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1878年6月（一说1879年）—1947年6月29日〕，女，出生于浙江绍兴，鲁迅原配妻子。

1878年6月（一说1879年），朱安出生于浙江绍兴。朱安的童年是在母亲和家中女眷、女仆膝下度过。在保守的家庭和保守的年代，女孩子是没有机会念书的。朱安虽识字不多，但守信知礼，温良恭俭让。

朱安四、五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和佣人用特别编制的棉布条，把朱安的四只脚趾向脚底屈折，用湿布条一层一层地裹起来，又把朱安的脚跟拚命往前拉，裹成了“三寸金莲”的雏型。朱安痛得尖叫，母亲则训诲：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缠足。在之后五、六年因为缠足而流血流泪的日子里，朱安不断听到长辈的告诫：脚缠得愈小就愈尊贵，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也就愈占优势，没有男人会愿意讨一个大脚老婆的。

1899年，亲戚给朱安介绍了一个议婚的对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员的长孙——18岁的鲁迅，此时的鲁迅在南京一间新派学堂念书。绍兴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两人算是相当匹配，对21岁的“老姑娘”朱安来说，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3月，周家正式向朱安提亲，朱安于16日允婚，但周家却拖延到1901年4月才向朱安请庚（拿准新娘的生辰八字，以便择吉日成婚）。1901年底，鲁迅拿到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朱安成家的希望落空了。

1902年3月，鲁迅赴日本留学。之后鲁迅通过其母亲向朱安提出一项要求，鲁迅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出于种种原因，朱家拒绝了鲁迅提出的要求。1903年夏，鲁迅曾回国探亲，但没有与朱安举行婚礼，也没有提出退婚。

1906年7月，鲁迅被其母亲以患病为由从日本骗回中国；7月26日，朱安与鲁迅在周家新台门举行了婚礼。朱安隐约听说了鲁迅婚事不太满意，但既然和鲁迅结婚，那么死也要死在周家，朱安没有退路。但是新婚夜，鲁迅很决绝的搬出新房。

婚后第二天，朱安按照传统由鲁迅陪伴着回门，到周家的祠堂拜祭祖先。虽然俩人没有圆房，但完成了婚礼所有的仪式。婚后第二个晚上，鲁迅睡到了母亲房间，三天后鲁迅离开绍兴，回到日本。

朱安离开了富裕的娘家，变成景况拮据的周家媳妇。周家三代只靠一点卖剩的田地收租过日子，婚后不久，朱安就把陪嫁的婢女送回娘家，这样可以省下一个人的伙食。作为小辈的媳妇，朱安有两份职责，一是延续香火，二是操持家务，既然无法完成第一项，就全心全意投入到第二项里。大家族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对朱安来说是熟悉的环境，朱安性格和顺，与人相处并不困难，婆婆鲁瑞对朱安十分喜爱，也希望朱安的婚姻尽快回归正常。

1909年夏，鲁迅决定回国，主要是为了经济问题，周家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鲁瑞也希望藉此让朱安与鲁迅重聚，朱安似乎看到一点光明。鲁迅在杭州找到一份教职，有很多回家的机会，但鲁迅每次都是短暂逗留，不和朱安说话，更不进朱安的房间。鲁迅回国后与朱安的关系没有突破，鲁迅每次回家都避开朱安的房间，这样的事不可能保密，朱安因此在亲戚面前很难抬起头来。1910年夏，鲁迅回绍兴教书，学堂离家不过几十分钟路程，而鲁迅决定住在学校。

1911年10月，满清王朝崩溃，中华民国成立不久，鲁迅得到一份教育部的工作。1912年2月，鲁迅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担任部员；5月初，就任北京教育部部员。此后，朱安开始了长达7年的独居生活。

此时的朱安已近中年，无儿无女，不管作为主妇如何称职，作为周家的媳妇却未完成任务。1914年11月，朱安给在北京的鲁迅写信，建议鲁迅纳妾，一来生活有人照应，二来也希望能生下一男半女。信到了北京，引起鲁迅更强的反感，除了在日记中斥之为“颇谬”，鲁迅就没有回信给朱安。

