪毙“保胜”。汪雅臣于是迅速带队赶到屯里，处决了这个恶习不改的害人虫。处死“保胜”后，汪雅臣接管了全部人马，向弟兄们讲了话，表示现在老百姓处于危难之中，当务之急是全力以赴打日本鬼子，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做那些损害老百姓利益的事情。汪雅臣还表示，愿意抗日的留下，不愿意的可以回家。最终，三十多个弟兄全部留下，推选汪雅臣当“双龙”队首领。就这样，汪雅臣树起了抗日旗帜，率部活跃于五常县的拉林河、牤牛河上游广大地区，在东山、南山一带经常袭击日本守备队和森林警察队，开展游击战争，很快发展到五六十人。不久，驻守五常县山河屯的伪军刘营长把队伍带到九十五顶子山的西莲花座，自称抗日山林队“盟主”。7月间，刘营长在康汪保家召集当地的小股山林队首领开会，汪雅臣带队参加了会议。刘营长提出要联合起来去攻打山林队“大界”。汪雅臣和许多头领表示了反对意见。刘营长一看这些小股山林队都不服从他的调遣，于是宣布休会，让各位首领明天早晨都带领队伍在此集合。汪雅臣察觉出刘营长拉队伍是为了搞山头，而不为了打日本鬼子，如果明天带队伍前来集合，怕是有被缴械的危险。汪雅臣于是连夜率队伍由九十五顶子山悄悄地赶到朱家船口，投奔了宋德林。宋德林部队原来也是五常一带的“胡子”，但从不骚扰贫苦百姓。九·一八事变后，宋德林因为具有爱国思想，便树起了抗日大旗，队伍很快发展到一千多人，是五常一带人数最多的一支抗日山林队。人们常说：“延边有个王德林，五常有个宋德林，真为中国人民争口气！”汪雅臣见到宋德林，说明自己为了抗日救国，希望将队伍编入宋德林的部队，但是“准编不准调”，即保持自己对“双龙”队的指挥权，既能够单独活动，也可以配合宋德林一起作战。为了扩大抗日队伍，宋德林同意了汪雅臣提出的要求，接受了他的部队，编为第四支队，任命汪雅臣为支队长。此后，汪雅臣有时率部配合宋德林的行动，有时自己率领第四支队去打日寇。汪雅臣身材魁梧，智勇双全，每次作战总是带头冲在前面。第四支队在汪雅臣的指挥下，战斗力非常强，很快成为宋德林部队的骨干力量。在汪雅臣领导下，第四支队很注意群众纪律，从不危害老百姓，深得群众拥护。汪雅臣跟随宋德林首先攻打了金马川（今属舒兰县）的日本守备队，然后在8月又进攻向阳山和沙河子的伪军自卫团。战斗中，汪雅臣率领第四支队很快冲入屯内，打死打伤伪军四五十人，活捉了沈青山、清天向两名伪团长，缴获了大量轻重武器和军事物资。在激战中，汪雅臣右臂负伤。9月，因为沈青山、靖天向两名伪团长民愤很大，所以宋德林把他俩枪毙了，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还编歌谣赞扬宋德林和汪雅臣。宋德林和汪雅臣率领部队，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攻打了金马川、向阳山、沙河子、山河屯、冲河等敌人的重要据点二十余处，不仅缴获了许多军事物资，而且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到年末，汪雅臣率领的第四支队就发展到二百多人。这一年，中央发出“一二六指示信”（1933年1月26日）已经在东北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传达，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4年，汪雅臣经过两年来抗日游击战争的实践，深深地意识到抗日武装分散活动不利于打击日本侵略者，想把附近的抗日武装联合起来共同抗日。2月，汪雅臣召集五常县一带的各个抗日山林队首领和附近群众七百余人，在尖山子老爷庙召开了抗日大会。会上，汪雅臣首先讲到当前抗日斗争的形势，然后讲到联合抗日的重大意义，号召众人团结起来共同斗争。在汪雅臣的大力号召下，所有参加抗日大会的山林队首领都表示赞成。汪雅臣于是宣布“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正式成立，众人推举汪雅臣为首领。“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在汪雅臣的领导下，继续战斗在五常、舒兰和榆树交界的广大地区，在沙河子、蛤蜊河子、寒葱河、冲河、山河屯、向阳山、金马川和十二方子等地与日伪军浴血奋战，还主动控制了拉滨铁路的中、南段，在铁路沿线附近不断打击敌人。汪雅臣十分注意军民关系，经常组织战士下山帮助农民干农活，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老百姓也经常进山给汪雅臣的部队送粮食和衣服等物资，保证了部队给养的供应。一次，两个战士违纪下山，到山河屯的一家群众院里想拿点儿东西。这家主人见有人进院，误认为是“土匪”抢劫，便用火药枪把他俩打伤，后来得知是“双龙”的人，急忙送到汪雅臣部队上。汪雅臣查明情况后，立即下令枪毙了这两个人。在此期间，日寇大举增兵东北，对抗日武装实行了空前的“大讨伐”，除了继续推行“归屯并户”、“保甲连坐”等割裂抗日军民联系的“治安肃正”办法，又加强了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为了打破敌人封锁，汪雅臣率部在九十五顶子山、歪土砬子、松源屯东南山等地修建了许多密营，还时常做当地伪军的思想工作。这一带的很多集团部落也都有汪雅臣的秘密联络点和联络员，如五常县寒葱河一带的史立和、舒兰县西四方子的程殿奎和下金马一带的张万成、张云德等。在极端艰苦的情形下，能够坚持下来继续抗战的仅占少数，许多抗日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抗日山林队等抗日武装，有的转移离开，有的溃散瓦解，有的向敌人投降。但是，杨靖宇、赵尚志等中共党员领导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紧紧地依靠当地的人民群众，不断发展壮大。汪雅臣深受鼓舞，与东北人民革命军联系的愿望更加迫切。得知赵尚志率部在珠河县积极联合抗日义勇军、山林队，掀起抗日高潮，汪雅臣主动派人去联系，希望得到他的指教。5月，汪雅臣得知赵尚志率部在黑龙宫一带活动，便带队去五区小街和赵尚志会晤，第一次和党组织有了接触。此后，赵尚志派肖逸民经常来往于两个部队之间，互通情报，互相勉励支持。

