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琦（1862年—1918年9月），字杏丞、杏城，祖籍安徽泗州（今泗县），生于江苏淮安南门察院街西北杨宅，漕运总督杨殿邦独生子杨鸿弼第五子，杨士骧、杨士燮之弟，吴炳仁妹婿，吴公望堂姑父，李鸿章、袁世凯的重要部属，曾任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监督。

杨士琦，字杏城，祖籍安徽泗州泗县，同治元年（1862）生于江苏淮安南门察院街西北杨宅（今为兴文街3号，淮安市文物保护单位），是漕运总督杨殿邦独生子杨鸿弼第五子，淮安人称“杨五爷”；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之弟（杨氏为清末民国时期淮安城内“秦、杨、叶、范”四大家族之一）。

光绪八年（1882）中举，报捐道员。

光绪十一年（1885），捐指直隶试用，10余年一直总办关内外铁路事宜。

光绪二十五年（1899），杨士琦为两广总督李鸿章重用，与兄士骧同赴广州效命。后李鸿章迁北洋大臣，兄弟同回北京参预机密，双双青云于北京幕府。此间，与庆亲王奕劻及袁世凯过往甚厚。翌年，曾上书袁世凯请求镇压义和团运动，并担任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议和中的联络员。

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去世，杨士琦转身投靠袁世凯，任洋务总文案献，成为袁“运动亲贵，掌握政权”的马前卒，持续十数年受宠不衰，被袁视为心腹，且素称“智囊”。

光绪二十九年（1903）1月，袁世凯派任杨士琦为驻沪帮办电政大臣兼轮船招商局总理。又经袁世凯保荐，于12月以四品京堂身份兼任商部右参议。

光绪三十年（1904），清商部接收南洋公学，改名商部高等实业学堂（今交通大学）。1905年春至1907年8月，杨士琦任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监督。

光绪三十三年（1907），杨士琦离开招商局，辞职离开高等实业学堂，并任农工商部侍郎。

杨士琦离任后，辗转于各项洋务新政工作之中，被清廷派往南洋各国考察商务，招商引资；担任南洋劝业会审查总长时，用深谋远略将贵州茅台酒评定得奖，并以此为由，将其送往美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参展并最终获奖，为优质国货名扬世界作出巨大贡献。

民国二年（1913），杨士琦得到袁世凯支持，入招商局董事会；翌年，当选董事会会长，一任四年。

民国五年（1916），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杨士琦也成为其主要谋臣之一，并出任邮传部大臣。袁世凯死后，杨士琦寓居上海租界。

民国七年（1918）9月，杨士琦被其妾毒杀于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住所内，享年57岁。后归葬于家乡淮安之东乡石塘镇花园庄（今属季桥镇，朱桥镇新华村以北）家族墓园，并入其旁杨氏祠堂。

在袁世凯许多重大政治活动中都曾出谋划策。后担任了民国熊希龄内阁的交通总长。1903年1月，袁世凯派杨士琦到上海为帮办电政大臣兼轮船招商局总理。杨士琦上任伊始，便拟定《章程十条》，吹捧“官督商办，已着成效”，章程强调北洋大臣（即袁世凯）在该局拥有巨大权力，封建性十分突出。杨士琦还秉承袁世凯的旨令，在招商局发行直隶公债，从经济上对该局进行变相剥夺，给招商局的经营与管理造成严重影响。1913年6月，招商局重选董事会，杨士琦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与盛宣怀等9人一起当选为董事，并在股东常会上当选为董事会会长。杨士琦的招商局董事会会长交椅，坐了4年，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盛宣怀家族在招商局重新掌权为止。

光绪三十一年（1905）时的上海，维新思潮涌动。曾半由官助，半由招商局、电报局资助的南洋公学（即上海交大前身），正在酝酿着一轮新的体制改革。商部奏称，“上海为通商巨埠，商务最盛”“南洋学堂地居商埠”“应即改为上海实业学堂，专课商学”，且推荐“才识闳通，体用兼备，于学务讲求有素”的杨士琦担任监督（校长），总理学校各项事务。上奏当日，光绪皇帝朱批：“依议，钦此。”从此，南洋公学正式更名为“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盛宣怀随即卸去南洋公学督办之职，杨士琦受命成为该校转隶后的第1任校长，即上海交通大学历史上的第11任校长。