1916年底，婆婆鲁瑞六十大寿，鲁迅从北京回到绍兴贺寿，在家住了四个星期。这在朱安来说是个忙碌的时间，作为长媳，筹备庆祝的工作都是朱安来做。朱安在家族中运作自如，是她得到婆婆鲁瑞喜爱的一个主因，鲁瑞在生活上已变得更加依赖朱安了。

1919年11月，鲁迅卖掉绍兴祖居老宅，购买了北京八道湾11号的房子，朱安与婆婆、周作人、周建人等一起搬进了新宅。迁居北京后，朱安每天的任务就是下厨弄几味绍兴菜，一来是由于鲁迅习惯吃家乡菜，二来这也是朱安和故乡保持的一丝联系。新环境令朱安体会到她和周家其他人之间那道鸿沟，因此自卑感更重了。在这种情况下，至于和绍兴娘家通信，要在家中找人帮忙写信实在很难，朱安极可能要依赖街坊。

到北京后，朱安才第一次接触到鲁迅的工作与生活，虽然只能旁观，但朱安明白鲁迅已是个颇有名气的人物，平时家中访客不断。在这个新世界，朱安是个外人，虽然年轻人称朱安为“师母”，但他们都知道鲁迅和朱安的实际婚姻关系。虽然这样，鲁迅和他的朋友、弟子对朱安仍算很客气，除了婆婆对自己的喜爱外，这是朱安唯一的安慰。虽然朱安知道自己无足轻重，但这个家庭始终有她的一席位置。

1923年7月，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决裂，鲁迅被迫迁出八道湾。鲁迅给朱安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八道湾，二是回绍兴娘家。朱安提出另一条路，鲁迅迁居后总要有人照应生活，朱安愿意负起这份责任。对自己的婚姻，朱安再没有太大的幻想，但在当时的社会，一个旧式女人离开丈夫是极不名誉的事。

1923年8月2日，朱安和鲁迅迁进砖塔胡同一家绍兴同乡的房子暂住。几个星期后，鲁迅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只能食流质食物。接下来一个多月，朱安竭尽所能地照顾鲁迅。这是一段朱安非常珍惜的时间，因为经过了17年的婚姻，朱安终于有机会和鲁迅单独相处，成了他身边唯一照顾他的人。鲁迅卧病一个多月，不会看不出朱安对他的悉心照料。虽然两人仍然分房而居，但鲁迅日间用朱安的卧室作为书房，也算是打破了过往楚河汉界式的生活。朱安渴望能进入鲁迅的世界，但又怕惹他反感，所以一切都小心翼翼。这期间频繁看房二十余次，终于订好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的六间房。

1924年5月底，朱安和鲁迅搬进鲁迅买来的西三条小四合院，和鲁瑞同住，开始了在新家的生活。但一切又回到了旧模式，朱安每天做完家务后，坐在婆婆身边，抽几口水烟，听他们母子闲话家常。虽然家里有佣人，但朱安仍亲自下厨，除了因为鲁瑞喜欢朱安的厨艺外，这也是朱安照顾丈夫的一点办法。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客厅与访客应接，所以只有从厨房送出佳肴，算是尽了女主人的本分。

1925年春，鲁迅家中的访客中出现了一张新面孔——许广平。许广平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一个学生领袖，自3月起和鲁迅开始密切的通信，4月12日头一次到鲁迅家探访。从仲春到盛夏，两人的通信和交往愈来愈频密热切。朱安和鲁迅同处多年，对他的个性和行事相当了解，朱安觉察到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变。许广平不是第一个接近鲁迅的年轻女性，却是第一个让鲁迅重新估计自己的人生和未来的人。虽然朱安过去曾建议鲁迅纳妾，但朱安已了解到鲁迅的新世界是没有纳妾的余地的。1925年8月至9月是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折点，旁观的朱安面对强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身体终于撑不住了。9月间，朱安因为严重胃病而入院，医生怀疑是癌症，鲁迅虽然几次到医院和医生商议朱安的病情，却极少在病房停留。半年后，因为“三·一八惨案”，鲁迅上了政府的黑名单。到了1926年4月初，情况更危急得连鲁瑞和朱安也暂时搬到旅馆居住。