1935年春，宋德林的部队在日寇的进攻下溃散，汪雅臣把宋德林的残部集合起来继续坚持战斗，同时到张家湾找党组织，请求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派代表来指导改编部队。县委领导人冯仲云、韩光、朱新阳等热情地接待了汪雅臣，与他进行了亲切会谈。汪雅臣向县委汇报了五常南山里一带军民的抗日斗争情况，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表示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抗日到底。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对于汪雅臣部队的抗日活动早有详细的了解，县委同志一致认为汪雅臣的部队成分较好，抗日积极。听了汪雅臣的要求，同志们非常高兴，向汪雅臣介绍了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形势、东北人民革命军的组织状况与纪律以及改编的三项原则。汪雅臣表示完全接受三项原则，保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县委决定将汪雅臣部编入赵尚志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并派侯启刚去汪雅臣部担任政治部主任。侯启刚到任不久就发展了汪雅臣、张忠喜（别名张大连珠）、王维宇等同志为中共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加强了部队政治和军事素质，健全了组织机构。根据当时抗日斗争形势发展的要求，县委认为，宋德林的反日山林队虽然已被日本侵略军打垮，但是南山里抗日游击根据地不能丢失，抗日群众需要有人去发动，溃散的抗日义勇军需要有人去收编。为了钳制敌人，巩固和扩大抗日游击根据地，县委决定让汪雅臣继续回到五常南山里一带山区，任务是重整旗鼓，收编抗日军余部，扩大队伍，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汪雅臣欣然接受县委的委派，立即回到五常南山里一带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活动，工作颇有起色。6月30日，汪雅臣亲自率领几十名战士一举攻破了铁路沿线的上营子炮楼，当场击毙日军六名，缴获迫击炮一门，步枪七支，手枪五支。同年秋，汪雅臣率部配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司令部和三军二团西征，与三军二团一起进攻双城县第八区集团部落康家炉中心大屯，缴获敌人的一些枪支药以及其它物资，活捉了伪保总。此后，汪雅臣又经常率部配合活动在南山里一带的三军三团与敌军作战。当时，敌人在南山一带推行“归屯并户”，大量房屋被焚烧。汪雅臣率领部队与三军三团的一部分战士一起攻打了蜜蜂站。最终因敌军防守火力太猛，抗日军未能攻入正街，担仍然给了日伪军极大震动。不久，汪雅臣率部到歪土砬子一带休整，驻扎在南刘家大院的西院金家大房子。驻水曲柳的日伪军得知后向歪土砬子进犯。汪雅臣令部队从西院转移到东院，因东院有围墙和炮台，便于防守。突然，西院传来枪响，汪雅臣一惊，连忙查看队伍，不见“双阳”（李焕君）。原来，在汪雅臣指挥队伍向东院转移时，“双阳”上厕所去了，回来时鬼子已经到跟前，想转移也来不及了。“双阳”机智的藏在院内大车轮后，向鬼子猛烈射击。汪雅臣迅速指挥战士配合，霎时枪声大作，敌人被打得仓惶逃命。

