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武之（YangKo - Chuen，1896年4月14日-1973年5月12日），本名克纯，号武之，生于安徽合肥，籍贯安徽凤阳，中国近代数论开创者，数学家、数学教育家。也是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之父。杨武之曾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系主任或代主任。

1896年4月14日，杨武之出生于安徽合肥。杨武之因父母早故，自幼由叔父杨邦瑞照料，1914年，杨武之在安徽省立第二中学毕业。中学毕业后，杨武之有兴趣学京剧，后见京剧流派甚多，没有得力关系难有成就。亲戚劝他参军习武，他便只身去武昌军校受训，又见军队腐败盛行，遂返回家乡，下决心复习功课，上大学学习科学。是年秋，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预科，为期一年，后入数理部本科。规定修３年，1916年10月，在数理部主任和冯祖荀教授等的倡导、支持下，以学生为主体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学会”成立。学会以研究数学物理、增进学识、联络感情为宗旨，杨武之参加了该会。1917年10月，北京高师数理学会发起创办《数理杂志》，杨克纯当选为4位编辑之一，负责筹备杂志的出版。1918年，杨武之本科毕业，应母校之聘，回安徽省立第二中学任教师兼舍监（训育主任）。

1919年6月18日，杨武之的处女作《约数与倍数》，在《数理杂志》总第3期第35~38页发表。1921年，杨武之因对学生中的纨绔子弟严加管束，引起冲突，由此，一些不思上进的学生，对舍监杨武之大为不满，以至寻衅闹事，准备动武报复。闹事之后，因学生家长袒护闹事学生，企图不了了之。杨武之遂愤而辞职，转赴安庆教书。这一事件对他刺激颇深，觉得一介书生，难以和腐败的政府及土豪劣绅相周旋。杨武之因此萌生“科学救国”的意念，希望以出国留学，振兴中华科学，发扬中华文明来改变中国的黑暗现实。在安庆教书期间，他积极准备参加留学考试。

1922年（民国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教育部公布各省考选官费留学生名单。杨武之是安徽省1922年唯一的一名全部考试合格被录取的留美公费生，杨的成绩平均分数为74.30分。1923年春，杨武之顺利地通过安徽省的公费出国留学考试。随即离别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儿子，只身赴美国留学。他先到美国西部的斯坦福大学读了三个学季的大学课程，取得学士学位。然后于1924年秋天转往芝加哥大学继续攻读。杨武之师从名家L.E.迪克森（Dickson），研究代数学和数论。1926年以《双线性型的不变量》一文获得硕士学位。两年之后，又以《华林问题的各种推广》，使杨武之成为中国因数论研究而成为博士的第一人。杨武之在美国读书期间，因省里提供的经费金额少，又常拖欠不发，生活费不足，所以他常常去餐馆洗碗、农场打杂。

1928年秋，杨武之学成归国，受聘任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兼代理数学系主任，夫人和儿子随同前往。自1929年起，清华成立理科研究所，下设算学部，熊庆来诚聘擅长代数、数论的杨武之来系任教，以期将算学部创建成中国的数学研究中心。到清华后，杨武之将原名杨克纯改用字杨武之。10月，杨武之的母校（此时改名北平师范大学）聘请他任兼职教授，给数学系高年级学生开设数论、群论等现代数学课程。同时又推选他担任“北平师范大学数学会”的编辑，和他的老同学靳荣禄、傅种孙等人，一起筹备该会主办的《数学季刊》。《数学季刊》于翌年6月创刊发行，是当时中国存在的唯一数学专业刊物。

1931年春，杨武之发表博士论文，以题为：Representation of Positive Integers by Pyramidal Num-bers f(x)=(x3-x)/6，x=0，1，2，3……。全文发表在清华大学理学院新创办的 ScienceReports of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A.1931年，第1期第9~15页。同年秋，清华大学理科研究所第三次招生，杨武之，负责代数与数论方面的教学和指导。

1932年6月，安徽大学组成15人的安徽大学董事会，杨武之是董事之一。1934年春，杨武之因清华算学系工作繁忙，教学任务重，加之自己素晕汽车之油味，每次由市郊清华到市内师大往返，健康损失甚大，要求辞去在北平师大数学系的兼课。但是，由于他的教学效果特别好，深受学生欢迎、爱戴，师大学生一再挽留，又请他的老同学傅种孙教授等出面说服。他鉴于母校关系，终以培养学生为重，克服自身困难，继续在师大兼课。6月1日，《清华周刊》第41 卷第13、14期发表杨武之写的《算学系概况》一文，阐述了当时清华算学系的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等。同年秋，轮到杨武之“清华大学教授休假”一年，他利用这个机会到德国柏林大学进修。

