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进步党_中国台湾地区政党

民主进步党

中国台湾地区政党

民主进步党（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简称民进党、DPP，是中国台湾地区政党。

成立背景

台湾民主运动

早在日据时期，台湾地区就出现了民主运动，一些左派人士提出“台湾独立”的主张，当时的“台独”理念只是反日本殖民统治的一部分，跟当时全世界的反殖民斗争是同样的诉求，完全没有跟中国分离或者敌对中国的成分。日本战败后，国民党军队到台湾接收时，受到台湾人民热烈欢迎。

国民党接收台湾后，由于国民党当局与台湾地方民众出现争端，台湾地区发生了“二二八事件”，台湾人民提出了民主和高度自治的诉求。

1949年，国民党撤到台湾后，政治上进行20多年的“恐怖统治”和“戒严统治”，经济上带来的200万人又严重挤压台湾人的生存空间，“台独”理念开始具有反中国和反大陆人的成分。与此同时，“二二八事件”后被通缉的人中，左派人士前往祖国大陆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还有一些非左派跑到中国香港、日本和美国，在海外发展独立运动。

20世纪70年代，台湾民主运动盛行，国民党开始镇压，大部分民主运动的领导人被抓或判刑。

台湾政党政治

1946年，国民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参与其中。但后来由于蒋介石坚持一党专政，拒绝了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国共合作破裂，国共两党发生内战，结果国民党全面失败，退踞台湾。随国民党到台湾的虽然有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但实际上不过是国民党的附庸和花瓶，所谓的台湾政党政治只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但是退踞台湾后的国民党当局基于内外多重考虑，并没有废除1946年宪法，而是通过“戒严法”和“临时条款”的方式，一方面维持“以党治国”的事实；一方面维持民主政制的框架和理想。然而，1946年宪法毕竟写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规定中华民国“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这样的规定，使得国民党当局虽然是事实上的一党专政，却并非极权政体。这就使得日后台湾过渡到多党政治有了宪法基础。

尽管国民党当局退台后，为了巩固政权，冻结了宪政体制，架空宪法，建立了非常体制，但是“台湾当局宪法”规定的“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人民有秘密通讯之自由”，“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人民有集会及结社之自由”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行，大众传播及学校一再向国民和学生灌输各种民主政治常识，不断施行民主教育，实际上却在不断地培育对抗、否定“非常体制”的“合法独裁”的预备队。这也就为台湾的政党政治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和群众基础。

由于“台湾当局宪法”规定实行“省县自治”，“省设省议会，省议会议员由省民选举之。”“县设县议会，县议会议员由县民选举之。”“县长由县民选举之。”国民党当局自1950年代初便在台湾实行了地方自治。1950年4月5日通过的“台湾省各县市地方自治纲要”是台湾地方自治的法律保证。地方选举使一大批台湾本地人进入政治舞台，造就了一批台湾本省人的政治家。这就造成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背景下，稳健地推进了选举制度的不断发展，为民主化的多党政治奠定了制度基础。

特别是“台湾当局宪法”确定了“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政争之工具”，为以后的民主化的多党政治奠定了社会基础。军队的国家化或者中立化、非政党化，是实行民主化的多党政治最重要的保证。

台湾地区的政党政治源于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实行的威权体制，台湾地区之所以能形成政党政治，其主要原因有：一、源于台湾社会多元化的变迁；二、受到美国政府的压力和国际政治气候的影响；三、受到祖国大陆“和平统一”政策及两岸局势缓和的影响；四、是国民党适势求存、进行“民主改革”、推行西方现代政党政治政策的结果；五、是反对党为争取政治权力、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

发展历程

党外时期

1979年，美丽岛事件成为台湾地区党外运动的高潮，施明德、黄信介、林义雄、吕秀莲、姚嘉文、陈菊等多人因此入狱服刑。“美丽岛事件”后，国民党被迫开始实行政治自由化政策，扩大民主选举，反对派的势力也循着选举的途径被纳入合法的政治轨道。但是，由于那时候“戒严令”还没有废止，“党禁”还没有解除，他们仍然只能以“党外”的名义进行活动，也就是说仍然在体制外进行“街头政治”斗争。

20世纪80年代，党外实力逐渐整合，最终在1985年组成“党外后援会”，开始具备政党的雏形。1985年，党外后援会提名11人参选该年的台北市议员选举，结果全数当选。

1986年7月起，由党外人士组成的“建党十人小组”开始秘密进行组党事宜。

1986年9月28日，由132名与会的党外后援会，在台北圆山大饭店敦睦厅开会，对于筹组新党开始讨论。最后采用由谢长廷及尤清主张的“民主进步党”作为党名，正式宣布组建民主进步党。民进党创党后十人小组又增加八人，扩大成为“十八人建党工作小组”，11月10日，民进党在环亚大饭店五楼文化中心举行第一次全代会，由费希平担任大会主席，朱胜号担任司仪，开始逐条讨论由黄尔璇、尤清与傅正三人起草的党章与党纲，党章除保留第12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及第13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其余完全照草案通过；党纲全文139条则采全案表决通过。晚上由党员代表以无记名连记法，选出黄尔璇等31位中央执行委员，再由中执委选出11位中央常务执行委员。11位中常委在元秾茶馆选举党主席，会中由曾担任美丽岛事件辩护律师的江鹏坚击败党外大老费希平，当选首任党主席。

由于当时组织政党是国民党政权所不允许的，岛内外的焦点纷纷集中在当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身上，后来蒋经国以“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环境也在变”而默许民进党的成立。在解严之前，国民党当局仍不愿承认民进党；而当时大部份受国民党控制的媒体，在新闻报道时都以“民X党”、“X进党”带过。

第一次在野时期

1986年，组党后的民进党参加第一次的“立法委员”选举与“国大代表”选举，总得票率都在20%以上。此后民进党也发动了多次街头游行活动，争取当局解除戒严、争取国民代表直选与一系列的公共政策调整。初期的民进党虽视自己为台湾的“本土政党”，将国民党当局称为“外来政权”，但主要的政见还是争取民主自由，让被限制政治权利的台湾人民，有更多的参政、议政权。在此时，民进党主要通过发动街头游行等手段与国民党当局抗争，非支持者乃称民进党为“街头党”。民进党成立之初并未得到国民党的承认，但仍然于同年11月10日拒绝国民党的要求，如期举行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出江鹏坚为创党主席。民进党创党党纲中明定：台湾的前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通、公正、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标举出台湾住民自决的主张。11月30日，发生因流亡海外的许信良返台所造成的“桃园中正机场事件”。

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令，解除报禁、党禁，民进党继续参与台湾政治，要求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在1989年的县市长与“立委”选举中，民进党的支持率持续上升。其中县市长选举部分，民进党取得了台北县、宜兰县、新竹县、彰化县、高雄县及屏东县等席次。1992年，首届全面改选的“立委”选举中，民进党得票率达33%，获得51席。1993年县市长选举的得票率已经达到44%，并拥有6席。

1994年，在台北市长的选战当中，民进党推出立法委员陈水扁以“快乐、希望”为主轴与新党赵少康、首次接受民意考验的中国国民党籍官派市长黄大洲竞选，并最后赢得胜选。台北市的选民，有相当数量是长久以来极力支持国民党的外省人族群，陈水扁能够当选首都市长，显示民进党已有对抗国民党的实力。

1995年5月，施明德担任党主席后，积极为民进党过去的反对形象做转型，解除国际社会对民进党“执政”的疑虑。并对内主张政治大联合，社会大和解，以化解长期的族群对立。在1995年12月14日施率领民进党重要干部邱义仁、林浊水与当时敌对的政党新党党揆，在“立法院”进行历史性的会晤，却遭党内基层支持者的误解并遭辱骂。而许信良针对两岸政策也提出“大胆西进”的主张，两位党主席对于民进党的路线有着不同的思维，但始终无法成为党内主流意识。

1996年，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首次直接选举，民进党推选早期的独派宣导者彭明敏参选，但因中国国民党候选人李登辉本身散发的魅力及对于本省籍选民的强大号召力，加上外在因素如1996中国导弹试射至台湾外海等举动而导致民进党惨败。党主席施明德辞去党主席职务以示为此次选举失败负责。但在地方上，民进党的势力依然强劲。

1997年，台湾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赢得了全台12个县市的“执政权”，首次超过中国国民党的县市长席次，“绿色执政”下的人口已占全台湾总人口的71.59%，民进党“以地方包围中央”的选举路线于焉产生。1998年的台北、高雄直辖市市长选举中，“施政”满意度高达七成，被外界甚为看好有机会连任的市长陈水扁，败给了国民党籍的马英九，失去了台北市的“执政权”。选后，民进党内四大派系进行了中国政策的公开电视辩论，最终“大胆西进”与“强本渐进”两条路线互相妥协，达成了“强本西进”的共识。

1999年，为因应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基本政策作了重大改变，通过重要的“台湾前途决议文”，承认台湾已是民主的“国家”，目前国号就是“中华民国”。并在随后推选落选的前台北市长陈水扁与美丽岛事件参与人、时任桃园县县长的吕秀莲参选正副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选战过程原本不被外界看好，但兴票案的发生使宋楚瑜的支持度大跌，在由邱义仁、张俊雄、吴乃仁为首的民进党竞选团队的操盘，加上陈水扁提出的新中间路线及李远哲以“相信改革的力量”支持陈水扁，获得许多的中立选民支持，最后与宋楚瑜以2.5%差距胜选。

第一次执政时期

由于台当局与民进党中央双方经常立场不同调，而谢长廷的主席及高雄市长任期将于2002年届满，由于民调结果对谢长廷兼任党主席并不赞同，谢长廷必须在两个职位中做选择。此时，民进党党内有人提出“党政同步”，由台湾地区领导人兼任党主席。当时前主席姚嘉文表态参选民进党主席。在谢长廷也支持的情况下，陈水扁于2002年7月21日接任民进党党主席，引来一阵批评声浪，被认为是违背了建党之初反国民党时提出的理念：党、政、军的分离，并批评成为陈水扁的“一言堂”，加上陈水扁参选时，曾宣示会退出民进党的党内运作。对于外界诸多的质疑，民进党解释这是“党政同步”并非“党国不分”。

在“执政”时期，由台湾地区领导人兼任党主席，在野时期，由党员直选党主席。而核四风波则是结束民进党与在野党“蜜月期”并开启民进党“执政”期间朝野恶斗的重大事件。由于民进党“执政”前始终主张“非核家园”的理念，执政后面对过去长期支持民进党的反核团体与前主席林义雄、施明德等人要求兑现政治承诺的重大压力。

