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梁惠王上》是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创作的散文，收录于儒家经典《孟子》首篇，是《孟子》全书之纲要，其精神内涵彰显了孟子思想中最重要的仁政理论。该篇以对话形式记载孟子与梁惠王、齐宣王等诸侯的政治问答，集中阐释“仁政”“王道”思想体系。

孟子（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一说字子车。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战国时期邹国人，出生在邹国（今山东省邹城市）马鞍山下的凫村（今属曲阜市）。孟子的思想集中反应在《孟子》一书中。“施仁政，行王道”是其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暴力治国，认为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重民轻君”是其仁政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在哲学上，孟子是一个性善论和唯心主义者，继承孔子的天命论，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要求人们依“天命”行事，并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一唯心史观。在教育思想上，孟子非常重视培养贤才，认为“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尊贤使能，俊杰在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最快乐的事。孟子去世后，被安葬在邹国境内（今邹城市城东北约12公里）的四基山西麓。因其去世于冬至之日，邹人自此“废贺冬之礼，遂成俗”。宋代以后，封建帝王不断赐于孟子封号：北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被追封为“邹国公”；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明嘉靖九年（1530年），孟子被尊封为仅次于“至圣”孔子的“亚圣”。

《孟子·梁惠王上》出自《孟子》七篇中的上册，这一册是孟子学问成就后，从中年到晚年在国际间游历的结晶，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和谐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整个社会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社会内在矛盾全面激化，孟子就是在这样极其复杂的时期与梁惠王讨论国家的治理时，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社会和谐思想。

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早在春秋时代已经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天子失去天子之德，也失去了天子的权位，各诸侯国之间互相争战，当时，孔子周游列国以道救天下，晚年纂订六经以传大道。到了战国时代，情况更加恶化，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互相争雄，各诸侯国的君主不再管当初被封的爵位高低，也不顾是否有德，却纷纷自称为王，魏国的国君梁惠王就是其中之一。本来，能够贯通天道、地道、人道者才能被称为王，以仁义得天下而使民自愿归附才能叫做王道，所以，即使是天子也不应该自称为王，但是，战国之国君却自称为王，便是僭称王。梁惠王即位三十五年时，为了雪耻、争雄、称霸，以优厚的待遇招请贤能之士，就在此时，学习孔子所传大道的孟子来到了梁国。

在乱世之中，为危难的情势之下，人们最容易把富国强兵看作当务之急，梁惠王也是如此。孟子来到魏国，梁惠王以礼相请，刚见面时，便单刀直入地说：“老先生一定有办法能够使我的国家富裕起来，使我的军事力量强大起来吧？”当时，孟子已经年老，梁惠王急于见功，所以，称孟子为“叟”，是非常尊重的，是当作长辈礼待的。他殷切期望着孟子能使他完成心愿，期望国富兵强也确实是他真诚的心愿。孟子以礼相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是秉承《大学》中的“国不以利为利，而以义为利”而来的，这就是著名的“义利之辨”。不过，这里不仅仅说“义”，而是说“仁义”。有仁心，然后能施仁政以仁民爱物，能行事合于礼义、时宜。这是此章的宗旨，孟子下面的话全是就此而展开。

之所以不要“以利为利”，是因为君主倡导的是求利益，那么，臣民就会都去追求利益。君主想使自己的诸侯国得到最大利益，于是大夫们便会追求使自己的封地得到最大利益，士子百姓都会追求使自己得到最大利益。这就是所谓“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因此，君主的政令决定着国家的风气，进而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孟子说“上下交征利”，其中的“上下”意味着“从上到下”；其中的“交征利”意味着相互夺利，因为国君之利必然从臣民那里取得，而臣民的利益也必然从君主那里取得，因此，必然导致全国上下都追逐利益而求自己富强，而富强只能是夺取他人的利益取得，或者通过侵害天地万物而取得，如此，则国民就会轻视乃至背弃仁义而惟利是图，道德沦丧。

惟利是图必然导致道德沦丧，道德沦丧的受害者不仅是国家百姓，而且君主更是直接的受害者。君主谋求富国强兵，却“以利为利”，或许能得一时之利，但是，却会留下致命的祸患。孟子说，大夫为了取得私利会轼其君主，因为不知仁义，因为欲壑难填，所以，永远不会满足于既得的利益。君主企图侵夺臣民的利益，官员企图侵夺国家和百姓的利益，百姓或者千方百计营私争利，或者因此而忍无可忍、揭竿而起，君臣民都是受害者，国家更是不可能不走向衰亡。

既然不能“以利为利”，那么，应当怎么办呢？很简单，“以义为利”而已，倡导仁义而已。是不是说只讲仁义就得不到利益呢？当然不是。有仁义，则利益就在其中了，而且社会和谐、人能知礼；背弃仁义，即使是既得的利益也会失去，而且还会本利尽失。君主有仁义，则仁政可行，百姓各得其应得之利，不仅能减少互相欺诈和侵夺，而且能臣民重德守礼，使使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使君臣民成为一个和谐有序的整体。因此，以义为利，不仅可以保国，而且可以得到臣民拥戴；以利为利，不仅不能雪耻、争雄、称霸，而且还会亡国，乃至丧命。孟子最后又重复了一句“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可谓诚恳之至、语重心长了，古今中外为君者不应不知此道。

然而，为君者不应不知此道，不知此道的君主却很多很多，于是，古今中外以及未来的人类社会，才会不断重复着悲剧。太史公感叹道：“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程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当是之时，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

梁惠王建造了池沼，当孟子前来谒见的时候，他站在池沼之上，看到鸿雁麋鹿，自己感到很快乐，于是，问孟子：“贤者亦乐此乎？”意味着他自己不敢以贤者自居，但是，又认为即使是贤者也会因此而感到快乐的，这样，他自己的这种快乐也就因此而无可非议了。孟子回答：“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此是这一章的宗旨之所在。

