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年8月15日—1821年5月5日），即拿破仑一世（Napoléon I），出生于科西嘉岛，法国军事家、政治家、革命家、战略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1799年—1804年）、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1804年—1814年，1815年）、意大利王国国王（1805年—1814年）。

意大利城邦热那亚（Genoa）名义上统治了科西嘉两个多世纪，但其支配权仅限于沿海城镇，它很少设法将权力延伸至内陆山区，而科西嘉人在那里非常独立。1755年，科西嘉民族主义领袖帕斯夸莱·保利（Pasquale Paoli）宣布成立独立共和国。科西嘉人亲切地称保利为“爸爸”（Ⅱ Babbù）。少年拿破仑认为保利是立法者、改革者与真诚友善的独裁者，他怀着这一腔敬意长大。

1768年1月，热那亚不情愿地把科西嘉卖给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换得4000万法郎。法国外交大臣舒瓦瑟尔（Choiseul）公爵任命科西嘉人马泰奥·布塔福科（Matteo Buttafuoco）统治该岛，保利自然反对，于是法国派沃（Vaux）伯爵率3万名法军士兵镇压起义，并且马上让法国人马尔伯夫（Marbeuf）伯爵接替布塔福科。

拿破仑之父卡洛·波拿巴（Carlo Bonaparte）与其妻子莱蒂齐娅支持保利，他们在山区作战时，她怀上了拿破仑。卡洛担任保利的私人秘书兼副官。然而，1769年5月8日，沃伯爵在蓬泰诺沃（Ponte Nuovo）之战中消灭了科西嘉军队，此后卡洛与怀孕已久的莱蒂齐娅拒绝随保利和另外340名抵抗者去流放。马尔伯夫与科西嘉乡绅会面时，卡洛反倒宣誓效忠路易十五，因此他保住了自己在岛上的职务—阿雅克肖法院陪审推事和科西嘉岛林业学校校长。

1769年8月15日，拿破仑·波拿巴出生于科西嘉岛的阿雅克肖，出身于一个破落贵族家庭，是卡洛·波拿巴与莱蒂齐娅·拉莫利诺的第四个孩子，也是第二个幸存的孩子。他出生的时候叫拿破莱奥内·迪·波拿巴（Napoleone di Buonaparte，一说为Nabulione Buonaparte），成年之前，他签名时都用这种拼写。由于卡洛·波拿巴过去一直是保利的积极追随者，他此时突然转变立场一事，使他遭到了人们的尖锐指责。在夏尔·波拿巴回到阿雅克肖以后，拿破仑就在该地诞生了。关于这件事，史学家雅各比评价：“科西嘉人已竭尽全力出了许多为自由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于是生出了拿破仑·波拿巴。”

拿破仑的童年时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度过的，当时岛上的人因为突然再次丧失政治独立而感到惋惜，同时，一部分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也在考虑是否要最终地、死心塌地地成为效忠法国的臣民。拿破仑的父亲卡洛·波拿巴参加了“法兰西”党，但幼小的拿破仑却因科西嘉的捍卫者保利被赶走而感到惋惜，并且憎恨法国入侵者。

拿破仑从小就缺乏耐性、好动。他后来回忆道：“什么我都不在乎，我喜欢争吵、打架，我谁都不怕。见了什么人，我不是打，就是抓，谁都怕我。最倒霉的是我的哥哥约瑟夫。我打他，咬他。他还因此挨骂，因为当他还在惊悸未定的时候，我就向母亲告状了。我这样耍花招，也的确占了便宜，不然的话，妈妈列蒂契娅是会因为我打架而罚我的，她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我去侵犯别人！”

1771年9月13日，理事会声明波拿巴家族正式受封为法国贵族。现在，卡洛可依法首次使用签名“德·波拿巴”（de Buonaparte）并出席科西嘉议会。卡洛自己的收入难以供儿子们上学，但他也能为他们申请王室奖学金了。法国政府愿为多达600名法国穷贵族之子支付学费，条件是他们都得证明自己出身贵族、无力负担学费、能用法语读写。9岁的拿破仑已经符合前两个条件，为了满足第三个，1778年12月15日，拿破仑离开故乡前往法国。1779年1月1日，家人送拿破仑去勃艮第（Burgundy）的欧坦（奥顿中学，Autun）接受严格的法语教学。

卡洛申请奖学金时，马尔伯夫伯爵亲自加快了法国官僚机构的办理进度，此事后来激起谣言，传谣者说他是莱蒂齐娅的情人，可能也是拿破仑的生父。波旁王朝和英国的作者们孜孜不倦地传播这一诽谤之辞。就像拿破仑一生都自夸一样，他的敌人也一直寻找妙法来贬低他的神话。

1778年12月31日，拿破仑获得奖学金（相当于助理牧师的薪水），次日，他开始在欧坦主教管理的教会神学院上学，此后他会阔别科西嘉近八年之久。学校名册上登记的拿破仑姓名是“拿破仑·德·波拿巴先生”（M.Neapoleonne de Bonnaparte）。校长沙尔东（Chardon）教士回忆道，拿破仑“为人深沉抑郁，他没有玩伴，独来独往……他有才能，学得快……如果我责备他，他会回答，‘先生，我知道了’，语气冷淡得近乎傲慢”。”因为学生是个聪明好学的顽强少年，沙尔东只用三个月时间就教会了他法文读写，甚至还教了短文写作。

1779年4月，由于拿破仑的父亲的情况符合法国当局规定的条件—不仅没有什么财产，而且一家四代都是科西嘉岛的显贵，因此他被批准进入香巴尼（Champagne）的布里埃纳军校，其教育费用由法国国王负担。次日，父亲离去，因为学校没有假期，三年后他们方才再会。学校教师是圣方济各会分支最小兄弟会（Minim order）修士，学生有110人，连拿破仑在内共50人领有奖学金。虽说布列讷是军校，但其管理者却是修士，不过学校的军事课程是由校外教员教授。校园条件简朴，每个学生只有一块草垫、一条毯子，但他们不会挨打。1782年6月，拿破仑的父母来看望他，当时，莱蒂齐娅说她担心儿子瘦了太多。布里埃纳军校在社会上并非最受欢迎，但拿破仑在此接受了良好教育。他每天学习八小时，课程包括数学、拉丁语、历史、法语、德语、地理、物理、工事学、武器学、击剑、舞蹈和音乐（最后三门课表明，布里埃纳军校兼具贵族精修学校的特征）。

拿破仑擅长数学。他后来评论道：“要成为良将，你必须学会数学，它能在纷繁场合指引你的思想。”出色的记忆力帮了他的忙。拿破仑曾自夸道：“记忆力是我的超凡之处，我还是男孩时就记得三四十个数字的对数。”他获准提前修习针对12岁学童的数学课程，很快就掌握了几何、代数和三角学。拿破仑最差的科目是德语，他从未学会这门语言。令人惊讶的是，虽然他如此热爱古代史，可他的拉丁文也薄弱。好在直到1780年后他才需要参加拉丁文考试，那时他的去向已然明了—他会加入陆军或海军，不会投身教会。拿破仑也精于地理，就在他的学校练习册的最后一页上，他在一长串英国王室领地名称后写着：“圣赫勒拿：小岛。”（Sainte-Helène：petite ile.）

拿破仑从学校图书馆借了很多传记和历史书，如饥似渴地阅读普鲁塔克笔下的英雄传说、爱国事迹与共和国美德故事。他也读了恺撒、西塞罗、伏尔泰、狄德罗、雷纳尔（Raynal）教士以及伊拉斯谟、欧特罗皮乌斯、李维、菲得洛斯、撒路斯特、维吉尔的著作，还读过公元前1世纪人士科奈利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的作品《伟大统帅传记集》（Lives of the Great Captains），此书有章节论及地米斯托克利、来山德、亚西比德与汉尼拔。在校期间，拿破仑获得绰号“斯巴达人”，原因也许根本不是他为人吃苦耐劳，而是他深深仰慕斯巴达城邦。拿破仑可以背诵维吉尔的整篇文章，上课时他自然支持心中英雄恺撒，反对庞培。他成年后喜欢的戏剧常常也围绕古代英雄展开，如拉辛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re le Grand）、《昂朵马格》、《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以及高乃依的《秦那》（Cinna）、《贺拉斯》（Horace）、《阿提拉》（Attila）。

一个同时代人回忆说，拿破仑曾逃课去学校图书馆，在馆内阅读波里比乌斯、普鲁塔克、阿里安（“他读得很开心”）、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弗斯（他“不太喜欢”）的著作。波里比乌斯的《历史》按时间顺序记述罗马帝国的兴起，描述了他目击到的汉尼拔之败与迦太基洗劫事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简要刻画了拿破仑最崇拜的两位英雄一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是亚历山大战史的最好史料之一。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弗斯的作品只有一本传世，而这本书是亚历山大的传记。所以说，少年拿破仑的读物主题鲜明。同龄人在户外运动时，他却尽可能纵览有关雄心勃勃的古代领袖的书籍。对拿破仑来说，效仿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的愿望并不奇怪。

拿破仑在课堂上认识了查理曼和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的最伟大时代，但他也学习近期的七年战争中法国在魁北克、普拉西（Plassey）、明登和基伯龙湾（Quiberon Bay）的败绩，还包括“英国征服印度的累累硕果”。拿破仑在布列埃纳读书的大部分时间，英法都在美洲交战，学校如此安排课程是为了培养一代不仅坚信法国伟大，而且执意羞辱英国的年轻军官。拿破仑对英国政府恨之入骨，人们往往将这种倾向归于盲目的仇恨或科西嘉复仇主义。事实上，在他出生的那个十年期，1763年的《巴黎条约》令法国丧失印度和加拿大的大片大陆地块（及市场），他的少年时代，英国也忙着在澳大利亚拓殖，所以说，把他的反英倾向看作非常合理的反应要更准确。

1781年，军校副总督学凯拉利奥（Kéralio）骑士给拿破仑出具了一份优异的成绩单，两年后，此人推荐他升入卓越的巴黎军校。1781年的成绩单显示，拿破仑“体质极佳，神情柔顺，为人温存和善、直言不讳、深思熟虑。课业大都合格，数学应用能力一直突出……此男孩可成为出色的水手”。拿破仑显然有智力优势，但这不大可能改善他与同学们的关系。他们给拿破仑起绰号“稻草鼻”（La Paille-au-Ne，发音像科西嘉语“Napoleone”）。同学们嘲笑他说不利索法语、他父亲还要证实自己的贵族身份、他来自被征服的民族、他的瘦弱骨架上长了颗相对较大的脑袋、他比学校里大部分同龄人穷。

学童能迅速察觉并嘲笑彼此的细微差距，他们很快发现，拿破仑的致命痛处在于他深深以故乡为荣，沙尔东教士也曾提及这一点。拿破仑是局外人、外国人，认为身边的富家子弟都属于压迫他同胞的统治阶级。嘲讽恰恰产生了可以在生机勃勃的男孩身上盼来的效果，拿破仑从此变成骄傲的科西嘉民族主义者，从不放弃捍卫故土。

1784年10月19日，拿破仑进入巴黎军官学校，专攻炮兵学。

1785年2月24日，拿破仑的父亲去世。9月，拿破仑从军校毕业，在58名学生中排名第42位。9月1日，他被委任为前往“拉费尔炮兵团”服役的少尉。10月30日，他前往瓦朗斯，就任炮兵少尉。该团当时的驻地是罗讷河上的瓦朗斯。在这里，拿破仑按照军队的规章制度，首先经历了三个月的严格军事训练，然后才担任军官。当时他的工作很艰苦，薪金却很微薄，年俸只有一千一百二十法郎，即一年不到四十五英镑。在学校和服役期间，他熟读启蒙学者伏尔泰、卢梭等人的著作，并与当时著名学者G.- T.-F.de雷纳尔有通信往来。

1786年4月，现存的最早的一份拿破仑手稿（写于瓦朗斯）表明，他当时为了说明科西嘉人有“权利”造法国人的反，是从卢梭的“武器库”中寻求他的论战武器的。

1786年9月，拿破仑返回科西嘉。1787年9月，他由科西嘉回到巴黎，希望设法从已没有支付能力的法国政府那里索取款子。1788年1月至5月，拿破仑返回科西嘉。

1788年6月，经过历时二十一个月的休假之后，拿破仑又回到拉费尔炮兵团，该团现已调到奥松驻防。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开始。法国大革命初期的事态发展给年轻的拿破仑留下什么印象，对此人们知道得很少。拿破仑的笔记本看来甚至表明，他曾经认为这些事态发展对他关于科西嘉岛的计划说来，是一种不利的干扰。不过，法国革命逐渐引起他的兴趣。

1789年9月，当拿破仑在科西嘉岛休假时，他与岛上的同胞们一样，都希望他们在法国国民议会的代表们能为科西嘉岛赢得独立的实惠。拿破仑鼓励他的同胞们拥护民主事业，因为民主事业可以使他们迅速摆脱暴政的凌虐。他呼吁他的同胞们，要戴上象征着在巴黎战胜旧君主制的新三色帽徽。他呼吁他们，要建立俱乐部，尤其是要组织一支国民自卫军的武装。但是，科西嘉岛的法国总督出来干涉。俱乐部被关闭了；国民自卫军也被解散了。于是，拿破仑对总督的专制行径发起了一场激烈的抗议活动，并且呼吁法国国民议会给予公民自由权以一定的保障。在这份请愿书上，第一个名字就是波拿巴。

拿破仑到达当时科西嘉岛的首府巴斯提亚，并且于1789年11月5日介入了当地民众与国王的军队之间的一场纷争中。幸而，当时的法国当局已处于几乎完全无能为力的状态，所以仅仅要求拿破仑回到阿雅克肖去。在阿雅克肖，他又重新组织了一支地方武装，并且派人在他的一个反对者的住宅外面站岗。他用这种办法，给那些对法国持反对意见的岛民作出了一个遵守纪律的榜样。

这时发生的其他一些事情开始缓和了拿破仑对法国的反对态度。法国允许1768年以来流亡在外的科西嘉岛爱国志士们回到家乡并全面享受公民权利。这项措施使得拿破仑的心与法兰西民族的心第一次和谐地跳动在一起了。这时，他对保利的感情也开始淡了下去。

1791年1月，拿破仑从科西嘉前往法国，2月回到了驻在奥松的他所属的团。4月1日，拿破仑晋升为中尉。7月16日，任瓦朗斯第4炮兵团军官。种种迹象表明，他对法国革命的事业越来越热心了。

1791年8月30日，拿破仑向迪泰伊将军请假。事后，迪泰伊告诉自己的女儿：“那个人能力非常强，他有朝一日会成名。”拿破仑获得了四个月返乡假，条件是他要在1792年1月10日携军旗出席全团阅兵式，否则将被视作逃兵。1791年9月1日，拿破仑再次休假，回到科西嘉。他发现该岛由于种种纷争而出现了分裂，保利与波拿巴兄弟的分歧日益扩大，其原因是保利这个独裁者对一切赞成法国革命的人都存有疑心。拿破仑这位青年军官确实也没有做出任何事去弥合分歧。

1791年10月15日，拿破仑的叔祖父、领班神父卢恰诺·波拿巴去世，他把遗产留给波拿巴家族，多少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困难。1792年2月22日，拿破仑竞选科西嘉国民自卫军第2营中校，卢恰诺的钱便派上了用场。选举中有大量贿赂行为，投票日当天，三个监票人中甚至有一人被绑架，他被扣押在波拿巴宅，直到选举胜利已成定局。拿破仑的最大对手马泰奥·波佐·迪·博尔戈（Matteo Pozzo di Borgo）是颇有势力的科西嘉政客卡洛-安德烈·波佐·迪·博尔戈的弟弟。马泰奥在圣弗朗切斯科（San Francesco）教堂外被拿破仑的持械支持者轰下讲坛。科西嘉政治一向野蛮，但这些招数严重违反了公认的惯例。保利支持马泰奥，要求当局调查这桩他所谓的“腐败与阴谋”。巴黎立法议会代表的科西嘉代表萨利切蒂阻止了保利，所以选举结果没变。与此同时，1月已过，拿破仑误了归队的最后期限。他在战争部的档案仅仅注明：“放弃军职，1792年2月6日被取代。1792年4月1日，拿破仑被选为阿雅克肖国民自卫军中校。

拿破仑此时犯了双重的罪过：他已超假四个月；从法律上来看，第一，他犯了擅自离队之罪；第二，犯了谋反罪。在通常情况下，他本来就该被枪毙了。但当时属于非常时期，而且拿破仑判断，当欧洲大陆战云密布的时候，最大胆的行动，也就是最审慎的行动，就是到巴黎去。1792年5月28日，拿破仑前往巴黎，同月晋升为上尉。

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推翻王政。9月22日，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路易十六被捕。1792年10月15日，拿破仑返回科西嘉。到10月中旬时，拿破仑已返回科西嘉，并宣传雅各宾派的事业。他没有去法国正规军第4炮兵团就任上尉，而是复任科西嘉国民自卫军中校。拿破仑发现自己走后，特别是九月屠杀和共和国立国后，岛上反法情绪大大增强。然而正如拿破仑所说的，他仍然“相信科西嘉的上上之策就是变成法国的省”。拿破仑从激进科西嘉民族主义者变成了法国革命党人，仅仅是因为法国和科西嘉政局风云突变，他在其中的位置也随之发生剧变。比起波拿巴一族，保利更想同势力更大、更具政治影响力的布塔福科一族和波佐·迪·博尔戈一族合作。他反对波拿巴家族支持的大部分革命议题，如建立共和国、关闭修道院。保利也不让吕西安当自己的幕僚，甚至设法阻止拿破仑重任国民自卫军中校。既然科西嘉民族主义的化身如此决绝地抛弃拿破仑及其家人，他也就无法再当科西嘉民族主义者了。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个人主义强烈的科西嘉宗族政治中，波拿巴家族渐渐输给保利派。接下来几个月，拿破仑越发地认为自己不是科西嘉人，而是法国人。