1905年清廷所发行铁路公债券上钦差大臣杨士琦、督办盛宣怀中英文签名及官印杨士琦上任后，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务改革。先是废除总理、提调职务，又设教务、斋务、庶务三长，分工负责学校教学、政教以及行政等事务。重新制定《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章程》及《附属高等小学总章》，明确提出“本学堂讲求实业，以能见诸实用为要旨，为振兴中国商业造就人才，力图进步”的办学方针，并陆续增设商业、航海、轮机、电机等专科。在他的改革下，学校从原本单一培养新式政务人才方向，转而向培养实业人才方向发展。课程也从着重政法、经史、理财等科，转向建筑、水利、地质等工程学科方向发展，重点强调“实学”“实业”。就此，杨士琦带领学校迈进培养工商业、实业人才时期，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

作为清末新政人物，杨士琦思想开放，视野广阔。他在任期间，曾多次选派优秀学生前往英、德、美、日等国留学深造。如后来担任吴淞商船学校校长的夏孙鹏、浙江高等学校（浙江大学前身）校长胡壮猷、中国银行总裁徐恩元、交通大学上海学校主任张铸、翻译小说家杨锦森等人，就是在这一时期走出国门的留学生。

杨士琦不但注重学生学业培养，还十分关心学生体育锻炼情况。光绪三十一年（1905），学校正组织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校运会，值各项比赛即将开始之际，广播中忽报杨监督亲临赛场，遂掌声雷动。杨士琦被引导至体育场司令台主席就座后，详细询问校运会开展情况，并称赞此次赛会组织有序、项目全面。在得知所有体育项目均由学生自主报名参加后，大为赞赏。为此，他个人自掏腰包，为最终各个项目的获奖学生，颁发了额外的私人奖励，以此鼓励他们参加体育运动，增强身体素质。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进行机构改革，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在这次机构改革中转隶邮传部，同时更名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此时的杨士琦虽身兼农工商部数职，但仍是学校监督，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8月他离开招商局系统时，才辞去监督职务离校。正是在这一年，学校转向工科方向发展，并设立了该校历史上第一个工程专科——铁路专科。

宣统二年（1910），在清政府检阅“新政”的大形势下，朝廷在南京召开了一场享誉世界的省会——南洋劝业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借鉴了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比利时博览会、意大利米兰博览会的成果。除两江而外，东北、直隶、湖北、陕西、湖南、四川、河南、山东、云贵、安徽、江西都纷纷设馆，南洋群岛的爪哇、雅加达、新加坡、苏腊巴亚等也都前来参展。此时的杨士琦担任了南洋劝业会审查总长，对参展物品认真“审查性质，分别等第，给以奖章，以示奖励”。最后评选出一等奖66件，二等奖214件，三等奖428件，四等奖1218件，五等奖3345件。在获一等奖的66种产品中，以农产品丝、茶、工艺品之染织类居多；矿产、陶瓷、教育品、美术品次之；机械、武备、棉纱、面粉、水产、畜牧各占一二。机械工业品不仅寥若晨星，而且与外国同类产品相去甚远，不足以“炫耀于人而为商战之利器”。

在南洋劝业会举办的6个月期间，各种报纸杂志竞相报道，前往观摩者达20多万人次。此次南洋劝业会，美、日两国都派出了一定规模的代表团前来观摩。较早来华的是日本代表团，日本实业界发表观感指出：“首先值得一说的是教育馆的展品，中国创办新式小学校仅过四五年，但男女学生制作的东西有足堪叹服者。其次是汉阳铁厂的产品，萍乡产品的模型，是博览会上的重要成果，足以在世界上夸耀一番”。在考察了工艺馆后，日本实业界认为，清朝工业已进入工业革命时期，由手工业、家庭工业逐渐向工厂机械工业发展。在观看了教育馆后，又说，中国实业教育较为进步，尤其是制图、制作过程，但是他们认为中国的初等教育还不成熟，尚处于萌芽阶段。

美国代表团来华较迟，在南洋劝业会开展后一个多月才来，但是他们在中国受到的欢迎却远远超过日本代表团。一方面，甲午战争的影响在中国人的心中还记忆犹新；另一方面，时人认为，中国能够禁烟，是美国首先发起的。而且美国率先退还庚子赔款，作为中国留学生专用款，这些都赢得了国人的好感。当美国代表团远在日本横滨时，中国政府就派出电报局总办唐露园前往日本欢迎，还承诺美国代表团坐车免费。

南洋劝业会与当时西方的博览会相比规模不算大，但是它对于数千年来习惯于逛集市、庙会的中国人来说，让他们“荡心骇目，大开眼界”。不少参观者在观后发出“一日观会，胜于十年就学”的感慨。报界在报道南洋劝业会时，均给予了高度评价，比喻此次盛会为“全国之大钟表也，商人之大实业学校也，商品之大广告场也，输运本国货以向外国之轮船、铁道也。”