1926年7月，由于政治、经济和感情各方面的考虑，鲁迅决定接受厦门大学的聘任，离开北京；8月26日，鲁迅与母亲及朱安道别后，和许广平一同坐上南下的火车。鲁迅南下后，朱安与婆婆相依为命，在西三条21号相继生活了二十余年。

1928年，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虽然双方都没有告诉家人，但有关他们的种种传说自他们离京起已流传极多。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探望母亲。鲁迅抵家后，告诉母亲和好友说许广平有了身孕。这个消息朱安也是间接听来的，她的反应显的孤苦无助。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消息传到北京，对朱安来说，噩耗来得太突然，朱安已习惯接受命运给她的打击。朱安在客厅的饭桌上摆上鲁迅喜爱的几味小菜，燃点香烛。接着几天，致哀的客人络绎而来。

当一切纷扰沉寂下来后，朱安就要面对家用不足的事实。周作人只肯负责鲁瑞部分开支，许广平虽然汇款接济朱安，但始终无法应付日常用度，朱安的生活愈来愈困难了。

1943年4月22日，鲁瑞逝世，临终时把周作人每月十五元的供养费遗留给朱安。除了每月十五元外，周作人并没有支援朱安。同时许广平在上海被捕入狱，汇款也中断了。到1944年，朱安已欠债数千元。周作人建议朱安卖掉鲁迅藏书，换取度日资金。消息传到上海，引起快速反应，鲁迅两名追随者赶到北京制止此事。经过商议后，他们答应每个月从上海汇笔数目不大的生活费给朱安，加上朱安把几个房间出租的收入，算是勉强可以度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因为周作人被判为汉奸，八道湾的房子要充公。朱安在鲁迅旧友和学生帮助下，尽力争取属于鲁迅和周建人的八道湾业权。

1946年，许广平回北京收拾鲁迅藏书及其它物品，朱安与许广平两人同住在鲁迅旧居一个月，朱安非常珍惜这段相处的时间，但由于朱安一向不善表达感情，只是在许广平回到上海之后，才写信告诉她自己的感受。

1947年初，朱安开始发病，主要是心脏衰弱，导致血流不畅，两腿冰冷，下身浮肿。朱安早有不久于人世的预感，便留下了遗嘱：一是想跟鲁迅合葬。二是寿材须好，并按绍兴习俗做“十三件”殓衣。三是每七须供应水饭，至“五七”时给她念点经；3月，朱安将西三条21号房产过户给鲁迅与许广平之子周海婴，有关鲁迅遗产及著作权的文件，也全部转移给周海婴；6月29日，朱安在北京病逝。之后，周作人之子周丰一等人协商，决定暂时将朱安葬在北京西直门外保福寺的一块墓地，朱安的棺木选择的是大叶杨木。“文化大革命”期间“横扫四旧”，朱安的墓地荡然无存。

朱安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朱安的祖父中过举人，在扬州做过知县一类的官，朱安虽不识字，却很懂礼仪。

1906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母亲让其回国，说给他找了个媳妇，这个媳妇就是朱安。鲁迅厌恶包办婚姻，不愿回去。鲁迅母亲就佯装病重，让鲁迅速归。鲁迅回来无法拒绝母亲，只好接受。新婚后第四天鲁迅就等东渡日本。鲁迅不喜欢这位传统的妻子，无论是在浙江绍兴还是在北京，鲁迅都极力避免和朱安见面，而朱安大部分时间就是照顾婆婆。鲁迅回国后大部分住在学校，很少回家。后来在北平买了院子，鲁迅把母亲从绍兴接过来，依然和朱安分居。朱安的年华就这样在寂寞中，一天天衰老。朱安50岁时，收到了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结婚的消息，朱安彻底绝望。

1906年7月6日，是朱安与鲁迅结婚日子，朱安下轿子时由于轿子高，一时没有踩到地面，绣花鞋却掉了下来，鞋里面露出一只裹得很小的小脚。早前朱安听说鲁迅喜欢大脚，因此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想讨鲁迅喜欢。

鲁迅在外生活多年，对绍兴菜也有不满的地方，绍兴菜干菜太多，鲁迅觉得单调。朱安只能从饭菜的剩余来判断鲁迅喜欢吃什么，如果某道菜鲁迅吃剩得不多或吃光了，朱安揣摩鲁迅一定很喜爱，下一次做菜时，就多做一些。如果某道菜基本没怎么动，说明鲁迅不喜欢，朱安下次就换个花样。