1935年夏，杨武之休假期满，从德国返回清华大学，继任算学系教授。是年，杨武之在 Science Reports ofthe TsingHua University AI(1935)第261~264页，发表题为:“Quadratic Fields Without Euclid's Algorithm”的论文，署名K.C.Yang（杨克纯），内容涉及域论。同年，在《清华学报》第6卷第2期第107页还发表:《关于同余式的一个定理》。其特例可以用来推导他的博士论文中的主要定理。

1936年8月16日~20日，中国数学会第二次年会在北平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举行，杨武之和郑之蕃担任这次年会的论文委员会委员，负责收集论文。年会期间，杨武之当选为中国数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的理事。1937年4月，云南省主席龙云特邀熊庆来回家乡任云南大学校长，杨武之接任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兼清华大学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算学部主任。6月，傅种孙向杨武之推荐北平师大毕业生闵嗣鹤的一篇论文:《相合式解数之渐近公式及应用此理以讨论奇异级数》(初稿)，杨发现这是一位有培养前途的青年。6月，将闵从任教的北平师大附中调来清华算学系当助教，以便继续培养。

“七七事变”后，杨武之将已怀孕的妻子和子女送回合肥老家，他只身赶到长沙，在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展招生活动，通知暑期返乡的朱德祥等学生到长沙求学，在战乱环境中坚持教学工作。10月，长沙临时大学推定各系系主任。数学系主任由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江泽涵担任，江未到长沙之前，由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杨武之代理。1938年2月，抗日战火逼近长沙，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决定再次西迁昆明，合肥也不断告急。杨武之在学期结束后，急返合肥接走全家。他带领妻子和5个子女，经武汉、广州、香港、越南，到昆明时已是1938年3月。6日，杨武之等3人被加聘为西南联大1938年度招考委员会委员。11月26日，西南联大第94次常委会决议:设文、理、法、工四个学院一年级课业生活指导委员会，杨武之被聘为委员，负责指导理学院一年级的课业生活。

1939年9月，清华研究院恢复招考研究生(西南联大时期，研究院分属各校自办，研究生学籍亦属各校)。杨武之仍然是清华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算学部主任，在他主持下，算学部招收了钟开菜、彭慧云两名研究生，学制三年。11月14日，江泽辞去西南联大理学院算学系主任兼该校师范学院数学系主任职务，聘请杨武之接任两院数学系主任。

1940年暑假，杨武之向清华提出调田方增回到算学系，并指派田在西南联大理学院算学系主任办公室兼事务工作。9月15日，昆明六学术团体联合年会期间，成立了“新中国数学会”，总会设在西南联大算学系。杨武之当选为“新中国数学会”理事会的9位理事之一。9月30日，住在昆明小东城脚的杨武之家，遭日机轰炸中弹。为防止轰炸，杨家和几位教授家搬到离昆明十多公里外的龙院村。同年，西南联大决定设叙永分校，系主任杨武之召开系务会议征求愿意去叙永分校任课的教师，没想到报名的人很踊跃。杨考虑到三校间的团结关系，凡报名者都批准了。可是昆明开课发生了困难，杨武之找华罗庚商量，华满口答应，连开了三门高、难、尖的课。10月11日，西南联大教授会选举第三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杨武之当选为候补代表。

1941年4曰，国民政府奖励学术研究及著作发明，由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主持办理。杨武之积极动员并推荐数学系有科研成果者申报评奖。同年秋，杨武之再次主持招考清华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算学部研究生，录取王宪钟1人。10月23日，西南联大第194次常委会决议：聘请杨武之等为1941-1942年度一年级学生课业指导委员会委员。11月4日，杨武之因病辞去西南联大理学院算学系主任兼师范学院数学系主任的职务，由江泽涵继任两院数学系主任。

1943年，西南联大理学院和师范学院数学系主任，由江泽涵和赵访熊先后各任了半年。11月24日，赵访熊辞职，仍由杨武之继任两院数学系主任。1944年，杨武之受聘到西南联大师院附中兼课，教附中六年级的数学。9月13日，杨武之当选为西南联大第七届校务会议教授候补代表。