1793年2月，拿破仑第一次领到重要的指挥任务。保利的外甥皮耶尔·迪·切萨里·罗卡（Pier di Cesari Rocca）将率远征军“解放”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的三个撒丁小岛，拿破仑负责指挥炮兵部队，他私下嘲笑罗卡是“晾衣架”。“海军将领洛朗·德·特吕盖（Laurent de Truguet）率领一支小型舰队从博尼法乔出发，其中有一艘22炮轻型巡航舰“刺莺号”（La Fauvette）。2月18日，拿破仑同其科西嘉国民自卫军登上“刺莺号”。2月23日晚，军队攻占圣斯特凡诺岛（San Stefano），该岛距马达莱纳岛和卡普雷拉岛不过800码。拿破仑布置好他的加农炮，以便炮轰另外两个岛，次日，大炮的确冲它们开火了。然而，罗卡的军队中，普罗旺斯应征农民人数最多，他们在“刺莺号”上发现，一身戎装、斗志昂扬的撒丁人正涌向海滩，看起来并不怎么渴望解放。于是农民哗变，罗卡遂放弃整个远征。拿破仑大怒，但他只能钉死加农炮，并把臼炮丢进海里。2月25日，远征部队开始毫无秩序地向船上撤退。拿破仑虽然在计划和指挥上没有任何责任，但他的初战就这么宣告失败，他的三门炮也不得不被扔在海滩上。

拿破仑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是耻辱的经历，但保利只派了1800人，如果他按照国民公会的要求提供1万人，远征可能会成功。拿破仑朝保利抱怨道，他的部队“完全没有战争必需品，没有帐篷、没有制服、没有斗篷、没有炮兵辎重，就这么行军了”。拿破仑补充道，支撑他们的纯属“成功的希望”。1793年3月3日，他与保利决裂。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保利政府更加亲英疏法，拿破仑尽力维持两大分立的忠诚感，即便某次争吵后保利管吕西安叫“毒蛇”。不信神的革命党人处死路易十六后，叛徒在天主教影响深厚的法国西部旺代地区作乱，这些人被称作朱安党（Chouans），他们支持波旁王朝，对抗政府。巴黎遂向全国上下派遣国民公会特派员，确保思想意识统一，而保利在阿雅克肖城寨加筑防御工事，拿破仑的选择空间于是更狭窄了。迟至4月18日，他撰写小册子《致国民公会》为保利辩护，但当月他也写了《致阿雅克肖市政府的请愿书》，力劝该镇宣誓效忠共和国。萨利切蒂下令以谋反罪逮捕保利，拿破仑遂需要紧急决策。为了“爸爸”保利，岛民造反了，他们烧毁萨利切蒂的傀儡像，砍倒共和派栽种的“自由树”。只有巴斯蒂亚、圣菲奥伦齐、卡尔维及上述地区的法军卫戍部队坚持拥护共和国。

在1793年4月的国民公会上，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派在政治上取胜，这一事态明了后，与人合力打赢瓦尔米会战的吉伦特党人迪穆里埃将军随即叛变，投奔奥普同盟。5月3日，拿破仑试图去巴斯蒂亚与约瑟夫会合，但保利派山民（montagnards）扣押了他。博科尼亚诺（Bocognano，波拿巴家族在当地曾有房产）的村民很快释放了他，于是拿破仑能继续上路了。5月23日，保利派暴民把阿雅克肖的波拿巴宅洗劫一空，但他们没像某些记载说的那样烧毁房子。保利主导的科西嘉议会正式宣布波拿巴家族不受法律保护，不过他们在岛上的30位亲戚不受牵连。议会按捺不住，诬蔑莱蒂齐娅，说她的家族“生于暴政的泥沼，靠遗臭万年、沉溺女色的已故帕夏（Pasha）马尔伯夫栽培，在他眼皮底下过活”。

1793年5月31日，拿破仑和巴黎雅各宾政府代表、驻科西嘉特派员萨利切蒂试图夺回阿雅克肖，但失败了。次日，拿破仑写了《科西嘉省军政态势回忆录》，他终于谴责保利“满怀仇恨与复仇执念”。此文是他挥别故乡之作。1793年6月11日，波拿巴家族乘“新信徒号”（Prosélyte）离开卡尔维，两天后他们在土伦上岸，自此告别从祖辈开始生活了约二又四分之三世纪的科西嘉岛。

1793年春，法军接连战败，革命政府内的极端派势力因此增强。吉伦特派领导人被逐出国民公会，而得到巴黎无套裤汉支持的山岳派夺取了政权。山岳派与吉伦特派同属资产阶级自由派，但迫于无套裤汉的压力，也为了满足国防需要，他们采取了激进的经济社会政策。这些非常措施引发了激烈反抗：包括旺代战争、诺曼底与普罗旺斯的“联邦主义”起义、里昂与波尔多的叛乱，以及布列塔尼地区的朱安党人暴动。

土伦作为法国主要海军基地和兵工厂所在地，保王党反革命分子做出回应，与英国海军中将胡德勋爵（Lord Hood）展开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保王党将城市移交胡德管辖，条件是胡德需为被囚禁的幼王路易十七保全该城及其军舰，并协助恢复1791年宪法。1793年8月27日至28日，土伦被移交给胡德与胡安·德·兰加拉（Juan de Lángara）海军上将指挥的英国—西班牙联合舰队。该舰队以路易十七的名义接管了城市及其防御工事。英国舰队同时俘获70余艘法国战舰—这支几乎占法国海军半数兵力、构成其地中海舰队主体的庞大舰队。无论从海军基地的战略价值考量，还是为捍卫革命威望，法国都必须夺回土伦。

政治难民波拿巴一家抵达土伦，这个九口之家缺少父亲，几乎全靠莱蒂齐娅一生的积蓄及第4炮兵团上尉拿破仑的微薄薪水度日。此外，拿破仑就只能靠自己的教育和抱负支撑他们了。他把家人安置在土伦城外的拉瓦莱特村（LaValette），然后带着又一份离队原因证明去尼斯加入他隶属的团，这一回，萨利切蒂在他的证明上签了字。幸运的是，孔帕尼翁上校需要每一个他能找到的军官，他麾下原有80名军官，但国王被处死、大批贵族离开法国后，只有14人还效忠共和国。拿破仑在欧索讷的上司的弟弟让·迪泰伊（Jean du Teil）将军交给他一项任务一组织队伍护送火药至法国革命军中的意大利军团（Army of Italy）。1793年7月中旬时，拿破仑转入南方军团（Armyof the South）。南方军团司令、前职业画家让-弗朗索瓦·卡尔托（Jean-Frangois Carteaux）将军准备包围阿维尼翁的联盟派（fédérés，反雅各宾叛军），当地有一座重要军火库。1793年7月25日，阿维尼翁陷落，虽然拿破仑当时不在场，但这次胜利成了目前为止他最重要的作品、政治小册子《博盖尔晚餐》（Le Souper de Beaucaire）的背景。从1792年1月开始，他的文章都包含军事或政治倾向。1792年后，拿破仑不再给文学作品做笔记，他倒是写了阿雅克肖复活节事件记录、针对撒丁远征的自我辩护以及从英军手中夺取科西嘉的计划。

1793年9月7日（一说10月18日），拿破仑就任第2炮兵团少校（chef de bataillon）。也许是因为科西嘉籍上校让-巴蒂斯特·塞沃尼（Jean-Baptiste Cervoni）的请求，下一周，拿破仑去奥利乌勒（Ollioules）拜访卡尔托司令部，该地正好位于土伦西北方向。卡尔托的特派员正是萨利切蒂。南方军团右翼炮兵指挥官多马丹（Dommartin）上校已经负伤，副指挥官佩里耶（Perrier）少校不在队，卡尔托几乎不懂炮兵，正在物色替代人选。萨利切蒂与同僚托马·德·加斯帕兰（Thomas de Gasparin）劝卡尔托选拿破仑，尽管他只有24岁。拿破仑猜测巴黎军校的教育是他获得首次重大突破的决定因素。他后来说，炮兵部队缺少“饱学之士，全由中士和下士指挥，我了解炮兵军务”。绝大部分法军军官是贵族，此时，大量贵族或移居国外，或被斩首，这严重削弱了军队的力量，所以拿破仑的年龄被忽视了。当然，他的盟友萨利切蒂监督卡尔托的任命，这一点也帮了他。1793年9月16日，拿破仑接任围攻土伦的炮兵司令。

萨利切蒂和加斯帕兰私下回报巴黎，称卡尔托“无能”。卡尔托在土伦和奥利乌勒之间部署了8000人，让·拉普瓦佩（Jean Lapoype）将军另率3000人驻于城市的拉瓦莱特一侧，但卡尔托不打算进攻。1793年10月9日，萨利切蒂和加斯帕兰已让拿破仑获得土伦城外所有炮兵的指挥权，因为炮兵显然会在战斗中发挥主导作用，他便成了围城战的中心人物。不久，萨利切蒂和加斯帕兰向巴黎报告称：“炮兵军官里只有波拿巴清楚自己的所有职责，他的担子太重了。”长达三个月的围城战后期，他有了两个副官帮手：马尔蒙与朱诺。朱诺原是科多尔省的一名营军需官，拿破仑向他口述信件时，一发加农炮炮弹在两人身边触地，飞扬的沙砾落了他们一身，朱诺冷静地说他不用撒沙子吸墨汁了 ，拿破仑非常喜欢出身良好的马尔蒙，但从这时起他喜欢上了朱诺。

拿破仑向战争部长让-巴蒂斯特·布绍特（Jean- Baptiste Bouchotte）报告称：“要掌控海港，得先掌控埃吉耶特。”为了向内港的皇家海军舰队倾泻加农炮炮弹，法军需要拿下控制海角的马尔格雷夫要塞（FortMulgrave）。尽管所有人都明白要塞的重要性，但只有拿破仑才把它纳入攻占的计划。只要把皇家海军逐出土伦，联盟派就无法独自守住内含28000人的城市，所以说，一旦法军拿下要塞，战略形势将豁然开朗。

拿破仑很快投身攻占马尔格雷夫要塞的方案。他说服附近城镇，一共拿到14门加农炮、4门臼炮以及储备、工具和弹药；他派军官去更远的里昂、布里扬松（Briangon）和格勒诺布尔，请求意大利军团把没有用于防卫昂蒂布和摩纳哥的加农炮交给他；他在奥利乌勒建立了一座80人的兵工厂，生产加农炮和炮弹，还从尼斯、瓦朗斯和蒙彼利埃征集马匹；他给部下们注入不停活动的意识。因为火药不足、弹药筒尺码不对、受过训练的拉炮战马摊上其他任务等原因，拿破仑总是苦苦央求、怨愤发怒，他越过卡尔托司令部和直接领导，给布绍特寄去几十封信，提及自己的需求，有时他甚至会把信寄给公共安全委员会本身。

拿破仑对军务组织长官（ordonnateur en chef）、好友肖韦（Chauvet）诉苦，慨叹当前安排“混乱浪费”和“显然愚蠢”，他绝望地说：“军队补给全凭运气。”他写给萨利切蒂和加斯帕兰的典型信件称：“人可以二十四小时不吃饭，必要时也可以三十六小时不吃，但不能三分钟没有火药。”拿破仑的信显示他干劲充沛、工作积极，且事无巨细地关心从配给价格到正确修筑栅栏的一应事务。总体上，他却一直传达同样的信息：军队只有约60万份（600milliers，仅相当于半吨多）火药，如果不能生产更多，他们无法发动重要战斗。10月22日，拿破仑致信公共安全委员会，他说“自己所属兵种不受重视，所以深感痛苦”，并补充道：“我必须力克无知和它引起的卑劣情绪。”

拿破仑又是威吓咆哮，又是征用物资，又是走政治后门，结果他很快凑出一支实力可观的炮兵辎重队。他征用了一个铸造厂和一个车间，让前者制造子弹和臼炮，让后者维修滑膛枪。他动用强大的领导力，并且暗示某种威胁（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时期，雅各宾军官可以这样做），借此让马赛政府提供了数千只沙袋。到围城战末期时，拿破仑已经指挥11座炮台，拥有近100门加农炮和臼炮。

1793年10月15日至11月30日期间，拿破仑共建造了11座炮台：其中8座用于以交叉火力压制马尔格雷夫要塞，另外2座用于瞄准内港北岸的马尔布斯凯堡（Fort Malbousquet），最后1座用于炮击土伦城本身。其中一座位于马尔格雷夫要塞正下方的炮台因厄运著称，一群炮手试图在马尔格雷夫要塞的手枪射程内搭建炮台，但他们非死即伤，拿破仑便把炮台取名力“无畏者” （Hommes Sans Peur），于是仍有志愿者奔赴炮台岗位。

拿破仑开始鄙视卡尔托。他完成上述工作时，此人没帮上什么忙。1793年11月11日，萨利切蒂和加斯帕兰合谋用弗朗索瓦·多佩（Frangois Doppet）将军换下卡尔托。多佩对麾下炮兵指挥官的印象良好，向巴黎报告道：“我总是看到他坚守岗位。他从不离开炮台，需要休息时，他就裹着斗篷躺在地上。”然而，拿破仑并不赞赏多佩。1793年11月15日，法军进攻马尔格雷夫要塞，多佩过早吹号收兵，事后拿破仑返回多面堡，咒骂道：“我们错过了攻打土伦的机会，因为一个（此处原为脏话，19世纪人士将之删除）急着撤退！”

在土伦的炮台和多面堡，拿破仑本人表现得很勇敢。有一次，他身旁的炮兵战死，他便捡起浸满鲜血的推弹杆，亲自装填和发射加农炮。拿破仑认为此举令他染上疥疮。有些历史学家争辩道，同染血推弹杆的有限接触不足以构成真正的病因，但拿破仑很可能也戴了死者的手套，这大大增加了感染皮肤炎的可能性。

在进攻防卫马尔格雷夫的外围要塞时，拿破仑受了伤—一名英军炮兵把长矛刺入他的左大腿。拿破仑试图从炮眼钻进炮台，但幸运的是，援军从后方赶到，和他同时进入炮台。很多年后，拿破仑给一位医生看左膝盖上方的伤疤深痕，并回忆道：“军医们犹豫不决，不确定最终是否有必要截肢。”。

不管拿破仑是怎么得了这种高传染性螨虫疾病，但患者不止他一人。那时的所有军队里，疥疮很常见，法军给它起了两个趣称：“挠痒病”（Gratelle）和讽刺性的“可人儿”（la Charmante）。公共健康委员会收到的报告显示，军中至少有40万人患疥疮。

1793年11月17日，雅克·迪戈米耶（Jacques Dugommier）将军接过了多佩的指挥权。不久之后，援军到来，围城军队遂增至37000人。拿破仑与迪戈米耶关系良好。11月中旬，他已用炮台包围马尔格雷夫要塞。11月25日，迪戈米耶将军召开作战会议，决定对马尔格拉夫要塞发动总攻以实施拿破仑的计划。但法军准备进攻时，盟军却抢先动手—11月30日（一说23日），2200名盟军士兵从马尔布凯堡发动突袭。英国将军查尔斯·奥哈拉带着英军和那不勒斯部队，把法军赶出附近炮台，还破坏了里面的火炮。迪戈米耶一接到消息，马上组织反击并亲自带队。法军沿着用橄榄枝遮盖的战壕悄悄前进，一直摸到被占炮台的射程内。法军开火后，盟军士兵惊慌失措而盲目开枪。盟军陷入混乱时，拿破仑亲自率领法军冲锋，夺回炮台并把盟军赶回马尔布凯堡。手臂受伤的奥哈拉将军被俘，向拿破仑投降。

拿破仑报告这次行动时称：“迪戈米耶将军凭借真正的共和国勇气战斗，我们夺回了炮台……我们及时拆下国民公会的火炮的钉子，让退兵更加混乱。”修好开火机关被金属钉子钉死的大炮是非常罕见的事，更不用说迅速修好了，由此可见拿破仑的操练让士兵达到了怎样的专业水准。

马尔格拉夫堡陷落当日，胡德勋爵在胜利号战列舰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撤离港口以避免主力舰受损，并尽可能撤出土伦市民。西班牙海军上将兰加拉为防止法国舰队落入共和派之手，派遣士兵驾驶三艘小艇进入兵工厂摧毁法国战舰，刚刚乘燕子号抵达的英国海军军官西德尼·史密斯自愿协助，史密斯和他的团队的任务是摧毁停泊外港的、装有整个舰队火药库的法国废船，并进入军械库破坏锚泊舰船。

1793年12月17日凌晨1点，迪戈米耶着手执行拿破仑制订的攻打土伦的计划。克洛德·维克托-佩兰（Claude Victor-Perrin，未来的维克托元帅）率领一路纵队越过马尔格雷夫要塞第一道防线，但在第二道面前败退。3点，迪戈米耶不顾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仍然派拿破仑和让-巴蒂斯特·米龙（Jean-Baptiste Muiron）上尉率2000人接着进攻。拿破仑的坐骑在其胯下被击毙。一番激烈的肉搏战后，法军终于攻克要塞，拿破仑随后让炮口朝下，向整个海港内的皇家海军舰队扫射烫热的加农炮炮弹。他一生都记得2艘西班牙火药船爆炸的场景，数十年后回忆道：“弹药库腾起烟火的旋风，仿佛火山爆发；13艘船在熊熊燃烧，如同大片焰火；火焰清晰地勾画出桅杆的轮廓、船只的外形，这幕无与伦比的壮丽场面长达好几个小时。”拿破仑语带夸张，他说大火席卷了整个舰队，实际上只有2艘船起火。迪戈米耶在报告中盛赞拿破仑，称他为“这个难得的军官”。

1793年12月18日，联军撤出土伦，引发大混乱。拉普瓦佩将军攻下法龙高地（Faron heights），接着他也开始从东侧炮轰城市，土伦城内立刻变得慌乱不已。此后不久，萨利切蒂和加斯帕兰处死了约400个疑是联盟派成员的人，但拿破仑未参与此事。

土伦围城战（1793年8月29日—12月19日）是法国大革命战争期间的一次决定性军事行动。此次行动由法兰西共和军实施，旨在从获得盟军支持的叛乱者手中夺回港口城市土伦。这场围城战成为拿破仑军事生涯的重要里程碑。土伦的胜利赋予拿破仑他应得的巨大利益。12月22日， 24岁的拿破仑晋升旅级将军，就任罗讷河至瓦尔河海岸防务监察。通过萨利切蒂，他引起了资深政客保罗·巴拉斯和路易-斯塔尼斯拉斯·弗雷龙（Louis-Stanislas Fréron）的注意。然而，正如他日后所说的，最妙之处在于土伦会战“让他建立了自信”。拿破仑已表明自己能胜任统帅之位。