民主进步党旧式党徽2004年“大选”期间，泛蓝的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整合成功，形成2000年无法出现的“连宋配”，而民进党依旧以“水莲配”寻求连任。

此次选战空前激烈，泛绿与泛蓝支持者立场鲜明，泛绿政营在2004年2月28日发动228牵手护台湾，民调支持度来到最高点，但在最后投票之前一周，由通缉潜逃海外的前东帝士集团董事长陈由豪爆出政治献金与“大老说”，牵扯出“立委”沈富雄。在投票最后倒数的48小时中，沈富雄召开记者会以“三个可能”和“四个可能”试图化解危机。在2006年5月29日，沈富雄终于公开承认陈由豪确实曾去见过陈水扁之妻吴淑珍。

在距投票时间不到20小时的2004年3月19日下午，戏剧性地发生了319枪击案，国民党当晚质疑枪击案为假，造成社会普遍不满。2004年3月20日开票后，由民进党的“水莲配”以近三万票的0.228%的些微差距连任成功。由于枪击事件的争议，激发上街抗议并持续上月。

2004年底的“立法委员”选举中，陈水扁挟著2004年“大选”期间过半的选票实力及对泛蓝抗争的不满民意，欲一举夺得“国会”过半数，让民进党与台联党在不少选区高额提名。陈水扁在选战过程中并一连抛出制定“台湾新宪法”、“军购案”、“公营事业、外馆正名”等议题。最后虽然在“立法院”席次由87席变为89席，增加两席，却使台联党席次减少一席而未达成目标，陈水扁承认败选而请辞民进党主席职务，其职务由“立法院”总召柯建铭暂时代理，1月27日再由原台当局秘书长苏贞昌正式接任。

2005年民进党发动的大规模游行示威，326护台湾大游行超过100万人参加。“立委”败选后，台当局与民进党中央开始考虑政治和解的可能性，2005年2月高雄市长谢长廷，升任“行政院院长”，并提出“和解共生”的诉求。2005年2月24日，“扁宋会”于台北宾馆登场，陈水扁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经过近两小时会谈后，就“两岸和平、防务安全、族群和谐”确立10点共识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将以“台湾为最大公约数”。

2005年5月14日，首次举行也是末代的“任务型国代选举”，投票率低落，但民进党得票率创新高，成为短暂过半的“任务型国大”第一大党，并与中国国民党在阳明山中山楼联手主导“宪法”条文修正。

2005年7月，爆发高雄捷运泰劳暴动事件，导致“劳委会主委”陈菊、高雄市代理市长陈其迈自请下台，之后陆续意外牵扯出高雄捷运外劳弊案，涉及台当局副秘书长陈哲男涉嫌官商勾结弊端。在陈哲男的官商关系进一步被揭发后，民进党要求开除陈哲男的声浪愈来愈大，尽管陈哲男宣布退党，但民进党仍然开除他的党籍。年底的三合一选举，民进党在全台“执政”版图萎缩至南部六县市，长年“执政”的台北县、宜兰县也失守，国民党为首的泛蓝阵营在17个县市获胜，苏贞昌辞去民进党党主席。

2005年12月7日，民进党中常会未遵循由“立法院”总召暂代的传统，而推举决定由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吕秀莲代理党主席，但吕秀莲以“任代主席只是在替台湾地区领导人看守党中央”来揶揄陈水扁，引起陈水扁不满，指吕秀莲“吃人够够”（台湾俚语；即得寸进尺），2005年12月12日，她宣布请辞民进党代理主席，但12月14日又接受党的挽留，答应留任至2006年1月的党主席选举。

2006年1月15日，游锡堃当选党主席并于1月26日就职，1月24日前主席林义雄退出民进党。由于高雄市接连发生弊案及选举失败阴霾下，诉求“和解共生”的谢长廷以“坚持理念，分担责任”请辞“行政院长”，1月25日由苏贞昌接任“行政院长”。

2006年年中后，陈水扁周遭人士陆续传出多起弊案，主要有女婿赵建铭涉及台开案、夫人吴淑珍被控收受Sogo百货公司礼券并介入该公司经营权之争、炒作股票、国务机要费案等，让陈水扁的声望不断下跌。

2006年5月31日，陈水扁宣示“三个决定”（自清、革新、权力下放）与“一个决心”（说到做到、坚持到底），交出党政权力，尊重“行政院”职权。但在当时，司法机构尚未确认陈水扁直接牵涉任何一件弊案，因此陈水扁在阿扁电子报上表示尊重“司法”、支持“司法”、相信“司法”。

2006年6月，“立委”丁守中与亲民党“立委”吕学樟等人，以“财政崩盘”、“毁宪乱法”为由，分别提出“对陈水扁提出罢免案”，并获得中国国民党与亲民党全部党籍“立法委员”连署，超过提案门槛，交付“立法院”表决。于6月27日表决时，民进党动员党籍“立委”不进场投票，台联党则动员集体投废票，因此虽然中国国民党、亲民党及无党籍“立委”皆投赞成票，但仍未超过三分之二“立法委员”同意之“法”定门槛，该罢免案不成立，因此依“法”无法再举行罢免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公民投票。

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在8月7日，写了一封《给陈水扁的信函》，并于8月10日起发动“百万人民倒扁运动”、要求陈水扁能主动辞职下台。在“百万人民倒扁运动”愈来愈激烈的时候，民进党主席游锡堃大力支持陈水扁，推动公投“讨国民党不当党产”以期达到围魏救赵的效果。在此时，民进党的形象逐渐转向深绿，游锡堃亦成为深绿的代表。

此时，关于2007年12月(后来延后至2008年1月)的下届“国会”选举，民进党党内初选方法的争论浮上台面。以蔡同荣为首的中常委以2004年沈富雄的落选显示，泛绿形象再好、也只能获得少数泛蓝票，于是他们提出排蓝民调的方案，获得民进党多数成员认同及支持。但是对于要排除多少泛蓝民意有所争执；部分深绿人士支持高度排蓝、陈水扁及新潮流则倾向低度排蓝。经过党内的争论以后，决定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采用低度排蓝(有利形象中性的谢长廷及苏贞昌)，在“立委”选举中采用高度排蓝。

2007年2月，随着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因特别费案被起诉，第12届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党内初选提早开始，吕秀莲、“行政院长”苏贞昌、党主席游锡堃与前“行政院长”谢长廷分别投入党内初选。

5月6日，民进党举行党员投票，谢长廷得票第一，当日苏贞昌和游锡堃宣布退出初选，吕秀莲翌日也退出，最后由谢长廷出线。5月12日，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辞去“行政院长”职务。5月14日，陈水扁宣布张俊雄再次回任“行政院长”一职。8月15日，谢长廷宣布与苏贞昌达成正副手共识，角逐2008年“大选”。

在民进党党内不分区“立委”排名初选，被党内视为十一寇的浅绿参选者全军覆没，排在安全名单之外。在此时，一些民进党较具优势的选区已有人被提名，在较艰难的选区则改采征召策略。十一寇中的段宜康、罗文嘉等被征召到台北市参选。

2007年9月11日，党主席游锡堃因首长特别费事件而被起诉，遂辞去党主席一职。由陈水扁再次接任党主席，带领民进党参与“立委”选战。

2008年，在“立法委员”选举中，民进党遭遇创党以来的最严重挫败，113席“立法院”席次只取得27席，造成“朝极小野极大”的情况。泛蓝则取得超过四分之三席次，于25个县市、直辖市当中，取得15个县市、直辖市的所有席次，席次比例亦在“立法院”形成一党独大之局面。由于“立委”选举惨败，陈水扁辞去党主席一职，由候选人谢长廷任代主席。3月22日，在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长昌配以221万票的差距落败，民进党于5月20日后下野。谢长廷于中常会请辞党主席，但党部慰留谢长廷，谢最后留任至5月党主席改选为止。4月18日，党主席改选登记结束，由蔡同荣、辜宽敏及蔡英文竞选。4月24日，民主进步党党部正式废除排蓝民调。5月13日，蔡同荣宣布退出党主席改选，并宣布支持辜宽敏。5月18日，蔡英文于民进党主席选举中一共获得73865票，击败了对手辜宽敏（48882票），以及宣布退选的蔡同荣（6530票），成为民进党第12届党主席，并且是民进党史上第一位党员直选选出的女性党主席。

第二次在野时期

在民进党进入第2次在野时期后，新上任的党主席蔡英文开始处理陈水扁弊案造成的影响，并推出小额捐款等新的开源管道；在2次“陈江会”期间，民进党发动抗议行动；而由于上任后的马英九政府，经历八八水灾、H1N1疫苗、ECFA、美国牛肉进口等议题与事件的处理无力失当，再加上于2008年民意代表选举后，诸多国民党民代因贿选而被宣判当选无效，因此民进党在4波的民代补选中逐渐夺回少数立法院席次。

2009年，民进党发动大规模游行示威，其中，517呛马保台大游行共有80万人参加。同年，在台湾地区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中，民进党夺回宜兰县，各县市长得票率和国民党不相上下。这一年，民进党在气氛低迷之中开始重新出发，打出了“绿色执政、品质保证”及“清廉、勤政、爱乡土”的口号。民进党在价值诉求上一方面重新回归传统，以唤回传统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则通过换人和换角色的方式，将“律师世代”身上发生的贪腐问题“打包处理”和切割，而以形象清新的年轻人取而代之。民进党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逐渐摆脱因为该党高层的贪腐问题带来的“价值包袱”，从贪腐的阴影中逐渐走出来，完成价值和论述的更新换代。民进党的世代交替也加速进行。民进党在刚刚过去的选举中提名的候选人有许多是该党中形象较好且比较有实力的新一代人物。这些政治人物，有许多是党内比较有论述能力的“新世代”代表，他们代表民进党参选，意味着民进党在世代交替方面已经起步。对于民进党来说，一是基本盘较为巩固。在泛蓝军票仓，民进党候选人得票大幅上升，主攻深入蓝营的宜兰县得手。二是激发党内危机意识。在执政县市只剩三个的情况下，选举又是对蔡英文的合法性、现行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可行性的检验。面对此情此景，泛绿军的危机意识高涨，成为选举的动力。三是党的整体战斗力得到恢复。作为政治上基本摆脱陈水扁影响的一次选举，蔡英文主导下，肆意操弄民粹有所改变，不愠不火打选战，有利于民进党务实、理性形象的重塑。民进党重头人物的助选、辅选重点较为到位。选举结果使蔡英文在民进党内的领导地位与权威得到巩固，民进党整体士气有所提升，为2010年的五都选举乃至2012年的大选打下基础。