梁惠王乐于建造池沼、观赏鸿雁麋鹿，可谓“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是情感的常态，本来也无可非议，所以，梁惠王不以此为非，孟子也没有否定此乐。但是，仔细想一想，问题就会出现了。首先，贤者是以贤为前提的，所谓贤是指有品德的修养，有品德修养的人应该刻意追求建造游乐的场所吗？应该刻意追求这种享乐吗？有品德修养的人不应该把是否快乐建立在对外在事物上，也不应该建立在自身利益的得失上，正如范文正公所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次，贤者“仁民而爱物”，因此，只要是在有意无意之中会虐民害物的事物，都不会使贤者感到快乐，但是，贤者看到庶民快乐、禽兽安宁的时候，会因此而快乐。这种快乐，不是因为自己而快乐，不是因为外物而快乐，而是因为人与物各得其乐而快乐。再次，如果是不贤的人，也就是缺乏品德修养的人，就会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感欲望而不顾劳民伤财，不顾是否虐民害物，即使一时之间拥有了可以满足他的情感欲望的事物，也必然引起天怒人怨，怎么能快乐得了呢？并不是说不贤的人“不思危”，“危”就不存在了，恰恰相反，越是“不思危”，“危”就越回来得快速、猛烈。

贤者如周文王，是怎么样的呢？孟子据《诗经》中的诗句说出了一番道理。文王想建造高台、池沼，而做了规划，进行测量，开始建造。这种做法，看起来与梁惠王建造池沼好像没有什么不同，其实却大为不同。所谓台，是四方形而中间高的台子，目的是观察太阳旁边的云气以辨别吉凶、水旱、丰荒，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文王建造台沼，当然是这个目的，否则不足以为贤。然而，庶民纷纷自愿前来建造，而不是强迫庶民，结果，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建成了，可见前来的庶民众多而且实干。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周文王本来就没有急于建造，只怕劳累庶民，耽误庶民自身之事，正因为文王真心替庶民着想，所以，庶民才会自愿为文王尽心尽力；因为文王始终所行的仁政、德化，所以，庶民才会像侍奉父亲一样来侍奉文王，无怨无悔。由此可见，贤者绝不劳民伤财，然后庶民能劳而无怨；贤者要品德修养，然后能得到庶民拥戴。文王为何要建造高台呢？不是为了自己享乐，也不是要害物，这在所引的诗中的后几句体现了出来。文王身在池沼苑囿之中，所看到的是雌鹿安静地趴伏在那里，没有任何惊恐之状；雌鹿生长得既肥壮又有光泽，白鸟的毛色也很洁净，可见其生活的舒适与安宁；鱼儿充满池沼之中，欢快地跳跃着，可知鱼儿之乐。如果说诗中的前一段体现的是仁民，那么，后一段体现的就是爱物。

仁民，是使民能快乐；爱物，是使物能快乐。因为文王能使民快乐，所以，凭借庶民之力建造高台、池沼，庶民反而因此而喜欢、快乐，并且用“灵”字为之命名，意味着庶民把文王奉若真与神明相通的圣君。因为文王得到了庶民的信赖和拥戴，所以，庶民看到灵台、量沼之中有众多的麋鹿鱼鳖，想到这些可以用来奉养文王，心中也会感到快乐。孟子说：“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是重申“与民偕乐”之旨。为什么说“古之人”呢？相对于战国时期来说，周文王确实是“古人”，但是，当代的君主被当代人所拥戴还比较容易，已经改朝换代而且已经时代久远的君主，能够被人知道名字的都很少，经过六七百年乃至数千年后，仍然被人歌颂、赞美，如果不是具有非凡的道德修养，是不可能的。怎么叫做“与民偕乐”呢？不是跟庶民一起行乐，而是使庶民得到其应有的快乐，使万物各得其所，然后贤者快乐，这就是《礼记·大学》中所说的“乐其乐而利其利”。

与贤君周文王相反的，是夏桀。《书经·汤誓》是商汤伐夏桀的时候所做的誓辞。为什么不说讨伐夏朝？因为夏朝所指的是朝代，商汤所要讨伐的是虐民害物、背弃天道的独夫民贼夏桀一人，以救天下百姓，而不是为了夺取权利，不是为了推翻夏朝。一般来说，天子可以用“日”象征。为什么天子可以用“日”作为象征？因为天地生物需要通过太阳来实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而且“日月无私照”，能够效法天地之道的天子，才能像日月一样。但是，夏桀曾经说“天上有日，好比我有庶民。日会消亡吗？如果日消亡了，我也就消亡了。”如果夏桀用天与日的关系象征天道与天子的关系，则表示天子遵循天道，在此，他用来比拟天子与庶民的关系，则意味着自比为天，可谓“天子僭天”，完全失去了“天无私覆”之意，而成了企图主宰一切而又目空一切的“天”。他不仅不爱民，反而害民，不仅不生物，反而害物，所以，庶民怨之恨之，就顺着夏桀的这个说法说：既然“日”是指庶民百姓，“天”是你夏桀，只要“日”消亡了，“天”就会消亡，那么，为了让你这个“天”消亡，我们这个“日”宁愿自己消亡，可见庶民对夏桀的痛恨何等深切。为何如此？只因君主只知独乐，却陷庶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独乐能持续多久呢？

先从诸侯国国君的自我谦称说起。自称为寡人，是指寡德之人；自称为孤家，是指孤德之人；自称为不谷，是指不善之人。这些称呼，都在提醒着君主要重视自己的修养，而且要永远保持谦逊，绝不可有傲慢之意，另外还有避免私心用事的意思。自从秦朝开始，君主开始自称为朕，直到民国开始废除了朕的称呼，这些礼义就都因此而失去了。