1794年2月，拿破仑在尼斯被任命为法国意大利方面军指挥炮兵的将军。4月1日，拿破仑接任意大利方面军炮兵司令。这支大军在文蒂米里亚和翁奈里亚之间拔掉撒丁王国的几个据点，部队从那里穿绕阿尔卑斯山脉滨海支脉的几处山隘，包抄盘据在腾达山隘的奥地利-撒丁王国盟军阵地的侧翼，那里一切正面攻击都攻不下来。在这次迂回作战中，拿破仑的贡献仅仅限于有效地使用了大炮，而整个战斗的胜利主要应归功于马塞纳。

意大利方面军的组织整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小罗伯斯庇尔。他作为国民公会的特派员，给这支部队的各个部门灌输了旺盛的精力。在几个月当中，他同拿破仑的关系是亲密的；不过这种关系是否已发展到在政治问题上完全一致，则是可以置疑的。

1794年7月28日，罗伯斯庇尔兄弟在巴黎被推上断头台。8月9日，拿破仑被视为罗伯斯比尔的党羽，以叛国罪涉嫌被捕，拘禁在地中海沿岸的昂蒂布方形堡中。他写信给萨利切蒂等人申诉，要求消除对他的迫害，重新树立他的爱国者的荣誉。特派员萨利切蒂和可尔比特仔细研究了有关拿破仑的种种书面材料以后，决定暂时先恢复他的自由。8月20日，拿破仑被无罪释放。并恢复将军军衔。

1795年5月20日，拿破仑到达巴黎。他的炮兵指挥官一职，已经被撤除，让他改任同等军街的步兵军官；这个做法使他深为愤怒。他把这一变动归咎于不怀好意的阴谋分子；他要求上级矫正这一决定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5月至8月期间，拿破仑因拒绝接受步兵职务而退职，闲居巴黎，寄居在迈勒路上距胜利广场不远的一所房屋里。在巴黎，拿破仑把精力用在深入钻研政治问题和战略问题上。他写出了过去两年的历史提纲；并且为意大利方面军草拟了一份作战方案，后来他因此而走运。1795年8月20日，他被委派到救国委员会测绘局任职。他在听到这个重要的提升的消息时，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工作可以使他有机会前往土耳其，帮助土耳其苏丹组建炮兵。他上任几天之后就正式提出前往土耳其的申请。但是，救国委员会要批准他的申请的时候，有关方面审查了他最近的行为，发现他由于未到旺代的部队司令部去上任而违犯了军纪。9月15日，就在救国委员会一个部门授权批准他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当天，中央委员会却把他从将领名册中除名了。

拿破仑恢复将军军衔后，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他都处于半失业状态。直到1795年葡月的一场暴动，才又将拿破仑重新推上法国的历史舞台。

热月党人当政后，在政治上迅速向督政府靠拢的原国民公会，于1795年6月23日开始讨论新宪法的制定。而宪法的一条附言成为了葡月暴乱的导火索。新宪法规定在新的五百人院和元老院选举中，要有三分之二的成员从现任国民公会的成员中选出，只允许有三分之一的新成员加入进来。这种明显的保存国民公会实力的做法就连巴黎的上层资产阶级也表示强烈不满。此时蓄势已久的王党分子借机煽风点火，巴黎20多个区发起了反对国民公会的武装暴乱，叛乱队伍的人数多达2万4千多人。而由于担任巴黎警备司令的梅努将军采取措施不得力，暴乱者很快控制了整个巴黎，督政府陷入了几乎无法维持的境地。

1795年10月5日（葡月13日），督政府紧急采取行动，将梅努将军撤职，并任命国民公会主席巴拉斯为巴黎内防军的总司令。巴拉斯虽曾有过军旅经历，但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政客。此时他必须有一个将军来替他行使职权，他想起了在土伦战场上扬名的拿破仑，于是委任拿破仑为巴黎内防军副司令，全权负责镇压叛乱。此时拿破仑手中的政府军队仅有5000余人，而叛党的人数相当于他们的5倍。拿破仑派骑兵队长缪拉从巴黎城西拉来40门大炮。同时从凡尔赛宫调骑兵部队进行周密部署，待叛军向国民公会蜂拥而至之时，他下令炮兵团开火，开创了在城市里用大炮镇压叛乱的先河，叛军们仓皇逃窜。战斗在当天下午6时就结束了。

拿破仑只用5000余人的军队在一天之内便镇压了拥有2万4千之众的武装暴乱者。虽然葡月13日的斗争远不及土伦战役惊心动魄，但它对于巴黎的影响是土伦远不可及的。26岁的拿破仑被赋予了“葡月将军”的美誉，他由此拥有了无比美好的前程。在巴拉斯辞去内防军司令一职后，他接任了该位。

1796年初，法军意大利军团（约4万人）被奥军（约3.5万人）和撒军（约2.5万人）压缩到从尼斯到萨沃纳一线的狭长地带。

1796年3月2日，拿破仑被任命为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3月9日，拿破仑与约瑟芬·德·博阿尔内结婚。3月27日（一说26日），拿破仑在仅仅度了48小时的蜜月后就前往前线、抵达尼斯，接管法国意大利军团。作为结婚礼物，他给约瑟芬留下了一枚金质奖章，上面刻有“致命运”（To Destiny）字样。抵达尼斯后，拿破仑的第一件事就是检阅部队。他所面对的这支军队衣衫褴褛、士气低落，随时可能叛变。士兵们饥肠辘辘，营养不良，只能从腐败的承包商那里获得微薄的口粮，这些承包商的要价极高。他们缺乏最基本的补给；火枪、刺刀和制服都是稀缺物资，整个营都没有鞋子穿。军队已经几个月没有领到军饷了，即使领到军饷，也是几乎一文不值的土地卷（mandats territoriaux），这也是穷困潦倒的法国督政府所能提供的全部。疾病、逃兵和战场伤亡使军队人数从1792年最初的10.6万人锐减到1796年3月的3.76万人（一说名义上有4.3万，实际上只有不到3万）和60门大炮，而且没有新兵补充。

拿破仑还结识了他的许多军官。他的参谋长贝尔蒂埃是一位行政天才，他能够每天工作20小时并跟上拿破仑的快速命令，使军队的参谋人员像精密机械一样运转。师长包括：塞吕里耶—这位阴郁的将军在旧王室军队服役达三十四年；奥热罗—当过雇佣兵、舞蹈教师与决斗家，曾因受辱刺杀军官；马塞纳—才华横溢的将领，其对战利品的贪婪仅堪比其对女色的渴求。拿破仑麾下其他即将崭露头角的军官还有缪拉、朱诺、拉纳、巴泰勒米·茹贝尔（Barthélemy Joubert）与马尔蒙。正如戴维·G·钱德勒（David G. Chandler）所言：“如此众多的军事人才同时在同一个时间和地点服役，实属罕见。”

起初，这些军官对他们的新总司令并不感冒。年仅26岁的拿破仑身材矮小，体态精瘦，“看起来更像个数学家，而不是将军”，而他炫耀新婚妻子肖像的得意劲儿更让他显得幼稚。将军们很快意识到自己低估了他。拿破仑随即改组了军需部门，并威胁那些贪婪的承包商。他从冬季营地召回了骑兵，并悄悄地从热那亚金融家那里获得了300万法郎的贷款。他解散了叛乱的部队，并对两名唱反革命歌曲的军官处以军事法庭的审判，以此重新建立纪律。几天之内，拿破仑就赢得了下属的尊重。正如马塞纳那句名言所说，拿破仑“戴上将军帽，仿佛长高了两英尺”。

1796年3月28日，拿破仑向他的军队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宣言：“士兵们，你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政府亏欠你们甚多，却无力偿付分毫。你们在这片荒岩绝地展现的坚忍与勇气令人敬佩，却未能为你们赢得荣光—没有一丝光芒照耀在你们身上。我将率领你们直抵世间最丰饶的平原。富饶的省份和伟大的城镇都将归你们掌控，在那里你们将获得荣誉、荣耀和财富。意大利的士兵们，你们会缺少勇气和毅力吗？”

1796年4月9日，拿破仑率部从萨沃纳北部山口越过阿尔卑斯山。鉴于奥—撒联军兵分3路部署之弱点，遂决心实施中路突破穿插，首先集中打击中路奥军。4月10日，拿破仑收到消息：5.3万奥地利与皮埃蒙特联军已向他逼近。4月12日，法军突袭蒙特诺特的奥军，歼敌3000余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拿破仑又在米莱齐莫（4月13日）和代戈（4月14日）两次击败联军，成功击溃了撤退的皮埃蒙特和奥地利军队，彻底切断奥、撒两军的联系。

切瓦是从南部山区通往都灵的重要门户，那里聚集了1.5万撒军部队。1796年4月18日，拿破仑派奥热罗对撒军发起正面攻击，塞律里埃和马塞纳攻撒军左右两翼。不过科利将军觉察了法军的企图，为避免被包围，17日晚科利将军乘夜率部退守科萨利亚河岸的坚固阵地，放弃了切瓦。待法军赶到切瓦时，他们惊异地发现敌营早已撤空，便占领了该地。

法军占领切瓦后，立即尾随撒军西进，对扼守坚固阵地的撒军发起强攻。由于进攻准备过于仓促，法军从正面进行的多次冲击均被敌人打退。一连几天，法军伤亡严重，而此时驻守在阿奎以北的奥军已开始向切瓦方向移动。法军形势危急，面临两线作战的危险。关键时刻，拿破仑果断决定，不管士兵怎样疲劳，都必必须再次向撒军发起进攻。1796年4月21日，拿破仑调集兵力组织了最后一次围攻，结果塞律里埃在敌军右路的包抄给予撒军沉重的打击、致使科利将军慌乱中犯下致命错误。

1796年4月22日，科利将军把撒军转移到了芒多维东面的一个阵地上。他以为这样既能避开法军打击的锋芒，又能等待奥军的支援。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行动让拿破仑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几天来使法军付出巨大代价的坚固阵地，而拿破仑在阵地一站住脚，便对撒军穷追猛打，在法军强有力的攻势之下，撒军只好撤出芒多维，向都灵溃逃。这一战，撒军丧失了多门大炮，以及最精锐的部队，通向都灵的门户也被打开。撒丁国王被迫宣布退出战争，派代表到都灵南面的凯拉斯科城、同拿破仑签署停战协定。

1796年4月28日的谈判桌上，拿破仑充分发挥他的外交才能，利用法军的胜利不断向撒丁代表施加压力，终于迫使撒丁代表接受了他提出的全部条件，撒丁王国正式退出反法联盟。

拿破仑在皮埃蒙特创下了著名的15天中六战全胜的奇迹，并打死打伤1万余人，俘获1万5千人，夺得55门大炮和若干要塞。对于整个战役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撒丁王国的退出使拿破仑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剩下的敌人—奥地利军队。

法军在皮埃蒙特的胜利，使得北意大利战场的战略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奥地利人在意大利陷入了孤立境地。拿破仑此时把目光投向了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属地—伦巴第。伦巴第的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它拥有欧洲最重要的要塞和意大利最大的河流—曼图亚要塞和波河。而伦巴第与奥地利本土被阿尔卑斯山隔开，一旦攻击此地，奥地利本国很难给予有效支援。而更为有利的作战条件是，此时由于法国在北线的主战场节节失利，督政府便向捷报频传的意大利军团增兵，把南线作为了主战场。这使得拿破仑军队的人数达到4万5千人。因此拿破仑对于攻下伦巴第信心十足。

虽然撒丁王国已经投降，但奥皇为挽回颜面下令一定要打败法国人。奥地利军队认为拿破仑只适合在皮埃蒙特这样的山区作战，进入了平原的伦巴第，必然毫无优势可言。奥军也对此战志在必得。1796年4月底，博利厄率领奥军主力退守到波河北岸，企图凭借波河阻挡法军直趋伦巴第首府。拿破仑为了渡过波河，又为博利厄设下了圈套。根据《凯拉斯科停战协议》第四条，法军有权通过皮埃蒙特领土和在瓦兰察渡过波河。拿破仑故意把这条协议透露给博利厄元帅。紧接着，他把马塞纳师和塞律里埃师调到该地附近。5月3日拿破仑还将法军大本营从凯拉斯科移到托尔托纳，并多次亲自指挥在瓦伦察附近发起牵制性进攻，摆出了一副要在此地强渡波河的进攻架式。博利厄又上了当，他在瓦兰察派出重兵防守。

1796年5月7日，拿破仑派一支精锐部队打头阵，沿波河南岸秘密东进，在皮亚琴察附近迅速强度波河。先头部队成功后，法军牵制奥地利的主力部队立即沿波河南岸急速东进。在先遣队的掩护下，渡过波河。博利厄得知这一情况，惊愕不已。其实拿破仑所采用的这条线路他也曾考虑过。只是法军通过皮亚琴察必然侵犯中立的帕尔玛公国的主权。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拿破仑为了获得战略上的利益，竟敢冒这个大不韪。

上当的博利厄元帅不得不退守小镇洛迪。洛迪距米兰城仅25英里，交通便利，军事价值极大。一旦法军攻破洛迪，那就可以直扑伦巴底都城米兰，伦巴底易主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博利厄估计法军会从洛迪方向强渡阿达河，于是将主力部队全部撤到了阿达河左岸，并在阿达河各处浅滩及河上的洛迪桥桥头加强了岗哨，同时还在河岸设置了30门炮的炮兵阵地。

1796年5月10日，战役在米兰东南19英里（31公里）的阿达河洛迪桥打响。拿破仑意大利军团的五千士兵，对阵奥地利的博利厄元帅麾下的后卫部队—卡尔·菲利普·塞博滕多夫（K.P. Sebottendorf）指挥的一万人。4月迫使撒丁王国退出战争后，拿破仑向东北进军追击博利厄。博利厄因惧怕主力决战损失惨重而避战，其撤退中的后卫部队却意外未摧毁洛迪桥，继续据桥而守。拿破仑架设火炮轰击阿达河对岸奥军阵地及炮兵，同时派骑兵在洛迪下游涉水渡河。他下令步兵纵队密集冲锋过桥，但部队遭奥军炮火与滑膛枪火力压制而停滞。拿破仑与将领贝尔蒂埃、马塞纳亲临督战重振攻势，纵队最终以刺刀冲锋击溃守桥奥军。奥军反扑几近击退法军，但因法军骑兵及时抵达而被迫撤退。

洛迪之战是拿破仑首次意大利战役中一场规模不大但极具戏剧性的军事行动。拿破仑以亲身冲锋赢得将士信任与效忠，因其个人英勇表现，士兵们亲切地称他为“小伍长（The Little Corporal）”。此战，法军伤亡约一千人，奥军损失达法军两倍，并损失全部辎重及十余门火炮。 尽管博利厄主力成功撤离，拿破仑的战报仍将这场战斗塑造为一场军事史诗。这场战役似乎也让拿破仑确信自己命运的伟大。他后来写道：“我不再视自己为一位普通的将军，而是一个肩负着决定各国人民命运的使命的人。那时我意识到，我真的可以成为国家舞台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那一刻，我燃起了远大抱负的火花。”

此后拿破仑将部队分成两路，一路由他亲自率领，向东挺进，追击奥军残部。另一路法军—马塞纳师和奥热罗师于1796年5月14日进入伦巴底首府米兰城，2千名守城敌军无条件投降。5月15日，法军开进了繁华的米兰城，结束了奥地利人在伦巴底的长期统治。

拿破仑在意大利的一连串胜利，使其名震全欧。督政府对这位年轻军官日益扩大的势力深感不安。于是他们下令将意大利军团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仍由拿破仑率领，而另一部分则归克勒曼将军指挥。拿破仑很清楚督政府的想法，他以坚决果断的态度回复督政府：要么收回成命，要么批准他辞职。迫于拿破仑的坚决态度，也基于拿破仑在意大利的显赫战绩，督政府最终没敢撤换这名主将。拿破仑仍留任意大利，担任独当一面的军团司令。

拿破仑进入米兰城以后最初采取了几项措施：他废除了奥地利原来的政府机构，只留下国务会议；他还批准组成临时市政委员会和一支国民自卫军。与此同时，他小心翼翼地向巴黎的督政们写了信，问他们是否有意把伦巴第改组成为一个共和国，因为在伦巴第建立共和国这种政体，较之皮埃蒙特条件更为成熟得多。当时，拿破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为止；不过后来他又做了不少事来履行他初时对北部意大利人民作出的诺言。

不久之后，巴黎方面强烈要求拿破仑采取一些财政措施。督政们前不久已指示他，要对米兰人加紧压榨，并征收大量的特别税款、物资、艺术珍品，因为他们不打算长久占领伦巴第这块地方。于是，拿破仑在1796年5月19日发布了一项公告，宣布要向伦巴第征收二千万法郎，并说“对于伦巴第这个富饶的地方说来，二千万是一个区区小数”。其实，仅仅两天以前，他在写给督政们的一份报告中还说，由于五年的战争，伦巴第已经民穷财尽了。公告发布三天后他私下写给督政府的报告中说，督政府限下可以指望有六百万至八百万法郎的伦巴第特别税供他们随时使用，而“这笔款子大大超过了军队所需的款项。”这是拿破仑第一次明确地建议推行一种对被征服的地方敲骨吸髓以充实法国国库的作法；这种作法却使得他的权力很快凌驾于督政们之上。从此以后，督政们对拿破仑在办理外交上的一些越权行为，也开始采取了纵容的态度；他们甚至催促拿破仑向富饶的地区用兵，其条件是，战利品得运往巴黎。

抵达明乔河、包围曼图亚要塞

攻陷米兰后，法军略作休整，1796年5月25日，拿破仑又率军东进，在占领威尼斯共和国最大的城市布雷西亚后，抵达了奥地利人在北意大利赖以抵抗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明乔河，直逼欧洲最著名的军事要塞曼图亚。