1936年2月，汪雅臣率领部队来到五常县东部山区，在高丽营子与张连科率领的东北人民革命第三军第三师（由原三军三团扩编而成）主力部队会师。不久，在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指导下，汪雅臣部正式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汪雅臣任军长，侯启刚任政治部主任，王维宇任参谋长。部队军事上受赵尚志领导的三军指挥。改编后的第八军有八百多人，下设五个团，一个直属保安连。5月初的一天下午，山河屯日本守备队展开“两方三进发”扫荡，汪雅臣率部正在田大桥屯休整。田大桥屯自卫团团长是汪雅臣安排的线人，与汪雅臣商议了对敌计策。汪雅臣在田大桥屯北山岗的道路两旁设下埋伏。日军进入埋伏圈后，汪雅臣率部猛烈开火，随后立即撤出阵地，经田大桥向七顶子山撤走。不明就里的日军追击到田大桥时，田大桥屯自卫团突然向鬼子开火射击，相互打了近一个小时，直到增援的伪军自卫团和警察用军号联系时，才知道都是自己人。田大桥屯自卫团团长忙上前道歉，说一时误会。日军队长不但没责备他，反而表扬田大桥屯自卫团很有战斗力。这年夏，汪雅臣率八军主力部队到五常桦皮场，得知日伪“讨伐队”有一千人在那里驻守。汪雅臣果断决定消灭这股敌人。战斗打响后，汪雅臣率战士们勇敢杀敌，激战了两天两夜，终于攻占了桦皮场，打死打伤敌人六七百名，并且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战斗结束后，附近许多老百姓纷纷要求参加八军，抗日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壮大。随后，汪雅臣率队伍转移到九十五顶子山老爷庙进行休整。这年秋，汪雅臣率部攻打了舒兰朝阳镇西关街的日伪“讨伐队”。西关街是“讨伐队”的驻地，内外都修筑了防御工事。汪雅臣首先率部控制了西关街附近的小土山，待五百多名敌人从西关街走出时，立刻组织二百名战士从山脚直奔山顶诱敌上山，其余队伍兵分两路埋伏。果然，敌人发现抗日军，立刻赶了过来，一边乱开枪，一边向山上赶。这时，战士们已经抢占了小山头，向半山腰的敌人猛烈射击。与此同时，埋伏在山脚下的队伍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战士们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打死敌人三百多名，缴获步枪三百多支，子弹六十箱，机枪七挺，小炮一门。不久，汪雅臣率八军活动到舒兰朱旗屯一带时，地下情报员报告说有五百多名日军和八百多名伪军前来“讨伐”。汪雅臣马上集合起队伍，在朱旗口子设下卡子。等日本“讨伐队”进入了卡子内，汪雅臣命机枪手向日伪军猛烈射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抗日军歼灭了三百多名敌人。后面的伪军听到枪声后都四散逃命。打扫战场后，汪雅臣率部回到了九十五顶子山进行休整。这次战斗中，汪雅臣腿部负伤。

1936年9月18日。珠河、汤原两个中心县委和三军、六军党委在帽儿山召开了联席会议（帽儿山会议）。这次会议上，经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批准，将汪雅臣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汪雅臣仍任军长，齐云禄（后张忠喜）任副军长，王维宇任政治部主任。这年冬，部队正式编成，已发展到十九个团，有一千多人，仍以九十五顶子山为根据地，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不久，汪雅臣率领十军去袭击沙河子日本守备队。由于部队缺乏给养，汪雅臣派人去大东屯联系午饭。屯里的孟百户长表面满口答应，暗地里却跑到沙河子日本守备队报告去了。屯里的老百姓立即把情况报告给了汪雅臣。汪雅臣决定将计就计，先派一部分战士到屯子里把做好的饭菜弄到山上去，然后集合队伍到小黑顶子设下埋伏。日本守备队刚进黑顶子山便遭到了伏击。战斗中，敌人的三挺机抢被打坏，机枪手被打死。敌人企图往山上跑，又遭到七团战士的迎头痛击。战斗结束后，敌人小部队几乎被全歼，抗联缴获大量枪支弹药。随后，汪雅臣率部回到大东屯，立即抓住孟百户长，当众处死了这个走狗。