2010年，国民党和民进党围绕“五都”选举、马英九当局施政及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审等议题展开激烈较量，岛内政局在某种程度呈现“国守民攻”、“蓝消绿长”态势，但“国强民弱”、“蓝大绿小”格局并未改变。这一年，民进党逐渐走出低谷，整体实力和绿营士气有所提升，重夺执政权的欲望增强。一是民进党基本盘持续回笼，基层实力有所增强。民进党在“五都”选举中虽只维持两席，但大赢国民党40万票，而且在年初两次立法机构补选、5月农田水利会长选举、11月“五都”市议员选举等基层选战中均取得进展。《天下》杂志所做“县市长满意度调查”显示，民进党囊括前6名，维持较强的上升势头。二是党中央积极推动改革，逐步调整路线。民进党推动“十年政纲”，大打“治理能力”和“幸福生活”，先后释出“延续前朝政策”、“成立智库，强化两岸政策论述与交往能量”等主张，朝“稳健柔性台独”方向调整两岸政策。三是蔡英文党内地位日趋稳固。蔡英文就任党主席以来，带领民进党打赢多场选战，首次参选新北市长也刷新民进党地方选举得票纪录。加上蔡英文具有女性、清新、理性、年轻等特质，掌握党机器并与新潮流系结盟，其党内地位更加巩固，与径自宣布参选台北市长却大输17万票的苏贞昌相比，暂时取得2012年大选民进党候选人提名先机。

2011年是台湾大选年，蓝绿围绕2012年“二合一”选举展开激烈攻防成为贯穿全年的主线。国民党和民进党积极进行选举布局。民进党呈现出党主席蔡英文与上届大选副职参选人苏贞昌两强相争的局面。经过激烈内斗，蔡英文最终以微弱优势获得民进党提名。9月9日，蔡英文在党内外寻找副手人选不顺的情况下，选择秘书长苏嘉全为副手。这一年，民进党虽士气提升，仍面临结构性困境。一是蔡英文取得“共主”地位，掌握了党内资源，壮大了自己的实力。二是民进党支持者热情高涨。年初，民进党延续了“五都”选举的气势，先后取得南投县草屯镇长补选和台南、高雄民意代表补选两场胜利。绿营基层支持者热情被迅速点燃。但是，民进党结构性难题仍未有效解决。一是两岸政策面临调整困境。在两岸和平发展日益深入人心之际，即便绿营支持者的心态也在发生微妙变化。蔡英文甚至抛出“对两岸未来持开放态度”言论，但由于其主张建立在“台独”立场之上，不仅难以让岛内工商界、中小企业主等中间、经济选民认同，也让美国不放心，致使其成为蔡英文在选战中最被动的议题。二是派系斗争。作为在野党，民进党全党上下的终极目标是重新掌握执政权，在这一共同目标下，党内各“天王”及派系基本维持了团结拼选战的局面，但内部权斗仍未真正停止。民进党内的谢系、苏系、新系、扁系间的合纵连横，则从区域民意代表提名争斗，一直上演到不分区名单的“派系分赃”，均反映出党内派系斗争的复杂。

2012年，民进党蔡英文以609万票输给了国民党马英九的689万票，民进党再度成为在野党。两度成为在野党的民进党，借助马英九当局陷入执政困境之机，逐步走出败选阴霾，在选举中总得票率与得票数有所上升，政党实力增长，展现了未来可能重返执政的实力。

一是民进党走出败选的阴影，士气提升、实力增长。在2012年的两项选举中，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获得609万票及45.63%的得票率，较上届增长65万票、4个百分点，国、民两党的得票差距由2008年的220万票缩小至80万票；民进党在立法机构所占的席次也由27席快速增长为40席，在立法机构制衡马英九当局的能力得到增强。在监督执政中，民进党一方面在公共政策上与国民党死缠烂打，因苦于立法机构席位不足于否定执政党提案，则联合在野势力，多次使用非正常手段阻挠会议讨论和表决议案。另一方面在大陆政策上干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口头上表示赞成两岸交流，行动上继续“逢中必反”，对于“两会”协商和签订新协议，总是从“亲中卖台”、“矮化台湾主权”的角度进行攻击。出于“为反对而反对”的极端心态和“台独”政治取向，民进党监督和评判马英九执政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台独”，是否有利于对泛绿军进行政治动员，是否有利于煽动两岸的对立情绪，这就成为影响和干扰马英九执政和出政绩的主要因素。

二是苏贞昌、蔡英文和谢长廷等党内新老“天王”间的竞合成为党内权力斗争的主线。进入2012年，蔡英文在败选后不得不辞去党主席职务，但强烈表示要代表民进党参选2016年大选，而一直受到蔡英文及其支持者排斥的苏贞昌开始出场竞争党主席职。在党主席选举过程中，苏贞昌遭到党内“拥蔡”及“反苏”势力的联合围剿，最后仅以50.47%的低得票率当选为民进党主席。为保持政治实力与声望，蔡英文亦积极成立“小英基金会”、深入基层，为自己搭建政治舞台。对此，党内部分人士指出“未来两年民进党会有‘两个太阳’”。与此同时，原来受制于“2008年败选就退出政坛”的承诺而不得不暂时远离政治中心的谢长廷也开始活跃起来，他抓住民进党内出现要务实调整两岸政策的声音，从其较擅长的两岸政策论述着手，施展自己的影响力。2012年10月上旬，谢长廷主动出击，以“台湾维新基金会”董事长身份参访厦门、北京等地，为自己搭建了舞台、提高了媒体能见度与曝光率。为继续扩大政治影响，谢、蔡二人出现连手现象，增加在党内的发言权和主导权。而苏贞昌考虑的重点则是如何巩固自身在党内的实力与地位，争取成为2016年大选的候选人。

三是民进党大陆政策路线趋于理性、务实，但未能做出实质性调整。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巩固和深化的新形势下，面对两岸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间等各项交流的迅猛发展，民进党面临务实调整大陆政策的强大压力。自2008年大选惨败后，民进党就不断浮现要求重新检讨“台独党纲”与调整两岸政策路线的声音。2012年民进党在大选中的再次失败，岛内外各界一致认为，落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政策论述过于空洞、模糊，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处理两岸问题的能力不放心。面对败选，党内主流意见认为，两岸政策应进行调整，要正视大陆崛起以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获得岛内多数民众认同的现实，要加大与大陆的交流、接触。但因民进党内的“台独意识”根深蒂固，加之党主席苏贞昌在两岸政策方面的论述能力较弱，民进党在短期内并没有大幅调整两岸政策的意愿、动力，这从民进党宣布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而非“两岸事务委员会”即可见一斑。

2013年1月13日，民进党以“要生活、要民主、要改革”为诉求，在凯达格兰大道发动所谓“人民火大”大规模“呛马”游行集会活动，提出“换内阁、反媒体垄断、召开‘国是’会议”三大主张。民进党对这场大游行高度重视，党主席苏贞昌亲自提案发起，先期在全岛各地举办了十余场“火大列车”群众集会，为大游行暖身造势、积蓄能量，民进党中央专门召集各县市党部主委开会布置，下动员令要求务必弄得“轰轰烈烈”。游行当日，民进党从中南部动员700余辆游览车、约3万人北上参加游行，苏贞昌、蔡英文、谢长廷、游锡堃、吕秀莲等重量级人物以及绿营政党、社团倾巢出动，号称有15万人（台警方现场测估约9.5万人）参加游行集会。民进党不遗余力、大动干戈，发起这场大游行活动，这是明显的政治操作，主要目的在于：一是重在打马，突显国民党执政无能形象；二是转移视线，缓解民进党在两岸问题上面临的巨大压力；三是积蓄能量，为2014年“七合一”选举胜选造势、创造条件。

2013年5月1日，民进党中常会正式通过“中国事务委员会”名单，除党主席苏贞昌亲自兼任召集人外，委员包括民进党前主席游锡堃、蔡英文、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铭、高雄市长陈菊、台南市长赖清德及新潮流系大佬邱义仁和吴乃仁，原被视为是“中国事务委员会”负责人最热门人选的谢长廷因个人婉拒未列入委员名单；后于5月6日在苏贞昌的再次当面邀请下，谢改变态度，同意出任委员一职。5月9日，委员会召开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标志着其正式上路、展开运作。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是苏贞昌参选党主席时提出的一项重要政见。苏原本有意将委员会打造成民进党大陆政策的重要决策部门及民进党发展与大陆关系的重要平台，缓解在两岸问题上面临的巨大压力，展现民进党有处理两岸关系的能力。但由于受到党内基本教义派的强烈反弹，苏从原有立场上大幅后退，态度转而消极，委员会的成立一波三折、一拖再拖。2012年11月委员会宣布成立后，成员迟迟不能确定，无法展开运作；委员会最终被定位为党内两岸问题的沟通平台，没有任何决策功能，谢长廷担任委员会主委的计划生变，苏还继续鼓吹所谓的“台湾共识”，坚持“台湾前途决议文”，原先设想的委员会功能大大弱化，难以发挥实质作用。

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成立后，决定自2013年7月起至年底，在中央党部九楼相继举办九场“对中扩大会议”，又称“华山会议”，着重从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四大方面就大陆政策、两岸关系问题展开研讨，希望借由各种意见的相互激荡与思辩，凝聚共识，找出适合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与会人员主要包括“中国事务委员会”委员、咨询委员、县市长、公民团体、台商等，每场约八九十人参加。从迄今已举行的八场会议情况看，“华山会议”流于形式，是彻头彻尾的务虚会，与会者各抒己见、泛泛而谈，在大陆政策及两岸关系上未见任何实质结论，没有任何实质作为，民进党仍坚持既定的“台独”立场和“台湾前途决议文”，苏贞昌继续鼓吹其所谓的“台湾共识”。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未来可能提出所谓“宪政共识”论述，企图以此取代“九二共识”作为与大陆交流接触的基础。