奥地利人为了守住明乔河，以确保曼图亚要塞的安全，不惜在明乔河至曼图亚不足30余英里宽的防线上，部署了约3万人的兵力。从表面看来，奥军在这一线的重兵防御似乎坚不可摧，但实际上博利厄将军犯下了平分兵力的错误。在最危险的中路地带，只分配了与两翼数量相当的兵力，而一旦中路遭到攻击，奥军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必要的优势兵力。这一漏洞自然逃不过拿破仑敏锐的眼睛，他当即决定，避开敌人的两翼，集中优势兵力，从明乔河中部突破敌人的防线。1796年5月30日，奥军明乔河上的防线被击破，博利厄率残军1万5千人退守曼图亚城内，等待着奥皇的援军。而拿破仑没等奥皇援军到来，便已经兵临城下，包围了曼图亚要塞。

维尔姆泽上任

1796年6月底，奥皇派遣菜茵战线上享有盛名的维尔姆泽元帅接替了屡战屡败的博利厄将军。72岁高龄的维尔姆泽元帅抽调了3万人的部队由莱茵转战意大利前线。而在上任途中，他又从善战的提罗尔居民中征召了一批新兵，使得意大利战线上的奥军达到4万7千之众，法军在数量上再次处于劣势。

维尔姆泽此次的任务是解除曼图亚之围，并把法军逐出意大利。由于山地地形所限，维尔姆泽的部队只能从提罗尔顺着南去的狭窄谷地行进。为加快行军速度，他决定兵分三路向曼图亚推进，企图迅速围歼包围曼图亚的法军。这三路军分别由维尔姆泽的副手科斯达诺维奇率领一支1万8千人的右翼部队去占领加尔达湖西岸，从侧面进攻法军；达维多维奇率另一支5千人的部队进攻莱尼亚戈，以牵制法军主力；而维尔姆泽亲自指挥2万4千人的主力沿阿迪杰河向曼图亚进军。

维尔姆泽的三路大军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武器装备精良，一旦进到曼图亚城下会合，再与曼图亚的城内守军相策应一起向法国发起进攻，那么拿破仑必败无疑。然而，维尔姆泽犯了一个大错。他的三个纵队之间互不相联，彼此无从驰援，尤其是科斯达诺维奇分队与其他两路纵队中间还横亘着一个加尔达湖面。这一切又为敏锐的拿破仑所察觉，他立即决定暂时放弃对曼图亚要塞的围攻，集中兵力向得不到其他两路纵队支援的科斯达诺维奇分队进发。

重创维尔姆泽

1796年7月30日晚，法军把大炮埋入战壕，并毁坏所有攻城炮架，匆忙撤离曼图亚。维尔姆泽还以为法军是被自己的攻势所吓退，十分得意。可就在此时，拿破仑已派马塞纳师和奥热罗师秘密开往明乔河西岸，隐蔽地插入到奥军的中路与右路之间。7月31日到8月1日，法军接连击败了科斯达诺维奇率领的奥军右翼三路小纵队，成功截断了他与奥军主力间的联系。当维尔姆泽得知这一消息才知道中了圈套，于是立即率中路军赶往加尔达湖西岸救援科斯达诺维奇的右翼部队。但拿破仑此时已整好3万人的部队严阵以待。

1796年8月5日，两军相遇在卡斯蒂里恩。马塞纳师奉命佯攻奥军的右翼，稍战便“力不能支”，匆匆向西北方向“退逃”，以诱敌深入。维尔姆泽再次上当，他下令奥军对不战自溃的马塞纳师发起追击，企图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一鼓作气，迅速打通与科斯达诺维奇右翼的联系。然而就在此时，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却在奥军的左翼展开了。奥热罗师和赛律里埃师奉命对奥左翼军前后夹击，12门法军重炮一起发射，打得奥军惊慌失措，维尔姆泽这才明白法军匆匆撤退又是一个圈套。法军在向奥军左翼进攻得手后，马塞纳师和奥热罗师又调头分别向奥军的右翼和中部进攻。尽管维尔姆泽率领部队拼命抵抗，但早被拿破仑剁成几块实力大大削弱的奥军，在法军的强大攻势下，终于支持不住，被迫向明乔河一线撤退。虽已重创维尔姆泽，但拿破仑并没有让他的军队稍事休整。他三昼夜不休息，换马数匹对奥军残部发起追击。而陷入困境的维尔姆泽又征集了数万兵力，打算再次解除曼图亚之围。

不过这一次，维尔姆泽又重犯了分兵作战的错误。他亲自率领3万人向东进发，企图经巴萨诺和维琴察进军曼图亚以迁回包抄拿破仑。而仅在罗韦雷托镇留下一个师由达维多维奇指挥，封锁阿迪杰河谷。拿破仑得知这一情况，按兵不动，任凭维尔姆泽军队长驱直入。当维尔姆泽到达巴萨诺，完全脱离达维多维奇的后方时，拿破仑立即解除曼图亚之围，调动强大兵力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9月4日抵达罗韦雷托镇。法军在杜布阿的率领下，向固守在罗韦雷托镇的奥军发起冲锋，寡不敌众的奥军被击溃，达维多维奇不得不逃出罗韦雷托镇。维尔姆泽本以为拿破仑会就此通过阿迪杰河谷直接进入奥地利境内，与莱茵战线上的法军会合，共同进攻维也纳。别无选择的维尔姆泽只得让他的残部留守伦巴底，期待着有一天法军在奥地利遭到惨败时，切断法军经过意大利的退路。此时拿破仑的军队正以两天时间行军60多英里的速度自罗韦雷托回师他的前锋所在地普里莫拉诺。法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维尔姆泽的前锋在瞬息间被歼。

再度包围曼图亚城

1796年9月8日，法军在巴萨诺追上奥军主力，拿破仑当即用马塞纳和奥热罗的两个师对敌进行侧翼包围，结果俘敌3000并缴获35门火炮。维尔姆泽带着1万8千名残兵败将退入曼图亚城。

1796年9月13日，法军再度包围了曼图亚城。维尔姆泽几乎陷入了绝境：他同奥地利的联络全部被截断，他的大炮和辎重荡然无存，全军精华损失殆尽。然而，维尔姆泽还在坚守城池，以待希望渺茫的维也纳援军前来解围。

奥地利增援

奥地利连忙召开御前会议，为了保住北意大利，遂作出决定：从莱茵战线上调集两个军团，再在各战区抽兵遣将，共集结6万大军交由莱茵战线上享有盛名的、年过六旬的老将阿尔文齐元帅率领，前去解救曼图亚和维尔姆泽。阿尔文齐的军队在数量上再次压倒法军。不过较之于傲慢的前任，阿尔文齐显得谨慎有加。为了迷惑对手，造成法军判断上的失误，他决定从北面、东面两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阿尔文齐自己率3万5千人南下利沃里，沿阿迪杰河河谷进军曼图亚；另一支部队约2万5千人由达维多维奇率领，沿阿迪杰河谷直下提罗尔。从东南方向迂回曼图亚。

拿破仑得知奥军两路纵队已开始行动，便派伏布阿和马塞纳驻守维罗纳，以遏制阿尔文齐向利沃里推进。阿尔文齐的这支部队是奥地利的精锐部队，人数众多，伏布阿和马塞纳两师根本顶不住阿尔文齐的进攻。于是拿破仑命令马塞纳和奥热罗沉着撤往阿迪杰河一线，把阿尔文齐从维罗纳往南引，以便阻止他与达维多维奇队伍的会合。接着他留下8000余人围守曼图亚，自己亲率3万人马前去接应伏布阿和马塞纳，此时马塞纳的前方警戒线已从巴萨诺退至维琴察。法奥两军在维琴察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而拿破仑的援军虽及时赶到，但没能扭转时局。最后拿破仑带领法军退守维罗纳。虽然法军此役未能击退奥军，但阿尔文齐的兵力在战斗中已被分散，拿破仑再次运用他各个击破的战术，他必须要在达维多维奇同阿尔文齐会合前，击溃阿尔文齐的军队。

这时，阿尔文齐的军队已抵达卡列迪耶罗。拿破仑立即命令马塞纳率军冲向这个阵地。但由于气候恶劣，行军困难，马塞纳的多次进攻都被阵地坚固的奥军击退。法军形势刻不容缓，一旦达维多维奇从卡列迪耶罗的后方同阿尔文齐的部队会合，法军将遭遇灭顶之灾。紧急关头，拿破仑采取了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行动。当晚，拿破仑留下塞律里埃师防守维罗纳，带兵北上迎击达维多维奇的部队。其余部队则随他向阿迪杰河后撤，到达阿尔文齐军的尾部阿尔科拉村后，他冒险地把自己置于阿尔文齐和达维多维奇两军之间。但这样一来，法军进，可以进攻阿尔文齐的部队；退，也能对达维多维奇与阿尔文齐的会合起到阻碍作用。

阿尔科拉村激战

阿尔科拉村四周都是沼泽地带，地形对法军十分不利。为数有限的几座小桥和堤坝成了法军重要的战术要点。1796年11月16日，奥热罗率领第一纵队冲上了阿尔科拉村桥头，但猛攻不下，伤亡惨重，被迫退兵。法军的第一次冲击未能奏效。11月17日，马塞纳和奥热罗两师联手对阿尔科拉桥头发动第二次进攻，可奥军火力十分强大，双方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难分伯仲，阿尔科拉桥三易其主。混乱之中，拿破仑还陷入沼泽，险些丧命。到第三天，两军将士都已精疲力尽，但拿破仑仍然带领全队士兵向阿尔科拉桥发起最后的攻击。在这最后时刻，拿破仑高举军旗，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地冲上桥去。士兵们受到感染，振奋精神，冲垮了奥军并攻占桥梁。紧接着，拿破仑立即下令前线发起总攻。奥军抵挡不住，节节败退。阿尔文齐的军队终于被粉碎，溃败的残军退往蒙特贝洛。11月18日，法军重新占领了他们原有的阵地，再次包围了曼图亚。拿破仑依然是伦巴底无可动摇的主人。

利沃里之战（里沃利之战）

奥地利皇室害怕拿破仑会乘胜兵临维也纳城下，于是再次征兵，命阿尔文齐即刻重整旗鼓，不惜任何代价解除曼图亚之围。1797年1月7日，又有6万人昼夜兼程驰援在老元帅的麾下，奥军数量再次置法军于劣势。阿尔文齐下定决心，此次一定要救出维尔姆泽元帅并将拿破仑赶出伦巴底。

阿尔文齐派人给维尔姆泽送去密信，说他将再度前来搭救，让其奋力出击，牵制敌军，接应大军前来。并告诉他在万不得已时，可杀出曼图亚，退往教皇领地，与教皇军队会合，从南面牵制和威胁法军。但密信中途被拿破仑截获，拿破仑迅速作好迎战准备。他留下塞律里埃师继续围守曼图亚，随即将中央阵地重设在维罗纳，以便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阿尔文齐此次又兵分几路，由普罗韦拉统率一军沿布兰塔河前进，在位于莱尼亚戈的奥热罗阵前停住按兵不动。他自己则率军沿阿迪杰河前进。这时的拿破仑还不确定阿尔文齐真正的主攻方向在哪里，因此不敢妄动。他派奥热罗师监视普罗韦拉的推进，同时派儒贝尔率军扼守位于阿迪杰河和加尔达湖之间的重要通道，以保护其后重要的军事阵地利沃里；而拿破仑则留守维罗纳中央阵地，随时准备支援任何一个需要支援的阵地。

1797年1月12日至13日，奥军2万人分6路从正面和两翼向约1万法军发起进攻，占领高地以北若干阵地。儒贝尔的部队寡不敌众，只能向利沃里村且战目退，而此时勒斯格南指挥的一支奥军也已经沿加尔达湖向儒贝尔的左翼迂回。1月13日下午，儒贝尔紧急报告拿破仑，如再不增援，阵地必然失守。拿破仑这才意识到，阿尔文齐的主攻方向就是利沃里高地。他立即和马塞纳率七个营、一个骑兵团和五门大炮在雪地上急行军20英里，于1月14日凌晨赶到利沃里。1月14日，正面奥军发起冲击，一度迫使法军退却，但遭到法军援兵反击，被迫暂停进攻；左翼奥军从阿迪杰河谷向高地冲击，遭法军炮击及步、骑兵反冲击，伤亡惨重；孤军深入的右翼奥军则被法军围歼。奥军损失1.5万人，退回蒂尔，第四次解围也告失败。

结束曼图亚之战

而就在1797年1月14日的下午，另一地区也爆发了战斗。普罗韦拉在头天夜里乘奥热罗不备之时，偷偷渡过阿迪杰河，直奔曼图亚。但是在拉法沃里塔附近遭到塞律里埃的阻挡。当拿破仑得悉普罗韦拉所率的奥军正试图前往曼图亚并与那里的守军取得联系，立刻意识到形势不妙，他知道以奥热罗和基律里埃的兵力，是不足以抗击普罗韦拉的军队的，他必须前去阻止普罗韦拉同维尔姆泽的会合。

不等看到卢津扬的投降，拿破仑便把追击阿尔文齐残部的任务托付给儒贝尔，然后亲自率领维克托旅和马塞纳师的四个营赶赴阿迪杰河下游。果然，普罗韦拉于1797年1月15日突破了塞律里埃的防线，抵达曼图亚城附近。他即刻向城内守军发出讯号，要求他们出击以便里应外合。然而维尔姆泽准备不及，直到第二天一早才行动，这一延误是致命的。1月16日拂晓，维尔姆泽整好军队准备向北面突围，然而此时拿破仑经过一昼夜的急行军，已于15日傍晚带来了维克托旅和马塞纳师四个营的增援。

1797年1月16日清晨，两军在圣乔治镇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勇敢的法军用刺刀猛扑奥军阵线，在法军的凌历攻势下，奥军队形开始出现混乱。这时，尾追普罗韦拉的奥热罗师也拍马赶到，向奥军背后逼进。奥军腹背受敌，走投无路，不得不停止抵抗。1月16日下午2时，普罗韦拉军队缴械投降。而就在1月15日，儒贝尔率部向北追击阿尔文齐残部，俘获敌军5000人，阿尔文齐的部队已被彻底击败。

1797年2月2日，困守曼图亚城中达数月之久的维尔姆泽得知前来解围的奥军全被击溃，眼看曼图亚守军饱受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不得不派出信使与法军议降。而拿破仑也给了维尔姆泽足够的尊严，他可以率一个由几百名士兵组成的象征性的野炮连，携带武器走出要塞返回奥地利。而余下的1万多名士兵则做了战俘。维尔姆泽的投降标志着长达9个月的曼图亚争夺战的结束，法军也由此打开了通往维也纳的大门。奥地利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总共折损2万7千人。而法国也付出了代价，第一次意大利战争的整个后半期都是为了攻占曼图亚。

随着利沃里的胜利和曼图亚要塞的占领，拿破仑决定立即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再次南下，以对付教皇庇护六世。而当梵蒂冈教庭获知奥地利全军覆灭以及所向无敌的拿破仑军团已向南挺进时，不禁惊恐万状。教皇东拼西凑地组织起一支军队，可这支军队还没交战，便向法军投降了，教皇领地很快都被法军占领。

教皇见胜利无望，只得于1797年2月19日，在托伦蒂诺与拿破仑签订了和约。和约规定：教皇让出波伦亚、裴拉拉、安科纳等富庶的领地：赔偿3千万金法郎。拿破仑成为了整个意大利北部的主人。

1797年3月10日，拿破仑率领四万大军穿越蒂罗尔，抵达克拉根福，再抵达施蒂利亚州的勒本（Loeben），在那里他们清晰地看到了160公里（100英里）外维也纳的尖顶。拿破仑与奥地利皇帝的弟弟卡尔大公进行了数场小规模战斗，但奥地利人不敢冒险进行大规模战斗，因为他们仍然受到莱茵河畔法军的威胁。奥地利人决定求和，拿破仑于4月2日在勒本接受了停战协议。拿破仑的先头部队于4月7日抵达距维也纳150公里的莱奥本。4月18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10月17日缔结《坎波福米奥和约》，拿破仑越权代表法兰西共和国进行谈判，甚至未咨询督政府。他迫使奥地利承认法国对比利时和莱茵河左岸的控制，并在意大利建立了一个新的姊妹共和国—奇萨尔皮纳共和国。为了补偿奥地利的领土损失，他将中立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土地割让给奥地利。威尼斯就这样被奥地利和奇萨尔皮纳共和国瓜分。奥地利退出战争，第一次反法联盟彻底瓦解。12月6日，拿破仑返回巴黎。

1796年至1797年的意大利战役由拿破仑发动，是法国大革命战争中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为法国大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法国最终击败了奥地利，开始控制意大利北部。这场战役将拿破仑的声望和权力推向了新的高度。此战历时一年，拿破仑与奥—撒联军交战70余次，重要会战14次，俘敌近16万人，取得辉煌战绩。作战中，拿破仑善于集中兵力，巧于迂回机动，以勇猛快速的突击各个击破敌人，初次表现出高超的用兵艺术。

1797年，第一次反法联盟瓦解，法国全力对付英国，企图占领苏伊士地峡，切断英国通向印度的道路，把埃及变为近一步东进的基地，遂组建东方军团出征埃及。

时任法国督政府军事顾问的拿破仑，早在1798年初就提议入侵埃及。控制埃及将为法国开辟新财源，同时切断英国经红海通往印度的要道，从而切断法国主要欧洲对手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该计划迅速获得批准。1798年3月5日，拿破仑出任东方远征军总司令。

1798年5月19日，拿破仑率远征军（3万余人，各类舰只350艘，另有学者工程师146人）从土伦出发，巧妙避开英海军封锁，6月10日占领马耳他。7月1日晚9时，拿破仑的军队在亚历山大港西面的马拉布特登陆，险些遭遇几天前还在该海域搜寻他们的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法军的登陆行动是缓慢而艰难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晕了船，但拿破仑仍然决定立即向亚历山大前进。由于法国进军埃及的行动极为保密，致使土耳其苏丹赛里木三世根本没有料到法国人的人侵。结果土耳其军队和在埃及掌有实权的马穆鲁克人的军队仓促应战，很快就被法军击溃。土耳其舰队折损严重，逃往叙利亚；马穆鲁克军团退往开罗。倒是岛上的亚历山大人民继续进行了些零星的抵抗，结果法军以伤亡三百人的代价于7月2日占领了亚历山大，随即向开罗进军。