1937年春，汪雅臣率领抗联十军在朝阳屯一带活动时，与日本“讨伐队”遭遇。汪雅臣发现敌人后，乘敌人在屯东门井边喝水休息的有利时机，率部开枪打死日军十余名，随后立即率队从西门撤退，进入南山密林。汪雅臣率部在半截河子一带山区活动时，当地群众报告，日伪军“讨伐队”一百多人要进山“讨伐”。汪雅臣率队在山上设下埋伏，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集中火力消灭了这股敌人，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军装等物资。此后，汪雅臣又利用缴获的军装，将部队伪装成“讨伐队”，攻打了土桥的“集团部落”，仅派出小部队就缴获了日伪军的武器和子弹。4月，汪雅臣率抗联十军在四平山附近，同沙河子、山河屯、五常、冲河的敌守备队发生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战斗，打死日伪军一百多名，活捉二十余人，缴获长短枪一百多支，子弹六、七箱，洋马三匹和许多其他的军用物资。6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将十军交给中共吉东省委领导。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爆发后，日寇这一步加紧对东北人民的残酷统治，不断建立和健全敌伪机构。为切断抗联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敌人在五常县内依靠牤牛河、拉林河建立了森林警察讨伐队；在山区集镇增派了驻守的日伪军，各地清查户口，发放国民身份证；食盐、食油、火柴等日常物资也实行了配给制。在斗争条件极端困难的形式下，汪雅臣率领战士们夜宿深山老林，自己种地解决给养。由于粮食经常供不上，战士们就打猎、挖野菜充饥。这年夏季，汪雅臣率部回到磨石顶子山。部队缺少子弹，曾多次派人下山，因敌人封锁太严，几次都没弄到手。为了部队生存，汪雅臣决定亲自出山，深入虎穴，通过朋友关系到伪军邓云章旅长那里去弄。汪雅臣扮成山里老乡，通过关系找到了邓旅长，当面劝说邓云章不要打中国人，要枪口一致对外打鬼子，同时希望他给抗日部队接济点子弹。邓云章对汪雅臣为抗日救图敢于赴汤蹈火的精神十分敬佩，当即表示同意。不久，邓云章旅长率二百多人，随日军“讨伐队”到抗联十军活动的四平山北沟一带。当敌人发起进攻时，邓旅二百多人只向空中放枪，汪雅臣命令战士只瞄准日本人打。日军冲了几次都被抗联打退。邓旅长趁日军撤退的时机，在四平山的北沟河套里，给抗联十军倒出六、七箱子弹。这一年的秋天，汪雅臣又派人到向阳山去找自卫团团总陈喜庭。陈喜庭担心遭抗联袭击，满口答应，但是希望与汪雅臣面谈。为了抗日大业，汪雅臣不顾个人安危，决定再一次深入虎穴。他依然装扮成老乡，身带短枪，和联络员一起来到向阳山。汪雅臣警惕性很高，在屯外发现有日本守备队，就先叫联络员进去先找陈团总，自己隐蔽起来。陈喜庭本以为汪雅臣不会来，得知汪雅臣来了大吃一惊，命令卫兵去接汪雅臣。见面后，汪雅臣劝陈喜庭不要甘当亡国奴，奴颜婢膝，要为中国人着想，要信守诺言。陈喜庭暗自佩服汪雅臣的胆量，当即答应一定给十军一些子弹。当晚，陈喜庭派人送汪雅臣安全出了屯，几天后果然派人把手枪子弹送来了。不久，汪雅臣又指挥十军百余名战士袭击了山河屯伪警察队，缴获了全部武器和弹药。10月，由抗联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军及救世军、义勇军等部队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周保中任总指挥。此后，汪雅臣率十军经常袭击五常、舒兰、苇河一带的日伪据点，并北上远征至延寿、方正一带配合抗联三军行动。

