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秩序的构建始终贯穿着宗教因素的制度性作用。中世纪形成了以天主教教会为核心的政教二元体系，教权与皇权通过封建效忠体系互相制衡。宗教改革导致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催生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通过承认新教合法性与主权国家平等原则，将宗教包容纳入制度化框架国家理由。至19世纪维也纳体系时期，正统君主制与基督教传统仍间接维系着大国协调机制。这些进程共同印证宗教关系在欧洲秩序演变中承担着制度纽带功能。

法兰克王国克洛维的基督教皈依（496年）开启了政教联合体模式，查理曼帝国（800年）分裂后形成法兰西与德意志的秩序轴心。11世纪神圣罗马帝国通过奥托特权控制教宗选举，赋予主教世俗权力构建皇权主导的秩序。格里高利七世改革（1075年）提出教宗至高权威论，通过《教宗如是说》主张主教授任制度改革，与皇权展开封建效忠体系争夺。

三十年战争后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确立三项原则：主权国家独立平等、宗教派别共处权利、均势制衡机制。该体系终结天主教统一权威，承认路德宗、加尔文宗哈布斯堡王朝，标志着外交策略转向现实政治。

12世纪《沃尔姆斯协议》（1122年）确立主教授任双轨制，但教会持续通过宗教仪式强化权威，例如英诺森二世采用帝王式仪仗彰显教权至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二世。

1815年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延续均势传统，通过神圣同盟维系基督教君主制正统性。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将宗教传统融入保守主义外交，以大国协调机制压制革命浪潮，但普鲁士军事崛起导致该体系崩溃。体系运行策略强调共同合法性秩序，其宗教内涵体现为对基督教价值观的隐性维护。

霍布斯在《利维坦》（1651年）中论证绝对主权国家是结束宗教战争的自然选择，主张主权国家间的自然状态。康德则提出《永久和平论》（1795年），主张通过理性构建共和制国家联盟来超越宗教分歧。这种哲学分野反映了欧洲在处理宗教与秩序关系时的两种路径：现实主义制衡与理想主义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