2013年8月14日，喧嚣多时的陈水扁再入党案终于尘埃落定，民进党复审小组当天召开会议正式同意陈水扁重新入党，陈水扁终于如愿以偿。陈水扁作为贪腐重犯，并被司法判处重刑，民进党之所以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批准其重新入党，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陈水扁长期“绑架”民进党的结果；二是民进党出于巩固深绿基本盘需要；三是苏贞昌为自身政治发展考虑。

2014年，“九合一”选举成为台湾政局主线。选前，蓝绿围绕选举提前布局、争夺激烈。由于马英九当局内部整合不力、施政不佳，而民进党趁势强力掣肘，使得马英九当局深陷困境不能自拔。最终，选举结果以国民党惨败、民进党大胜告终。民进党实现世代更替，全面进入蔡英文时代。

2014年5月25日，蔡英文在谢长廷、苏贞昌相继弃选党主席的背景下，以93.71%的超高得票率当选民进党第十五届党主席，在苏贞昌、蔡英文“两个太阳”的争斗中占据先机。“九合一”选举后，蔡英文在巨大战功加持下，“绿营共主”地位更加牢固。蔡英文笃定成为民进党2016年大选候选人，苏贞昌几乎丧失与蔡英文的对抗能力，民进党实现自陈水扁之后高层权力的再次集中。“九合一”选举的胜出，不仅让蔡英文地位巩固，也推出了一大批绿营中生代，客观上加速了苏贞昌、谢长廷等老一代“天王”的更替过程。由此，民进党内形成以蔡英文为领导中心，中生代良性竞争的局面。

这一年，民进党实力空前提升。一是执政版图跨越浊水溪。长期以来，民进党的势力被限制在浊水溪以南，在北蓝南绿的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弱势一方。此次选举结果，民进党整体得票率47.55%，不仅成功在上届执政的6个县市实现连任，还斩获国民党执政的7个县市，使得执政县市人口达1444万，占全台总人口的61.67%，创下建党以来最好成绩。二是基层力量持续增强。“六都”市议员部分，民进党167席，飙升20席；其他县市议员部分，民进党124席，上升13席。乡镇市长及原住民区长部分，民进党54席，较上届上升22席。村里长部分，民进党390席，较上届上升118席。

因2012年大选失利，民进党在2014年年初仍有呼吁进行两岸政策调整的声音。但是，由于马英九当局执政不佳，民进党认为即便不调整两岸政策也有胜选希望，于是回避两岸政策调整。2014年1月，民进党“2014对中政策检讨纪要”只主张积极自信参与两岸交流，仍坚持“台湾前途决议文”立场。3月，“反服贸学运”后，蔡英文公开表态“‘台独’已成青年世代天然成分”。7月，民进党第16届“全代会”，更是冷处理“冻结台独党纲”提案。蔡英文更乐观认为，只要民进党获胜，中国大陆自然会向民进党靠拢。“九合一”胜选后，民进党内调整两岸政策的意愿更是弱化。与此同时，“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声音则不断放大。经“九合一”选举一役，以陈水扁为精神领袖的“一边一国”连线已成为拥有7席民意代表、68席县市议员的民进党内除新潮流系外第二大派系。在他们的压力下，民进党11名新当选县市长联合呼吁马英九当局让陈水扁保外就医，蔡英文更是亲往探监，吕秀莲甚至以绝食行动相威胁，为陈水扁在2015年成功获释施加足够的压力、制造充分的舆论氛围，最终陈水扁获得保外就医。

2015年，台湾岛内政局主要围绕两项选举展开，在总体政治氛围“蓝消绿涨”形势下，国民党选情一直大幅落后民进党，新兴“第三势力”的加入，让局势更加复杂和多元。得益于国民党施政不彰，民进党很快走出2012年败选阴霾，并在被视为2016年大选前哨战的“九合一”选举中取得“有史以来最好成绩”，积极为2016年重新执政创造条件。

“九合一”选举大胜，给民进党带来了2016年重夺政权的信心和实力。一是政治风向大大有利于民进党。不管从实力、气势还是媒体民调看，民进党都是稳赢。台湾选民素来有“西瓜偎大边”的性格，蔡英文占尽天时地利人和，2016势在必得。二是地方行政资源大幅增长，基层实力显著增强，展现出“从地方赢回台湾”的强烈企图心。三是随着国民党的结构性崩盘，民进党的社会基础和支持群体快速扩张，岛内“民心思变”氛围已然形成。

“九合一”胜选适度平息了民进党内派系纷争，蔡英文声望持续攀升，“绿营共主”地位得以强化。一是大力推动世代交替。苏贞昌、谢长廷、游锡堃等“美丽岛世代”日渐退出权力核心，林佳龙、郑文灿、林佑昌、林智坚、涂醒哲等中生代迅速崛起，青年势力大幅上位。二是代表民进党出战2016。在国民党多个台面上可能的候选人互信推诿、各有盘算的情况下，民进党2016候选人早就定于一尊，蔡英文以逸待劳、稳扎稳打，占尽先机。新潮流系大佬、前“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担当“战情总监”，统筹2016年大选战略，党内各派系大佬谢长廷、游锡堃、许信良、姚嘉文、苏贞昌等负责各选区辅选任务。三是奔走美、日寻支持。民进党“九合一”选后即派秘书长吴钊燮赴美，探知美国态度，为重返执政寻求支持。5月29日，蔡英文亲自赴美，展开为期12天的“面试之旅”，先后拜访了白宫国家安全会议(NSC)、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托尼·布林肯，被媒体认为“受到高规格接待”、“面试通过”。10月6日，蔡英文启程访日，除会见台籍侨胞、日本商界和政坛人士外，并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胞弟岸信夫陪同下，造访了安倍的家乡山口县，被媒体形容是“高规格”、“准总统”待遇。

第二次执政时期

2016年1月16日，台湾“二合一”选举揭晓，民进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实现“一党独大、全面执政”。一是民意基础再上台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蔡英文得票率56.12%，获689万多票，大胜主要对手朱立伦300多万票，得票数与得票率均冲破民进党历届选票“天花板”。二是同时掌握台湾地区与下辖县市多数执政权，改变“北蓝南绿、决战中台湾”的政治格局。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在除金门、连江及花莲、台东4县外全部领先；立法机构选举也把国民党逼到苗栗、南投、金门、连江等“山巅海角”，最终形成“绿远大于蓝”的新政治版图，具备空前庞大的行政资源。三是实质掌控立法机构。民进党首次实现立法机构民意代表席次单独过半，成为立法机构第一大党，具备主导“立法”运作的能力。

为掌控民进党内各派系及县市长、民意代表等公职，蔡英文亲兼党主席，确立“以党辅政”模式。为排除党内派系干扰施政，蔡英文移除政务官兼任党职的内规，并要求党籍民意代表提案不得“暴冲”。为增强自身对立法机构议事运作的主控权，强势安插亲信苏嘉全执掌立法机构，以确保政令通畅。任命对其施政理念及政策走向了如指掌的林全出任行政部门负责人，重用有实务经验的前政务官、现任资深文官、地方县市官员以及熟悉其施政理念的核心幕僚与旧识出任要职，筹组“政权交接小组”，实现政权顺利交接。

蔡英文当局施政后，因表现不佳引发民怨。一是宣导“新经济”愿景，但“拼经济”乏力无感。蔡英文胜选不久便展开“产业之旅”，规划发展新能源、精密机械、生物科技、物联网、防务等“五大创新研发产业”，力推“新南向政策”，以降低对祖国大陆经济依赖。但是，鉴于国际经济复苏乏力、岛内产业转型艰困等结构性困境，新当局未能拿出让民众“有感”的经济政策，“五大创新产业”依然是“纸上谈兵”，“新南向”变为“新难向”，台湾未走出“闷经济”泥潭。二是推动社会安定计划，却引发社会不安。蔡英文提出长照制度、年金改革、社会住宅、食安、治安等“五大安定计划”，但这些问题涉及多方利益冲突与协调，是“难啃的硬骨头”。蔡英文上台后不仅未能有效解决问题，反而制造出更多矛盾。三是推动政治改革，导致绿色政治恐怖与高度政治对立。蔡英文宣誓推动“世代正义”“转型正义”“国会改革”“政府效能”“终结政党恶斗”等“五大政治改革”，但举措沦为政治斗争，结果适得其反。四是满意度快速下滑，执政前景被普遍看衰。岛内不分蓝绿多家民调结果显示，蔡英文的施政满意度呈一路下滑趋势，从刚上台时过半数的满意度跌至42%以下，不满意度则从10%快速跃升至42%以上，开始跌破“死亡交叉”；林全行政团队的满意度更大幅跳水至30%以下，不满意度超过50%。

2017年，蔡英文当局继续陷入执政困境，台湾朝野恶斗进一步加剧。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拒不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致使两岸关系陷入僵局，台海局势不确定性和风险持续升高。民进党当局不顾岛内强大的反对声浪，挟其在台“立法院”的多数优势，强行推动“一例一休”“年金改革”“前瞻计划”“司法改革”“转型正义”等举措，触发各方利益和多种深层矛盾，引发持续不断的游行示威活动。一年来，台湾朝野对立加剧，经济低迷不振，社会事件频发，民众福祉受损。多种因素叠加，蔡英文支持度继续下滑，执政困境无解。

2017年初以来，民进党当局继续以“抄家灭族”的方式大力清算追杀国民党。除紧抓国民党党产这一议题外，还对支持国民党的军公教阶层加以瓦解，继续在“年金改革”上大做文章，导致军工教团体激烈反弹，以致出现“八百壮士”围攻台“总统府”的奇特现象。民进党当局明火执仗推行“去中国化”，制造“绿色恐怖”惹众怒。蔡英文上台以来，在历史、文化、教育甚至宗教领域，大肆推行“去中国化”“渐进台独”，企图为“台独建国”营造文化、社会基础。更滑稽的是，在竞选时一再标榜是“客家女儿”的蔡英文还大张旗鼓地跑去南太平洋“寻亲”。“促进转型正义条例”通过后，在蔡英文当局明里暗里支持下，岛内街道、学校、公共场所改名之声四起，普通民众痛批没事找事。与蔡英文“维持两岸现状”承诺南辕北辙的是，当局不仅阻挠限制两岸民间交流，还拟推出所谓“保防法”，动辄以“共谍”说恐吓民众，升高两岸敌意。民进党内部争权夺利派系矛盾激化。蔡英文上台以来，民进党内部围绕权力分配的矛盾不断上演。面对执政不力、民怨四起，为了推卸责任，蔡英文起用台南市长赖清德入主“行政院”。但由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台湾经济社会问题，仅两个月“蜜月期”一过，蔡、赖两人的施政满意度就双双重挫约10%，蔡英文仅剩28.1%，赖清德首度跌破五成，为44.8%。