1938年7月，汪雅臣带队去珠河楼山一带接应李延平、王光宇率领的抗联第二路军第四、五军西征部队。途中，部队在小山子遭到日军阻击，汪雅臣负伤，只好率部撤回九十五顶子山。这年秋，汪雅臣率部准备向五常大森林转移，住宿在正明屯。夜幕降临时，汪雅臣获悉一队日军马上到达到正明屯。汪雅臣立刻率队从南门离去，正好和日军撞见。在紧急的情况下，汪雅臣想到如果贸然开火，屯里老百姓要遭殃，急中生智地说：“太君，我们是自卫团，是来迎接太君的。”翻译官传话后，日本人用手电发现汪雅臣部队都是些旧军装（缴获的），有些怀疑。汪雅臣说：“我们军衣正在哈尔滨做，还没拿回来呢。”日本人没发现什么破绽，也不愿在夜间闹出什么事端，汪雅臣于是率部成功脱险。当地群众回忆，汪雅臣的部队长期活动在山里，给养不足，生活很苦，经常吃青葡萄、野菜。有时老百姓送些粮食、食盐、火柴和胶鞋。抗联十军纪律很严，从不侵犯群众的利益，违者给予严重惩处，老百姓把他们看作自己人。

1939年6月，汪雅臣化装成伪军团长，率三百多名化装成伪军的战士，由一个会日本话的战士当翻译，从小南山去九十五顶子山。途中，队伍遇到百余名日伪军的“讨伐队”。汪雅臣和翻译一面应酬敌人问话，一边命令部队原地休息，把枪码起来。敌人果然信以为真，不加防备，也命令“讨伐”队就地休息。当“讨队”也把枪码起来时，汪雅臣突然下令“集合，出发！”战士们听到暗号，马上拿起枪包围了日伪军。汪雅臣大声说：“没有伪军的事。”于是，“讨伐”队的日本人全部被打死。这一年，由于敌人封锁更加严密，“讨伐”力度不断加大，十军的密营地不断遭到敌人袭扰，筹集粮食、衣物都很困难，有时十几天吃不上一粒粮食。抗联白天无法下山，晚上弄点青苞米充饥，为了不生火导致暴露目标，还常常吃生的。冬天，部队在深山老林里露营。汪雅臣和战士同甘共苦，每到一处宿营地，总是先把战士安排好，自己才能休息，还经常亲自值班照料战士。有一次，日本人把“双阳”的父亲、弟弟、弟妹和两个孩子等五口人全部抓去做人质，逼“双阳”下山。汪雅臣得知此事，为了保其全家五口人的生命，劝“双阳”回家去，并商议了对策，又给他两支手枪。“双阳”不得已离开队伍，带两支手枪交到日本守备队表示投降。日本守备队放了他全家，并把他安排在警察署特务系，企图利用他得知汪雅臣部队的行踪。“双阳”于是装傻充愣，日本人认为他精神有问题，就不用他。

1940年3月，汪雅臣率部队攻打亚布力集团部落，得到马七十多匹，后又回师攻打山河屯警察署，缴获大量物资。6月间的一个雨夜，汪雅臣又率部袭击沈家营伪军教导队，打死敌人四十多人，缴获步枪五十多支，掷弹筒一个。7月间，汪雅臣率部在冲河与森林警察队交战，又打死二十多个日伪军，缴获步枪四十多支。9月9日傍晚，汪雅臣带领80多人向山河屯挺进。第二天，队伍途经金马屯时，当地群众纷纷要求一起参战，有30多人加入队伍。9月11日晚9时，汪雅臣再次率部攻打山河屯。抗联战士首先割断了电话线。晚10时许，两名战士乘岗哨不备，翻过围墙，用枪逼住岗哨，令他们把城门打开，部队直接进入屯内。汪雅臣布置在东门留一挺轻机关枪防守，以防被敌人抄后路，然后又在十字街西边和当铺门前各架上一挺机枪，准备阻击冲出来的敌人。战士们按照分工分别向守备队、街公所、警察署、炮台等地奔去。汪雅臣带着一队战士包围了伪警察署，缴了大屋里十几个警察的枪。另外，两名日本鬼子刚要掏枪，被战士们当场击毙。副军长张忠喜带着另一队战士直奔日本守备队。屋里的一个鬼子听到动静，从屋里一出来就被战士们击毙。没出来的鬼子顾不得穿衣服，跳窗户逃掉了。另一路战士负责消灭伪自卫团，把各炮台的敌人也缴械了。汪雅臣和贺连长指挥一部分战士收缴日本人的组合当铺和富士公司的大批金银首饰、粮食、衣服、食盐、火柴等物品。经半小时激战，抗联击毙了3名日军，其余10多名狼狈逃窜，缴获株式会社、当铺的一批金银首饰和粮食、衣服、食盐、火柴等生活用品，价值60000余元，另缴现款3000元，还缴获一批崭新的日军军装。战斗结束后，汪雅臣指挥参战部队和群众从东门和东南小门分两路撤退，返回驻地摩天岭的密营。为感谢群众对部队的支持，抗联将缴获的部分物资分发给当地百姓。数日后，五常、舒兰两县日伪特务急忙到南山里侦察，吉林省警务厅也立即派敦化县刘福臣警察大队赶到金马、两方三和六道滴达一带讨伐抗日联军，镇压抗日群众。伪吉林省警务厅成立了以警务科科长牧芳太郎为首的特务搜查队，到舒兰、五常一带秘密调查抗联踪迹，招降动摇分子背叛投敌。由于李文山、宋继连、王占武等叛徒出卖，敌人得到了支持抗联十军作战群众的名单，逮捕了金马等地的群众30余名，押到舒兰县城。其中程殿奎（地下党员）、张云德、张万成三人遭敌人杀害。高林、陈海阁、王青山、马福田等4人被押送到伪新京“思想矫正院”。