当时的埃及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领土，实际由马穆鲁克统治。这些人是穆斯林奴隶士兵的后裔，通过军功晋升逐渐渗透进奥斯曼统治阶层。他们此前已撤离当时人烟稀少的亚历山大港，仅留下少量驻军，让市民自行防御。

占领亚历山大，意味着拿破仑征服埃及的宏图正式展开了。按照计划，法军应该赶在尼罗河水涨前尽快抵达埃及首都开罗，一条理想的进军路线是先到达亚历山大以东65千米的尼罗河河口所在地罗塞塔，再由那里沿着尼罗河前进。当然这并不是最便捷的路线，最短进军线路是穿越沙漠地带到达曼胡尔，再由那里去拉马尼亚。经过权衡，拿破仑决定兵分两路，他派出4个师的主力部队走沙漠路线，留出1个师去罗塞塔。

从1798年7月3日起，法军陆续离开亚历山大港，他们面临着保障乏力、供水不足、炎热难耐、蚊蝇成群的严峻挑战。战马严重不足，许多骑兵只能步行，因为一批大炮无法带走，不少炮兵扛起枪成了步兵；拿破仑希望沿途从贝都因人那里获得马和骆驼的打算落了空，淡水同样严重不足，士兵们只配发了难以下咽的硬面饼。为了绝对保密，拿破仑直到地中海航行的最后一刻才发布作战内容，这使得绝大部分法军士兵都对埃及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比如这些在7月里走进沙漠的士兵们还普遍穿着羊毛料的军服。

1798年7月7日，拿破仑率军南下开罗，在亚历山大组建了临时政府并启动了一项宣传计划，向埃及民众保证：他的入侵是为了驱逐马穆鲁克统治者，结束埃及人忍受了数百年的压迫统治。拿破仑在亚历山大停留期间，用阿拉伯文发出了一份“告埃及人民书”，软硬兼施。他一方面告诉埃及人民“我比马穆鲁克更尊敬真主和《古兰经》”；另一方面则扬言，若不与法军合作，必被消灭。

拿破仑选择的路线是穿越沙漠的最短路径。其先头部队已于四天前在此方向部署。另一支载有军队辎重的纵队，则在夏尔·杜古将军（Gen. Charles Dugua）带领下，沿一条更长但相对平缓的路线行进。这支纵队计划在尼罗河畔的罗塞塔（Rosetta）与部分舰队会合，然后前往拉马尼亚（Ramanieh）与拿破仑主力会师。杜古纵队一路顺利，但拿破仑亲率的纵队却饱受贝都因人的袭扰和饥饿的煎熬。士兵们主要靠谷物饼和西瓜维持生命。恶劣的条件导致一些士兵自杀，许多人因脱水而死亡。幸存者于7月10日抵达拉马尼亚；杜古纵队次日也到达会合。

1798年7月12日，重新集结的部队开始沿尼罗河西岸向南移动。因为侦察兵已发现马穆鲁克军队正逼近，法军需要占据有利位置准备迎战。7月13日，法军在舒卜拉海特（Shubrā Khīt）小镇遭遇了一支约1.5万至1.8万的敌军（其中数千人骑马）。法军各师组成五个方阵，阵线绵延超过2英里（3公里）。最终，法军击败了这支阵型混乱的对手。有观察者猜测，拿破仑可能有意延长了战斗时间，以试探开罗方向等待着他和士兵们的将是怎样的局面。

1798年7月20日，法军推进至开罗以北18英里（29公里）的乌姆迪纳尔（Umm Dīnār）。 侦察兵报告称，由穆拉德·贝伊（Murād Bey）率领的埃及军队已在尼罗河西岸的因巴巴（Embabeh）集结。此地距开罗6英里（10公里），距吉萨金字塔15英里（25公里）。另一支由穆拉德的共同统治者易卜拉欣·贝伊（Ibrāhīm Bey）指挥的埃及军队，驻扎在尼罗河东岸作壁上观。易卜拉欣将入侵归咎于穆拉德，因其曾苛待欧洲商人。尽管史料记载埃及军队规模近四万人，拿破仑更称遭遇了更大规模的敌军，但现代分析认为实际兵力可能仅为半数或更少。该数字可能因计入大量非战斗随从及仆役而产生偏差。

1798年7月21日凌晨2点，法军开始为期12小时的行军，直逼在因巴巴前沿筑垒据守的敌军。 拿破仑声称用“士兵们！四十个世纪正从这些金字塔顶注视着你们”激励部队的说法很可能不可信—以当时的距离和士兵扬起的尘土，金字塔应不可见。

1798年7月21日下午约3点30分，六千名马穆鲁克骑兵向两万五千人的法军发起冲锋。拿破仑沿用舒卜拉海特战役的战术，将部队编为五个方阵。这些“方阵”实为矩形：整支旅构成前后战线，半支旅防守两侧，可向任意方向移动或作战。每面由六列纵深步兵组成，中心掩护骑兵与辎重。方阵有效击溃了马穆鲁克骑兵的密集冲锋：敌军接近时遭火力压制，突破方阵者皆被刺刀歼灭。当中央防线抵御冲锋时，左右两翼持续前推形成新月阵型，几乎包围了由雇佣兵和农民组成的残余埃及军。法军随后突袭埃及军营并驱散其全军，将大批敌军驱入尼罗河溺毙。战后，更多溃散的埃及步兵遭歼灭、俘获或逃逸。战役持续约数小时，估计约六千埃及人阵亡，法军伤亡仅数百人。法军开始洗劫马穆鲁克阵亡者尸体上的财物，其中许多贵重物品被缝在死者衣物内。穆拉德·贝伊在逃往上埃及前焚毁了己方舰队，其残部随同撤离。舰船燃烧的浓烟引发开罗恐慌，市民逃离时遭马穆鲁克势力麾下受雇的贝都因人劫杀。与此同时，易卜拉欣·贝伊与埃及名义统治者土耳其帕夏向东逃亡。1798年7月27日（一说24日、25日），拿破仑与埃及剩余当权者完成交涉后进驻开罗。拿破仑随后把司令部设到了穆拉德贝位于尼罗河河岸的行宫里，从而宣告对开罗的征服。

金字塔战役是拿破仑率领法军攻占开罗的军事行动。此战的胜利归功于他实施的一项重大战术创新—大型师级编制方阵。

1798年8月1日，法国海军舰队在阿布基尔海战中被英国纳尔逊指挥的海军舰队歼灭。收到消息的第二天，拿破仑对他的军官们打趣道：“在我看来，你们喜欢这个国家。这真是太幸运了，因为现在我们没有舰队可以载我们回欧洲了。”拿破仑军队失去海上补给，只得就地获取补给，残酷搜刮当地人民。

拿破仑控制了埃及大部分地区后，试图赢得民众的支持。在开罗，他与当地酋长们进行了神学讨论，炫耀自己对《古兰经》的了解，并给人留下他有意皈依伊斯兰教的印象。1798年8月20日，他出资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祝活动，并宣布自己为先知的女婿，并被授予阿里-波拿巴（Ali-Bonaparte）之名。在庆祝活动的最后一天，拿破仑为埃及学院揭幕，任命蒙日为院长，试图用启蒙运动的科学和理性来打动开罗人。许多人并不相信这种表现，不满情绪在法国占领下持续发酵。

1798年9月，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在英国支持下对法宣战，企图收复埃及。10月20日（一说21日），消息传至开罗，称奥斯曼帝国正在叙利亚集结一支军队准备攻打拿破仑。就在同一天晚上，开罗爆发了叛乱。开罗军事总督迪皮（Dupuy）将军在街上被长矛刺死，拿破仑的十五名卫兵和一名副官遭杀害，他们的尸体被用来喂狗。在拿破仑能做出恰当反应之前，已有300名法国士兵死亡，开罗的叛乱者则藏身于伽马艾资哈尔大清真寺（Gama-el-Azhar Grand Mosque）。

拿破仑深知任何拖延都会促使开罗60万市民中更多人加入起义，因此他采取了残酷的回应。他先用炮火轰击大清真寺，然后派遣步兵亵渎了这座建筑。最初的战斗中，2500名叛军阵亡，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又有数百人被处决。为了节省弹药，波拿巴将叛军斩首，头颅堆放在市中心，尸体则被抛入尼罗河。到11月11日，叛乱已被平息，波拿巴得以将注意力转向叙利亚日益增长的威胁。

1799年2月10日，拿破仑决定先发制人，抵御即将到来的奥斯曼的入侵。他率领1.3万名士兵撤出埃及，其中包括雷尼埃、克莱贝尔、邦（Bon）和拉纳将军麾下的四个兵力不足的师，以及由缪拉率领的骑兵。2月17日，拿破仑被两千名守卫阿里什要塞（El-Arish）的奥斯曼士兵拦截。两天后，在一次可怕的炮击后，要塞沦陷，拿破仑允许守军离开，并向古兰经发誓他们不会再回来与他作战。法军随后穿过加沙，于3月3日开始围攻雅法。围城持续了三天，此时拿破仑派信使要求该城投降；雅法总督斩首了信使，并将其头颅挂在城墙上。第二天，数千名愤怒的法国人冲进雅法城，拿破仑下令对雅法进行24小时的肆意洗劫。正如一位惊恐万分的学者回忆道：“当时的景象惨不忍睹。枪声震耳欲聋，妇女和父亲的尖叫声此起彼伏，尸体成堆……血腥味弥漫，伤员的呻吟声不断，胜利者们争夺战利品的叫喊声此起彼伏。”暴行远不止于此。由于雅法守军中有人正是拿破仑攻占阿里什后释放的，他决定惩罚整个驻军。3月9日，两三千名战俘被带到雅法南部的海滩被全部屠杀。拿破仑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声称他没有足够的食物养活他们，尽管他刚刚从雅法缴获了约40万份饼干。正如传记作家安德鲁·罗伯茨所指出的，这场屠杀带有种族歧视的色彩，因为拿破仑肯定不会如此残忍地对待一支投降的欧洲军队。

在雅法大屠杀后不久，法军就遭遇了鼠疫的袭击。死亡率高达92%，每天新增病例270例；尽管拿破仑竭尽全力探望病人并照顾士兵，但他在雅法的逗留时间有限，下令给那些病情严重到无法转运的鼠疫患者服用毒药。1799年3月14日，拿破仑召集了身强力壮的士兵，向阿克尔（Acre）出发。

1799年3月18日，拿破仑抵达阿克尔城外，发现城内守备森严。守备部队由叙利亚总督杰扎尔·帕夏（Jezzar Pasha）指挥，他残暴无情，因此获得了“屠夫”的绰号；英国准将西德尼·史密斯爵士为奥斯曼人提供补给和增援，他一直在对法军进行心理战，阻止法军获取任何来自法国的消息。拿破仑原本对速战速决充满信心，但最终法军搭载的重型攻城炮被敌军俘获，法军很快发现自己遭到了自身火力的攻击。拿破仑被迫诉诸更耗时的攻城战术，例如挖建工事。这只是围城军遭遇的一系列灾难中的首例。3月28日，拿破仑的首次进攻以灾难告终，因为法军的云梯太短，无法攀爬城墙；拿破仑在接下来的九周内又下令发动了八次大规模进攻，但均以失败告终。法军的围城线还延伸至蚊虫滋生的沼泽地，引发了疟疾的爆发。随着法军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拿破仑发现他失去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军官。广受爱戴的卡费雷利（Cafferelli）将军于4月28日死于坏疽，邦将军于5月10日身负重伤。拉纳将军和欧仁·德·博阿尔内将军也身负重伤。

1799年4月16日，法军在塔博尔山战役中击败了奥斯曼帝国的援军。这场胜利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却无助于拿破仑攻占阿克尔的希望。不久之后，西德尼·史密斯完成了他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心理战，他向拿破仑的军队透露了一条真实的消息：一份报纸宣布了第二次反法联盟战争的爆发以及法国在欧洲的军事失败。拿破仑意识到他的才能在欧洲被需要，于是于5月20日解除了围城，开始了漫长而令人沮丧的返回开罗的旅程。围城的失败困扰着拿破仑，他后来哀叹道：“我错过了在阿克尔的命运。”后来他在圣赫勒拿岛的回忆录中说：“如果阿克尔早陷落，我当改变世界面目。”“东方的命运决定于那个小镇。”

1799年5月24日，法军撤退到雅法，拿破仑下令炸毁了该镇。法军顶着酷暑继续向埃及行进。在痛苦地穿越了西奈沙漠后，6月14日部队终于回到开罗。经叙利亚之役，部队元气大伤，士气低落到极点。经过近一个月的休养生息，部队又逐渐恢复了生气。

1799年7月14日，一名使者给拿破仑送来了驻扎在亚历山大港的马尔蒙将军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说：大约1.5万土耳其军人，在英国西德尼·史密斯爵士的舰队的护送下已经在阿布基尔登陆，并俘虏了守卫该要塞的法军。现在这支土耳其军正在该堡以南的滩头掘壕据守。拿破仑迅速集结了一支上万人的部队，赶到阿布基尔，于7月25日拂晓向土军防线发起进攻。拿破仑派缪拉准将率一个骑兵旅冲击，结果成功突破了土军的防线，缪拉还亲手砍伤并俘虏了土军司令。土军最终被赶进大海，战死、淹死达数千余人。法军伤亡不到一千人，但由于布鲁伊的舰队被摧毁，法国再次与欧洲交战，增援部队显然无法抵达。

拿破仑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他离开埃及的意图，于8月23日（一说22日）启程离去，只带走了少数军官和学者，其余人则留在了亚历山大。尽管拿破仑声称欧洲需要他，但他留下的军队却理所当然地感到被背叛。没有人比克莱贝尔将军更愤怒，他继承了这支溃散远征军的指挥权；克莱贝尔开始称呼拿破仑为“那个科西嘉小矮子”，并发誓等他回到欧洲后要报仇。

这次回国航行的最大风险还是来自英国军方的搜捕。要回到法国，舰只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未来几个星期里穿梭于英国军舰当中，灾难随时都会降临。但拿破仑还是充分显示了一位优秀将军的过人胆识。几次面对英国军舰，临危不乱，化险为夷。经过四十多天的艰苦航行，终于在1799年10月8日（一说10月9日），这支历经艰险，九死一生的船队成功躲过了英国舰队的拦击，平安到达法国南岸的港口。

拿破仑回来的消息轰动了整个法国，举国上下都陷入了狂热崇拜的气氛之中，人们把拿破仑当作法国的救世主般地簇拥着。就连拿破仑本人也没有想到，他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狂热支持，他深切感受到了法兰西对他的期盼。他坚定信念，一定要建立一个新政权，拯救法兰西。

1799年10月13日（葡月21日），督政府向五百人院通告说，拿破仑将军已回到法国，在弗雷居斯登陆。人民代表会议在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欣喜若狂的喊叫声和欢呼声中，全体起立，长时间地表示热烈欢迎。会议中断了。当代表们走到街上，传布这个消息以后，据目击者说，首都兴奋得像发了狂一样，在剧院、沙龙、中央大街上，到处都在传诵着拿破仑的名字。巴黎不断收到消息，说拿破仑将军在来巴黎途中经过中部和南部的所有城市时，都受到了当地居民规模空前的欢迎。农民们离开了农村，城市代表团接二连主地觐见拿破仑，把他当作共和国最优秀的将军来欢迎。不仅是他自己，就是其他任何人也很难想象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大规模的、意味深长的场面。别开生面的是，首都的卫戍部队得到拿破仑已经登陆的消息以后，奏着军乐走遍整个巴黎。1799年10月16日（葡月24日），拿破仑抵达巴黎。

其实拿破仑回法国受到如此礼遇是合情合理的。当时法国面临的形势已十分严峻。督政府的勾心斗角、腐败无能以及国内经济的困窘加剧了法国各阶层的不满情绪。督政府中五个督政官之间意见冲突，已无足够的力量来制服各个党派，平息各方的愤怒情绪。而从1798年底起，俄国、英国、奥地利、西班牙、土耳其、那不勒斯等国又组成了第二次反法联盟围攻法国，法军节节败退，整个意大利北部又都变为奥地利的殖民地。督政府的治理无能以及战场上的失利使法国人民热切期盼着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现，希望他能恢复法兰西昔日的安定与荣耀。因此当拿破仑登陆的消息一传开，人们心中又燃起了美好的希望。大家把复兴法兰西的重任交给了这个曾把法国国旗插上罗马神殿和埃及金字塔的战功卓著的军人。

拿破仑要做的就是在政界物色一位合作伙伴来帮助他成就建立新政权的大业。督政官西哀耶斯（西哀士）在拿破仑的胞弟吕西安的推荐下，走进了拿破仑的视线。西哀耶斯有着一张发达的政治关系网。在督政府中，另一位督政官罗歇·迪科是他的亲信；在立法机关中，有元老院做他的依靠；而国内的温和派的群众以及中产阶级都是他的拥护者。

督政府如今已是风雨飘摇，西哀耶斯早就开始潜心替法国寻找出路。此时，他也正为手下缺少一个得力的将军而犯愁。他曾钟情于儒贝尔和莫罗两位将军，但儒贝尔已战死，莫罗也因缺乏政治手腕和革命的野心被他抛弃。他说：“我必须有一柄剑，可谁来佩戴他呢？”环顾四周，在当前的政局中，没有谁比拿破仑更适合做他理想中的佩剑的人了。

1799年10月31日，拿破仑在弟弟吕西安的家里会见了西哀耶斯。五百人院为了表示对拿破仑的敬意，选举了吕西安为五百人院的主席。在吕西安家里，他们制定了政变计划。

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上午7时，立法两院的代表们在杜伊勒里宫召开会议。进入大厅后，拿破仑几乎被愤怒的代表们打个半死。勒费弗尔将军见形势不妙，大声喊道：“救我们的将军去！”他和一些掷弹兵推开议员，把拿破仑救出了大厅。会上拿破仑成功迫使元老院将第二天的开会地址改在巴黎郊外的圣克卢，并任命他为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掌管军事大权。同时，拿破仑还通过说服、威胁、利诱等手段，成功迫使督政府的三位督政官辞职，不费一枪一弹解散了督政府。11月10日（雾月19日）立法两院议员来到巴黎郊外的圣克卢宫召开会议，由于拿破仑事先部署了武装部队，使用荷枪实弹的士兵加以干预，终于迫使五百人院通过了委托拿破仑制定宪法的法令，同时通过了“选出拿破仑、西哀耶斯和罗歇·迪科为共和国临时三执政”的决议案。三执政之间达成轮流执政的协议。“执政府”宣告成立。此时拿破仑开始忙于争取多数群众的支持，而西哀耶斯则开始致力于宪法的制定。这部新宪法的指导原则是：“信任自下而上，权力自上而下”。西哀耶斯想通过这部宪法防止各派以暴力篡夺政权，防止专制制度，他想依靠这部宪法来重建法国。但他所面对的是拿破仑这位手中拥有实际大权的天生独裁者，注定他的一番苦心只能付诸东流。法国最终还是走向了军事独裁。