2018年，蔡英文当局及民进党执政困境加剧，改革决策草率、人事任命昏聩、意识形态挂帅等问题持续恶化。岛内经济民生退步，社会动荡加剧，引发强烈民怨，蔡英文施政满意度随之崩盘。这一年，“九合一”选举成为台湾政局发展演变主轴。围绕选战，国民党、民进党以及“第三势力”展开激烈竞逐。受蔡英文当局施政不佳、民进党派系内斗等因素影响，民进党选情低迷，国民党重拾信心，“九合一”选举最终以民进党惨败、国民党大胜、“第三势力”获得一定发展空间而告终。

2018年，民进党大肆遂行“绿色恐怖”。其一，加大媒体管控力度。蔡英文当局为挽救低迷选情，通过“司法”“行政”等手段，加码管制岛内媒体，强力压缩舆论批评民进党执政的空间。安全部门公开声称，实时侦搜脸书(Facebook)等网络社群，持续监控、搜集所谓“诋毁国家元首”“扰乱社会安定”的“假新闻”。其二，打击异己政治力量。1月，前“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委”管中闵当选台湾大学校长，蔡英文会当局不满其亲国民党的政治色彩，做出“拔管”决议，要求台湾大学重新遴选校长，台湾当局“政治力介入”高校、欲控制学术界的意图昭然若揭，招致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群体强烈抗争。5月，新党青年军成员王炳忠、侯汉廷、林明正等人被检调部门安上所谓“国安法被告”罪名，以“限制出境”方式禁锢在岛内。此外，蔡英文当局还高举“转型正义”大旗，以蛮横凶狠手段追杀国民党：“不当党产委员会”恣意认定国民党财产为“不当党产”，任意指称民间组织为国民党附随组织；“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正式挂牌后，在半年任务进度报告中炒作“去蒋”议题，要求“中正纪念堂”撤除“三军仪仗队”，岛内军营拆除蒋介石铜像；马英九遭台北地检署起诉“泄密”，一审获判无罪，但“高等法院”二审却改判4个月有期徒刑。

蔡英文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岛内各界强烈反弹。岛内不分蓝绿多份民调显示，蔡英文和民进党支持度双双下滑，且屡创新低。年底，立场偏绿的“美丽岛电子报”民调显示，高达67.9%的民众不满蔡英文执政，仅20.9%表示满意。TVBS民调指出，蔡英文声望“跌至历史谷底”，满意度仅剩15%，不满意度高达71%。对此，《联合报》发表评论文章表示，“讨厌民进党”已是“台湾最大党”。

2019年1月6日，民进党主席补选的投票结束，总投票数为34230票，卓荣泰获24699票，以72.6%的得票率获胜，代理主席林右昌宣布，卓荣泰顺利当选民进党党主席。民进党中执会将于1月9日正式公告当选名单，而当选人于1月23日上任。这一年是台湾地区选战年，台湾政局主要围绕2020年台湾地区两项选举发生激烈斗争和复杂变化。民进党当局执政陷入困境，但通过大肆操弄“反中拒统”、香港事件，转移执政不彰焦点，谋取选举私利。

民进党当局施政混乱，政绩乏善可陈，无力解决岛内“缺电、缺水、缺工、缺地、缺才”等“五缺”问题，创新能力不足，吸引外资乏力，民众薪资和就业水平停滞不前，岛内经济发展持续低迷。其推动劳工、能源、同性婚姻等政策备受争议，接连曝出蔡英文专机“私烟案”、“杨惠如案”等丑闻，尤其是对两岸交流合作加大设限，导致岛内旅游业、民航业、餐饮业等多个产业遭遇“寒冬”，致使岛内民众不满情绪日益积累，社会矛盾逐步升级。

民进党当局为掩盖施政无能，转移执政不彰焦点，大肆煽动岛内民粹主义，重点对香港“反修例”风波、统“独”议题进行政治操弄，升高“反中拒统”民意，制造两岸敌意对抗、台湾民众所谓的“亡国感”，型塑“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等社会焦虑氛围。同时，加大对岛内政局的控制力，极力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包括采取一系列手段打击压制岛内政界、工商界、教育界、宗教界等立场不同的重要人士，管制与祖国大陆交流合作的团体、人士，惩戒在祖国大陆的台湾青年、蓝营媒体，不顾反对处罚受聘祖国大陆社区助理的台湾青年，迫使中天电视关停鲜明主张统一的媒体人黄智贤主持的节目，加大打击统派力量，起诉统派人士，等等。

从民进党内部看，围绕两项选举内部斗争激烈。民进党2018年底台湾县市“九合一”选举失利后，在蔡英文主导下，原行政部门秘书长卓荣泰当选党主席，苏贞昌接替赖清德担任行政部门负责人，加强内部整合，重新起势。蔡英文趁势宣布参加党内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初选，赖清德不甘失去机会，决心挑战蔡英文，双方厮杀激烈。蔡英文操纵党中央多次修改规则，强势通过对其有利的初选办法，最终赢得党内初选。蔡英文出线后利用执政权力和资源拼选举，大肆进行政策买票，全力“围剿”韩国瑜，加大抹黑国民党；延揽赖清德担任副手搭档，拉拢深绿势力支持；力图将选举主轴塑造为“拒统反中、民主保台”之争，转移施政不彰焦点。民进党选举态势逐步转为主动。

民进党当局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讲话，及祖国大陆系列惠台利民政策措施在岛内产生的重大影响深感压力和恐慌，极力借法律等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加大对两岸关系反制，推动修订“国安五法”，为两岸商签政治协议设置“双审议”加“公投”的高门槛。通过有关终身禁止台湾退役将领、高阶政务官参与祖国大陆政治性活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延长对退离职公务人员出境管制，在推动“中共代理人”修法受阻后强行通过“反渗透法”，加大限制两岸交流合作，开了岛内“恶法”先例。

民进党还出笼所谓“新决议文”，鼓噪“台独”。蔡英文发表“台独”意涵明显的“双十讲话”，公开会见“民运”头目，纵容支持分裂、敌对分子在台湾活动，纵容支持“台独”与“港独”合流作乱，为乱港分子提供支持和庇护。赖清德多次发表“务实台独工作者”言论。民进党当局继续在历史、文化领域推动“去中国化”“渐进台独”，主导修订并施行充斥“去中国化”谬论的新版高中课纲。蔡英文提名“司法院大法官”人数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且立场总体偏绿，使得其有可能通过“大法官”释法等手段谋取“法理台独”。

“急独”势力图谋举办“独立公投”，吕秀莲领衔推动“台湾应向国际宣布和平中立公投”案。“喜乐岛联盟”、以陈水扁为“精神领袖”的“一边一国行动党”等“急独”势力相继建党，通过参与2020年台湾两项选举扩大影响、散播“台独”言论。

但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势力的谋“独”活动引发岛内各界担忧和不满，更受到祖国大陆及国际社会强烈反对。在外界压力不断增大之下，民进党当局谋“独”言行被迫收敛，“急独”势力推动各类“谋独公投”以失败收场。

2020年1月11日，岛内举行所谓“二合一”选举。民进党蔡英文竞选连任，获57.13%、817万张选票，创下岛内选举最高得票记录。在“立法院”选举中，民进党虽较上次下滑7席，但再次实现过半席次，在113席民意代表中取得61席。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获得552万张选票，国民党在“立法院”38席代表，较上次仅增3席。此外，柯文哲新组建的“台湾民众党”获得5席，“时代力量党”获得3席，“台湾基进党”获得1席，亲民党、新党和“台联党”等均未获得席次。“二合一”选举后，民进党进一步巩固了岛内的“一党独大”地位。1月，“行政院长”苏贞昌象征性地提出辞呈，但随后被蔡英文挽留。2月1日，新一届“立法委员”就职，民进党籍游锡堃、蔡其昌分别当选“立法院院长”、“副院长”。

民进党强化“一党独大”格局后，强化罢免韩国瑜活动，进一步追杀国民党。韩国瑜被国民党征召参加“大选”后，“罢韩”团体攻击韩为“落跑市长”，持续升高“罢韩”声势。2020年4月17日，岛内选务机构正式核准“罢韩案”启动。6月6日，“罢韩案”进行投票。民进党开动所有党政机器和“网军”等社会资源的动员“罢韩”，而韩阵营则以号召“不投票”应对，最终罢免投票率为42.14%、投票人数96万人，其中同意票93.9万票，不同意票2.5万票。由于有效同意票数多于不同意票数且达高雄市选举人总数四分之一（约87.5万人）以上，因此根据岛内相关规定，罢免成功。8月15日，在高雄市长补选中，国民党李眉蓁不敌“回锅”参选的民进党陈其迈。民进党不惜代价对韩国瑜进行政治追杀，一方面是防止“韩流”再起，另一方面也重创国民党的南部经营，进一步压缩其政治实力。

在蔡英文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民进党全面掌控岛内政经权力和资源。除全面掌控行政和立法机构外，民进党当局还进一步加大对岛内监察、考试、通讯传播等机构的掌控。2020年7月10日，民进党利用岛内“监察院”、“考试院”和“通讯传播委员会”等机构负责人届满之机，通过人事任命的方式，利用在“立法院”的多数席次，强行任命黄荣村为“考试院长”，陈耀祥为“通传会主委”，9位“考试委员”和3名“通传会委员”也同时通过任命。7月17日，民进党再次利用“立法院”席位优势，通过饱受争议的陈菊担任“监察院长”的任命，此外26名“监察委员”提名也同时获准，其中23名具有民进党背景。12月25日，蔡英文直接任命其表姐夫吴明鸿担任“最高行政法院院长”。这些人事任命，均遭到在野党和民众的强烈反弹，无奈民进党或依靠“立法院”多数优势强硬闯关，或通过“总统”职权直接任命。目前，民进党已经完全把持岛内“行政、司法、立法、监察”等4权，日前还通过“通讯传播委员会”强行关闭了监督民进党执政的中天新闻台，杀鸡儆猴，岛内舆论也已被民进党牢牢掌控在手中。