1940年，抗联遭到严重损失，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牺牲，其他部队也有很大损失。汪雅臣率抗联十军按上级“化整为零，保存实力”的指示，批准战士离队到不同地区分散活动，隐居潜伏下来，等待反攻时机，同时将二千多支步枪、短枪和两门迫击炮、四十二发炮弹及轻、重机枪、文件等藏匿在冲河南四平山附近。到年底，抗联十军核心队伍仅剩四十七人，有一挺马克辛机枪，四十四支步枪和四十多支短抢。由于天气渐渐寒冷，为了给战士们防寒过冬，汪雅臣只身一人去十里通筹集给养。十里通是汪雅臣的秘密联络点，也是十军的供给点。多年来，温忠臣、阎荣等一直负责为十军筹集运送物资，上金马的范仁喜除了运送粮食外，还送过很多胶鞋。汪雅臣下山后住在温忠臣家。傍晚，突然来了40多名伪警察，到温忠臣家的有10多名。温忠臣急中生智，把汪雅臣推上炕躺下，迅速放下幔帐。警察进屋后，看见炕上放着幔帐，十分疑惑。温忠臣回答说：“我兄弟媳妇生孩子了”。这些伪警察本来不知道汪雅臣在这里，没管那么多就离去了。汪雅臣在炕上呆了半宿，到鸡叫时悄悄离去。由于日军频繁向密营发动袭击，汪雅臣、张忠喜率部主动撤退，粮食、马肉、马皮等过冬给养均被敌人放火烧毁。战士们被迫在寒风中露宿在山岭上，不少战士在饥寒交迫中冻饿致死。当地群众听到抗联密营粮食被敌人烧毁的消息后，冒着生命危险送粮上山。不久，汪雅臣又派办事人员郭珍带伪币一千八百元和和二十两烟土及一部分缴获的金银首饰去外地购买棉衣。郭珍见财起意，与其姐夫王永贵投靠日伪军当了特务。11月，郭珍为了避免十军追捕，叫伪屯长孙永清亲自给敦化方面写信，请求调邓旅来打剿匪。12月，郭珍见去信没有动静，十分着急，趁十军的部分战士去一面坡，与姐夫王永贵拿二十两大烟土亲自去敦化找邓旅，谎称有土匪（实际是抗联十军）。