1946年春，在西南联大任数学系主任时间最长的杨武之抱病亲自手书总结抗战八年西南联大算学系的概况，包括：师生、设备、课程、研究著作、师范学院数学系、八年回忆共六大部分。5月，西南联大全校师生举行结业典礼。原清华、北大、南开各返原校。杨武之在抗战期间一直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复校后仍保留原职。7月，杨武之患严重的伤寒，因工作劳累，病愈后又复发，无法北上，暂留昆明治疗清华数学系主任由赵访熊代理。8月，原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在昆明独立设置，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杨武之被任命兼昆明师院数学系主任。9月、10月，杨武之因病滞留昆明后，唯恐贻误清华大学数学系系务工作，于1946年9月4日和10月30日，分别给梅贻琦校长和叶企孙理学院院长写信，请准予辞去清华数学系主任之职。

1947年，新成立的昆明师院由于人才亟缺，病中的杨武之仍不断地被委以兼职。先后聘请杨武之为昆明师院同仁福利委员会委员，训育委员会委员，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兼副主任编辑等。1948年3月，清华大学公布各主管人员名单，其中：校长梅贻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数学系主任杨武之（段学复代）。随后，杨武之的病体，经过两年的治疗、休养，逐渐痊愈。但他自感精力已大不如前，他表示他的脑力和体力已不允许他再搞数学研究，后半生他只能从事教育，也许能再培养一位世界级的数学家。学校行政工作他也不会再担任了。同时，在美国进修的蒋硕民回国往昆明探亲。杨武之请蒋留下接任昆明师院数学系主任。同年夏，杨武之离昆明到上海，送次子杨振平和邓稼先同船去美国留学。

1948年9月，杨武之只身回到阔别11年的清华园，住在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住宅甲所后院的客房。此时，赵访熊休假在美国，数学系主任由段学复代理。杨武之回到清华数学系后，无意复职，恳请段学复继续代理系主任。他提出自己授两门课：初等数论和高等代数，由新留校的助教万哲先担任辅导，听课学生分属两个不同年级。同时，又受聘兼任北平师大数学系教授。同年秋，针对清华数学系当时缺少高级教师的情况，杨武之找段学复商量，速聘闵嗣鹤来清华任教。10月，先期返回北平、原北京高师的老同学汤璪真、陈民、傅种孙，宴请久病痊愈近期反平的老同学杨武之，并合影留念。12月13日，清华园先于北平市区解放。各战役正紧，杨武之急于返昆明接暂时留居在那里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子女。得知蒋介石派来接梅校长等人的飞机有空位，便找段学复和万哲先交代工作，让他们根据两门课程学生的平时作业情况结业。

1949年，北平市于1月31日解放。杨武之到国统区昆明接回家眷，于3月初飞到上海，等待上海解放后返北平清华大学。9月，清华大学拒聘后，杨武之托人在上海寻找工作，经周同庆介绍，受聘任同济大学教授；胡刚复又邀请他兼任大同大学教授。在这两校，除教代数、数论外，还先后开过微积分、微分方程、复变函数等课程。

1952年9月，全国院系调整，杨武之被调到复旦大学任二级教授。他参加了这个时期的教学改革，学习俄语，根据苏联教材，编写适合中国学生学习的代数和数论教材，帮助青年教师成长。1953年正是学习苏联的高潮，高等代数课程变化很大。学生一进大学就学群、环体等抽象概念，不符合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的教学规律。杨武之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做了许多处理，使学生能够接受。

1954年冬，杨武之的糖尿病恶化，因对胰岛素产生抗药性而几度病危，入院治疗直到1957年才逐渐好转。1956年，病休中的杨武之，得知他的助教麦学贤要结婚无房，便建议将他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宿舍让给麦学贤用作新房。1955-1956年间一场大病几乎不起，此后实已无法工作。

1973年5月12日，杨武之在上海逝世。5月15日，复旦大学举行“杨武之先生追悼会”。上海市革委会的负责人和杨武之的生前友好都参加了追悼会。

杨武之在《算学系概况》一文中把对学生的培养分为两类：一类为“嗜算之士不必有特殊天才者，则皆培以基本课程，注重条理清楚，俾成算学通才，以为改良中小学算学教育之预备”；另一类为“资禀特近，显有研究能力者，则更导之上进，入研究所，以求深造俾获成专门学者。”实践中偏重于对教师认定的“资禀特近”的“天才”学生的培养，要求学生成为具有研究能力的数学家。

