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超（1904年—1936年8月），中共吉林特支书记，吉林省伊通县人。193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李世超出生于一个没落地主家庭，早年读过小学，后考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1年，李世超师范毕业，在伊通县立第一小学当教员。1926年，李世超升任伊通县立第十二小学校长。1929年，李世超考入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读书，接触了进步思想，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1931年夏，李世超大学毕业，曾在关内某县当“帮审”，回东北后在吉林省立第二中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后，李世超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向学生宣传进步思想，领导学生罢课。1932年初，李世超在吉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教，负责“革命互济会”工作，团结学校里的爱国青年。1933年3月，李世超任中共吉林特支书记，领导吉林党组织的地下工作。5月，由于叛徒出卖，吉林特支遭到严重破坏，李世超亲自通知同志转移，后前往哈尔滨。省委安排李世超负责“革命互济会”和“反日会”工作。李世超在码头工人和伪警察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组织反日活动。1934年，李世超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交通站负责人，在极度危险的环境中细致勤奋地领导省委交通工作，从未出现任何差错。1935年，李世超被派到安东工作。1936年2月，李世超不幸被捕入狱。在日军的严刑拷打下，李世超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1904年，李世超出生于吉林省伊通县伊丹镇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字云山，又名李恩顺，参加革命后化名李英超、吴德禄。李世超父母很早故去，留下十几垧地和几间房子。

1918年，李世超小学毕业，考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到长春读书。李世超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中国发生大变革的时期度过的。封建军阀连年混战，政府走马灯似地更迭，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贫困。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兴起，《新青年》和《学灯》等进步书刊传到东北，李世超开始接触新文化、新思想，报国之心与日俱增。

1921年，李世超师范毕业，回到家乡伊通，在县立第一小学当教员。

1926年，因为对家乡教育事业颇有建树，李世超被提拔为伊通县立第十二小学校长。当时，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革命风暴席卷南方数省，奉系军阀张作霖正向关内扩张。东北地区兵灾匪患，连年饥荒。面对黑暗的现实，李世超痛心疾首，决心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9年，李世超只身进关，考入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读书。由于他耿直勤奋、学识丰富、博古通今，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学习期间，李世超受到北平地下党的宣传影响和进步青年的帮助，广泛订阅了北平、上海出版的期刊杂志，阅读了鲁迅创办的《奔流》以及由鲁迅主编的《莽原》，思想有很大进步。他在课余时间参加一些革命活动，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为了彻底没有牵挂，李世超给家乡的一位老师写了信，请求这位老师将自家的房屋和土地处理掉，明确表示自己大学毕业后靠自己劳动生活。

1930年春，李世超经朋友介绍，与北平笃志女中的学生石正芳相识。石正芳是个热情温和的姑娘，思想开明，与李世超志同道合，两人逐渐产生感情。居住在北平西城的石家原是满族官宦世家，颇有些房地产业。石正芳没有兄弟姐妹，父亲早亡，母女俩相依为命。石正芳的母亲也欣赏李世超，几次想说服李世超到石家成亲，但李世超表示拒绝，不愿被人说成贪恋财产，郑重申明自己决不寄人篱下。最后，李世超以不“入赘”为先决条件，方才答应同石正芳结婚。婚后，夫妻二人租了一间小房单独居住，靠自己挣钱生活。

1931年夏，李世超大学毕业。正常情况下，李世超毕业后本可以成为一名律师，但黑暗的社会现实让他放弃了这一念头。他偕爱人石正芳离开北平，受在关内当县长的同窗好友王某的邀请去当“帮审”，薪俸相当丰厚。工作半个月后，李世超发现这位县官“朋友”也是为虎作伥、搜刮民财的势利小人，于是他不顾个人事业，辞职离去，回到东北。李世超选择从事教育工作，希望通过教育来传播革命思想，帮助青年从愚昧无知中解脱出来。他应同学邀请到长春的吉林省立第二中学教史地课。同年秋，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大举入侵，东北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省立二中也被日军焚毁。李世超对日本侵略军的残暴罪行痛恨至极，认识到国难当头的时刻走教育救国的道路是很艰难的。