1941年1月11日（腊月十四），邓旅大部队来到蛤蜊河子。傍晚，郭珍携带邓旅发给他的三八式大枪，从徐恩家将十军交通员孙林骗出来。到寒葱河子南河套，郭珍持拿枪把孙林按在地上，严厉问道：“双龙跑了没有？你给送信没有？”孙林说：“没有。”郭珍说：“我们现在就去，要是没有了双龙，就拿你去请功。”放了孙林后，郭珍和王永贵又抓住了抗联战士李占富，绑上后强迫他给邓旅带路。次日拂晓，当地的地痞张振林自愿押着李占富带道。由于郭珍熟悉抗联内情，亲自积极出谋划策。当双方在九十五顶子山前接火时，邓旅通过问口令，才得知进是汪雅臣领导的抗日联军，根本不是郭珍嘴里说的什么土匪。旅长邓云章与汪雅臣有过来往，敬佩汪雅臣的爱国义举，便命令士兵闪开东面，让十军突围，然后让部队尾随抗联后面打一阵空枪。汪雅臣为了邓旅回去好向日本人交待，给扔下七、八条破枪和几匹瘦马，而邓旅长又给十军扔下四箱子弹。邓旅一些士兵抓住郭珍，绑在山下的一棵大桦树上，说他假报匪情，狠狠地打了一顿。王永贵见势不妙，把责任完全推给郭珍，也受到严厉训斥。郭珍经此一遭仍不死心，又于1月25日（腊月廿八）勾结王永贵以及寒葱河子屯伪壮丁团团长佟富有，伪区长张井和，伪屯长孙永清，伪屯牌长孙永宽、王德胜，伪排长郭富等八人，由郭珍、佟富有主持，在孙永清家开了秘密会议。他们联名给驻沙河子的日本守备队写了信。同时，孙永清令各牌长以给抗联十军送礼为由，按户收猪肉、鸡肉、冻豆腐等，实际是用来迎接日军摆酒设宴。除夕（1月26日）晚上十点多钟，汪雅臣派抗联十军一部分战士由贾家沟向寒葱河子护送冒死送粮的十八名群众回家，同时也为了打探叛徒郭珍的消息。一行人刚到寒葱河子东山头时，被孙永清的儿子孙海发现。郭珍、孙永清、佟富有怕抗联下山提拿他们问罪，便以保护老百姓为名，派群众上城墙护城，五尺一岗，还以土炮、鞭炮伪装枪声。佟富有当即用电话将十军的活动情况报告给蛤蜊河子自卫团，自卫团连夜又报告给特务金凤宁和朴海振。特务又立即报告了驻沙河子的日本守备队，并要求守备队立即前来“围剿”。1月28日（正月初二），太阳偏西时，四十余名日军分别进驻到蛤蜊河子和寒葱河子。郭珍、孙永清奴颜婢膝，积极向日寇献策，还陪日寇喝酒。这天晚上，由特务金凤宁派的蛤蜊河子自卫团团长李运祥、柳树河子自卫团团长王文富、向阳自卫团代团长王贵林等十多人配合日军围剿汪雅臣抗联十军的行动。半夜，李运祥将队伍带到北门外，宣布打仗信号：以日军枪响为令。自卫团之间的口令：“得胜、太平了”。爬犁到寒葱河子时，这些伪军同住那里的日军一起出发。寒葱河子距汪雅臣的抗联十军宿营地石头亮子三十余华里。敌人乘马爬犁分成三路进攻抗联十军：头一路由李运祥、王文富押着十军战士李占富，由张振林拉道；第二路是日本守备队；第三路由王贵林带领。敌人到九十五顶子山前时，被押绑的十军战士李占富叫爬犁往北走，想要往别处引。汉奸张振林不久前才来过，对这一带熟悉，亲自为日伪军带路。当张振林把日伪军带到抗联十军宿营地九十五顶子山背后的石头亮子附近时，天还没有全亮，隐约看到了十军密营。李运祥、王文富领着一部分自卫团绕过南山，抢占了东面和南面；日本守备队埋伏在西面的河坎子下，用三挺机枪封锁；王贵林等人在北山控制了通往西南面二里多长大甸子的通道。

1941年1月29日（正月初三）拂晓，敌人向十军宿营地石头亮子（今五常市沙河子镇双龙村寒葱河屯东九十五顶子山后背石头亮子）突然发起进攻。汪雅臣和副军长张忠喜一面安排突围，一面带领部分战士坚持在西面还击。汪雅臣让张忠喜带一部分人向后山突围，自己和警卫员高森还有一名机枪手继续阻击敌人。在突围的过程中，张忠喜和9名战士先后在不同地点中弹牺牲，一部分人员经过顽强抵抗突围成功。战斗历经近两个小时左右，日伪军凭借优势火力逐渐缩小包围圈。这时，机枪手牺牲了，汪雅臣于是亲自抄起机枪，带警卫员高森往东南角冲，命令其他战士从西南角突围。激战中，汪雅臣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0岁。这次战斗中，除军长汪雅臣、副军长张忠喜，还有待接收五常县的李县长，老战士康洪久、马三炮等十二人当场牺牲（后来在突围过程中又有六个人牺牲），受重伤五人，被敌人缴去长短枪二十五支，轻机枪一挺。从此，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大部离散，只有少数人员继续分散在五常、舒兰的山区坚持抗日活动，直到抗战胜利。