杨武之善于引导学生创新，鼓励支持他们到世界研究的前沿去深造，去施展他们的才能。不少青年都得到过他的指点帮助，经他培养教育过的学生中，后来有杰出成就的很不少。例如华罗庚、柯召、段学复等。从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学生，差不多都受过杨武之的教育，他教书教得很好，人缘也好，对学生很负责任，不仅在学业上，其他各方面都很关心，学生们把他当成可靠的朋友，遇事愿意去找他商量或帮忙。

1948年3月25日，中央研究院选举产生第一届院士共81人，其中有数学家5人：姜立夫、苏步青、华罗庚、陈省身、许宝騄。这5人中不足40岁的3位青年华、陈、许都是杨武之的学生。杨武之的学生中，后来当选为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还有王宪钟、徐贤修。

华罗庚到清华后，博览群书，专业涉猎甚广。华最初最感兴趣的是杨武之所教专业范围，特别致力于数论的钻研，常和柯召一起去请教杨武之。杨武之十分爱生，毫无保留地给予指导，并引导他们向数论新的研究方向发展。经过一年半的实践华罗庚的数学才华逐渐被大家承认。算学系元老郑之蕃教授力主将华从行政系列的助理员破格提为教学系列的助教。代理系主任杨武之很赞成此议，报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叶同意，说:“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要被资格所限定。”后来，华罗庚1934年-1936年发表的论文有85.7%的论文内容，与杨武之的专业范围有关，特别是数论的内容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二。其中不少工作是沿着迪克森和杨武之的研究方向进行的。

柯召在杨武之指导下，完成了一篇研究不定方程的毕业论文。这篇论文后来得到他在英国的博士导师莫德尔（L.J.Mordell，1888-1972）的肯定。柯召后来成为现代数论研究在中国的创始人之一。

杨武之对杨振宁的科学启蒙，始终贯穿着“循序渐进、厚积薄发”的教育哲学，这种理念既源于他深厚的学术素养，更体现了对科学认知规律的深刻把握。1928年从芝加哥大学学成归国后，杨武之便成为杨振宁的第一任启蒙教师，在厦门的岁月里，他用大球小球模拟天体运动讲解天文常识，用“鸡兔同笼”“韩信点兵”等传统算题启蒙数学思维，同时传授英文字母与基础西学知识。这种中西并举的启蒙方式，既衔接了传统文化根脉，又打开了现代科学视野，为杨振宁日后的跨文化学术生涯埋下伏笔。

杨武之教子极严，在昆明期间，他教过杨振宁多首歌曲，其中《中国男儿》也是杨武之一生最喜欢的歌曲。杨振宁表示：父亲给他们子女的影响很大。从他自己来讲：他小时候受到父亲的影响而早年对数学产生浓厚的兴趣，这对他后来进入物理学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当杨振宁将毕业论文题目的事告诉父亲时，杨武之并没有对他讲怎样完成论文，而是将自己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时的导师迪克逊写的《近代代数理论》给了杨振宁，建议他认真研读，杨振宁后来曾感慨地说：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学中应用的深入，对他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

杨武之的主要学术贡献是数论研究，尤其以华林（Waring）问题的工作著称。中国的数论研究源远流长。孙子定理，中国剩余定理，秦九韶的不定方程理论，都是享誉世界的名篇。但到明清之际，数论研究已远远落后于欧洲，到20世纪20年代，能研究现代的数论而发表创造性论文的中国人，当以杨武之为第一人。所谓华林问题，是指下列猜想：每个正整数都是4个平方数之和，9个立方数之和，一般地，g（k）个k次方数之和。1770年，J.-L.拉格朗日（Lagrange）证明了每个正整数确实是4个平方数之和，即g（2）=4。1909年，大数学家D.希尔伯特（Hilbert）证明：g（k）必是有限数。1928年，杨武之的导师狄克逊证得：g（3）=9。另外，S.W.贝尔（Baer）证明，凡大于23×1014的整数是8个立方数之和。于是狄克逊要杨武之考虑带系数的华林问题，即每个正整数f可否表示为f=rx3+C7，其中C7=x31+x32+…+x37，r=0，1，2，…，8。杨武之很快得到下述结果：