1932年初，李世超接受同乡、吉林省立女子师范训育主任李静肃邀请到女师任史地教员，还教国文和经书。李世超将家迁至吉林，在松花江边天主教堂附近租下一间民房。李世超刚到吉林时人生地疏，没有熟悉的朋友，除了上课教书很少同外人接触。不久，李世超经人引荐，结识了中共吉林支部负责人李维民。他们一见如故，成为志同道合的知己。李世超开始利用自己的教师身份从事地下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实行奴化教育，在中学里增设经书课和日语课，强调封建纲常，目的是强行向青年学生灌输精神鸦片。当时，孔孟之道在吉林已经没有多少市场，吉林女师学生中有许多人富有爱国思想，追求真理，渴望民族解放，具有反抗精神，非常厌恶经书课，对教这门课的李世超也十分反感。据李维民回忆，李世超高个子，稍微有些驼背，经常穿长衫，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外表看去是位派头十足的老夫子。学生们认为李世超无能，身为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却来当一个迂腐的经学教师。久而久之，李世超有了一个“大傻瓜”的绰号。李世超知道后却不以为然，开玩笑地说：“叫傻瓜不好吗？自古愚人多厚福，叫我傻瓜会给我添福的。”同年夏，在吉林党组织的领导下，各校开展了救灾募捐和反读经运动。为了使学生自发地抵制孝经课，李世超在讲课中故意把孔孟之道说得玄乎其玄，矛盾百出，枯燥地重复“女人要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道德老调，引发学生们更强烈的反感。有的学生把孝经课本扯碎，有的干脆不来上课，抵制孝经课的目的就这样达到了。后来，李世超对李维民说：“革命者做地下工作，同敌人不能明争，只能暗斗，不能摆出一副革命者的架子和面孔，必须善于隐蔽自己。只要对无产阶级革命有利，我情愿当傻子，个人吃点亏算什么呢。”10月，李世超经李维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李世超斗争目标更明确，思想更加坚定。党组织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起草一篇形势宣传提纲。李世超在提纲中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是祸国殃民政策，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后还将向关内进攻，妄图灭亡全中国。李世超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呼吁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投身抗日救国斗争。李世超写的宣传提纲以吉林支部的名义被印刷并散发。党组织还让李世超利用当教员的方便条件负责“革命互济会”工作。在北平读书时，李世超就是革命互济会员，参加了许多活动，很熟悉这项工作。他利用互济会广泛联系团结爱国进步青年，吸收他们参加互济会组织和活动，然后把经过斗争考验的青年输送给党、团组织。李世超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吸收进步学生参加互济会或共青团。李世超学识渊博，讲话幽默，待人诚挚，逐渐扭转了学生们对他的看法，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李世超的家在新开门里兰旗堆子，离省一中不远。吉林一中、吉林一师等其他学校的学生们也都愿意去李老师家探讨问题。李世超从不怕麻烦，耐心给同学们解答各种问题，讲革命思想，讲抗日，同时还经常向学生们介绍东北义勇军和关内红军的战斗情况。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陆平回忆：“李世超同志常用比喻的方法，通俗地讲解深刻的革命道理，这是我参加革命的第一课，所以至今记忆犹新。”抗联老战士于保合回忆：“……慢慢地，我觉得李世超老师就是共产党。有一次我实在憋不住了，冒失地问道：‘您能给我指条革命的路吗？’他笑着说：‘你敢当马胡子吗？’当时，我不明白什么叫马胡子。李老师解释说：‘敌人称的马胡子实际就是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义勇军。’”在李世超的学生中，很多人受他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如毛诚等成为地下斗争的骨干，有的走上了武装抗日的道路，牺牲在战场上。11月，中共满洲省委根据杨靖宇的建议，将吉林支部改为吉林特支，直属省委领导，李维民任特支书记。在李世超等同志领导下，吉林党、团组织发展很快。

