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乐谱是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年）抄录的曲项琵琶乐谱，采用
燕乐半字谱记写，现存25首乐曲，包含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P.3808、P.3539和P.3719三卷文书，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该谱为四弦四相琵琶指位谱，含20个谱字及辅助符号，谱字由汉字减略笔画构成，背面附有讲经文与佛教典籍，曲目包括《
倾杯乐》《急曲子》等唐代世俗歌舞伴奏音乐。
《敦煌曲谱》，亦称唐人大曲谱、
敦煌卷子谱、敦煌琵琶谱等。于1908年被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劫走，现收藏在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编号为P.3808。
P.3808写卷正面为《长兴四年（933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乐谱便抄写在其背面，为一种符号型乐谱，有分段曲谱共25首，题名分别为：1.《品弄》；2.《弄》；3.《倾杯乐》，4.《又慢曲子》；5.《又曲子》；6.《急曲子》；7.《又曲子》；8.《又慢曲子》；9.《急曲子》；10.《又慢曲子》；11.（佚名）；12.《倾杯乐》；13.《又慢曲子。西江月》；14.《又慢曲子》；15.《慢曲子。心事子》；16.《又慢曲子。伊州》；17.《又急曲子》；18.《水鼓子》；19.《急胡相问》；20.《长沙女引》；21.（佚名）；22.《撒金沙》；23.《营富》；24.《伊州》；25.《水鼓子》。其中一些曲名虽有重复，但曲谱内容并不相同。全谱有三种不同笔迹，共录谱字二千七百多个。这些谱字系汉字之笔画最少者，或减略之笔画，有的类似汉字之部首，或称之为“省文”、“半字符号”，有一、I、七、八、匕、几、乙、厶等二十种形态。曲谱除用这些音高符号作为谱字外，还附加有几十种辅助性的汉字或点画类的标记符号。它们可能包括节拍、速度、反复、表情、调式、力度及演奏手法等含义。此曲谱所用符号，仅少数与传世之几种曲谱符号有相同之处，更多的符号尚有待于解释。
《敦煌曲谱》是中国迄今所见最早的曲谱，中外音乐史家对该曲谱进行了大量的解译研究，主要有两种见解：一种认为是器乐谱，其中多数学者认为是琵琶曲谱，少数学者认为是筚篥谱；另一种则认为是半字乐谱，系工尺谱之前身。最早研究此谱的是日本学者林谦三，他从1937年至1969年，先后数次发表论文，认为《敦煌曲谱》为琵琶谱，主要根据为日本现存的一些古谱，记法与此谱有相同之处，后又得到P.3539之“二十谱字”指法表，以为佐证。林谦三于1955年又将曲谱25首全部符号，用他的推算方法译成五线谱，用全音符号记写，没有节拍，因而不成曲调，亦不能演奏，但首次提出了定弦与音高问题。1954年我国学者任二北发表《敦煌曲初探》，提出了“板眼说”，认为《敦煌曲谱》里有“板眼”记号：“口”是板，“.”是眼，认为敦煌曲谱应当有流畅、完美、动人的曲调。他的“板眼论”对后来的研究很有启发，但由于任二北先生不是一位专业音乐家，故在译谱方面确不能通。1954年，王重民在所辑《敦煌曲子词集》中，称敦煌曲谱为“工尺谱”。1964年，
杨荫浏在《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称此谱为“敦煌唐人乐谱”，认为此谱属于工尺谱体系，宋代称“燕乐半字谱”，是当时教坊间通用的记谱符号，很可能就是筚篥上所用的工尺谱。
1981年，叶栋发表《敦煌曲谱研究》，他吸收了林谦三和任二北的一些研究成果，将《敦煌曲谱》译成了带有特定节奏韵律的五线谱，用不同的推算方法，改变了琵琶定弦的音位序列，并参考中国民间音乐，将曲谱加了一些眼号，寻找出拍、眼的规律，使乐曲结构丰富，并用所译之谱，施以配器，使之成为可以演奏、有一定音乐效果的曲谱。但他的推论尚有不够严密之处，译谱也不尽完善准确，有人认为其译出的音乐令人难以接受，曲调“怪异”，节奏“不正常”。不过，对叶栋译谱的质疑、讨论，大大促进了《敦煌曲谱》的研究，中国音乐学界何昌林、陈应时、席、臻贯等人，也根据他们各自的理解，译出了曲谱，并录制了音响资料，但学术界对这些译谱也都存有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