1.凡是大于14.1×4016的正整数都可表示为rx3+C7，其中r=5，7。

2.凡大于（30.1）×4196的正整数都可表示为3x3+C7。

3.凡大于23×1014的正整数都可表为8×c3+C7。

4.凡大于23×1014的奇正整数都可表示为rx3+C7，其中r=2，4，6。

5.凡大于23×1014的奇正整数的两倍，都可表为2x3+7。

杨武之的博士论文还讨论了带系数的7次方数的表示等问题。

杨武之最好的工作是关于棱锥数的华林问题。棱锥数p（n）=1/6（n3-n）是三角形数f（n）=n/2（n+1）的推广。1640年，费马（Fermat）猜测每个正整数都是不超过3个三角形数之和。后来证明这是对的。至于每个正整数能表示为几个棱锥数之和，也陆续有人研究。1896年，W.J.马耶（Maillet）首先得到，每个充分大的正整数是12个棱锥数之和。1928年，杨武之在博士论文里证明：每个正整数都可写成9个棱锥数之和。此结果在20余年内没有改进，直至G.N.沃森（Watson）在1952年将“9个”减为“8个”。到1991年为止，这仍是已证明了的最好结果。

1942年6月3日，杨武之出席“新中国数学会”举行的茶会，庆贺华罗庚和许宝荣获第届学术研究及著作发明国家奖励金。·

1944年5月14日，西南联大师院附中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常委梅贻琦以及杨武之、黄钰生、查良钊及附中师生出席，各界人士来校祝贺。

1988年11月，《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出版，第600页，其中有一段有关杨武之的记载：“数论的研究也是中国近代数学最早开拓的数学研究领域之一。杨武之首先将近代数论引入中国。华罗庚、柯召、闵嗣鹤等是这一领域研究在中国的创始人，特别是华罗庚在解析数论方面的卓越成就，在国际上有广泛深入的影响。”文中提及的华、柯、闵都是经杨武之教育培养过的学生，他们在数论研究的起步阶段得益于杨武之。

1992年10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三集，刊载张莫宙撰写的《杨武之传》。首次比较全面地叙述了杨武之在学术、教育两方面的成就，以及他对华罗庚早期研究工作的影响。

1994年12月，中国科学院院士、华罗庚的学生王元撰写的《华罗庚》一书出版，书中多处以事例说明杨武之对华罗庚的培养、帮助和相互交往。

1997年1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徐胜兰、孟东明编著：《杨振宁传》。该书第一篇第四节的标题是：杨武之与华罗庚。

1998年5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编:《杨武之先生纪念文集》。丁石孙作序，杨武之1928年的博士论文收录于首篇。书中收录了杨武之的学生陈省身、柯召、段学复、万哲先、王寿仁、田方增、徐利治等和同事谷超豪、蔡福林等的纪念短文，及王元院士写的“杨武之先生与中国数论”共18篇文章。杨武之的四个子女杨振宁、杨振平、杨振汉、杨振玉各写的长篇回忆，以及杨武之传略、访谈、年谱。

杨武之的父亲杨邦盛，是清末的一名秀才，早年一直在私塾教书。后来去天津，在段芝贵的幕府中司“笔札”，做类似文书之类的事。1907年，因段芝贵失势，回家赋闲。次年，想到沈阳去谋职，不幸在旅社中染上鼠疫，竟而去世。杨武之的母亲姓王，在他9岁时（1905年）也早故。

杨武之的长子杨振宁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2016年，杨振宁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杨振宁的行为是个人私事，是因为回归国籍，是他父亲一辈子的愿望）。其1922年在合肥老宅（现合肥市安庆路315号）出生。因杨武之当时在安庆任教，安庆旧名怀宁，便摘其“宁”字为长子命名。排行属“振”字辈，故取名振宁。1930年，1932年，1934年，杨武之次子杨振平、三子杨振汉、女儿杨振玉在北平出生。“七七事变”后，幼子杨振复在合肥出生。

1957年6月，久病尚未痊愈的杨武之，自上海启程，先抵北京，7月6日离京飞莫斯科经布拉格到达日内瓦。见到了分别12年的儿子振宁，第一次见到儿媳杜致礼和长孙光诺。在相处的数周中，杨武之给他们介绍了许多新中国的各种新气象、新事物。8月16日，杨武之离日内瓦返沪。

1960年，杨武之再次赴日内瓦见振宁夫妇，夫人罗孟华同行。他们4月6日离沪路经北京时，特地去看望多年不见的老友熊庆来夫妇，两对老夫妇合影留念。到达日内瓦后，次子振平也从美国赶来同父母相聚。杨武之告诉儿子：血汗应该洒在国土上。1962年，杨武之第三次飞往日内瓦看望儿子振宁和振平，仍利夫人同行，5月21日起程，8月31日返回。