梁惠王自认为对治理国家尽了心力了，真的尽心了吗？且看他是如何做的就知道了。他认为，在年成不好的时候，把灾区那些能迁移的人迁移到其他地方，把其他地方的粮食调运到灾区，这就是尽心尽力了。这样做，当然比不这样做要好一些，但是，毕竟不能算是尽心尽力。首先，治国要务本。君主不在平时用心用力，到了年成不好的时候才想办法解决，就像一个人平时不注意自身的健康，只有到了患病以后才用药治疗，这样，顶多也只能使人不至于当时病死，却无法使人更加健康强壮。其次，就地解决灾难才是正道，转移灾民解决不了任何根本问题。把一部分强壮的灾民从灾区迁移到其他地方，灾区所剩下的就都是老弱病残了，灾民的安宁都难以保障，灾区的重建就更难以很好地进行了；灾民被转移，背井离乡，不可能感到快乐，也不可能给所到的地方带去生机与活力，甚至反而会影响那些地方。再次，备战备荒是官方的责任，调运粮食只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灾区当地官方无积蓄，遇到灾荒不开仓放粮，却要从外地调运粮食，这样，灾区难以得到很好的救助，非灾区也因此而受到影响，所以，救灾的效果不会很好。因此，梁惠王所采取的措施，都非治国之良策。然而，梁惠王却认为自己尽心尽力了。

梁惠王认为自己已经尽心尽力了，而且认为相邻各国都不像他那样尽心尽力，于是产生了疑问：相邻各国既然不像他那样尽心尽力，百姓应该减少却不见减少，自己如此尽心尽力，百姓应该增加却不见增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先不说孟子如何回答梁惠王的疑问的，先来说说梁惠王为什么期望本国的百姓数量增加，以及梁惠王所想到的增加百姓数量的方法。百姓数量多，便能有较多的人力，有了较多的人力，也就能有较多的财力和兵源。财力充沛、兵源充足，为的是达到他富国强兵、复仇称霸的目的。这样的期望，与王道、仁政无关，因为梁惠王所关心的不是民生疾苦、百姓安宁。从梁惠王所采取的措施来看，他的做法只能让本国已有的百姓减少一些死亡而已，没有想到过如何使本国的百姓安居乐业，更没有想到过“修文德以来之”。

孟子用作战之中的逃兵打比方，来说明梁惠王治国政策上的错误。一个逃跑了一百步的士兵，一个逃跑了五十步的士兵，都是逃跑的士兵，因此，按照梁惠王的说法，邻国没有像他那样尽心尽力，也确实是不体恤百姓疾苦，不行王道仁政，就好比那个逃跑了一百步的士兵；梁惠王所像的只是富国强兵、复仇称霸，为此而采取了减少百姓死亡的一点措施，同样是不体恤百姓疾苦，不行王道仁政，与那个逃跑了五十步的士兵没有什么两样。一个国君，不是想着如何实行王道仁政，不是想着如何使百姓安宁而有教化，却只想实现自己的复仇称霸的私欲，这便是国君最大的错误之所在。在此，孟子没有否定梁惠王的“尽心”，但是，可以看到，梁惠王的“尽心”只是“尽私心”而已，而不是“本心”、“仁心”，孟子所期望的，就是梁惠王能够去尽“本心”、“仁心”。

如何尽“本心”、“仁心”呢？首先需要务本，也就是要顺天意、得民心。具体说来，也很简单，那就是使百姓能够“养生丧死无憾”而已。所谓“养生”，是使活着的人衣食无忧；所谓“丧死”，是使死者能够得以按礼下葬并得以依礼祭祀。能谋此政，是士的责任，梁惠王不用这样的士，便难以制订这样的政令。国家最众多的人口在于农夫，能够保障养生丧死所用的粮食和财物的人，也是农夫。所以，国家的政令，首先要注意粮食和财物的生产于节制。正常情况下，只要官方不去扰乱农夫耕田种地，农夫就会该种地时种地，该收获时收获，国人的衣食就不成问题。如果国君整天所想的是富国强兵，那么，必然导致赋税徭役苛重；赋税徭役苛重，就必然耽误农时。正常情况下，鱼鳖会自然繁殖，山林会自然生长，只怕人们为了奢侈享受而竭泽而渔、大兴土木。网眼细密的网用来捕鱼，或者用各种高级手段过分捕捞，便是竭泽而渔的做法。带动百姓追求住宅的豪华宽敞，便必然大兴土木，大兴土木则必然滥砍盗伐。如果国家政令使农民觉得远远不如官员、工匠、商贩的时候，农民便不会安于从事农事。如果国家君主和官员引导众人贪图口腹之欲、住宅豪华，那么，自然而生的山珍海味、山林材木便不足以供人消耗。在此情况下，粮食的生产、鱼鳖的生产、材木的生产便需要违背自然本性，人为的成分逐渐加大，或许一时之间能使衣食财物得以满足人们的奢侈享受，却不知已经埋下了极大的隐患，不仅伤害动植物的天性，而且闭塞人类的本性。当国家政令引导出来的是奢侈享受之风的时候，“养生”很容易从“使活人衣食无忧”变成“使自己衣食充足”，进而慢待死者、不顾祖先，甚至更加严重，因此，不能说是符合“仁心”的“仁政”。