拿破仑在法国建立了独裁统治，但《共和八年宪法》最初掩盖了这一政权的本质。该宪法由西哀耶斯起草，既未承诺保障“人权”，也未提及“自由、平等、博爱”原则，但通过两项措施稳定了革命派支持者：一是宣布国有财产出售的不可撤销性；二是继续实施针对流亡贵族的立法。宪法赋予第一执政（即拿破仑）极大权力，另两位执政仅保留名义职能。第一执政不仅直接任命各部长、将领、行政官员、司法人员及国务委员会成员，更对三大立法机构人选拥有决定性影响力—尽管这些成员理论上应由普选产生。新宪法于1799年12月15日颁布，它受到法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新政府以行政部门为核心，由三位执政组成。拿破仑被安顿在杜伊勒里宫，年薪50万法郎。其他两位执政官的年薪为15万法郎。1799年12月25日，一个名为“最高行政法院”（Conseil d'État）的审议会议成立，为第一执政提供建议并协助其起草法律。最高行政法院还担任涉及行政法的案件的终审上诉法院，并在法案送交立法机关之前对其进行措辞审查。

1800年2月，法国举行了一场全民公投，以确认《共和八年宪法》和新的执政政府。所有法国公民均可通过签署一份公开三天的登记册进行投票（当时，公民的定义是指拥有财产的成年男性）。公投由内政部长监督，该职位由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波拿巴担任。因此，保存在法国国家档案馆的记录显示，吕西安亲笔填写的投票结果明显存在伪造，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在地方层面，选票也受到官员操纵，他们试图取悦巴黎政权，而投票过程的公开性也使选民面临恐吓的风险。由于波拿巴政权确实深得民心，即使没有这些干预，公投也很可能顺利通过。1800年2月7日公布的结果显示，3011007名选民赞成该宪法，只有1562人反对，支持率高达99.5%。拿破仑成为拥有无限权力的第一执政，而实际上这也代表着绝对民主在法国的破产。就在公民投票前不久，西哀耶斯和罗歇·迪科识趣地辞掉了临时执政的职务。拿破仑当仁不让地坐上了第一执政的位置，在几乎没有遭到任何严重反抗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法国的最高统治权。拿破仑把文、武两个执政各自行使的职权全部归于第一执政。

全部权力都集中在拿破仑的手里。所有其他机关形同虚设，从来没有发生作用而且也不想发生任何作用。西哀耶斯感到困惑和气愤。但拿破仑给他的薪俸很高，永远也不要他发挥任何积极作用。他需要的是仆从和执行者，而不是顾问和立法者。

1799年至1800年冬春之际，第一执政拿破仑着手重组军队并筹划单方面进攻奥地利，此时俄国已退出反法联盟。他洞察到瑞士联邦的战略价值—由此可自由选择侧翼包抄德意两地的奥军。基于过往成功的经验，他最终选定意大利战场。

1800年4月，奥军统帅梅拉斯在萨沃纳附近发动进攻，将法军马塞纳部压缩在热那亚要塞内，并企图西进法国南部。拿破仑决定率军从瑞士翻越阿尔卑斯山，从后方袭击梅拉斯部，截断其与奥地利的联系，使其陷于被动并歼灭之。

1800年5月6日，拿破仑离开巴黎，前往意大利指挥第二次意大利战役。5月20日，拿破仑率后备军越过阿尔卑斯圣伯纳德山口，突然出现在热那亚围城奥军的后方。

1800年6月初，法军预备军团和莱茵军团一部共约6万人向瑞士境内秘密集结；中旬分别从大、小圣伯纳德山口及圣哥达山口等处翻越阿尔卑斯山，突然出现在奥军后方。拿破仑没有直接驰援马塞纳，而是挥师东进，于6月初攻占奥军补给基地米兰、帕维亚等地；随后南渡波河，占领皮亚岑察等渡口，切断奥军退路。6月4日，马塞纳在弹尽粮绝情况下率部向奥军投降。梅拉斯判明法军企图后，命令波河南岸各部迅速向亚历山德里亚地区集中，决心突破法军封锁。

1800年6月13日下午，双方先头部队在亚历山德里亚以东约5千米的马伦戈附近遭遇，奥军被击败，退回亚历山德里亚。拿破仑误以为奥军企图南逃，遂分兵追击。6月14日9时，奥军（约3万人、火炮100门）向东发起猛攻，迫使法军（约2.5万人、火炮15门）后退。10时，双方在马伦戈发生大规模会战。马伦戈西靠丰塔农讷溪，周围村庄、农舍和葡萄园星罗棋布，便于防守。奥军骑兵过回法军右翼，攻占马伦戈。拿破仑指挥部队且战且退，依靠骑兵掩护退守圣朱利亚诺。梅拉斯以为胜局已定，将指挥权交给参谋长，自己返回亚历山德里亚，未及时组织追击。17时，德塞率法援军6000人赶到战场并组织反击，一举击败奥军，将其赶到博尔米达河西岸。15日，梅拉斯求和，双方签订停战协定。

马伦戈之战使法国控制了波河平原直至阿迪杰河，奥军损失约1万人，法军损失约5000人，德塞将军阵亡。法军的胜利巩固了拿破仑的统治地位，加速了第二次反法联盟的瓦解。

拿破仑利用俄国、奥地利反目的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打击奥地利，先后在意大利和德意志大败奥军。1800年12月，另一支法军在德国境内击溃奥军。

拿破仑的专制化倾向并未被忽视，许多支持共和的雅各宾分子，尤其在军队中颇具影响力者，对拿破仑公然背叛革命的行径深感不安。正如执政卫队宪兵司令安娜-让-马里-勒内·萨瓦雷（Anne-Jean-Marie-René Savary）所察觉，拿破仑已树敌于各个政治派别。他报告称存在一群“嫉妒成性、蓄意破坏且大多心胸狭隘的人”正“忙着煽动民众”反对执政府。其中一派势力最终在1800年12月24日发动袭击：当拿破仑前往歌剧院的途中，一辆装满火药的马车突然爆炸，造成8人死亡、26人受伤。尽管拿破仑本人毫发无损，但这标志着针对他的首次重大行刺。

1801年2月9日，约瑟夫·波拿巴与奥地利签署《吕内维尔和约》，承认法国对尤利乌斯·恺撒赋予高卢的天然疆界（莱茵河、阿尔卑斯山脉与比利牛斯山脉）的主权，法国由此重获《坎波福米奥和约》中取得的全部权益，这些领土大部分曾在第二次反法联盟战争期间短暂丧失。奥地利退出联盟，第二次反法联盟遂告解体。

尽管拿破仑承认了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利古里亚共和国、海尔维第共和国和巴达维亚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但这些国家实质上仅是法国的傀儡。与此同时，拿破仑赢得了与俄国沙皇保罗一世的友谊，保罗一世对前盟国奥地利与英国的积怨，推动了欧洲列强格局的洗牌。法俄新缔结的协约直接导致了武装中立同盟的重建。

打败奥地利后，拿破仑企图拉拢俄国，孤立英国，未达目的。但英国、法国双方此时都需要一个喘息时机。1802年3月27日，法国及其盟国西班牙、巴达维亚共和国同英国在法国亚眠签订了《亚眠和约》，主要内容有：①英国承诺除特立尼达岛（自西班牙手中攫取）和锡兰岛（自荷兰手中攫取）外，将所侵占的其他殖民地归还给法国及其盟国。②西班牙将特立尼达主权割让给英国。③巴达维亚共和国（法国于1795～1806年吞并荷兰时为荷取的国名）将锡兰（今斯里兰卡）主权割让给英国，好望角的主权仍属于巴达维亚。④英国须撤出于1800年占领的马耳他岛，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西班牙和普鲁士保证马耳他的独立和中立。⑤法国军队须撤出那不勒斯、罗马和厄尔巴岛，英国须撤出在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所占领的一切港口。⑥保证土耳其的领土、属地和权利的完整。⑦双方承认七岛（伊奥尼亚群岛）共和国。⑧英法两国从埃及撤军，将埃及归还土耳其。

随着《亚眠和约》的签订，法国大革命战争宣告结束，欧洲开始了为期420天的和平时期。

1802年4月18日，执政府于巴黎圣母院召开教务专约颁布仪式。拿破仑的声望已达到了顶点，他的政治盟友根据其建议，提议应向拿破仑呈献“国民感恩的象征”。1802年5月，法国举行全民公投，表决议题为：“拿破仑·波拿巴是否应成为终身执政？”法国绝大多数人表示支持，官方结果显示3568885票赞成，反对票仅8374张。拿破仑随即提出多项宪法修正案，1802年8月4日（热月16日），国务委员会与元老院立即完成法律登记程序，颁布《共和十年宪法》。修正案不仅确认拿破仑终身执政地位，更赋予他指定继承人的特权。只有拿破仑本人有权批准和约与盟约，经其提名后元老院席位扩充54人，使元老院总员额达到120人且完全由他亲自任命。元老院获得以法令形式裁定宪法未决事项的权力，并可应其要求解散立法机构。至此，第一执政拿破仑通过内阁、国务委员会和元老院治理国家，实现了对法国的绝对统治。拿破仑于1802年8月推行的宪法改革，使法国转变为绝对君主制国家。

《亚眠和约》签订后，双方并未认真履行条约。法国继续扩大在欧洲的领地，在1802年8月至10月间，先后将意大利的厄尔巴岛、皮埃蒙特、巴马、普勒桑斯和格瓦斯塔拉并入法国。英国则拒绝从马耳他撤军。英法两国同时在积极备战，准备新的战争。1803年5月，英国对法国宣战。

《亚眠合约》带来的和平局面确立了拿破仑的终身执政地位，而战火重燃则刺激了帝国的形成。英国政府非常希望看到拿破仑被推翻或被暗杀，于是重新向法国保王党提供资金支持，这些人随即恢复了煽动和密谋活动。1804年，一起由英国资助的暗杀阴谋败露，拿破仑决定采取足够强硬的回应，以阻止对手再进行此类尝试。警方认为阴谋的真正头目是年轻的当甘公爵—他是波旁王室的后裔，当时居住在德国境内，距离法国边境仅几英里。因此，在塔列朗和警察首脑约瑟夫·富歇同意后，当甘公爵在中立领土上被绑架，并被带到万森讷（Vincennes）。1804年3月21日，当甘公爵在万森讷受到审判并被枪决。这一行动激起了旧贵族阶层新一轮的反对，但增强了富歇的影响力。

许多人对当甘公爵竟然以如此站不住脚的罪名被绑架杀害感到震惊，而巴黎民众则担心此次处决标志着第二次恐怖统治的开始。贵族们为孔代王朝最后一位亲王的去世而哀悼，而自由主义者则开始质疑他们对拿破仑的支持，因为他的行为与其说是一位革命英雄，不如说更像一位暴君。就连拿破仑最亲密的支持者也质疑处决的必要性：据说约瑟芬曾恳求丈夫饶过当甘公爵一命，而拿破仑最信任的副官缪拉也对设立法庭犹豫不决。拿破仑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宣称当甘公爵“想在法国制造混乱，将革命扼杀在我手中；我必须捍卫它，并为它复仇。我必须证明我的能力”。即便如此，拿破仑在这方面还是成功了，保皇党人再也没有策划谋害他的阴谋。

并非所有欧洲国家都反对当甘公爵之死。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此保持沉默，而西班牙甚至表示赞同。但对某些君主来说，处决当甘公爵太过分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四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中断了法瑞同盟的谈判。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也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这与其说是因为谋杀本身，不如说是因为拿破仑侵犯了亚历山大一世的岳父巴登公爵的主权。

俄国宫廷为昂吉安的死哀悼，并向巴黎和神圣罗马帝国议会递交了抗议信。这让德意志各邦陷入了困境：他们既不想冒着激怒法国的风险同意沙皇的抗议，又不能忽视沙皇的抗议而冒犯俄国。最终，巴登公爵宣布拿破仑已就侵犯巴登主权一事给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此事就此结束。但这丝毫没有平息俄国的怒火；1804年4月，俄国开始密谋反抗法国，并与奥地利秘密结盟。处决当甘公爵为次年爆发的第三次反法联盟战争埋下了伏笔。正因如此，也加之此事给拿破仑声誉带来的污点，富歇后来评论说，处决当甘公爵“不仅仅是一项罪行，而是一个错误”。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富歇向拿破仑建议：阻止阴谋的最好办法是将终身执政制度改为世袭帝国，因为会有继承人，这样就会消除通过暗杀来改变政权的所有希望。拿破仑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

1804年3月下旬，国务委员会开会讨论为拿破仑采用一个最佳头衔。“国王”这个头衔几乎立刻就被排除了，以避免与旧波旁王朝有任何联系。“亲王”和“执政官”这两个头衔也被否决，因为它们听起来不够庄重。最后，国务委员会决定采用“皇帝”这个头衔，在他们看来，这是“唯一配得上他和法国的头衔”。4月，各政府机构形成决议：“宣布拿破仑·波拿巴为皇帝，并确立皇位在其家族内部世袭”。5月2日，立法议会通过了三项议案，自相矛盾地宣称拿破仑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皇帝”（emperor of the French Republic）。5月18日，元老院宣布拿破仑为世袭皇帝，法兰西帝国宣告成立，历史上称之为法兰西第一帝国（First Empire of France；First French Empire），执政府告终。同日颁布《共和十二年宪法》，该宪法开篇即宣告：“共和国的政府被托付于一位皇帝，皇帝的尊号为法兰西人的皇帝（Empereur des Français）。司法权以皇帝的名义行使，由他任命的司法官员负责执行。拿破仑·波拿巴，现任共和国第一执政，是法兰西人的皇帝。”。拿破仑采用“法兰西人的皇帝（Emperor of the French）”的称号而非“法兰西皇帝（Emperor of France）”，出于多种原因。首先，这标志着与旧制度及残存的波旁王朝决裂，因为“法兰西国王（king of France）”这个头衔已与统治该国数百年的卡佩王朝（Capetian）君主相关联。其次，它确认了革命政府和执政府时期实施的宪制改革将继续有效，“法兰西人的皇帝”是由法兰西共和国元老院（Senate of the French Republic）通过立法程序设立的政治职位。最后，该称号强调拿破仑与其臣民间的个人联系，至少在表面上保留了他是通过民众授权进行统治的理念。

至于拿破仑原先的同僚，康巴塞雷斯和勒布伦，则分别被封有职无权的帝国大法官与帝国大司库。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得到了大选帝侯的称号，这个称号是从神圣罗马帝国借用来的。路易被封为大司马；还有两个显要职位，首席国务大臣和海军元帅，则分别留给拿破仑的非亲生子欧仁·博阿尔内和妹夫缪拉。新帝国的上述六名显赫人物将不对任何人负责，也不得予以撤换；他们和皇帝一起组成帝国的御前会议。对于较为次要的人物，新帝国也封给次要的官职。拿破仑的舅父费什红衣主教当上了司祭官；贝尔蒂埃为狩猎总管；塔列朗为待从长；迪罗克为宫廷总管；而科兰古则为御厩总管—在人们看来，他接受这一官衔就说明他完全参与了杀害当甘公爵的阴谋。此外，皇帝的母亲被尊为“太后”；他的妹妹们称作公主，各备有采女嫔从多名。

1804年5月19日，为把军队争取过来，下列的将军们荣获帝国元帅的军衔：贝尔蒂埃、缪拉、马塞纳、奥热罗、拉纳、儒尔当、内伊、苏尔特、布律纳、达武、贝西埃尔、蒙塞、莫蒂埃和贝尔纳多特。还有两个元帅军衔留待奖励未来的战功；四位年老的将军，勒费弗尔、塞律里埃、佩里尼翁和克勒曼（后者是瓦尔米之战的英雄），得到了名誉元帅的称号。

1804年夏，形势看起来足够稳定，拿破仑开始筹划他的加冕典礼。6月12日，旧国务委员会（Conseil d'État，新更名为帝国议会）在圣克卢召开会议，商讨即将举行的加冕典礼的细节。议会决定不在传统的兰斯举行加冕典礼，同样是为了避免与波旁王朝产生任何联系。埃克斯-拉-沙佩勒（Aix-la-Chapelle）因其与查理曼的联系而被考虑，但最终决定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仪式，日期定于1804年12月2日。接下来，话题转向了新帝国的纹章。旧法兰西王国的象征—百合花被舍弃，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展翅的鹰，理由是鹰“彰显了帝国的尊严，并使人联想到查理曼”。拿破仑选择蜜蜂作为自己的徽章；蜜蜂与中世纪早期法兰克国王希尔德里克一世有关。拿破仑选择蜜蜂作为徽章，意在将自己的王朝与墨洛温王朝联系起来，墨洛温王朝通常被认为是法国的奠基者。但要真正拥有一个王朝，拿破仑首先需要一个继承人：到了1804年，他仍然没有孩子，而且他的妻子，美丽但渐老的约瑟芬似乎不太可能再生育任何孩子。目前，拿破仑指定他的哥哥约瑟夫为继承人，他的弟弟路易为第二顺位继承人。这些细节解决后，帝国宫廷现在可以将注意力转向准备大教堂本身。这项工作委托给了建筑师佩尔西埃（Percier）和方丹（Fontaine），他们将空间划分为两个不同的中心区域；在靠近大教堂唱诗班席的一端，为仪式的宗教部分准备了一个空间。在这里，教皇的宝座被安置在祭坛的左侧，并为枢机主教、大主教和其他出席的神职人员留出了空间。在中间，设置了一个祈祷台（prie-dieu），以便皇帝和皇后可以跪在教皇面前。在教堂的另一端，靠近大殿，为仪式的世俗部分准备了第二个空间。在这里，一座宏伟的皇帝宝座建在凯旋门式结构下方，该结构装饰着鹰，并覆盖着红色天鹅绒。大教堂的这一部分装饰着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图像，以便观礼者潜意识地将拿破仑与亚历山大大帝等古代英雄联系起来。世俗区域和宗教区域之间有足够的空间容纳6000名受邀嘉宾。