1964年12月19日，杨武之夫妇携子女振汉、振玉，从上海去香港和杨振宁相见。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不止一次地打电话给杨振宁，说：如果双亲和弟妹们要赴美国，领事馆马上替他们办理手续。杨武之很坚定地告诉儿子：“要回上海。”杨家一行4人，在香港小住半月，于1965年1月3日同时返沪。1968年“工宣队”进校，发现杨武之1954年以来因病不能到校上课而一直受到优待，便下令要杨武之到校来接受他们批斗。后来又要他住在学校里“监督劳动”。夏季大热天，强迫去打扫大操场。

杨武之与在美国的儿子中断了三年多的联系，1970年夏，收到杨振宁从美国的来信，渴望能在香港再次见到父母和弟妹。杨武之在此后数月，为申请去香港，不断奔波于复旦大学、上海市革委会和公安局之间，焦急和劳累，导致多年的糖尿病引起神经系统病变。当去香港得到批准，他已病重住进医院，只能由三子振汉陪其母赴港与振宁、振平团聚。

杨武之由父母作主，在幼年时即和同乡罗竹全之女罗孟华订亲，并于1919年完婚。罗孟华的文化不高，一直操持家务。

杨武之兴趣广泛，爱踢足球、打篮球、唱京戏、下围棋等。

杨武之是中国数论这门学科的倡始人，中国早期的数学家、教育家，他同时也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在杨武之先生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有着浓烈的家国情怀。多年来，杨武之对儿子反复的爱国教诲，使杨振宁决心要在中美之间架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

杨武之在清华大学讲授过很多代数课程，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初开设的群论课，影响了大批的后学者。在西南联大缺书少刊、缺吃少住，不断跑空袭警报的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杨先生通过他的学术水平、教育才能和组织才能，培养出的大量优秀人才，对中国数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父爱的力量

杨武之坚信“中国古文一定要从小就学”，在杨振宁初中一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特意请历史系高材生丁则良教授《孟子》，使得杨振宁能够背诵全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通过这种沉浸式学习内化为杨振宁的价值追求。多年后，当他在日内瓦听到父亲细数新中国“从不会做一根针到能造汽车飞机”的变化时，那些童年背诵的经典语句与父亲的家国热忱产生强烈共鸣，成为其日后回国贡献的精神动力。

杨武之的言行示范更赋予家国情怀鲜活的生命力。1945年8月28日，瘦削的杨武之穿着长袍，在昆明拓东路的人群中为赴美留学的儿子久久伫立，那份牵挂与期盼让杨振宁热泪迸发。这种深沉的家国情感在后来的岁月里愈发强烈：父亲三次带病赴日内瓦，既希望儿子在学术上精进，更期盼他能为祖国效力，这种矛盾与坚守让杨振宁深刻体会到“小我成就”与“大我责任”的辩证关系。父亲对新中国的由衷赞叹与殷切期盼，最终化作杨振宁1971年冲破阻挠归国时的激动与决绝——当听到“进入中国领空”的播报时，他终于读懂了父亲那份从未释怀的家国执念。

杨武之以“中西合璧”的教育智慧与“忠厚传家”的人格风范，为杨振宁埋下了科学精神与家国情怀的种子。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不仅塑造了一位物理学大师，更诠释了父教在人格养成中的深层价值——它不是知识的单向灌输，而是精神基因的精准植入与生命境界的长久滋养。（团结报 评）

杨武之一生从事数学教育，特别是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执教并主持系务时期，培养和造就了两代数学人才，对中国现代数学的贡献很大。（清华校友总会 评）

古人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我之鲍叔乃杨师也。（华罗庚 评）

父亲为人纯真谦虚，力争上游，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有的印象。（杨振宁 评）

1949年，北平市解放。杨武之到国统区昆明接回家眷，于3月初飞到上海，等待上海解放后返北平清华大学。上海市于5月27日解放。7月，杨武之得知清华大学不再续聘他，完全出于意料之外。杨武之表示，他多次写信去问，才知道清华有人提出，说他坐过“撤退飞机”随梅校长一起已离开清华，因此将不再聘用，他自忖没有做过任何事对不起清华，不觉得他曾经得罪过人，他表示更没有什么事对不起共产党的，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坐过'撤退飞机’，而事实上他是回昆明接家眷，不是随梅贻琦去台湾的，他说这件事他一生不能忘记。

2022年，安徽省合肥市第九中学在2022届高一1300名新生中选拔具有数学物理等学科特长、创新特长的40名顶尖学生组成“杨武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