清末民初，出身官僚之家的杨士琦，兄弟中排行第五，曾是李鸿章的大红人、袁世凯的心腹“智囊”。

而杨士琦杨五爷的毒药水曾经声震朝野，令人胆寒，据有案可稽的文字记载，他的毒药水发了四次威。

第一次是在光绪末年。当时慈禧太后的病越来越重，袁世凯寝食难安，担心慈禧死后光绪复政会对他秋后算账。这时，杨士琦献了条“奇策”。

按计划，杨士琦重金从外国人手上买到了无色无味、入口即置人于死地的毒药水，然后，陪同袁世凯去游说李莲英：一旦老佛爷驾崩，皇上执掌朝政，您与我们袁大人肯定都没好果子吃啊，不如先想办法“了此公案，再作后图”。

就这样，慈禧死之前一天，光绪先“驾崩”了。尽管光绪之死成了晚清疑案，但照《世载堂杂忆》的作者刘禺生的说法，是杨士琦、袁世凯伙同李莲英用毒药水把光绪给害死的。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也认定是袁世凯借进药的机会，暗中下毒，将光绪毒死的。而袁世凯的毒药极可能就是“智囊”提供的。一时间，杨五爷的毒药水名声大噪。

进入民国，杨士琦为袁世凯策划帝制。刚开始，财政高官梁士诒不赞成，但是经过杨士琦的“点拨”，他立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积极赞成、认真推进袁世凯的帝制。为什么会这样？

梁士诒自己交代：“我梁某性命，不怕袁项城，倒怕杨杏城（杨士琦），其下毒药辣手也。”你看，杨五爷的毒药水还没有出场，就吓软了梁大人。显然，当时权贵们也不是怕杨士琦，而是怕他手中的毒药水！

史载杨士琦喜欢舞文弄墨，善写宋人四六体文，他文质彬彬，“平日颇与诸名士往来”，城府尤深，从不想据有高官显位的虚名，也不像名流政客那样热衷发通电出风头。所以，连袁世凯失败后定出的“洪宪罪魁”名单上，竟然没他的名字！

杨五爷毒药水第三次发威，用在了民国第三位国务总理赵秉钧身上。据《世载堂杂忆》载，曾经也是袁世凯“身边人”的赵秉钧，察觉出袁世凯想当皇帝而表示反对，竟然也被杨士琦“做掉”了。

赵秉钧每天睡觉前都会靠着鸦片盘子与人闲聊一会儿，聊累了，喝杯人参水，然后睡觉。一晚，其秘书长黄侃在与赵秉钧闲聊过后，回到家还没到十分钟，又被叫到了赵家，原来赵秉钧突然变得“目瞪口闭，不能言语”了！到底怎么回事？

家里人也是一头雾水：睡前喝了杯人参水后，就发病成这样了。再找那个每天伺候赵秉钧抽鸦片烟的打烟仆人，却没了影子。当时，各大报纸的报道是，赵秉钧在天津直隶都督署突然中毒，“腹泻头晕，厥逆扑地”，七窍流血而死亡。

后来，真相渐渐水落石出：杨士琦用重金买通了赵家打烟仆人，在赵秉钧喝的人参水里滴了几滴毒药水。对民国初年这桩疑案，当时很多报纸写得活灵活现，但众说纷纭中众口一词的是：总统暗害了赵秉钧。这个活，当然不需要袁世凯亲自动手。

但一是没有证据，二是有势力强大的袁世凯罩着，谁拿杨五爷也没办法。但杨五爷的毒药水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发威，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是使在了自己身上。

袁世凯死后，杨士琦也没大腿抱了，便到上海当寓公，在上海的亚尔培路和巨籁达路的拐角处买了幢房屋，时人称作“杨五爷公馆”。此时的杨五爷五十多岁，郁郁不得志，精神落寞，生活随之放纵，纳了两个风情万种的尤物做小老婆，一个绰号小菠菜，一个绰号小白菜，聊以安慰晚年。

一次，他晾晒古玩字画，家人在箱笼里发现了他的“独门秘器”。杨士琦郑重嘱咐：这是天下最毒的药水，只要一点点滴进嘴里，就马上没命，千万不能碰。他把毒药水瓶子放在家里的高柜子上，收藏好。

某天，杨士琦拜客归来，径直进入内室，见到了一幕不堪的场景：他的儿子正同他的两个“心肝肉”小白菜、小菠菜在床上寻欢。他顿时就气晕了，他气得大骂，扬言要处死儿子和两个小老婆。

这时，小白菜索性找出了杨士琦的毒药水滴进一杯茶中，而后，叫仆人端给正骂得口渴的杨五爷解渴。没一会儿工夫，杨五爷公馆就炸开了锅：杨五爷死了！

这就是当时轰动上海滩，毒死杨五爷公馆家主的大案。知道杨五爷底细的人都说：这是报应啊！玩火者，必自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