1914年10月30日下午，朱安居住的房间钻出一条大白花蛇，被人捉住后扔到了“鬼园”。“鬼园”里传说埋葬着好些死于太平军的尸首，所以称为“鬼园”；11月18日，周作人为朱安买了一幅“花钱”，“花钱”是民间用来春宫辟邪破发的一种钱币。朱安为什么需要这种“花钱”？多半与之前在她房间发现的大蛇有关。民间往往视蛇为淫物，朱安故托周作人买来辟邪之物“花钱”，以消除晦气。对于朱安的请求，周作人知道这是一种迷信，但为了安慰朱安，最后还是为她买了一幅“花钱”。

有一次鲁老太太寿诞，请了很多宾客在八道湾开家宴。开席之前，朱安穿戴得整整齐齐从房间走出来，忽然，“扑通”一声跪在亲友面前，说道：我来周家已经许多年了，大先生（鲁迅）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说完话，叩了头，退回房去。在场的人无不震惊。

鲁迅去世后，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由许广平负担，周作人也按月给一些钱。周老太太病逝后，朱安就拒绝了周作人的钱。由于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很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即使这样，也常常难以保障。之后朱安听从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许广平得知这一消息后，写信劝阻朱安。上海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以及鲁迅的众多生前友人均尽力劝阻，面对上海方面来北京劝说的人士，朱安难抑激动：“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旧时的妇女，一般来说生卒年应该记载在夫家的家谱中，可惜朱安的这一愿望落空了。朱安出生于哪一年？历来有不同说法，较常见的是这两种说法：一说生于1878年，如绍兴的研究者裘士雄、张能耿等认为朱安生于清光绪四年，即1878年，比鲁迅大三岁。这是对朱氏及周氏后人的采访调查所得，这一说法最为流行。

另一种认为朱安生于1879年，比鲁迅大两岁。这一说法也有证据：其一，当年在北京砖塔胡同与鲁迅家人一道居住的俞芳说：“关于朱安出生于1879年的根据是，当年和鲁迅一家同住在砖塔胡同时，鲁太夫人告诉我，朱安比鲁迅长两岁，鲁迅属蛇，朱安属兔。鲁迅1881年出生，朱安的出生年就是1879年。”其二，周作人长子周丰一1986年1月7日给裘士雄的信中说：“关于朱安生肖，我确记系兔年，推算之，则应是光绪五年己卯年，即1879年了。”其三，朱安去世后，报纸上发表的由亲友撰写的《朱安小传》（署名森君）中说：“夫人朱氏，绍兴世家子，生于胜清光绪五年七月，清光绪五年即1879年。

关于朱安的葬地，众说纷纭，朱安自己希望葬在上海陪伴鲁迅，许广平则希望朱安陪伴周老太太。真实情况是，当年周作人的大儿子周丰一和鲁迅早期学生宋琳商议后把朱安葬在了北京保福寺。

朱安是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她的遭遇是无爱情婚姻酿成的悲剧。（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陈漱渝 评）

朱安是封建包办婚姻下一代旧女子的缩影，但比其他不幸女人更不幸的是，她不但生前没有爱，死后又失去了名。人们可以找到一千个回避朱安的说辞、一万个她配不上鲁迅的理由，但无法否认她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在人格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她的人格必须得到尊重，她的尊严谁也无权剥夺。（中国文艺评论家学会特约评论员、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谢柏梁 评）

朱安可以说是个时代的典型。虽然社会规范的剧变令她无所适从，又不能不接受，但她始终保留着一份尊严和品格，而她能承受打击的原因，是她知道自己一直遵守自小形成的道德观去做人处世。同时，她对于把她摒弃的新世界也达到一份了解。朱安死前说到她和鲁迅及许广平的关系，充分显示她的思想并不如一般人想像那么单纯。朱安自幼身体饱受摧残，婚后感情生活有如枯井，老年又面对经济困难，一生不可谓不凄苦，但她却从没有迁怨怒于旁人，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大家尊敬了。（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孔慧怡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