2020年，民进党内部派系纷争加剧。5月20日，蔡英文第二任就职后，回任民进党主席，并任命前“行政院副院長”林锡耀为党秘书长，任命前“立法院长”苏嘉全为办公室主任。与此同时，民进党内权力结构也发生一定变化。7月19日，民进党十九届“全代会”上，选出了30位中执委和10名中常委。中执委中，泛“新潮流系”拿下11席，成为最大赢家，“英系”拿下6席、“正国会”5席、“海派”3席、“苏系”2席、“绿色友谊连线”3席。中常委中，新潮流系占3席，“正国会”和“英系”各2席，“海派”、“苏系”和“绿色友谊连线”各1席。会上，中评委主委由获“新潮流系”力挺的前“谢系”“立委”康裕成出任，原本认为万无一失的“英系”“立委”陈明文铩羽而归，陈水扁也不顾保外就医身份，坚持到场借机抗议。预示民进党各派系间的竞争愈发激烈，随着2022年及2024年的接近，民进党的接班“卡位战”将更赤裸。

2021年，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的大背景下，民进党当局施政无能的本质彻底暴露，岛内蓝绿政党恶斗的态势不断加剧，台湾“民主”在经济不振、社会不安、政治恶斗的泥沼中加速沉沦。

一是民进党“劣质”施政引发民怨沸腾。台湾地区遭受新冠疫情冲击以来，民进党当局始终以“台独”意识形态挂帅，逃避政治责任，无力解决“缺水”“缺电”“缺疫苗”等基本民生问题，导致岛内经济陷入失业率攀升、消费力下滑的“内冷”境况。一方面，民进党“政治防疫”无视民众健康安全。4月底，桃园地区暴发“华航诺富特酒店群聚感染事件”，岛内疫情加速延烧，确诊病例暴增至1.6万余人，确诊患者死亡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值。在面对新冠疫情肆虐、民众生命健康遭遇到严重威胁的状况下，民进党当局无理蛮拒大陆疫苗，对民间洽购疫苗“自救”做法设置层层关卡，沉迷于如何“让世界看见台湾”的政治把戏，炒作所谓参加世卫大会问题，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7月，立场亲绿的“台湾民意基金会”发布的政党认同民调显示，由于抗疫不力，民进党的认同度锐减15%，流失了近300万支持者。另一方面，贪渎丑闻及桃色纠纷重创政党形象。3月，民进党民代王定宇与民进党发言人颜若芳的桃色丑闻越演越烈，严重冲击民进党“海派”气势。5月，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前评委召集人赵映光之子赵介佑涉黑案持续发酵，引发民进党“黑道入党”风暴，民进党中常委黄承国、民代陈明文等人均受波及。年底，民进党当局卫生主管部门负责人陈时中在防疫期间违反防疫规定聚餐、喝酒、高歌，引发岛内舆论哗然。

二是“倚美谋独”路线持续深化。其一是拉高“美台”人员互动层级。1月，台“驻美代表”萧美琴参加美国总统就职典礼，进入美国务院与代理亚太助理国务卿金成见面。3月，帕劳总统窜访台湾，美国驻帕劳大使随行。4月，美国前参议员克里斯·多德率“访团”飞抵台北松山机场，同行人员包括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詹姆斯·斯坦伯格等人。11月，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柯宁等人分别搭军机窜访台湾，与蔡英文见面。其二是贴靠美国图谋，构建所谓“民主价值链”。过去一年，民进党竭力融入美国打造的所谓“民主价值观联盟”。7月，民进党当局外事主管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对外宣称，将在立陶宛首都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10月，吴钊燮窜访捷克、斯洛伐克，妄称“台湾和欧洲交往的新时代已经到来”。11月，“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正式运行后，蔡英文又同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国会议员联合访问团见面，称“台湾愿意分享对抗假讯息的经验”“确保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12月，美国主导操办“民主峰会”，民进党当局派政务官及“驻美代表”参会，并积极帮助美国推销所谓“民主价值”。其三是加大军购力度，幻想以武谋“独”。8月，美国务院正式批准向台湾地区出售40辆M109A6自行榴弹炮和1698套用于升级台湾上一代火炮的精确制导套件。对于拜登政府将台湾地区打造成“‘遏中’前沿阵地”的做法，民进党甘之如饴，不断鼓吹“美国坚定支持台湾”的论调。10月，蔡英文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证实“有美国军人在台”，声称对美“协防台湾”有信心。

三是肆意干扰破坏两岸关系。民进党当局为推动“两岸脱钩”，借疫情阻挠两岸正常交流，发力钳制两岸交流与合作，加紧操弄“渐进台独”，给两岸关系带来严重危害。3月，民进党“宪改小组”共同召集人姚嘉文公然抛出敏感“制宪”议题，声称基于民进党党章、党纲，“台湾的国名应该改为‘台湾共和国’”。在东京奥运会期间，民进党当局利用“网军”，操弄“台独”议题，刻意放大台湾艺人社交媒体言论争议，借机激起台湾网民“反中”“仇中”情绪，操弄挑拨两岸网民对立，制造多起两岸网络舆论对抗事件。10月，蔡英文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公然兜售“四个坚持”论调，声称两岸“互不隶属”。11月，民进党当局以清华海峡研究院新竹办公室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为由，停止办公室运作并处罚款。12月，台陆委会为阻挠台湾各界人士参与海峡论坛，公然发出威胁恐吓。民进党破坏两岸交流氛围的做法，招致岛内民众普遍反感。

2022年，民进党及其当局继续谋“独”挑衅，极力推动“18岁公民权”“修宪”，加紧操弄“去中国化”，不断鼓噪“抗中保台”，持续升高两岸政治对立和民众敌意，阻挠、破坏两岸正常交流交往；利用中美战略博弈和俄乌冲突，加大与外部势力勾连力度，拉拢美西方深度介入台湾问题，冲撞、破坏国际社会一个中国格局，致使台海局势风高浪急、复杂严峻；施政绩效不彰、争议频发，受到民意反噬，遭逢“九合一”选举大败；党内权力结构由蔡英文“定于一尊”朝着赖清德成为“共主”方向发展。

这一年，民进党顽固坚持“台独”路线，谋求与大陆“脱钩”“断流”，肆意破坏两岸关系。民进党及其当局大肆宣扬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以“转型正义”、清除“威权象征”为名，行“去中国化”之实，出资鼓动拆除“两蒋”铜像，要求撤下孙中山遗像，伺机推动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活动。蔡英文、赖清德、苏贞昌等民进党头面人物持续污蔑、攻击大陆，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九二共识”达成30周年、香港回归25周年等关键时间节点，极力诋毁大陆道路、制度与对台方针政策，打着“自由民主”旗号，反复鼓吹“四个坚持”，攻击大陆对台军事“威慑”、经济“胁迫”、“外交打压”。激化两岸对抗，持续营造“反中仇中”氛围。民进党及其当局限缩两岸交流合作，拒绝恢复人员正常往来。以“强化民主防卫机制”为借口，炮制、修订恶“法”，给两岸交流合作和人员往来设置更多障碍，打压、恐吓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的人士和团体，对统派人士进行监视控制和司法追杀，制造“寒蝉效应”“绿色恐怖”。

民进党当局将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视为“机遇”，趁机与美西方强化政治联系，企求挤入西方阵营。配合美西方对华打“台湾牌”。民进党倚仗“立法院”多数优势，频繁动用“特别预算”，谋求对美常态化购买武器，全年得到美7次军售，总额21.37亿美元，既有先进武器装备，也涉及后勤技术服务。增进军事和安全领域人员互访，开展战略对话沟通。

除政治、军事外，民进党及其当局越来越重视与美西方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以提升双方关系“韧性”。强化与美、日、欧的经济连结，积极参与美主导的供应链产业链重组。谋求挤入印太经济框架未遂后，与美发起“21世纪贸易倡议”并举行首场实体谈判；举办第三届“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大打“芯片牌”，9月派员参加“美—东亚半导体供应链弹性工作小组”预备会议，12月在美举办台积电亚利桑那厂移机典礼。

民进党及其当局还串联更多美西方国家为台“发声助威”，争取参与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第41届大会、国际刑警组织第90届大会，但均未得逞。搭建和充实“挺台”多边交往机制，举办“世界民主运动大会”“玉山论坛”，继续开展“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相关活动，并首度在中东地区举办工作坊。更加重视参与非政府国际组织，发挥“软实力”优势，在相关组织凸显“一中一台”“两个中国”。此外，民进党当局还继续以抗疫、人道援助等名目加大对外金援力度，并借美影响力“固邦”，防止出现新一轮“断交潮”。

2022年11月26日，蔡英文宣布辞去民主进步党主席职务。

2023年是台湾地区选举年，岛内政局主要围绕2024年初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及民意代表选举发生激烈斗争和复杂变化。民进党当局陷入执政困境，但通过政策买票、操弄“抗中保台”等试图转移焦点。1月15日，民进党第17届党主席补选投票，候选人赖清德同额当选。民进党晚间宣布，这次补选投票率17.59%，赖清德得票数41840票，得票率99.65%。赖清德于1月18日接任民进党主席，任期至2024年5月20日。

这一年，民进党当局滥权乱政，丑闻弊案频发，接连曝出执政危机，民众对其不满情绪日益积累。民进党执政之下，台湾民众不仅要面对长期无法解决的“缺地、缺水、缺电、缺才、缺工”的“五缺”问题；疫情期间还缺口罩、缺疫苗、缺快筛试剂；疫后复苏，却发现缺蛋，缺抗生素、儿童退烧等药品……民众薪资和就业水平停滞不前，通胀持续严重。同时，由于“缺蛋”引发的“进口巴西鸡蛋争议”牵扯出“超思案”及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相关争议几乎持续大半年，最终台湾地区农业主管部门负责人陈吉仲请辞负责。从2023年初开始民进党内部连爆“论文门”“桃色绯闻案”“性骚扰连环事件”，深陷“im.B诈骗案”“绿能光电弊案”“自造潜艇黑幕”等一系列弊案。“反民进党”的民意氛围弥漫台湾社会，民进党政党支持度一度跌至24%，“下架民进党”成为岛内超过6成民众的共识。