1933年初，吉林女师、吉林一中和吉林一师都建立了分团支部。李世超在总结发展组织的经验时说：“发展组织要像铁匠打铁一样，要紧拉风箱勤烧火，等到火候够了再下榔头。早了就不易成材，你想打把快刀，结果反倒是钝的。”李世超在吉林党、团组织发展建设上做了许多工作，表现出非凡的宣传和组织能力，得到上级党组织和领导同志的高度赞誉和充分信任，称他是吉林党员中的优秀同志。3月，中共吉林特支改组时，省委巡视员张弓（张适）指定李世超担任特支书记（至5月），共18名党员。从此，李世超更加尽心竭力工作，秘密召开党、团特支委员联席会议，整顿思想作风，强调组织纪律，纠正懒散的坏毛病。他还部署斗争任务，根据省委指示，动员党团员和爱国人士为磐石抗日游击队募捐，购买药物和生活用品。4月末，为贯彻中共满洲省委指示，李世超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纪念“红五月”活动方案。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指导上存在“左”倾盲动主义倾向，吉林特支也受到影响，决定全体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在5月6日（星期六）晚统一行动，上街贴标语、撒传单。5月6日晚，特支委员金景在撒传单时被警察逮捕。金景在受审时未等敌人用刑就供出了所知道的一切机密，导致吉林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5月7日清晨，李世超得知金景被捕，看到日伪宪兵军警到各学校搜捕抓人的时候，马上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身为特支书记的李世超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而是与敌人抢时间，亲自通知尚未知情的同志马上转移，尽可能减少一些损失。李世超先到特支委员关芝忱家（两家离的很近），又匆忙赶到省委巡视员张弓的住处，简单地交待几句话，然后到宋慎德家里。宋慎德是永吉县中的教员，是李世超发展不久的党员，与他单线联系，金景也不知内情。李世超告诉宋慎德，要他暂停活动，提高警惕，注意隐蔽，将来由他和尚未暴露的党员恢复吉林的党组织。最后，李世超在宋慎德家换了一套西装，准备去哈尔滨，向省委报告吉林党、团组织遭破坏的原因及损失情况。5月下旬，李世超同省委巡视员张弓一起脱险，转移到哈尔滨，与省委接上关系，报告了吉林特支被破坏的情形，请求组织审查、分配工作。省委分配李世超负责哈尔滨“革命互济会”和“反日会”工作，指示他在码头工人中开展工作，发展会员。李世超选定哈尔滨道外一家小客店暂住。李世超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几部古书、一方墨盒、两支毛笔住进这座小店，以私塾先生的身份为掩护，化名吴德禄，绰号“瞎吴”。这家小店简陋、偏僻，店费便宜，住店的又多是单身码头工人，和工人打交道很容易，同时还便于掩护。他主动和工人唠家常，了解他们的身世，替他们写家信。这些码头工人多是破产农民，只为挣点钱养家糊口，没染上要钱、抽大烟的恶习，下工后就回到小店休息。李世超趁晚上空闲时给他们讲老百姓爱听的《三国演义》、《水浒》、《说岳全传》，启发工人团结抗暴和抵御外族入侵的思想，还教工人学文化，帮助工人治疗疾病。李世超有学问，没有架子，赢得了工人们的尊敬和信任。李世超和这些工人熟悉以后，又对那些出身苦、品质好的工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讲游击队的故事，把政治可靠的人发展为互济会会员，组织他们参加反日工作。这年夏，李世超领导革命互济会在散发抗日传单，组织“飞行集会”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革命竞赛中获得第一，得到了省委的表扬。由于李世超做群众工作有成绩，又被省委派到道里做伪警察工作。经过努力，李世超在伪警察中发展了20多名反日会会员，为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李世超在道里偏脸子七道街的住房是伪警察帮助租的，遇到麻烦事他们还事先通风报信，并且利用身份帮助解围。同年秋，省委决定让李世超负责省委交通和文件发送工作。10月，在北平照顾母亲的石正芳在母亲病故后，把祖上遗产变卖了，带着两个孩子、钱款和一些金银手饰来到哈尔滨，通过朋友找到了李世超，以便全力支持李世超从事抗日救国工作。

1934年，李世超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交通站负责人。李世超把家搬到马家沟洁静街一处僻静的小房里。在李世超的帮助和影响下，妻子石正芳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布置会场，站岗放哨，有时还替李世超接待和安置外地来的同志。冯仲云、毛诚、李维民等同志都曾在李世超家开过会。当时，省委的经费异常困难，石正芳从存款里拿出3000元，单立存折，交给组织使用。由于情况危急，省委的交通员少，文件多，实在跑不过来，李世超让妻子石正芳化名“大珍”跑外勤，传送文件和消息。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哈尔滨，警察、叛徒时常检查过路行人，便衣特务到处盯梢跟踪。李世超深知传送省委文件机密的重要性和极大风险，每次布置任务都十分具体、周到，反复教育交通员要杜绝细微的漏洞或差错，要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纪律，任何时候都不要打听或向外界吐露党的机密。石正芳跑了很长时间的交通，不但从来不打听，也不知道文件内容，就连丈夫李世超的工作情况也一无所知。时任代理省委书记的杨光华回忆，李世超（瞎吴）负责交通工作的时间较长，从未出过问题。李世超还负责安排重要领导同志转移，搬迁重要领导机关，及时的把叛徒情况向党内通报，切断联系，尽量减少损失，还要保障省委领导同志的人身安全，领导省委印刷机关的工作。李世超经常彻夜不眠，眼睛比以前更近视了，后背也更弯了，胡子也更长了，但是他的精神更加振奋，革命干劲越来越足。李世超对同志十分友善真诚的，很多人得到他的帮助。有一次，省委印刷处的秦淑云突然患了急性盲肠炎，必须马上住院开刀。按当时医院规定，住院必须先交二十元的住院费。秦淑云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李世超和另一位交通员于是一人拿了20元钱，让秦淑云住上了院，并嘱咐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秦淑云同志的病治好，不要怕花钱。”李世超自己收入微薄，生活俭朴，常穿一件破旧的青布大褂。

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最后一任书记杨光华离开省委之前，将在省委机关工作时间较长的同志分别派到游击区或外地工作。李世超被派到安东负责党的工作。

1936年2月，安东党组织被敌人破坏，李世超被捕入狱。在敌人严刑拷打下，李世超大义凛然，坚贞不屈。8月，李世超被敌人秘密杀害，年仅32岁。

2014年9月1日，李世超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中地下工作者李汉超、石玉芳的原型即为李世超、石正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