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Otto Braun、Li De，1900年9月28日—1974年8月15日），男，出生于德国慕尼黑，原名奥托·布劳恩，笔名华夫，原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

1900年9月28日，李德出生于德国慕尼黑城郊伊斯玛宁镇。6岁时，父亲去世，被送进一所天主教孤儿院，在那里接受初等教育。李德读书很勤奋，学习成绩不错，还获得过奖学金。

1913年，李德被慕尼黑一所初等师范学校破格录取。在校读书期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17年，加入社会民主青年反对派。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李德应征入伍，先后在奥地利、意大利前线参加战斗。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返回学校继续读书。

1919年4月，李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被选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慕尼黑委员会，负责慕尼黑中等学校学生组织工作。同年，参加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在29天的街垒战中，指挥工人弟兄们同反革命武装进行战斗。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保卫战失败后，李德被捕入狱3个月。1919年秋，李德逃到汉堡，加入当地党组织。1921年初，李德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军政情报处工作。这期间，阅读了大量军事论著，熟读了《拿破仑》《苏沃洛夫》《凯撒》等人物传记。同年底，第二次被捕入狱，后联合其他犯人越狱成功。1924年初，被调往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

1926年，李德被德国政府逮捕监禁，在狱中自学俄文和英文。1928年4月，在战友和妻子的帮助下成功越狱。为了躲避抓捕，德国共产党将他秘密送往苏联。

1929年春，李德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之后加入苏联红军，曾担任骑兵师参谋长，此后再次进入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此后受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遣，前往中国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协助共产国际在中国重要的特工牛兰夫妇。

来到中国后，李德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阿图尔·埃韦特取得联系。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秘密办事处与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江西瑞金中央苏区都有定期无线电联系。李德与埃韦特每星期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张闻天（洛甫）见一次面，交谈一些政治和军事问题。

1933年初，临时中央准备迁往中央苏区。博古和张闻天考虑到李德是军事学院高材生，又有街垒战的经验，遂让埃韦特将李德派往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李德便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身份来到江西瑞金；9月下旬，蒋介石以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斗争，把红军的指挥权完全交给李德。李德废弃过去四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与用新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结果敌人步步推进，红军屡遭严重损失；9月28日，国民党军北路军占领黎川，李德等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急忙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敌。红军主力在洵口与敌遭遇，打了一个胜仗。李德贸然命令红军向敌军已修筑坚固阵地的硝石、资溪桥等地进攻，结果连战不利。到11月中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没有能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于敌军的主力和堡垒之间，遭到很大损失，陷于被动地位。红军在北线进攻作战中遭受几次挫折以后，临时中央领导人即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李德提出的“短促突击”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

1933年12月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临时中央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机关。按照该决定，朱德、周恩来被调回后方。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直接由中革军委指挥作战。通过这一措施，李德进一步控制了军事指挥权。

1934年3月中旬，国民党北路军构筑了乐安至黎川的堡垒封锁线，并与国民党东路军在闽赣边界的德胜关会师，兵锋直指广昌城下。毛泽东等不主张进行广昌保卫战，但李德不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调集红军9个主力师在广昌同敌人决战；4月10日，广昌保卫战打响，李德等亲临前线指挥。参加广昌保卫战的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等部英勇奋战，坚守阵地，付出很大牺牲；4月27日，国民党军队集中10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会攻广昌。红军各部队依托阵地，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并实施“短促突击”战术，但未能摆脱被动局面。李德等被迫放弃坚守广昌的计划，命令红军撤离广昌；4月28日，红军退出广昌。广昌保卫战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在历时18天的战斗中，红军毙伤俘敌2600余人，而自身伤亡高达5000余人。这对以后红军的作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国民党军队占领广昌后，分兵向根据地中心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突进，红军又奉命实行“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结果进一步陷于被动局面。