民进党内部主要围绕“两项选举”，展开激烈斗争。2022年底“九合一”选举大败后，蔡英文被迫辞去民进党主席，赖清德乘势宣布参加党主席补选。2023年1月15日，赖清德在同额参选下以99.65%得票率当选。1月18日，赖清德接任党主席后一方面表面“尊蔡”求稳，试图营造“团结氛围”，另一方面提出4项党务革新主张，以期让民众对民进党重拾信心。4月26日，赖清德顺利成为民进党2024年“大选”提名参选人。此后，民进党内各派系围绕民意代表选举提名展开激烈博弈，“蔡赖分治”下“英系”与“新潮流”矛盾激化，“正国会”“苏系”等也积极卡位，党内权力斗争加剧上演。赖清德获提名后，竭力与蔡英文当局的执政包袱切割，但支持度不可避免被影响。选举期间，赖清德利用民进党执政权力和资源，大肆进行政策买票；以所谓“过境”形式窜访美国，向美输诚换取美方支持；不断炒作“大陆介选”，力图将选举主轴塑造为“抗中保台、民主威权之争”，转移施政不利焦点；延揽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搭档担任副手，进一步获取美国信任与协助。选战后期，由于“蓝白合”破局、在野阵营确定分裂，赖清德选举态势逐步转趋明朗。

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选举中，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萧美琴当选为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但民进党在台立法机构民意代表选举中受挫，丢失“完全执政”优势，国民党成为第一大党，民众党获8席成为“关键少数”。赖清德面对“朝小野大”局面。对内“铲除异己”巩固权力，对外“当家闹事”压制蓝白。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因贪腐遭羁押起诉后，岛内政治格局向“绿强蓝弱白边缘”演变。由于民进党继续“执政”，顽固推动“台独”路线，导致两岸关系复杂严峻；公然掀起党争恶斗，诱发岛内政局诸多乱象；肆意放纵派系贪腐，致使台湾民众苦不堪言。

(一)顽守“台独”分裂立场，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民进党为煽动两岸对立、捞取“台独”选票，罔顾岛内“要和平、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主流民意，不断进行“固独阻融抗统”政治操弄，致两岸关系僵局难解。一是延续两岸对抗基调。民进党主席赖清德自称“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利用“5·20讲话”“双十讲话”公然兜售“新两国论”，且在岛内社会文教、外事防卫、两岸经贸等领域全面落实“去中国化”施政，竭力推动“文化台独”，深化两岸“脱钩断链”，充分显示“赖氏台独”的顽固性与破坏性。二是破坏两岸交流氛围。针对海峡论坛、“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等两岸交流活动，民进党予以百般阻挠，诋毁“双城论坛矮化台湾”，意图破坏两岸交流氛围。年底，民进党民意代表又提案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欲在“吴斯怀条款”基础上新增“吕礼诗条款”，用以打压积极从事两岸交流活动的岛内人士。三是强阻两岸民众互动。民进党拒绝解除岛内居民赴陆旅行“禁团令”，恶意将台湾居民赴大陆旅游警示提高至“橙色”，以所谓“国安疑虑”为由拒绝台湾旅游业界包船赴陆申请。同时，民进党及其侧翼“网军”还肆意“抹红”“抹黑”两岸民间文化交流，频频给民族英雄郑成功贴上所谓“殖民者”标签，诬蔑妈祖、保生大帝、关帝爷等为所谓“对台统战工具”，试图恫吓台湾民间信仰团体和信众，公然挑战岛内公众底线。

(二)拓展所谓“国际空间”，借机制造“一中一台”。赖上台后，民进党当局极力鼓吹“让世界看见台湾”，大肆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谋求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妄图制造台湾是“国际社会重要一员”假象。一是伺机推动台湾海峡“国际化”。“2·14”撞船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借机站队美国所谓台湾海峡“国际水域说”，附和美西方诬我“霸道控制台湾海峡”，威胁民主国家“海上生命线”“科技供应链”，推动外部势力介入台海。7月，民进党当局勾连日本在东海开展“断交”后首次海上联合演训。此外，台当局还于年内增派人员赴美“海岸防卫学院”受训，促成美海军上校入岛担任“海巡联络官”。二是竭力挑战联大第2758号决议。7月，2024年“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在台举办会议，通过所谓“决议”，妄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未解决台湾的政治地位”，未涉及一中原则。赖清德参会叫嚣“大陆错误诠释联大第2758号决议是为了建构武力攻台的法理依据”。9月，第79届联合国大会开幕，民进党当局宣称要协助国际社会“正确了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鼓噪该决议“与台湾无关”，“中国无权在联合国体系代表台湾”。三是上演“过境”美国政治闹剧。赖清德、萧美琴等民进党政客，以窜访、“过境”美国为名，谋求提升“台美关系”，变着法子搞所谓“外交突破”。

(三)卖力贴靠外部势力，严重损害台海和平。民进党主动充当美西方“军事遏华”棋子，妄图“倚洋谋独”“以武拒统”。一是提升对美军购频度、额度。年初，美台高调“官宣”包括无人机、F16战机零件、防空导弹等在内的多个军售项目。8月，在民进党当局递交给台立法机构审查的防务预算书中，2025年度防务预算总额高达6068亿元（新台币，下同)，相较8年前增长近一倍，创历史新高。二是妄图利用军购讨好美国。11月，特朗普刚当选美国下一届总统，民进党为讨好特朗普，向美新政府递交“投名状”，随即通过绿媒放风，声称要向美提出总价超150亿美元的军购案。年底，在赖“过境”美国前夕，民进党当局再度向美追加采购3.85亿美元军备。三是“倚美谋独”违背岛内民意。民进党挥霍岛内民脂民膏，向美交“保护费”，不惜牺牲台海和平稳定的作法，激起岛内民怨。11月，民进党当局开展名为“太武操演”的实战化训练，高调展示F—16V、“阿帕奇”等美式装备，其挑衅行为招致岛内舆论一致挞伐。12月，台多份民调显示，民众强烈不满民进党“量台岛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的恶劣行径。

2025年，在民进党主导下，岛内迎来“大罢免潮”。

政党主张

台独分离主义

民进党的党章虽然开明宗义地表明，民进党是一个追求“民主”和“进步”的政党，然而民进党的党纲则素有“台独党纲”之称。其实，民进党的党纲经过多次修订，不断地朝“缓和”方向变化，但目前仍不脱“台独”色彩。近年来，民进党又通过一系列决议文，来掩饰、修正党纲中赤裸裸的“台独”主张。除了“台独”内容外，民进党的党纲还主张建立“民主自由的法政秩序”、推行成长均衡的经济财政政策、建立“公平开放的福利社会”、培养“创新进步的教育文化”，以及推行“和平独立”的“国防外交”政策等。

2008年10月20日，民进党九届二中全会通过一项新的决议，使“台湾前途决议文”等涉及“国家重大问题”的决议文，在效力上等同于党纲，从而标志着民进党开始正式“尊重台湾当局宪法”，无意再追求“更改国号”、“宣布独立”。不过，这不等于民进党放弃“台独”立场，因为民进党仍然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仍然回避、否定“九二共识”。除了“台独”内容外，民进党的党纲还主张建立“民主自由的法政秩序”、推行成长均衡的经济财政政策、建立“公平开放的福利社会”、培养“创新进步的教育文化”，以及推行“和平独立”的“国防外交”政策等。

民进党的台独意识形态从内到外基本上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属于“法理依据”层次的“台湾主权归属未定论”。但民进党以“台湾主权归属未定论”作为其台独意识形态的“法理依据”，明显具有三大盲点。1、刻意贬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在国际法上的约束力。2、民进党刻意漠视台湾已于二战结束之初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均回归中国的客观历史。3、民进党故意错误解读美、日等西方国家的“一个中国”立场。第二层次是属于“现状认知”层次的“族群民族主义”。民进党以“台湾意识”、“台湾人意识”、“台湾生命共同体”、“台湾命运共同体”等充满台独内涵且极具欺骗性的口号煽惑台湾民众，使得台湾民众的族群意识不断升高，省籍矛盾不断激化，对抗性日益升高。第三层次是属于“工具性理论”层次的“住民自决论”。一方面，民进党利用“住民自决论”践行民主和人权的方式来遮掩其台独本质，蒙骗岛内民众。另一方面，“住民自决论”用一些现代国际人权公约作其理论依据，民进党冀望以此来抬高其台独意识形态的“正当性”。此外，“住民自决论”用自由、民主、人权等外衣作为包装，可以趋近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以便获得西方国家的更多支持。

现代自由主义

民进党把自己归类为自由主义政党。其奉行自由主义主要由三方面因素所决定。首先是由民进党的阶级属性所决定。整体而言，民进党的主要阶级基础是中产阶级。在台湾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以中小企业主、知识阶层为主体的中产阶级成长生活于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中，教育的开放发达和市场经济的自由性、平等性、竞争性使台湾的中产阶级容易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作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非常符合台湾中产阶级的胃口。其次是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外部环境。国民党退到台湾后，长期实施戒严体制，维持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压制民众的自由和人权。以反对运动起家的民进党，为了吸引民众支持，突破党禁，推翻国民党一党专制，必然需要找到一个反对国民党专制的有力思想武器。而在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中，自由主义最符合台湾民众“自己当家作主”和“出头天”的心理。所以，民进党高举自由主义大旗，对于吸引民众和冲击国民党专制统治有相当大的助益。最后，奉行自由主义有助于民进党得到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同情和支持。由于与西方标榜的普世价值有许多契合之处，自由主义在价值观层次上容易引起西方大国的认同与共鸣。

民进党以现代自由主义作为指导意识形态，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政治自由主义。民进党首先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认为“人是国家及社会制度的中心。人并不是为国家及社会制度而生存，国家及社会制度才是为人而存在。不论立法、司法、行政机关、法律、经济或其他一切社会制度，都是为维护人的尊严及基本人权的工具。人的尊严及基本人权受宪法保障，不得任意制订法律剥夺或限制。思想、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不得以任何法律限制；限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法律，应遵守方法与目的相成比例之原则，不得超过必要的范围。”民进党还大力宣扬民主、法治与宪政等政治理念。鼓吹政府对人民负责的国民主权原则；建立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健全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应遵守政党自由、政党平等及党内民主之原则；法治国家应确实遵守宪法，维护法律位阶之原则并实现实质之正义；司法应独立，行政应中立。基本上，民进党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指导纲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标举民主、法治与回归宪政，保障各种人身自由等人权，在政治领域为民进党确立了追求民主、自由与保护人权的清新形象。不过，民进党在台独意识形态的掣肘下，早已背离了宣扬多年的政治自由主义理念。