汪雅臣牺牲后，日本鬼子从他的背包里搜到了汪雅臣的个人名戳，还有委任状一张、抗联十军关防印一颗、党员名册一本以及文件、照片、伪币、烟土等物品。这天半夜，鬼子用爬犁将汪雅臣的遗体拉到蛤蜊河子，停放在金凤宁家东边的菜园里。金凤宁的媳妇金顺华回忆：“双龙肚子上有枪眼，前边枪眼小，是在第3个扣地方打进去的，是从身后出去的，后背出口有吃饭碗口那么大的一个洞”。日本鬼子把从汪雅臣身上搜到的物品摆在金凤宁家的炕上，供汉奸们展览，以示“战果”。初四早晨，朴海振给沙河子警察分驻所打电话，叫所长郑元和、日本警尉补前来辨认汪雅臣遗体，研究下一步追剿计划。为了庆功领赏，日本鬼子在金凤宁的园子里，由四十二名日本鬼子围成半圆圈，将汪雅臣的遗体立在中间照了像。日本鬼子又从外地调来一批警备队，由四个自卫团士兵拉道，翻山越岭，连续追了两天，连十军的影子也没看见。之后，日本鬼子又将汪雅臣的遗体运往五常县城内，靠在大十字街地堡前的电柱上示众数日，随后还割下了汪雅臣的首级邀功。金凤宁、朴海振等走狗特务，为了讨好鬼子，庆祝讨伐“胜利”，强迫老百姓出钱给日本鬼子做慰劳费。“庆功会”这天，伪新京、哈尔滨等地都派代表前来“祝贺”，会场设在北蛤蜊河子小学。会后，朴海振和孙文化携礼品又去五常县日军讨伐队总部慰问。事后，日军发给金凤宁，朴海振每人一张“忠于皇军日满一德一心”的感谢状。日本鬼子根据当地汉奸特务供给的情报和获得的党员名册，指令县营务科把地下党员和抗联人员全部抓捕处决。县警务科派以林晓凤为首的特搜班留守在蛤蜊河子，住在曹家药铺。十军党员王文礼、王凤歧、程殿奎等同志先后遭到逮捕枪杀。特务抓不到抗联时，就以思想不良的罪名刁难老百姓。

解放后，当地群众不断向各级人民政府反映叛徒郭珍勾结汉奸孙永清向日寇告密出卖抗联的情况。1958年肃反时，又有群众检举汪雅臣之死与当地居民郭珍有关，原抗联十军交通员孙林、史立和等同志也积极提供证据，线索一次比一次具体。公安人员以记者身份，以访问老根据地的名义，组织了座谈会，开展个别走访调查工作，先后又去双城、尚志、宽甸及哈尔滨等地方走访。公安人员花费一年多的时间，通过刘喜德、王士元、董国旺、吴凤和、李国相、张守范、史立和、孙林、于泽森、宋云有、金顺华十多人的证明，把郭珍勾结孙永清告密抗联十军的事实全部查清，本人供认不讳。1960年9月24日，五常县人民法院判处孙永清死刑，判处郭珍有期徒刑二十年，对参与围剿十军的李运样、佟富有、张振林、朴海振、王贵林、王文富等人，根据他们的罪恶和坦白程度分别判刑。

汪雅臣烈士墓位于哈尔滨烈士陵园内主墓左侧，面向正西。墓基座为正方形，墓身为方形，四面有8级台阶。墓背有墓室，内有平台，上置装殓烈士遗首的广口瓶和有机玻璃罩。墓碑正面阴刻楷书黑字“汪雅臣将军之墓”。左下侧落款为“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暨全体人民恭立”，背面为碑文。

1946年，五常解放后，根据当地群众要求，经上级政府批准，将沙河子镇蛤蜊河子村命名为双龙村，将五常镇的南北大街改名为“雅臣路”。

1948年，五常县政府维修法院看守所房屋时，从墙基下挖出了用防腐剂浸泡在玻璃瓶内的汪雅臣将军遗首。

1955年4月，哈尔滨市各界人民召开公祭大会，把汪雅臣、陈翰章两位烈士的遗首安葬于哈尔滨烈士陵园。

2014年9月1日，汪雅臣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