广昌失守后，根据地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加紧对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围剿”，红军虽经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陷入困境；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决定报告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李德等开始了撤离苏区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博古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对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秘密进行筹划。“三人团”具体分工是：李德、博古负责制定政治、军事方面的行动计划，周恩来负责军事计划的实行。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开始长征。李德跟随第一纵队所属的中央纵队行动。长征初期，李德作为负责筹划决策的“三人团”成员之一，仍实施错误指挥，一方面过分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另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消极避战的逃跑主义，导致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惨重损失。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李德在会议中受到批评，其军事领导方式和战略战术方针也受到批判，并被写入会议的总结决议之中。会议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撤销李德、博古的军事领导权。遵义会议结束之前，李德提出了到红一军团去的要求，请求被批准；2月下旬，红军二占遵义城时，李德返回中央纵队，随军转战贵州、云南

1935年5月12日，红军巧渡金沙江后，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李德受邀参会；6月，在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德明确支持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8月初，李德被派到红军联合军事学校担任领导；8月3日，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李德同中共中央和前敌指挥部一起随右路军行动。时任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而李德以自己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坚决抵制分裂，维护党的决议和统一；9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同时将部队进行重新编组，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成立编制委员会，李德任主任，负责部队缩编工作；10月19日，李德跟随中央红军主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12月，瓦窑堡会议后，李德不同意会议确定的“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的军事战略方针。

1936年1月27日，李德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意见《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极力主张“巩固与发展苏区，创造新根据地”，认为“我们转入进攻是过早的”“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的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可以看出，李德是害怕把苏联牵扯到军事冲突中去的。这种离开“发展”来谈“巩固”的主张，是在重复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那种单纯防御战略；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晋西会议讨论了李德的“意见书”，多人在发言中批评李德的错误主张；6月，被安排在红军大学工作，为学员讲授“战役学”等课程。

1937年1月，党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为保证党中央机关的安全，中央军委指定李德负责延安三十里铺至甘泉劳山这一带的剿匪工作；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军事研究委员会，李德任委员；在军事研究委员会下设编委会，李德任主任，另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授。1938年，李德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9年8月，中共中央报经共产国际同意，李德离开延安返回苏联，结束了其在中国长达八年的历史使命。

李德回到苏联后受到审查，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撰写《关于我在中国工作的错误》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监察委员会依据李德所犯错误对其进行审查，通过对李德进行批评和帮助，在李德承认并愿意改正自己错误的前提下，并经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商讨请示后，对李德做出了有错误但免予处分的决定。李德对于给自己这样一个结论表示完全接受。同时，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监察委员会作出了将对此事“永远保持沉默”的承诺。至此，共产国际对李德的调查处理宣告结束。

审查结束后，李德被分配到苏联外文出版社工作，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和《茹尔宾的一家》《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文学著作，成为一名翻译家，受到苏联及德国人民的好评。1941年，李德以红军军官身份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1941年至1948年，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任教。

1949年，李德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定居，在马克思列宁研究所工作，继续从事编译和文学创作，曾翻译苏联《茹尔宾的一家》《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以及苏联“解冻文学”代表作《一个人的遭遇》等。1961年至1963年，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协会第一书记。1964年，任列宁著作德文版主编。

1973年，李德撰写著作《中国纪事1932-1939》，讲述他在中国的人生经历。1974年8月15日，在柏林逝世，终年74岁。

李德在指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每当接到前线电报后，会根据内容电报内容绘成作战地图，转交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再送给军委的朱德、刘伯承或中共中央的博古、张闻天签署后执行。李德制定的作战指挥地图，包括碉堡应挖的地点，哨兵该立的位置，迫击炮甚至一挺机关枪配置的地方，均作出明确规定，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而当时使用的十万分之一地图，误差很大，大都是问测，没有实测过，有的连地名和方向都不准确。李德不留任何余地，不考虑敌情、气候及自然条件，仅凭比例尺丈量地图上的距离，计算部队应有的进度，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弄得前线指挥员手忙脚乱，贻误战机。从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不断地打败仗。李德却不认为这是其瞎指挥的结果，反而认为前线指挥员没有认真执行战术，经常发脾气骂人，动辄处分前线军官，甚至于要问斩。李德成了红都颐指气使的“太上皇”。