二、经济自由主义。像古典自由主义一样，民进党宣称保障和尊重私有财产。呼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全球私有化与减少政府干预的浪潮，民进党极力肯定自由经济，主张限制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权力，降低公营事业的市场比重，公营事业应开放民营；禁止垄断，铲除官商勾结，施行公平交易法，确保市场产销自由；扶助中小企业，承认创业自由是基本经济人权。现代自由主义也没有像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那样，一般地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是主张在市场经济暴露缺陷时，政府应进行适当的积极干预。民进党并不一般地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为减轻岛内经济受外部市场荣枯影响，须依照国际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研订指导性产业发展政策，以增进企业的获利机会，并确保经济的稳定成长。”“修正偏颇的产业发展政策，避免人口集中到都市，制造区域间的所得高低差距，成为社会经济问题的来源。须针对各个区域的资源状态，划分生活圈，设计产业发展政策，规划台湾少数民族保留区，保障其民族生存空间。”“匡正过去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挂帅政策，确立生态保育及社会品质优先原则。”“制订合乎社会正义的财税制度，缩短国民所得差距，杜绝贪污浪费，减轻人民赋税负担。重建有秩序的金融制度，以利企业筹措资金，改善民间储蓄受益。”民进党在野时期宣扬的经济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机制为主，以政府干预为辅。但遗憾的是，民进党上台以来，并未切实执行经济自由主义理念，而是以台独意识形态挂帅，阻止台商投资大陆的力度，破坏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

三、社会福利主义。民进党像许多自由主义政党一样，宣称社会福利是人人得享的公民权，是保障每一个人不因种族、性别、职业之别而遭任何歧视的重要制度。然而，台湾过去所建构的社会福利体系，却被统治者用来作为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压抑社会中的弱势团体。所以，民进党主张“1、建立公平安定的社会体系。大家能公平分配社会成果，共享社会资源，不再有社会剥削，不再有违反人性的劳动条件，也都能够在连带的精神和有意义的劳动环境下，谋求自我发展，人与自然环境，人与人之间的自我愿望和欲望，都能相互调适，不受外力压制。2、追求福利国家更高境界。政府在能力所及程度内，优先满足每一成员足以维持基本尊严的生活条件，不宜端靠民间组织。对于贫者、困者、弱者，也不仅作人道救济，而应积极保障，以实现福利国家之理念。3、实现全民生活安全制度。从劳工、军公教人员扩大到全民生活保险。退休保险应采养老年金方式，失业保险应及早实施。对于未达某种所得水准而无法参加生活保险的穷苦大众，应设定贫困线标准，凡属该标准以下者，均有享受公共扶助的权利。对台湾少数民族、残障孤寡，以及其他社会弱小成员，国家应予以特别照顾。4、提高劳动保护基准。劳基法适用对象应扩及于一切劳动大众。举凡劳工结社权、集体争议权、罢工权等均应确实的保障。”多年来，民进党以劳工大众的利益代言人自居，攻击国民党金权勾结，袒护大财团，忽视劳工利益。民进党通过大肆宣扬社会福利主义，掳获了许多社会弱势团体的心。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台湾社会日益繁荣，迈向发达地区之列。社会也日益多元化，中产队伍明显增长，处于转型期的台湾社会涌现出各类思潮。面对这种现状，民进党认识到，固守单一的意识形态对于自身的发展不会有好处。为了吸纳各类社会力量，民进党在坚持现代自由主义的同时，也吸纳了社会民主主义、现代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思想，目的是尽量代表各类新兴社会力量，使自己成为一个“兼容型”的政党，以便不断扩大执政根基。

政党架构

组织架构

民进党代表大会为该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每一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一次，必要时也可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或全台5个以上县市党部书面提议召开。民进党代表大会的主要职责是修订党章，议定党纲，听取并审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选举或罢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

民进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民进党常设的最高权力机构，共有委员35人（包括党主席），中执会执行委员（中执委）职务也是各派系竞逐的焦点，委员中14人为常务执行委员（中常委）。中央评议委员会有委员11人，对党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由全代会选举产生。党主席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产生，任期2年，可连选连任1次。

中央党部还下设国际事务部、组织推广部、文化宣传部、社会发展部、妇女发展部、青年发展部、客家事务部、原住民事务部、网络发展部等9个部，财务委员会、政策委员会等2个会，以及1个民意调查中心、1所党校（台湾民主学校）和1个智库（新境界文教基金会）。

民进党也在各地方设立海外党部、地方党部与基层组织。民进党在史册上最多党员是2009年有党员总数有458,551人，至2012年民进党党员总数有335,643人，其中民进党党代表共计287人（包括各个地区党部284人，劳工党部2人，原住民代表1人）。

选举制度

党内初选民调是政党用以决定选举提名人的重要举措。常见的是“党员投票”制，由党员投选党代表，再由党代表选举候选人，候选人需要获得足够的党代表票才获得提名。初选结束后，政党召开全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以投票方式（投票只具象征意义，因为党代表一般会按初选结果投票）正式提名候选人。在台湾，民进党将“党员投票”制发展成独具特色的“全民调”方式。1989-1993年间，民进党的党内县市长与“立委”提名人初选曾采取全体党员投票方式决定，后陆续加入干部评鉴、征召、民调等其他方式，党员投票比重一再下降。2012年“大选前民进党修改了党内初选提名制度，自2011年3月起实行“全民调”方式，即初选结果完全由民意调查方式产生，党员丧失全部投票权。根据民进党2016年的“公职候选人提名条例”第九条规定，“第一、二、三类公职候选人（不分区‘立委’除外）由民意调查方式产生。民意调查需经多家多次调查，并开放参选人或其指派之人现场监督，相关办法另订之”。2019年5月，民进党中央再次修改民调制度，对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党内初选民调做出单独规定，并首次纳入“手机民调”。

2019年5月29日，民进党召开第十八届第十二次中执会，会中达成“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党内提名初选选务日程”等相关事宜的共识（不经表决通过）其中即包括修改民意调查办法。6月6日，民进党公布最新修订的“第一二、三类公职候选人提名民意调查办法”（以下简称“民意调查办法”），修改了民调规则。内容如下：“民意调查办法”规定，民进党中央党部应成立初选民意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由主席提名四位中立的学者专家及秘书长组成，送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会同意后任命，负责督导民意调查作业，并受理及仲裁初选民调相关争议。根据民进党“公职候选人提名条例”，对公职选举提名分五类办理：第一类为参选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第二类为“立法委员”；第三类为参选“直辖市长、直辖市及准直辖市市议员、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长、县市长”；第四类为“县市仪员、乡镇市长；第五类为“乡镇市民代表、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民代表、村里长”。由中央党部办理第一、二、三类“公职”候选人提名，由县市党部办理第四、五类“公职”候选人提名。

历任领导

党内派系

派系综述

派系政治在民进党内表现得特别明显。从党外时期开始，就有“公政会”和“编联会”两股势力在较劲。民进党成立后，党内又形成“美丽岛系”和“新潮流系”两大派系。1996年3月“领导人”大选失利后，“美丽岛系”逐渐没落瓦解。现在民进党内的主要派系有：“正义连线”，是陈水扁1992年初创立的，领军人物除陈水扁外，还有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沈富雄等人；“福利国连线”，谢长廷、张俊雄都属该派系；“新动力办公室”，许荣淑为龙头；“台独联盟”，是海外“台独联盟”1991年返台后集体加入民进党而形成的派系，目前负责人是李应元。（以上四个派系于去年组成一个松散的新组织，称为“主流联盟”）；“新潮流”系，该系以纪律严明而被称为党内“一支正步走的军队”，龙头人物有吴乃仁、邱义仁、“立法委员”洪其昌等人；“新世纪办公室”，以民进党张俊宏为首。民进党的派系斗争，主要表现在政治路线之争和党内资源的争夺。

主要派系

党派标志

党旗

民进党的党旗是在一片绿色上有个白色的十字区，中间是绿色的台湾岛。民进党创党元老林正杰称，他把民进党的党旗设定为绿色，是因为没有钱印彩色的文宣品，绿色比较醒目，也是传承德国绿党环保、自由的思想，但是当时入党的“基督教长老会”人员坚持要在党旗里面加个十字架，最终形成了民进党党旗。

党徽

民进党的党徽图案与党旗图案中间一致，有一个台湾岛。

历次党代会

历次选举

2024年9月25日，台立法机构举行8个“常设委员会”“召委”选举，最终民进党团获8席“召委”。

党际关系

与国民党

民进党和国民党是主导台湾社会蓝绿两股势力的主要政党，两党在政治理念、两岸关系等问题上均存在差异。民进党对国民党持打压态度。

与民众党

2020年，蔡英文连任后，为稳固执政、增强“一党独大”的地位，除了继续对国民党加大施压，企图利用执政手段打压、遏制岛内最大在野党的势力，同时也对新生的民众党提高了警惕，加大了防范。

与“台联党”

“台湾团结联盟”，简称为“台联党”，与民进党一样，被视为台湾“泛绿联盟”的主要政党，是台湾支持“台独”的积极参与者，但在政治光谱上更倾向“台湾独立”。李登辉为该党的精神领袖。

民进党与“台联党”的互动关系是台湾泛绿阵营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关系，决定泛绿阵营的兴衰走向，直接影响台湾政党格局演变，从而影响台湾的政治发展。民进党与“台联党”有着相互需要、相互利用、相互依靠的一面，即利益的联结，这是两党关系的主要方面，以“台联党”依附和支持民进党为主要型态，但时而也体现“台联党”的自主性。同时两党也有着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一面，即维护各自利益、发展政党实力的需要，争夺重叠的支持基础、拓展新的支持基础而发生的冲突和斗争，这是两党关系的次要方面。

与“国际自由联盟”

20世纪90年代初，民进党开始与“国际自由联盟”进行接触，并借助其观察员的身份在“国际自由联盟”年会之际“顺访”德国、比利时等国。

2002年，“国际自由联盟”正式批准民进党成为正式会员的申请。此后，民进党与欧洲地区的关系突飞猛进，多次借由“国际自由联盟”及其平行组织、下属机构和相关基金会，以参加年会、领取奖章、组织会议等名义访问欧洲，或兜售“台湾加入联合国”“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主张，或借政党轮替标榜本党对于台湾地区乃至亚洲地区的政治意义，玩出了“过境外交”“轮椅外交”“竞选外交”等花样。

与“亚洲自由民主联盟”

台湾“远景基金会”、“亚洲自由民主联盟”在民进党当局指使下，以“民主”、“自由”、“合作”为借口，打着“学术交流”、“研讨”等旗号，在国际上大肆兜售“台独”主张，极力拉拢贴靠反华势力，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等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事件，拓展台所谓“国际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