“养生”，是要使国中所有人的生命有所保障，而且这种保障不仅仅是衣食住房的满足，还要有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一个得民心的国家，不仅要保障强壮者的生存，更要保障老年人的生存。为什么不说幼小者呢？因为人之常情是，父母疼爱子女较多，而子女关爱老人较少。老有所养，则少壮无忧。老年人的生存，与年轻人相比，要求更多一些。比如，对五十岁以上的人来说，无丝绵衣服则不足以御寒；对七十岁以上的人来说，无肉食则不足以真饱；对一般的老人来说，再做耗费体力之事则容易伤身。所以，国家政令要使强壮的人不饥不寒，更要让老年人有丝绵衣服穿、有肉吃、遇事有人代其劳。如何做到这些？首先，在五亩宅院周围种植桑树。五亩宅院，有两亩半在田地之中，不是为了休闲，而是为了劳作的方便；有两亩半在村庄之中，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方便。为什么桑树种植在宅院周围而不种植在田地之中？因为采桑养蚕一般是女子之事，在宅院周围比较方便而且安全；因为在田地之中种植树木，便会影响庄稼的生长。其次，做好家禽、家畜的养殖。使家禽、家畜按其本性自然生长繁殖，只要不耽误它们的生长、交配时机，不杀鸡取卵，就不会有问题。其三，使士农工商各安其位、各敬其业，不去用苛刻繁杂的赋税徭役去扰乱他们，百姓就不会有饥寒之患，尤其不能干扰农夫的农耕之事。其四，通过学校教育，使人学习孝悌之道，从而知道尊老爱幼。仅仅学习知识技能，而不教导孝悌之道，则人际关系难以安宁。从这四个方面去做，便不愁不得民心。能得民心，则能使万民归附，何愁不得天下？王道之成，在于依此去施政。

在此，孟子已经回答了梁惠王的疑问，而且提出了原则。梁惠王想要富国强兵、复仇称霸，但是，要知道，君主官员可以用富足安民，却不该用富足诱民；可以用强兵平定暴乱，却不该用强兵威慑百姓。惟有王道仁政可以使百姓安宁、天下归附。施行仁政，便可以“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百姓“养生丧死无憾”，便能国泰民安。能国泰民安，则外国之人愿来归附。本国之人得到安宁，外国之人愿来归附，岂不比用武力征服其他国家而称霸要好得多？用武力征服，则是霸道。霸道不得民心，因此即使有成，也难长久，更会伴随血腥的杀戮，仁者所不为。行仁政而得民心，则是王道。王道是由人们诚心归附而成，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减少杀伐，甚至避免杀伐，因此，可以长治久安。要实现王道，必须施行仁政。要施行仁政，必须先存仁心。仁心施于民众，谓之“仁民”；推及禽兽，谓之“爱物”。仁民与爱物，是有层次的。看到猪狗鸡猫之类的禽兽和人一样吃着人所吃的东西，甚至比一些人吃得还好，却不加以制止，不可谓之“仁民”。看到道路之上有饿死之人却不知道开仓放粮，则是见死不救，更不可谓之“仁民”。君主发布的政令，关系到国计民生，因此，不可推卸责任。遇到灾荒，百姓饥寒而死，却归罪于年成不好，是把自己的责任归罪于上天，是怨天尤人，仁心因此而被蒙蔽了。有仁心而有有仁政，有仁政而后得民心，得民心而后得天下。

孔子、孟子周游列国，他们都被当时或后人尊为圣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富贵安荣，不是为了个人的思想主张，而是为了使天下有道，所传的是往圣先贤乃至贯通天人的大道，这是与先秦的其他诸子所不同的。当时，曾经有君主表示要依道而行，就像梁惠王、齐宣王一样，虽然未有哪位君主最终完全接受并施行，但是，所有亲闻亲见过圣人言行的，都不会没有作用，只是作用的大小不同而已。孔子和孟子都未到过秦国，结果，秦国最终成为武力征服六国的霸主，不是圣人的不幸，而是天下和百姓的不幸；不是圣人的失败，而是六国的失败。

梁惠王听取了孟子之言，决定愿意安心地接受教导，以仁政治国，因此，孟子开始从去除恶政开始说起。用棍棒和刀剑杀人，结果是一样的，君主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政令不正的结果是是杀人，君主们却好像不清楚。厨房有肥肉，马棚有肥马，然而百姓有饥饿之态，郊野有饿死之人，是怎么导致的？富贵者把粮食用于饲养家禽、家畜或者战马，是为个人欲望，百姓却受着饥饿，甚至因饥饿而死，这是夺取百姓口中的粮食而用于饲养家禽、家畜、战马的做法，君主有这样的政令而导致这样的结果，也就相当于君主率领着禽畜来吃人。不是棍棒和刀剑直接去杀人，是有人用棍棒和刀剑去杀人；不是禽兽直接去吃人，是君主的政令导致禽兽吃人。

一般人看到禽兽之间相互吞食都会感到厌恶，因为人人都有恻隐之心。君主当然也有恻隐之心，而且君主爱护百姓应该像父母爱护子女一样，在制订和推行政令的时候，不去避免这种“率兽食人”的政令，就跟父母自己只顾吃喝享乐或追求功利却使子女饥寒而死一样，这哪里还算是父母所行之事呢？父母尽心去养猫养狗，而无心照顾子女，甚至虐待子女，是父母之罪；子女尽心去养猫养狗，却无心照顾父母，甚至虐待父母，是子女之罪。同样，君主尽心于养家禽、家畜而贪图口腹之乐，尽心于养战马而贪图攻城掠地，却使百姓饥寒而死，何尝不是君主之罪？究其原因，不是因为君主没有恻隐之心，而是这种恻隐之心被欲望所蒙蔽，不仅不能显现出来，更不能体现于政令之中，所以如此。