1934年7月，国民党军队先后突破红军的外围防御，直向苏区腹地扑来。李德用军事教条主义打起了“以堡垒对堡垒”“分兵把口、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战，致使红军遭受惨重损失。分兵迎敌使各路红军由节节抵抗变成节节败退，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8.6万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当时，李德和中共中央和红军主要负责人博古等“左”倾领导者的战略意图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到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团，创建新的根据地。长征后一个多月，红军虽然突破了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由于“左”倾领导者消极避战，致使红军损失过半，锐减到3万多人。

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通道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李德等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泽东极力说服李德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但李德等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原定计划。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

1934年12月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黎平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李德因患疟疾发高烧没有出席会议，但把他坚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见让人带到了会议上。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的正确战略方针。而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等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顽固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并散布“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应当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等流言蜚语，企图分散红军主力，沿乌江右岸边打游击边去湘西，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他们的行为引起部队思想混乱。12月下旬，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前进，遂改变兵力部署。在剑河、锦屏、江口、镇远、施秉、黄平、三穗、都匀、榕江、独山、平越、马场坪、重安江等地，老君关渡以东至岩门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几个渡口布下重兵。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李德等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提出要红军“一是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934年12月31日下午5时许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猴场会议），会议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李德等“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系统地批评了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为了迎合苏联反华，李德便打破其已经遵守了20多年保持沉默的承诺，开始大讲中国的事情。1973年，李德正式出版《中国纪事（1932-1939）》一书，该书不仅为其错误辩解，且从头至尾猛烈抨击中国共产党及领导人，以所谓当事人的经历，以披露所谓鲜为人知的事件和所谓自己独知的数据，对中国革命历史事实进行歪曲描述，在世界共产党国家中造成了恶劣影响。1981年，曾在长征中担任李德中文翻译的伍修权，在《红旗》杂志发表《遵义会议的光辉不容玷污——驳李德对遵义会议的污蔑》一文，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回击了李德的谬论，澄清了有关事实，还原了历史本来面目。在中国革命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上，李德的名字和他扮演的角色所导演出的这一幕悲剧，将永远地被定格在了导致中国革命失败那不堪回首沉痛历史的一页之中。

李德的父亲是个会计，母亲是一名教师。李德6岁时，其父亲去世。

1933年，国民党新的军事“围剿”尚未展开，李德的工作也相对简单。当时李德的住处离少共中央局很近，他对在少共中央局驻地工作的一位女干部产生了好感。一天中午，李德穿戴整齐，来到少共中央局驻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在那位女干部面前，用德语示爱说：“你长得太美了，我太喜欢你了，太需要你了。”正巧女干部的丈夫走了过来，见洋顾问挑逗自己的妻子，大声说：“顾问同志，请你自重，这是我的妻子。”说完拉过妻子回房间了，将李德尴尬地晾在原地。

李德“示爱”的尴尬在苏区传开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博古虽然对他的冒失举动也看不惯，但认为“洋顾问”的生活确实需要照顾。博古让人留心这件事，给李德找个夫人。有一次李德从红军大学讲课回来，看中一个正在河边洗衣服的少女，这个姑娘叫赖水娣，是当地苏维埃主席的远房侄女。博古知道后让社会部干部进行安排，赖家人最终答应，让赖水娣和李德相亲。最后在博古等人撮合下，赖水娣同意了婚事。后来负责调查的社会部报告称，赖水娣有丈夫，而且是反动民团的头子。原来赖水娣之所以答应与李德结婚，也有出于害怕，想寻求保护的意思。于是在博古干预下，婚事告吹。

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 评）

李德虽怀有帮助中国革命的良好愿望，但是他推行军事教条主义错误指挥，险些毁掉了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 评）

李德作为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革命，其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并且在到中央苏区之前，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军事顾问组成员，也为各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做了一定工作。（《学习时报》 评）

李德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洋顾问”既不精于军事指挥，更不懂得中国实际。（中国军网 评）

李德故居位于瑞金城郊沙洲坝镇，因当年孤零零地矗立在稻田中间，红都人称之为“独立房子”。“独立房子”是一栋“四线三间”的典型赣南客家民房，正屋共有3间，中间的堂屋用作会议室，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军用地图，东间是李德的卧室，西间住着翻译伍修权和王智涛。“独立房子”厅堂的墙壁上，写着李德的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