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法语：Comité de salut public）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专政阶段的最高领导机构，其前身是1793年1月1日成立的“国防委员会”（Comité de Défense générale）。1793年3月25日由国民公会创立，起初规模为二十一至二十六人，同年4月6日法令将其缩减为9名成员，实行集体负责制，分管军事、外交等事务并拥有监督、逮捕等职权，成员每月需要换选。救国委员会的会址设在卢浮宫的花厅（后更名为“平等厅”）。《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制度卷将其列为词条。

救国委员会，中文旧译“公安委员会”。该旧译不准确，应译为“救国委员会”。

救国委员会是革命时期的临时强权行政机构，前身是“国防委员会”（Comité de Défense générale）。1793年1月1日，国民公会召集八个主要委员会的代表组成国防委员会。1793年3月25日，国民公会正式成立救国委员会（Comité de salut public）。起初规模较大，为二十一至二十六人。1793年4月6日，国民公会通过法令，将委员会缩减为九人，并规定成员每月需换选。根据该法令，救国委员会“有权力采取内外总体防御的任何措施”，监督并推进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有权暂停其法令。会址设在卢浮宫的花厅（后更名为“平等厅”）。初期成员包括以巴雷尔为首的七名平原派代表、丹东和德拉克洛瓦，没有山岳派和吉伦特派。

6月2日巴黎人民起义胜利后，激进派力量逐渐取代温和派。委员会分为6个部，分别主管军事、海军、税收、外交、内政、司法。7月10日国民公会改组救国委员会，由 9 人组成，丹东落选。此次改组开启了救国委员会的第二阶段，史称“大救国委员会”（Grand Comité）。7月27日～9月6日又有罗伯斯庇尔等5人先后加入，救国委员会最后由12人组成，以区别于救国委员会。成员包括巴雷尔、艾罗·德塞舍尔、库东、圣茹斯特、让蓬-圣安德烈、马恩的普里厄、兰代、罗伯斯庇尔、卡诺、科多尔的普里厄、科洛·达布瓦、比约-瓦伦等十二人。

学界一般把救国委员会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从1793年4月6日成立至7月10日，为第一阶段，由于丹东在救国委员会中的影响很大，这一时期称为“丹东委员会”。丹东尝试与反法同盟诸国和平谈判的外交策略失败，导致其在1793年7月逐渐失去支持。

1793年7月10日，救国委员会改组，开启第二阶段的历史，史称“大救国委员会”，成员包括巴雷尔（4月6日）、艾罗·德塞舍尔（5月30日）、库东（5月30日）、圣茹斯特（5月30日）、让蓬-圣安德烈（7月10日）、马恩的普里厄（7月10日）、兰代（7月10日）、罗伯斯庇尔（7月27日）、卡诺（8月14日）、科多尔的普里厄（8月14日）、科洛·达布瓦（9月6日）和比约-瓦伦（9月6日）。艾罗·德塞舍尔于1794年被处决外，其余十一人任职至1794年7月27日的热月政变。

热月政变后为第三阶段，重新掌权的国民公会对救国委员会进行了改组，规定每月必须更换四分之一代表，并增补六人。共和二年果月7日（1794年8月24日）法令结束了救国委员会权力核心地位，随着《共和三年宪法》的颁布（1795年8月22日），救国委员会退出历史舞台。

救国委员会是革命时期的临时强权行政机构。

其性质是“立法中心”的枢纽，由国民公会代表组成，始终从属于立法机构（国民公会），成员每月可通过议会决定被替换。国民公会因不信任行政权而逐渐赋予其政府角色，但它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行政部门。

救国委员会制定的法令具有法律效力，除非被国民公会废除；它采取执行措施，并敲定实施法规；同时作为联络各地特派员的中心。

救国委员会的办公处约有500名雇员，负责分析情报、处理公文、绘制地图等。成员有时早上6点开始工作，会议持续到晚上10点。

救国委员会不设主席，但权力十分集中，采取集体负责制，内部有适当分工。据1793 年12月4日国民公会法令，救国委员会成为国民公会所有各委员会的领导者，有权遴选各委员会委员并监督其活动，各部长和将领须执行其决定。它通过派遣全权特派员到各郡和各部队以加强对国家领土和军队的控制；外交活动也由它领导。1794年4月起，它又拥有逮捕权。取消各部，代之以 12个行政委员会。

救国委员会是国民公会下设的行政机构，其成员每月需经选举产生，法令虽具法律效力，但始终受国民公会监督。

救国委员会中包括左、中、右3种政治力量。1794年3～4月击败埃贝尔派和丹东派后，内部分歧日益尖锐 。救国委员会与公安委员会为争夺警察权也经常发生矛盾。热月政变后救国委员会权力削弱，仅限于军事与外交。1795年《共和三年宪法》实施后，它与国民公会同时被解散。

1794年4月，来自印度的旅行者艾哈迈德·汗向救国委员会提交波斯文请愿书，该请愿书由法兰西公学院的东方语言教师皮埃尔-玛丽·吕芬翻译，救国委员会基于此授予了艾哈迈德·汗“hospitality”（接待/庇护）的待遇。

现代史学界对救国委员会的评价存在多元视角。美国历史学家R. R. 帕尔默在《法国大革命的至暗时刻》中提出，救国委员会是“现代独裁政权的原型”，其统治是“第一个可以被明确界定为现代革命独裁统治的一年”。帕尔默强调救国委员会代表的是“机构独裁”而非“个人独裁”，委员会成员性格迥异，决策是集体工作的结果，罗伯斯庇尔只是委员之一。有观点认为，恐怖统治是应对内外危机的必要手段，目的是保卫共和国、镇压叛乱、统一思想。关于救国委员会的权力性质，存在争议：它究竟是国民公会辖下的一个强力委员会，还是在实践中发挥了近乎独裁的政府作用。此外，如泰纳在《近代法国的起源》中所论，人民主权由领袖体现时会产生“十足的专制政治独裁”，指向雅各宾主义和救国委员会的专政。这些争议反映了对救国委员会历史角色的不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