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只是制作出木偶来为死者殉葬而已，而不是用人来殉葬，为什么孔子对此如此深恶痛绝呢？因为厌恶其不仁。从历史上来说，当初有人用草扎成大略具备人体形状的草人，名之为刍灵，用来陪葬，为死者做侍从或护卫，这本来就已经对人有不仁之心了。后来，又有人用木头做成更像人体形状的木偶用来陪葬，而且要使其形状最大程度地接近真人，就像秦始皇墓中的兵马俑一样惟妙惟肖，究其内心所想，恐怕距离用真人陪葬不远了，因此，以人杀人之心已经产生。人看到禽兽之间相互吞食，尚且都会感到厌恶，如今竟然有意用人来陪葬，哪里还有人心可言？这样的人，自己具备人的形体，却失去了人所具备的恻隐之心，而堕落为禽兽了，那么，他的后代还会是人吗？秦始皇的兵马俑被世人称奇，然而他的后代呢？他自身病死于外，长子扶苏被赵高和李斯所杀，他的众子女被胡亥所杀，胡亥被赵高所杀，赵高被秦王子婴所杀，子婴被项羽所杀。制作木偶来陪葬的人已失去恻隐之心，其子孙不继。君主若失去恻隐之心，虽然未尝哟率兽食人之心，但是，为了自己的欲望却不顾百姓死活，其结果如何，也可想而知。

树木要生长得高大强壮，需要根扎得深而且伸得广。人们常常期望树木高大强壮，却不知道应该先重视树木的根基稳固，因而忽视给树根培土、浇水、施肥。梁惠王想要使本国强大起来，急切希望报仇雪耻，这都在情理之中。首先，因为在春秋时代，晋国本来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称霸于一时，而今则分为三个国家，梁惠王期望着重新强大起来。其次，梁惠王接连遭到几次惨痛的失败，第一，在当权三十年的时候，齐国攻打魏国，魏军大败，太子申被俘虏；第二，在当权十七年的时候，秦国夺取了魏国的少梁，后来又几次被迫割地给秦国；第三，曾经于楚国作战，失败，失去了七座城镇。所以，梁惠王急于报仇雪耻。

孟子要纠正梁惠王的霸道思想，期望他能施行王道，因此，首先举出圣人周文王凭借方圆百里的土地而能成为一代圣王的例子，试图说服梁惠王，其关键在于推行仁政，使本国百姓能够安宁，然后使天下百姓自愿前来归附。如何施行仁政？第一，减少受刑罚的人数。治理国家当然不能没有刑罚，但是，如果不用道德礼义进行教化，即使刑罚再严苛，也只能使人畏惧，而不会使人心服。百姓不知礼义，就可能会作奸犯科，铤而走险，等到百姓犯罪之后再用刑罚加以制裁，已经无法挽回对无辜的百姓既已造成的伤害，而且很多本来不会犯罪的人还要受到惩处，绝非仁政。孔子说：“必也无讼乎！”第二，降低赋税的收敛。《大学》中说得好：“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降低赋税的收敛，需要精简官府冗员，需要朝廷厉行节约。第三，耕田耕得深，杂草锄得干净。不骚扰百姓，农民便有足够的时间深耕锄草，粮食就不会短缺；工匠便有足够的是做工，工具器物就不会短缺；商人便有足够的时间行商，互通有无就不会出现问题。此是使百姓安居乐业之道，也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第四，以孝悌忠信行教化。能孝悌，则能使父母兄弟和睦，家和万事兴；能忠信，则能使国家社会安宁，国安外不侵。即使有外来侵犯，全国上下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纵然武器简陋也能抗击武器精良的侵略者。

施行仁政的国君，不会穷兵黩武以满足私欲；穷兵黩武以满足私欲的国君，不会体恤百姓疾苦。施行仁政，在于用心于本国的政令得失；心中整天所想的是富国强兵、报仇雪耻，整天所想的是如何与外国比高低，不是仁政，因此，不会得民心、顺民意，难以国泰民安，难以长治久安，要这样报仇雪耻，无异于加速灭亡。如果本国能施行仁政，便是务本固国之举。不行仁政的诸侯国虐民害物，必然天怒人怨，此时行征伐，不是为了征伐其国，而是为了救民于水火。民心所向，敌兵也会临阵倒戈，即使有负隅顽抗者，终究会失败，所以说“仁中无敌”。仁者无敌，首先在于自身符合仁者的标准；不与百姓为敌，不与其他诸侯国为敌，然后无人、无国能相敌相抗。

然而，梁惠王或许仍然有疑虑，不仅梁惠王如此，恐怕古今中外很多当权者会有疑虑。他们为什么会有疑虑？因为他们总是急于富国强兵、急于争霸速成。所疑虑的是什么呢？疑虑的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却不知“欲速则不达”。战国时代以秦朝的建立而结束，秦始皇用霸道灭六国，因此，杀伐惨烈；用霸道治国，因此，虽速成却也速败，而且败得级惨，至于族灭。可叹秦朝之后的一些掌权者，仍然不知行仁政，因而不断地重蹈覆辙。因此，朱子引孔氏之言曰：“惠王之志在于报怨，孟子以论在于救民。所谓惟天吏则可以伐之，盖孟子之本意。”不以救民为务，而以报仇雪耻为务，甚至只想征伐争霸，其可得乎？

梁惠王卒，梁襄王立。孟子仍然寄望于魏国能行王道仁政，因而谒见梁襄王。为什么此文不正面记录孟子与梁襄王的问答，却要在见过梁襄王之后通过孟子的转述来记录呢？大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既然梁惠王“不似人君”，因此，书中也不以“人君”看待他，好比是说，这样的人不适合做国君。第二，《四书遇》哉吴因之曰：“‘出语人’，正为天下之人牧也。”孟子出来之后向他人诉说，意味着向天下人诉说为君的基本原则，而不仅仅是向梁襄王一人诉说，或许有寄望于他人以行王道仁政之意。第三，《孟子》是载道之书，不是记载史实的传记，因此，以孟子之正言为主体。