1804年11月6日，《共和十二年宪法》以超过350万票赞成、250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全民公投，支持率高达99.93%，法兰西共和国改为法兰西帝国，拿破仑为法兰西人的皇帝，称拿破仑一世。

关于加冕的法律手续和加冕仪式的准备工作行将就绪。杜伊勒里宫与梵蒂冈之间的谈判一直在进行。拿破仑请求，实际上是在要求教皇亲自参加加冕典礼。庇护七世却是身不由己了，拿破仑巧妙地暗示，如果教皇亲临巴黎圣母院的话，教会将会得到好处的。这使庇护七世丢掉了原来的顾虑，还引起了他希望收回他的属地的北部。然而，他后来却在许多方面大失所望。教会获得的好处只不过是在即将举行的加冕仪式中，宗教仪式的作用得到显示一番的机会，而不是教皇所希望得到的实际利益。但是对拿破仑来说，得到了圣油和教皇的祝福，却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做，他才有希望使保王党人不再怀念他们从未加冕的流亡国王。这也是通过签订教务专约，从而恢复宗教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时，拉法叶特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这点。他笑着对拿破仑说：“将军，老实说吧，你主要是想得到那小瓶圣油！”对这番俏皮话，拿破仑矢口否认。

1804年11月2日，教皇庇护七世离开罗马前往巴黎。拿破仑为了使教皇与自己的会见不致于有任何使人尴尬的仪式，便将会面地点安排在枫丹白露与奈穆尔之间的路上，作为在一天的狩猎中途偶然发生的事情。老教皇在寒冷的初冬长途跋涉，感到十分疲倦，正斜躺在马车里，突然惊愣地看到了他的东道主的一行随从人员。这个对照无论在哪方面都非常突出。拿破仑一跃下马，上前迎接他的客人；而教皇方面也只好下车，站在泥泞中，与前来欢迎的拿破仑彼此拥抱。这时，拿破仑的马车已经到了跟前；马弁们分别把两边车门拉开，一位侍从军官彬彬有礼地将庇护七世引向左边车门上车；而拿破仑则同时从右边上车，坐上右面座位，这样就解决了礼仪上谁先谁后的麻烦问题。

教皇在枫丹白露逗留期间，约瑟芬悄悄地告诉教皇她在自己婚姻问题上的忧虑。她是按照俗约进行婚礼的，因此害怕这项婚姻会被解除；她认为如果教皇出面干预，就有可能使她和丈夫的婚姻关系较有保障。教皇安慰了她，并要求拿破仑按规定为他的婚姻补行宗教仪式。因此，在加冕典礼两天之前，由拿破仑的舅父费什红衣主教秘密地补行了这项仪式。

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加冕典礼，正式成为法国皇帝。早上6时，客人们开始抵达大教堂。在等待仪式开始的时候，他们挤在一个新哥特式的木制天篷下避雪。一个小时后，第一阵音乐声响起，460名音乐家和歌手开始演奏，他们来自帝国礼拜堂、费多剧院和歌剧院等团体。门打开后，客人们开始鱼贯而入，将邀请函交给92名收票员中的一名，士兵护送他们到座位上。除了法国重要人物外，客人还包括大多数外交使团，但英国（当时正与法国交战）、俄罗斯和瑞典（抗议法国最近处决当甘公爵）的代表明显缺席。拿破仑的两个兄弟吕西安·波拿巴和热罗姆·波拿巴因与拿破仑失和而未出席加冕典礼。拿破仑的母亲莱蒂齐娅也未出席，以示对两个小儿子的支持。教皇步行抵达，由12名身着红色锦缎的侍从抬着华盖。

銮驾和仪仗队正要启行的时候，拿破仑和约瑟芬一上新车就坐错了位置，即坐到了规定为约瑟夫和路易坐的座位上。这个差错马上改正了，还引起一些嬉笑；不过，迷信的人却以为这是个不吉之兆。上午10时，炮火齐鸣通知全城，拿破仑和约瑟芬已离开杜伊勒里宫，正前往巴黎圣母院。两人乘坐由八匹白马拉着的豪华马车，随行的游行队伍规模如此庞大，以致于不得不在几处特别狭窄的地方停下来规划路线。游行队伍由新任巴黎总督缪拉元帅率领，队伍中还包括拿破仑的家人和顾问。上午11时，游行队伍在巴黎圣母院外停下，拿破仑走下马车，穿上他的加冕袍；这是一件绯红色天鹅绒长袍，内衬貂皮，上面点缀着金色的蜜蜂。当约瑟夫帮他穿上这件重达36公斤（80磅）的长袍时，拿破仑转向哥哥，用他们的母语意大利语说道：“要是爸爸现在能看到我们就好了。”皇后约瑟芬也穿着一件类似的长袍，由拿破仑的三个妹妹托着。11时45分，在唱诗班的赞美诗声中，拿破仑和约瑟芬进入巴黎圣母院。巴黎大主教迎接了他们，并在他们前往指定位置之前向他们洒了圣水。据站在拿破仑身边的侍女洛雷·德·阿布兰特斯（Laure d'Abrantes）所说，皇帝很快就因长时间的庆祝活动而感到疲倦，好几次不得不强忍着打哈欠。然而，他始终举止得体。在仪式的高潮，拿破仑的皇冠被取出。由于传统的法国王冠在大革命期间被毁，这顶新皇冠是仿照查理曼大帝的王冠制作。拿破仑接过皇冠戴在自己的头上。尽管后来的记载声称这是他为了激怒教皇庇护七世而自发做出的决定，但拿破仑的自我加冕实际上与其他所有仪式一样，都是经过排练的，并且得到了庇护七世的批准。接下来，拿破仑为跪在他面前的约瑟芬加冕，这一刻被雅克·路易·大卫记录在画作中。随后，拿破仑及其随从缓缓地回到教堂中殿的中央，那里设了一个高高的御座。拿破仑与约瑟芬在走上御座台阶时，由于皇袍和裙裾太重而几乎倒栽下来。

加冕后，教皇庇护七世为皇帝和皇后祝福，随后拿破仑宣读了加冕誓言：“我宣誓维护共和国领土完整：尊重并促使他人尊重政教协定的法律、宗教信仰自由、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除法律规定外，不征税；维护荣誉军团制度；执政以法国人民的利益、福祉和荣耀为宗旨。”宣誓之后，新的炮火齐鸣，人们高呼“皇帝万岁！”。拿破仑的游行队伍随后离开大教堂，沿着巴黎街头返回，教皇的游行队伍紧随其后。数千名士兵在街道两旁列队，阻挡那些希望一睹新皇帝风采的民众。

拿破仑的加冕仪式与以往法国君主的加冕仪式截然不同，拿破仑融合了加洛林王朝、旧制度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各种仪式，以增强其合法性。此次加冕仪式标志着法兰西第一帝国的诞生，并建立了波拿巴王朝，开启了拿破仑时代。

革命情绪并未完全消逝，只是仅以嘲笑的方式表现出来罢了。在举行加冕典礼的前一天夜里，巴黎的墙上贴出了海报，宣布说：法国革命的最后一次演出—为一个贫穷的科西嘉家族义演。而在加冕典礼后，又有人问道：为什么新御座上没有金穗带？回答是：因为它沾满了鲜血。

1805年3月17日，拿破仑在巴黎宣布继位为意大利国王，同年5月26日，拿破仑来到米兰，在米兰大教堂从大主教手中接过王冠为自己加冕，高声道“Dio me l'ha data，guai a chi la tocca”（上帝赐予我，他人谁敢染指）。他的头衔是“法国皇帝和意大利国王”，显示了意大利王国对他的重要性。1805年6月4日，拿破仑兼并热那亚。6月7日，拿破仑任命欧仁·德·博阿尔内为意大利副王。

1803年至1805年间，拿破仑的唯一对手是英国；法国只有通过登陆不列颠群岛才能获胜，而英国只有组建欧洲大陆反法联盟才能打败拿破仑。拿破仑再次着手准备入侵计划，这次决心更坚定且规模更大。他在布雷斯特至安特卫普之间集结近2000艘舰船，并于1803年在布洛涅军营（the camp at Boulogne）集中部署大军团。即便如此，问题仍与1798年相同：法军要横渡英吉利海峡，必须掌握制海权。

法国舰队实力仍远逊于英国海军，必须借助西班牙舰队支援。但即便两国海军合兵，至多只能抗衡英国的一支分舰队。1804年12月，西班牙被诱使向英国宣战。双方议定将集结于西印度群岛的法西联合舰队作为诱饵，引诱英国分舰队进入该海域并予以歼灭，以此缩小法西海军与英国的海军力量差距。待双方实力相对平衡后，方可在英吉利海峡入口处发起具有胜算的决战。计划最终失败。由皮埃尔·德·维尔纳夫（Pierre de Villeneuve）海军上将率领的法国地中海分舰队在西印度群岛指定会合地点孤立无援。该舰队遭到纳尔逊海军上将追击却不敢应战，于1805年7月折返欧洲，退守至西班牙加的斯港，随即被英国海军封锁。维尔纳夫因避战行为被暴怒的拿破仑斥为懦弱，遂决定在西班牙分舰队支援下突破封锁。

1805年4月至8月，英、俄、奥、瑞典等国结成第三次反法联盟，从汉诺威到意大利对法国形成半月形包围圈。其中，奥军对法国构成直接威胁，其部署是：卡尔大公率主力9.5万人南下意大利，企图进攻法军意大利军团；斐迪南大公率部约6万人（实际由参谋长K.马克·冯·莱贝里希元帅指挥）进攻法国的盟国巴伐利亚，待俄军到达后攻入法国本土。

1805年7月24日，在特拉法尔加海战爆发前三个月，拿破仑已下令大军团从布洛涅调往多瑙河地区，这一部署意味着即便法军在此战中获胜，也不可能实施入侵英国的计划。

1805年9月中旬起，奥军越过莱希河，进占乌尔姆，前锋推进至黑林山各主要隘口，尔后转入防御，重点防守乌尔姆至梅明根的伊勒河一线。但北翼乌尔姆至因戈尔施塔特的多瑙河防线上仅有1.8万人防守，十分空虚。拿破仑一世判明奥军企图后，决定放弃渡海进攻英国的计划，以部分兵力在北意大利牵制奥军主力，亲率主力（7个步兵军、1个骑兵军、1个近卫军，共17.6万人、火炮286门）进攻马克统率的奥军，企图在俄军到达前将其歼灭。

1805年8月至9月，法军从大西洋沿岸地区迅速向莱茵河西岸开进，行程600至800千米。随后，法军主力渡过莱茵河，占领多瑙河北岸大片地区，10月6日在多瑙沃特附近突破奥军多瑙河防线后，在奥军侧后成扇形展开。10月8日，法骑兵军在韦尔廷根与奥军遭遇，将其击败。法第1、第2、第3军分别攻占慕尼黑、奥格斯堡和达豪，阻击俄军增援，并切断奥军南逃的退路；第4军经兰茨贝格向西渡过伊勒河，攻占比伯拉赫，切断奥军西南退路，阻止其与北意大利的奥军会合；第5、第6军沿多瑙河溯流而上，向乌尔姆推进。马克轻信巴黎发生动乱的假情报，认为法军向伊勒河推进是为了夺路逃回阿尔萨斯，因而固守乌尔姆、梅明根一线，企图切断法军的“退路”，从而坐失突围良机；至中旬发觉乌尔姆被法军包围后，为时已晚。向东北突围的一支奥军经苦战突出重围，但终被法军骑兵军追歼；向南突围的另一支奥军在梅明根附近遭阻击，5000余人被俘。1805年10月14日至15日，法军发起强攻，夺占乌尔姆以北两处制高点，并逐步缩小包围圈。10月20日，马克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被迫率部投降。会战中，法军仅以伤亡1500余人的代价歼敌5万余人。法军在300千米的战线上实施大纵深迂回，是机动作战的典型战例，充分体现了拿破仑高超的指挥艺术。

1805年10月21日，法西联合舰队在西班牙特拉法尔加角以西海域遭到霍雷肖·纳尔逊攻击。特拉法尔加海战永远粉碎了拿破仑入侵英国的计划，确立了英国海军超过100多年的霸权地位，英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法西联合舰队被彻底歼灭。

1805年10月乌尔姆之战后，拿破仑立刻率他的10万大军乘胜进军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缪拉的骑兵军为先导，沿途奥军闻风丧胆。虽然此时库图佐夫率领的俄军前卫部队已经赶到维也纳附近，但他的3万部队难以抵挡拿破仑10万人的精锐之师，于是他决定放弃保卫维也纳，改向东北方向的摩拉维亚地区撤退，以同由巴克斯霍夫登将军指挥的俄军后续部队会合。此时据守阿迪杰防线的由查理大公统率的一支强大奥军正为马塞纳的意大利军团所牵制。查理大公于10月28日在维罗纳以东的卡尔蒂罗山脊向意大利军团发起攻击。激战中，双方各伤亡6千人，未分胜负。而当查理大公听说麦克在乌尔姆惨败的消息后，立即北撤救援维也纳，但为时已晚，法军在多瑙河沿岸势如破竹，于11月14日（一说11月13日）进入维也纳。

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二世听说法军靠近，早已仓皇逃到离维也纳不远的摩拉维亚首府布尔诺，与来到此地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会合。此时已住进肖恩布鲁恩宫的拿破仑开始重新部署他的军队，他要趁严冬末至和查理大公尚末赶回之机，深入摩拉维亚追歼逃敌。于是拿破仑下令缪拉的骑兵军和苏尔特、拉纳的第四、第五军立即从维也纳出发，北渡多瑙河追击库图佐夫的俄军。维也纳位于多瑙河南岸，要想北渡多瑙河追击俄军，其首要任务是尽快抢占维也纳城北的那座大桥。

当时负责防守此桥的是奥地利的奥斯贝尔公爵。奥皇在撤离维也纳时曾命令他：一见法军出现、就将此桥炸毁。可缪拉事先巧妙地将一个掷弹兵营隐藏在大桥南端的一片灌木林中，然后同拉纳、苏尔特军长一起走上桥头，谎称两国已达成休战协议，要同守桥长官进行具体谈判。奥斯贝尔公爵正在诧异之际，预先埋伏的法军突然从灌木林中跃出冲过大桥，闯入奥军阵地。一分钟后，法军占领了该桥。

1805年11月下旬，联军在奥尔米茨（今奥洛穆茨）地区占领阵地。因得到俄军增援，兵力达8.7万人。拿破仑率部4万人抵达布吕恩（今布尔诺）地区后停止追击。卡尔大公则率奥军主力从意大利战场前往驰援联军，普军也跃跃欲试，企图袭击法军后方。形势对孤军深入的法军不利。

1805年11月25日，拿破仑决定速战速决，为此假意谈判，故意示弱。他故意让法军后退几英里，然后派其侍卫长萨瓦里将军打着休战旗前往奥尔莫茨，向年轻的沙皇亚历山大递交一封休战书，要求停战24小时。信以为真的沙皇派出特使与法军谈判，拿破仑故意在沙皇特使面前装出一副信心不足和担心的样子。这让俄奥两国皇帝兴奋不已，他们认为拿破仑真的胆怯了。

可实际上，拿破仑正利用这一时机调兵遭将，为决战进行最后的兵力集中。他秘密增调援兵3.3万人，在布吕恩以东丘陵地布阵。该地南部为戈尔德巴赫河、利塔瓦河汇合处，湖泊沼泽构成天然屏障；北部较平坦；中部地势突起，普拉岑高地为双方必争之地。联军统帅库图佐夫识破法军企图，主张继续撤退。但好大喜功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否决他的建议，并剥夺其指挥权。双方的部署是：联军以部分兵力牵制法军左翼，以主力进攻法军右翼，企图切断法军退路，将其聚歼于布吕恩东南地区；法军则以1万余人阻击联军主力，以主力6万余人集中在中央和左翼，形成兵力优势。

1805年12月2日拂晓之前，奥俄联军开始行动。8万大军兵分六路：北面的两个纵队由巴格拉季昂亲王和列克敦斯坦亲王指挥，牵制由贝尔纳多特的第一军和拉纳的第五军驻守的法军左翼，在他们身后充当预备队的是康斯坦丁大公指挥的沙俄近卫军。中部，柯罗华特的奥军2万5千人，负责驻守普拉岑高地。联军的主攻方向是法军相对单薄的右翼，承担这一任务的是由俄将布霍夫登指挥的共3万3千人的三个纵队。他们负责进攻戈尔德巴赫河畔的苏尔特军。

7时许，联军仓促发起进攻。9时许，联军左翼进攻受阻，急调据守普拉岑高地的部队加强左翼。法军迅即抢占高地。联军为重新夺回高地连续发起4次冲击，均被击退。左翼法军经苦战，将联军右翼击退至奥斯特利茨。与此同时，法军从普拉岑高地向联军主力侧后实施反击，将其压缩到湖泊沼泽地带。联军主力除少数逃往布吕恩方向外，大部拥挤在刚结冰的湖面上，遭法军炮火猛烈轰击，或葬身湖底，或缴械投降。亚历山大一世和奥皇弗兰茨二世侥幸逃脱，库图佐夫受伤。

奥斯特里茨之战是拿破仑的经典战役，他为拿破仑赢得了“欧洲第一名将”的美誉。而奥斯特里茨的战役胜利之日，正好是拿破仑加冕为法国皇帝一周年的纪念日。在这次“三皇会战”中，无论在军事方面还是政治方面，这位法国皇帝显然都凌驾于奥俄两位皇帝之上。此战，不到4个小时，俄奥皇帝指挥的10万（一说8.7万）联军损失2.7万人，其中被俘1.5万人，损失火炮155门；法军以6万5千人（一说7.3万人）参战，损失约1万人。法军取胜的主要原因是巧妙伪装、快速机动和正确选择阵地。