孟子说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不是说君主以势力和地位自高自大、盛气凌人。朱熹《四书或问》中说：“夫有诸中者，必形诸外。有人君之德，则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则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苟无其德，而欲矜势位以厉威严，是乃所以益见其盈满而妄作耳。”孟子说他“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不是说梁襄王没有可畏之处，而是说梁襄王自身不知敬畏。父王初卒，自身新立，为政之时未几，国内尚未安定，见孟子而猝然发问，而且直接以“天下如何安定”发问，正是不知敬畏的体现。知敬畏者，内心中正而言语有序；志向确定者，其言重而舒；志向不定者，其言轻以疾。梁襄王猝然发问，是内心欠中正，志向不确定。诸侯之地为国，天子所辖为天下。梁襄王不知正己而后正人之理，不知内外之辨，足见其狂妄无知。

孔子在某国之中，不非议其大夫，但孟子竟然如此直言国君之非。据《四书或问》，可以说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孔子为至圣，孟子为亚圣，孟子之贤不及孔子。其次，孔子仕于诸侯，与大夫并列，因此而不失礼而非议其大夫；孟子身为梁襄王的宾客而以师道自处，指正其非，正是希望他能改其非，否则何必再说后面那些话？第三，《孟子》全书之中，再也没有出现与梁襄王的言语，大概孟子当时已经决定离开，而最后借此敬告梁襄王，对梁襄王施行王道仁政寄予万一之希望。孟子并未因为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而不正言相告，所以，仍然依礼而告诉梁襄王：列国分争不已，则天下不会安定；若要天下安定，必须结束列国分争局面而归于统一。

梁襄王心中所想的是如何统一天下而成霸主，有此目的，则可能为达此目的而不择手段，所以，当他问“谁能够使统一天下”的时候，孟子告诉他：“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只要不把杀人当成嗜好就能使天下统一，看起来，这个标准似乎太低了，其实，明白了其中道理之后便可以知道，孟子并没有降低王道仁政的标准。只要是人，就具备恻隐之心，便不会把杀人当做嗜好。为什么社会上会有人最终以杀人为嗜好呢？只是因为贪图私利私欲。因为对私利私欲的贪求，所以会导致以杀人为嗜好，只是其人常常自己不承认而已。要贪求私欲的满足，就会加重赋税而盘剥百姓；要称霸于天下，就必然要发动战争而以百姓为炮灰。因此，要不把杀人作为嗜好，也就要把杀机转变为生机；要把杀机转变为生机，就要去除私欲而不谋私利；要去除私欲而不谋私利，就要施行王道仁政。谁可以成为不以杀人为嗜好者？孟子回答说，天下之人，无不可以，但看其人是否有此心、有此行。言外之意是说，梁襄王也可以成为不以杀人为嗜好者。此句的重点不在于“能一之”，而在于“不嗜杀人者”。如果“嗜杀人”，连本国都不能保，更谈不到“统一天下”。

孟子对梁襄王的回答与对梁惠王、齐宣王的回答比较起来，显得浅显得多，大概因为梁襄王“不似人君”，所以，说得浅显而易行。接下来，孟子又打了旱苗盼雨的比方说明此理，期望着梁襄王有朝一日能有救民于水火之心。当时的天下，梁襄王固然以杀人为嗜好，其他国君也无不如此，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所以，谁能行王道仁政，便能得民心而顺民意，进而使本国安，使天下平。孟子在此未用“天下之人君”，而用了“天下之人牧”。“牧”是放牧牛羊。放牧牛羊的人，要管理好牛羊而不使之丢失、受伤，而且还要使牛羊安宁、健壮，更不会见牛羊之死而不救。放牧牛羊尚且如此，假如“人君”为私欲私利而有意伤害百姓，见百姓之死而不救，甚至以杀人为嗜好，则意味着视百姓不如牛羊了。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引苏氏之言曰：“孟子之言，非苟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详究其实，未有不以为迂者矣。予观孟子以来，自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致之。其余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秦晋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杀不已，故或合而复分，或遂以亡国。孟子之言，岂偶然而已哉？”

齐宣王问的是春秋时代齐桓公和晋文公的事情，其实就是要问一问自己如何能成为霸主，也就是必然袄行霸道。可是，君子只讲王道仁政，所以，孟子回答说，孔子的门徒不传霸道，自己不知道，要讲就只能讲王道。双方的对立情绪很明显。儒生之所以不讲霸道，是因为行霸道者都是崇尚欺诈和武力，即使讲仁义，也是假借仁义之名而谋求私心私利而已。只有王道仁政，才会有真正的仁义；必须有仁义，才能使百姓安宁。

齐宣王知道，行王道仁政必须要有德行，因此问需要什么样的德行才能施行王道。要施行王道，只要国君有心爱护百姓就可以，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所以说“保民而王”。然而，一旦施行王道，就能得民心而顺民意，得到天下百姓的拥戴，当然无人能抵挡，所以说“莫之能御”。齐宣王问自己是否可以爱民，其实，爱民出于自己之心，只要有此仁爱之心，无不可以爱民，所以孟子回答说可以。齐宣王当然要问孟子这么说的依据，孟子并未用空言劝说齐宣王，而是有理有据。

孟子讲了从齐宣王的大臣胡龁那里听来的事情——齐宣王不忍心看到用来衅钟的牛被杀，用羊代替了牛。这固然可以证明齐宣王有不忍之心，但是，需要确定这个证据是否可靠，所以，孟子询问此事是否真实。待齐宣王认可之后，孟子便证明了齐宣王有不忍之心，然后紧接着说，齐宣王有此心便足以行王道仁政。但是，孟子并没有就此停住，而是引出了一个话题：百姓都认为齐宣王吝啬，孟子却本来就知道齐宣王是出于不忍之心。这个话题是前面的话题的延伸，也是自然而然的，绝非使用计谋。君子做事，永远坚持道义。然而这个话题，却也自然而然地缓解了与齐宣王之间的关系，赢得了齐宣王的认可。齐宣王再三强调自己不是吝啬，而是出于不忍之心，只是无法向百姓说明，而且自己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会对牛有不忍之心却对羊没有。在此情况下，孟子又为齐宣王解决了内心的疑问——百姓的怀疑是因为齐宣王用小羊替换了大牛，齐宣王的选择是因为见到了牛而没有见到羊。同时，孟子又照应前面的话题——虽然齐宣王的这种不忍之心还算不得仁心，但是，因为齐宣王有这样的恻隐之心，只要能够扩充此心，便足以施行王道仁政。至此，齐宣王的疑问才得到了完善地回答，也为下面深入阐述王道仁政开辟了道路。

附论“君子远庖厨”。庖厨是一种职业，所做的事是屠宰、烹饪。天下少不得庖厨，犹如少不得农夫、工匠，然而更少不得君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并非庖厨不具备恻隐之心，因此，孟子并非鄙视庖厨。即使是庖厨，也应当是为了利益民生而不得不屠宰，而不应该把屠宰当作赏心乐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有此一端之后，需要扩充而使之完善，才能达到尽心合仁，因此，君子应当远离庖厨。君子以道德礼义率天下，远离庖厨，只为涵养扩充恻隐之心以达于仁义，不是绝对不做庖厨之事，而在于绝不用心于屠宰，不以屠宰求利，更不以屠宰为乐。从事庖厨之业的人，未必无仁义，只是仁义难全；但是，有意以屠宰而牟利、以屠宰为快乐的人，则不可能有仁义。

孟子的一番解释，使齐宣王暂时放弃了对孟子的抵触心态，增加了对孟子的敬意。但是，齐宣王很快就又想到了原来的话题：有了这样的不忍之心，为什么就适合施行王道呢？此时，齐宣王已经知道恻隐之心是自身本来就具备的，只是还不知道如何回归自己的本心来推及于人。所以，孟子讲了是否想去做和是否有能力做的区别，强调的是，是否爱护百姓，关键在于齐宣王是否想去做，而不是没有能力做。人人都有恻隐之心，只要能知道此心，而且能够扩充这种恻隐之心，本来就没有什么困难的。齐宣王为什么以自己的能力为借口而推脱，意味着他还是不想施行王道，惟恐王道无法达到他称霸天下的目的而已。自古以来，王道仁政无法得到落实，大多都是出于这个原因。

如何扩充恻隐之心而推及到百姓呢？从自己做起。人对自己的父母和儿女会有天然的情感，恻隐之心，先从孝敬自己的父母、爱护自己的儿女做起。当然，这里所说的孝敬和爱护，是发自真心真情，是尽自己作为儿女或作为父母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偏心溺爱。自己不想伤害自己的父母和儿女，自己不想让自己的父母和儿女受到伤害，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关键的一步是，能否据此而推及到如何对待他人的父母和子女，据此而理解他人对其父母和子女的情感。如果能这样推己及人，那么，也就是在做仁民之事，自然能使百姓安宁，进而得到民心的拥戴，治国平天下也就不是困难的事了，所以说“推恩足以保四海”。这是说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孟子又引《诗经》中的诗句，说明修身齐家的道理。先王平天下，首先重视的是修身，只有修身好，才能作为妻子的表率，才能作为兄弟的典范，此即所谓“其身正，不令人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道理，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才能使家庭乃至国家和谐安宁。否则，无法使家庭和睦安宁，甚至会众叛亲离，所以说“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无论是齐家，还是治国平天下，都要推己及人。问题在于，齐宣王能够对牛有不忍之心，却为什么不能对百姓有不忍之心呢？只是不想推恩而已。人人都有恻隐之心，同时人人也都知道究竟谁能真心爱护自己，不要以为百姓恩怨不明。国君爱护一头牛之心，竟然胜过爱护百姓之心，百姓难道会不明白吗？

更为严重的是，齐宣王的做法，不仅不是爱护百姓，而且还要发动战争，让士人和臣子冒上生命危险，甚至充当炮灰，因此是既不爱护百姓，也不爱护臣子，当国君失去了臣子和百姓爱戴的时候，记过会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再进一步来说，国君要发动战争，与各诸侯国争霸，使占九分之一的齐国与占九分之八的各诸侯国结怨，不仅会使臣民受害，而且齐国也将难保，齐国的国君结果如何也可想而知。这是必然的结果，而不是危言耸听用来威胁齐宣王。齐宣王知道这样的结果，还会内心感到痛快吗？可叹的是，齐宣王仍然不愿意反省自己的错误，却用追求自己的最大愿望来自我辩解，这也是国君常有的做法。孟子询问他的最大愿望是什么，他笑而不答。他的笑，说明他还是对用霸道称霸天下非常热衷，而且很自信；他的不答，说明他虽然认识到了王道仁政比霸道更高，但是，又认为使用霸道可以更快地实现他的最大愿望。

孟子用排除的方式，点明了齐宣王的最大愿望不是口腹之欲，不是衣服之美，不是美色享乐，不是歌舞娱乐，不是缺少宠幸之人，而且这也得到了齐宣王的肯定。在此情况下，孟子揭明了齐宣王的最大愿望：霸占天下。他只是想扩大疆土，让各大国臣服，让天下归他一人。齐宣王自认为有必胜的把握，即使没有必胜的把握，也不惜一切地要冒险。历史上悲剧常常重演，往往就是这样造成的。孟子并没有否定齐宣王的最大愿望，也没有急于阐明王道与霸道的利弊，而是先告诉他，这样做必然像“缘木求鱼”一样完全落空。就这样，齐宣王已经不愿意相信，因此也不会罢休。在天下无道，也没有天子的情况下，要想使天下尽快结束诸侯频繁争战的现实，要想使百姓尽快获得安宁，需要有能够施行王道仁政的诸侯国来完成。因此，天下归于一统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其中的关键是，用王道还是用霸道。

孟子进一步阐明，结果不仅会像“缘木求鱼”一样完全落空，而且会更为严重，这使齐宣王带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也想弄明白。因为齐宣王想要凭借自己的强大达到目的，所以，孟子先请齐宣王自己确定了微小的、少数的、薄弱的邹国绝对不可能凭借武力打败广大的、众多的、强大的楚国，然后使他明确自己的处境——相对于天下各诸侯国来说，齐国是微小的、少数的、薄弱的，由此而自然得出使齐宣王不得不承认的结论——按照齐宣王的做法去称霸天下，最终必然会像邹国与楚国交战一样惨败。孟子的目的，不仅在于使齐宣王放弃霸道，更重要的是，要使齐宣王能够施行王道，因此，在说出霸道必然导致惨败的结论之后，马上转到了王道仁政的话题上来了。用霸道是否必然会惨败？战国七雄，无不想用霸道称霸，最后只有秦国达到了目的，六国都灭亡了，齐国也在这六国之中；秦国虽然好像是成功了，但是，就在他用霸道吞并六国的时候，不仅对各国造成了普遍而且长久的生灵涂炭，而且已经注定了速成速灭的种子，秦朝的灭亡不仅极其迅速，而且极其惨烈。

与其用霸道造成生灵涂炭，终遭惨灭或者速成速灭，何不实行王道仁政？霸道使臣子惶恐不安而且陷入危险之中；王道使天下想要做官的都自愿前来做官。霸道使农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甚至在饥荒战乱中失去生命；王道使农民衣食无忧、安居乐业，百姓会自觉自愿地来这里耕田种地。霸道使商贾在战乱中惊恐不安，或者根本无法正常进行商业活动；王道使商贾安心而且正常地生活和做事，所以能自觉自愿地前来到这里从商。霸道发动连续的战争，使天下人人自危，行人旅客都会有朝不保夕之感；王道仁民爱物，重视道德礼义教化，国家安宁，行人旅客出入安宁，当然愿意在齐国的道路上往来。霸道使天下之人痛恨国君为自己私欲而不惜危害臣民，甚至不惜臣民的生命，使臣民有苦难言、有怨难伸；王道使君臣一体，协力同心，为保百姓平安，乃至救民于水火之中，这样，天下百姓即使不能亲身归到齐国，也能真心向往，如此，即使是齐国之君，又何异于天下归心之王？天下之心归往，仅凭几个孤立之人，岂能抵挡？

孟子的一番话，终于使齐宣王暂时决定施行王道，于是，期望孟子留在齐国以随时请教。那么，王道仁政从何处开始呢？首先要使庶民有能够长期属于自己的财产。士君子和庶民不同，士君子所重视的是坚持道义，而庶民所重视的是生活的保障和稳定。如果不能使庶民的生活稳定而且有保障，庶民就有可能会铤而走险。生死难保，则庶民就不会守法，更不会守礼，会不择手段，会无所不为，即使是有了财物，也会因为不知节制而追求奢侈挥霍，国家也因此而无法稳定。其次，虽然不能没有法律法令，但是，不能崇尚刑罚。民不聊生的时候，为了生存而导致犯罪，首先是因为政令不仁。假如政令本来就不仁，又想用严刑竣法来制裁犯罪的庶民，那就好比是事先设好了陷阱、罗网，等待着庶民陷入陷阱、罗网，这更不是仁政。

因此，明哲的君主，其当务之急就是要使庶民能安心地生活。如何能安心呢？首先，使庶民足以养家糊口、衣食无忧。上能足以侍奉抚养父母，下能足以保护和养育妻妾儿女。其次，要安排好生产之事，还要做好备战备荒之事。能安排好生产之事，那么，在平安、丰收的年成可以一生饱暖；能做好备战备荒之事，那么，在灾荒和战乱的年成可以避免死去和流亡。再次，还要行教化而使庶民向善，以减少庶民之间的纠纷，而且能够尊老爱幼。如果能做到这三个方面，黎民百姓也就能安定，因而也能安心。否则，黎民百姓不得安宁，根本无法进行礼义教化。

要做到这三个方面，具体怎么做呢？首先，重视农桑养殖。其次，不扰民，不误农时。再次，重视孝悌教化。如果能把这三者贯彻的政令之中，也就走上了王道仁政之路。然而，孟子如此反复而细致地引导，齐宣王却终究未能彻底放弃霸道，未能施行王道仁政，不是齐宣王没有仁慈之心，只是其仁慈之心仍旧被功利之心所蒙蔽。人类的历史有太多太多的悲剧不断重演，黎民百姓常常不得安宁，正因有太多太多的齐宣王之类的君主。施行王道仁政并不难，只怕不想去这么做而已。圣人之言俱在，六经四书易见，只要对圣人之言有敬畏之心，对王道仁政有践行之志，则尧舜可期，天下可平。

《孟子·梁惠王上》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和谐思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对孟子的社会和谐思想作一番梳理、审视，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孟子·梁惠王上》中的《寡人之于国也》被选入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的教材中。

全球学者所翻译的《孟子·梁惠王上》较多，较权威的共计10本，分别是James Legge译本、Irene Bloom译本、刘殿爵译本、赵甄陶译本、Charles Muller译本、David Hinton译本、何祚康译本、孙芝斋译本、吴国珍译本、罗志野译本。以上10种译本之中，4本为英语世界作家译作、6本为中国学者译作；译者身份包括传教士、国外汉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还有中国知名学者、教师；2本出版于19世纪、5本出版于20世纪，还有3本出版于21世纪。

《孟子》是儒家的经典著作，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孟子》被南宋朱熹列为“四书”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现存七篇十四卷。总字数三万五千余字，260章。相传另有《孟子外书》四篇，已佚（今本《孟子外书》系明姚士粦伪作）。书中记载有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是古代考试的重要内容。

《孟子》一书现存共七篇，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孟子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共同编撰而成。《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策略（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属儒家经典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