1805年12月3日清晨，奥皇派列克敦斯坦亲王向拿破仑请求休战。拿破仑以所有俄军撤出奥地利为条件，同意休战。接着法奥双方在普莱斯堡举行和谈，并于1805年12月27日（一说12月26日）签订了《普莱斯堡和约》（又名《普雷斯堡和约》），第三次反法联盟解体。根据《普莱斯堡和约》，奥地利放弃在意大利的全部势力范围，将威尼斯与达尔马提亚割让给拿破仑，并将德国境内大片领土划归其附庸国巴伐利亚、符腾堡与巴登。1806年3月30日，法国废黜那不勒斯王国的波旁家族统治，拿破仑封约瑟夫·波拿巴为那不勒斯国王。

1806年7月12日和16日，德意志一些中等邦国决定联合自保，16个中小邦国签约组建一个联邦，并以1658年至1668年曾经出现过的莱茵联邦为名。该政治体宣布退出神圣罗马帝国，并与法国结成军事联盟，尊奉拿破仑一世为“保护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起初宣布此举无效，但8月6日，神圣罗马帝国解体，莱茵联邦进入正常发展阶段。这一受法国庇护的联盟很快将整个德意志西部地区纳入其版图。

1806年7月，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与俄国秘密结盟后开始备战。同年10月初，普鲁士-萨克森联军在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威廉·斐迪南指挥下，缓慢西进萨克森，试图切断法军西线交通。拿破仑则率军快速北进，穿过图林根森林东侧，直插易北河方向，旨在分割普军并阻止其与俄军会合。普军被迫调整部署应对后方威胁。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将6.3万兵力交予卡尔·威廉·费迪南德驻守奥尔施泰特，另派弗雷德里克王子率约5.1万人在魏玛至耶拿的24公里战线上布防。

1806年9月，普鲁士王国对法国宣战。10月1日，普鲁士向拿破仑发出最后通牒。10月7日，法军侵入普鲁士和萨克森。10月14日拂晓，拉纳元帅的第五军在浓重的晨雾中进入耶拿草原阵地。由于战场空间不足以展开全军，拉纳的士兵密集到每个团士兵的前胸几乎贴住前排士兵后背，但部队纪律严明，未出现丝毫混乱。拉纳的任务是向前推进夺取足够地域，以便拿破仑能展开其9.6万人的主力部队，此次进攻将得到奥热罗元帅第七军和苏尔特元帅第四军的支援。清晨6时，拿破仑巡视拉纳所部并进行战前训话。他们面对的是霍恩洛厄率领的3.8万普鲁士军—这些部队自萨尔费尔德战败后仍心有余悸，许多士兵已经逃亡，残余部队处境凄惨且吃不饱饭。

战斗于清晨10月14日6时30分打响，拉纳军下属的絮歇师在克洛斯维茨村（Closwitz）附近与陶恩青（Bogislav von Tauentzien）将军率领的普鲁士前卫部队交火。尽管遭受普鲁士炮兵近距离轰击，絮歇仍向陶恩青所部发起攻击，导致浓雾中爆发混乱血腥的厮杀。在絮歇师被牵制后，拉纳军的其余部队向维尔泽恩海利根村（Vierzehnheiligen）推进，该村由陶恩青的萨克森预备队防守。拉纳迅速夺取菲岑海利根村，但普鲁士军队发动疯狂反扑后该村旋即失守。然而因霍恩洛厄（Hohenlohe）仅零散投入部队而未组织大规模进攻，此次反击势头减弱。7时30分，拿破仑抵达拉纳阵地，部署由25门火炮组成的炮群轰击该村。约10时许，苏尔特军从右翼切入，将普鲁士军队逐出克洛斯维茨村。此举为法军主力展开赢得足够地域。苏尔特的一个师在圣伊莱尔（Saint-Hilaire）将军的率领下，攻击罗迪根村（Rodigen）附近的普鲁士军队。圣伊莱尔遭遇顽强抵抗，但最终突破防线包抄普鲁士军左翼。与此同时，奥热罗军冲出峡谷袭击伊瑟施泰特（Isserstedt）以东的普鲁士军右翼。

此时，内伊元帅率领其4000人的第六军抵达战场。未等候命令，内伊便投入战斗，径直冲向拉纳军左翼一处强大的普鲁士炮兵阵地。尽管普军防线因这次突袭崩溃，但内伊推进过远。由于脱离拉纳军主力，内伊部队被普鲁士骑兵包围，只得将步兵组成方阵求生。拿破仑察觉其危急处境，于是派遣部分帝国近卫军骑兵前往救援。然而此举削弱了法军中路，迫使拿破仑调遣其余精锐近卫军填补缺口。与此同时，拿破仑命令拉纳穿过维尔泽恩海利根村增援孤立的内伊军。当拉纳所部穿过这座已陷入火海的村庄时，遭遇格罗韦特（Grawert）将军的普鲁士战线。双方均损失惨重，但拉纳被击退并被迫撤回燃烧的村庄。这是决定性的时刻：若霍恩洛厄当时命令格罗韦特攻入村庄，或可进一步击退拉纳。然而霍恩洛厄正期待吕歇尔将军率领的1.5万援军抵达，于是命令格罗韦特按兵不动。一位史家将此失误称为军事史上“最可悲的瞬间之一”。吕歇尔未能按时抵达，致使格罗韦特所部暴露于危险境地，被法军炮火撕成碎片。

正午时分，奥热罗已攻占伊瑟施泰特，苏尔特也巩固了右翼。拿破仑意识到总攻时机已至，便命令各军以密集散兵线向前推进，后面跟随着营纵队。普军持续后撤一小时，最终在缪拉骑兵反复冲锋下溃败。14时30分，霍恩洛厄全军惊惶溃逃，缪拉手持马鞭追击10公里（6英里），砍杀俘获数千逃窜普军。此时吕歇尔方抵达战场，旋即遭法军炮火淹没。不久，吕歇尔部溃逃，同样被缪拉骑兵击溃。直至18时进抵魏玛，缪拉才停止追击。缪拉的追击彻底消灭了霍恩洛厄军队的残余，使拿破仑的胜利达到了最大化。

耶拿并非当日唯一战场。在耶拿以北20公里（12英里）的奥尔施泰特附近，达武元帅的第三军正向东南行军，意图加入耶拿战场攻击普军左翼。然而他意外遭遇不伦瑞克公爵的普鲁士主力军—该部队当时正向北朝莱比锡方向撤退。达武处于兵力劣势，仅拥有2.6万至2.7万人对抗不伦瑞克的6.4万人；而本应支援达武行军的贝尔纳多特元帅第一军却不见踪影。尽管浓雾使达武无法判断当面普军规模，他仍在10月13日夜决心坚守阵地，并令部队在奥尔施泰特就地宿营。

1809年10月14日7时，埃蒂安·古丁（Étienne Gudin）将军率领的师在达武的陪同下穿过哈森豪森镇（Hassenhausen），遭遇不伦瑞克副官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施梅陶（Friedrich Wilhelm von Schmettau）指挥的普鲁士师。古丁迅速组成方阵，顶住格布哈德·冯·布吕歇尔率领的普鲁士骑兵多次冲锋。古丁师独自坚守至9时30分，路易·弗里昂（Louis Friant）师终于抵达其右翼。普鲁士步兵列阵耗时超出预期，使达武赢得宝贵时间在哈森豪森以北架设12磅炮炮台。施梅陶师最终于9时45分进攻，但达武军著名的铁血纪律坚守不退。普军在达武两师交叉火力下遭屠杀，施梅陶本人身负重伤。10时整，不伦瑞克公爵率掷弹兵团前进时双眼被子弹贯穿。他被抬离战场，但伤势致命，数周后身亡。王室顾问默伦多夫（Marshal von Möllendorf）元帅被俘；尽管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亲自随军，但这位普鲁士国王不通军事，意味着军队实际已失去指挥。10时30分，荷兰奥兰治亲王率领的一支新师抵达增援普军，但与此同时达武获得莫朗将军第三师增援。11时，达武察觉普军濒临崩溃遂下令冲锋，成功突破普军战线，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下令撤退。普军因得知耶拿战败而士气崩溃。达武趁机调集炮兵轰击普军全线，至下午4时，普军全面溃散。

大军团扫荡了普鲁士剩余的抵抗力量，并于1809年10月25日攻占柏林，达武的第三军团有幸率先进入柏林。10月27日，拿破仑进入柏林。此战后，达武因功受封“奥尔施泰特公爵”。

当达武的副官向拿破仑报告称，他在耶拿击败的并非普鲁士主力军而只是后卫部队时，拿破仑并不相信，并评论道：“你们的元帅肯定是眼花了。”然而此事一经证实，拿破仑态度骤变，对达武及其第三军大加赞扬与感谢。与此同时，贝尔纳多特未抵达任一战场之事已被察觉；尽管达武多次致信求援，贝尔纳多特始终滞留瑙姆堡，辩称未收到皇帝命其离开该地的命令。拿破仑勃然大怒，甚至考虑将贝尔纳多特送上军事法庭并枪毙，但他最终决定不这么做。

耶拿-奥尔施泰特战役，又称耶拿战役‌，标志着拿破仑战争的重大转折点。12.2万法军与11.4万普鲁士-萨克森联军在萨克森（今德国境内）的耶拿和奥尔施泰特展开对决。法军伤亡约1.2万人（一说1.31万人），普鲁士-萨克森联军伤亡约2.4万人、约2万人被俘。拿破仑的大军团在耶拿战役中击溃了普鲁士主力部队，迫使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退守柯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拿破仑在俄军援兵抵达前，仅用六周便完成对普鲁士的全面征服。

1806年，俄军指挥官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卡缅斯基伯爵率大军向拿破仑的入侵部队推进，但随后北撤至华沙以北约64公里处布防。12月19日，拿破仑兵不血刃进入华沙，渡过维斯瓦河后，在初冬时节与俄军展开数次小规模交锋，均轻松取胜。

为围歼俄军主力，拿破仑向柯尼斯堡方向进军，但哥萨克骑兵截获了一名法国信使，此人携带的作战计划泄露了拿破仑对军团长贝尔纳多特元帅的部署。俄军将领莱昂蒂·莱昂蒂耶维奇·本尼格森在俄军发动意外反攻后，率7.6万俄普联军在埃劳设防，与拿破仑正面对峙。1807年2月7日的首次遭遇战中，双方各损失约4000人却未取得实质进展，但俄军龙骑兵缴获一面法军鹰旗，令法军颜面尽失。最终法军占领埃劳镇，本尼格森部队撤至东侧高地。

1807年2月8日清晨，拿破仑仅剩4.1万兵力对抗俄军优势兵力，他采取拖延战术等待援军。炮战结束后，拿破仑试图以骑兵冲锋遏制俄军攻势。首次冲锋在暴风雪中被击退，法军伤亡惨重。此时俄军三路纵队直扑法军薄弱防线，险些将其击溃。拿破仑命令若缪拉元帅率领1.07万预备骑兵冲击俄军前进纵队及中军。骑兵冲锋成功阻滞了俄军攻势：骑兵分两路撕裂俄军中央防线，在俄军后方重组为单列纵队，再次冲穿重整中的俄军阵列。此战使拿破仑稳住阵脚，化解危机。随后六小时双方援军陆续抵达。入夜后战斗仍在持续，米歇尔·内伊元帅兵团抵达法军左翼，使法军与联军兵力大致持平，但内伊未能按计划完成对俄军合围。僵持局面持续至晚10时，双方因筋疲力竭而停战。当夜，本尼格森撤出战场，法军无力追击，拿破仑感叹：“俄军让我们损失惨重。”双方均宣称胜利，随后各自撤回冬季营地，直至次年春季才重启战事。

埃劳战役是拿破仑首次遭遇的重大僵局，战场位于东普鲁士埃劳镇（今俄罗斯巴格拉季奥诺夫斯克）周边，距离柯尼斯堡以南37公里。严酷的寒冬加剧了战斗的惨烈，许多伤员在战后因严寒冻死。7.6万俄普联军损失1.5万人；7.5万法军至少伤亡1.5万人。

1807年6月13日，在夏季战役开始八天后，拿破仑的部队集结在埃劳附近，同时向柯尼斯堡和弗里德兰方向派出了分队，以监视本尼格森的行动。拿破仑已命令拉纳元帅次日占领弗里德兰。当天深夜，拿破仑获悉本尼格森已开始在该地的阿勒河左岸渡河。本尼格森受命以其军队掩护柯尼斯堡，但又担心被困在海岸地带，于是冒在弗里德兰作出危险妥协。俄军将法军骑兵前哨从弗里德兰向西驱赶，本尼格森的主力部队于夜间开始进驻该镇。

拉纳军团是拿破仑军队中首先与敌交战的部分。约6月14日凌晨3点，战斗发生在索尔特拉克森林（Sortlack Wood）和波斯特南村（Posthenen）前方。本尼格森很可能希望能在拿破仑集结起主力部队之前将其歼灭。此时双方都大量投入骑兵以掩护战线的形成。双方骑兵为争夺海因里希斯多夫村（Heinrichsdorf）展开激烈交锋，最终由格鲁希元帅指挥的法军骑兵获胜。与此同时，拉纳的部队正奋力作战以牵制住本尼格森，因为拿破仑担心俄军意图再次避战。本尼格森并未尝试向柯尼斯堡进军或重新渡过阿勒河，而是满足于以优势兵力压制拉纳的部队（约1.2万人）。到早上6点，本尼格森已有近3万人的部队渡河，并在弗里德兰以西展开队形。他的步兵排成两条战线，配属炮兵，部署在海因里希斯多夫-弗里德兰路（Heinrichsdorf-Friedland road）与阿勒河上游河湾之间。在俄军步兵右翼之外，骑兵和哥萨克延伸战线至海因里希斯多夫东北的树林，小股哥萨克甚至渗透到了施沃瑙村（Schwonau）附近。左翼也有一些骑兵，而且在阿勒河对岸，炮兵也已就位开火以掩护左翼。俄军散兵与拉纳的部分部队在索尔特拉克森林中持续进行着激烈但未分胜负的交火。

莫蒂埃军团中的法国与波兰联军先头部队出现在海因里希斯多夫，哥萨克被逐出施沃瑙。面对两倍以上的兵力劣势，拉纳的部队继续抵挡着由巴格拉季昂亲王率领的俄军进攻，同时拿破仑则集结着他的部队。中午时分，当拿破仑抵达战场时，已有4万法军投入战斗。他的命令简明扼要：内伊军将占领波斯特南村与索尔特拉克森林之间的战线，拉纳军向其左翼靠拢组成中路；莫蒂埃军在海因里希斯多夫构成左翼。克洛德·维克托-佩兰（Claude Victor-Perrin）的部队及近卫军被部署在波斯特南后方作为预备队。骑兵主力则集结在海因里希斯多夫。主攻将指向俄军左翼，拿破仑一眼看出左翼被挤压在河流与波斯特南磨坊溪流之间的狭窄地带。三个骑兵师被加强给总预备队。此前行动的进程导致双方仍各有大股分遣部队在柯尼斯堡方向。6月14日是拿破仑在马伦戈之战中获胜七周年纪念日，由于拿破仑容易迷信，人们看到他来回踱步，用马鞭敲打高高的杂草，嘴里念叨着“马伦戈之日。胜利之日。”下午，拿破仑将时间用于部署新抵达的主力部队，整个展开过程由炮火掩护。

傍晚时分，一切准备就绪。下午5点，拿破仑投入约6.5万人发起了主攻。内伊军在猛烈炮击后，迅速攻占了索尔特拉克森林并向阿勒河推进。内伊麾下的一个师（让·马尔尚师）将部分俄军左翼部队驱赶至索尔特拉克附近的河中。一支俄军骑兵对马尔尚左翼发起的凶猛冲锋被维克托·拉图尔-莫布尔（Victor Latour-Maubourg）的龙骑兵师击退。很快，俄军被挤压在阿勒河的河湾处，成为内伊和预备队炮兵的易击目标。然而内伊的攻势最终衰竭，本尼希森的预备队骑兵发起猛烈冲锋，将其击溃。

皮埃尔·杜庞（Pierre Dupont）的步兵师从波斯特南迅速推进，骑兵师将俄军骑兵中队驱赶回此时已在河岸上拥挤不堪的步兵群中。最后，炮兵将军亚历山大·塞纳蒙（Alexandre Sénarmont）将大批火炮推进至霰弹射程。霰弹和葡萄弹对密集步兵的杀伤效果是毁灭性的，俄军的防线在几分钟内崩溃了。内伊的部队得以追击溃散的本尼格森左翼部队，最终攻入弗里德兰的街道。在此期间，拉纳和莫蒂埃一直将俄军中路和右翼牵制在原地，他们的炮兵给俄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当看到弗里德兰镇起火时，两位元帅发起了步兵总攻。生力法军部队也接近了战场。杜庞因涉渡磨坊溪流并猛攻俄军中路的左翼而再次表现突出。该处俄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法军稳步迫使战线后退，战斗很快结束。俄军在弗里德兰渡河撤退时损失惨重，许多士兵淹死。更北面，右翼尚未被击溃的部队则沿阿伦堡公路（Allenburg road）撤离。

弗里德兰战役是拿破仑战争期间在东普鲁士弗里德兰（今俄罗斯普拉夫金斯克）发生的一场战斗，该地位于柯尼斯堡东南方27英里（43公里）。拿破仑麾下约8万人的大军团（包括波兰、荷兰、意大利和德意志部队）在此地与本尼格森将军指挥的约5.8万俄军对阵。法军的胜利弥补了同年二月在埃劳受挫的损失。俄军损失约1.9万人，法军损失约九千人。本尼格森的军队被击溃。次日，他的盟友、普鲁士将领安东·莱斯托克（Anton Lestocq）率约2.5万人放弃了柯尼斯堡，向提尔西特（又译蒂尔西特，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苏维埃茨克市）撤退。法军随即占领了柯尼斯堡。拿破仑于6月19日抵达提尔西特，并在两天后达成停战协议。

1807年6月24日晚上9点，拿破仑下令建造两座水上“房屋”，用于法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此次会晤原定于米梅尔河（Memel）中心举行。150名法国木匠立即开始建造房屋，第一座于6月25日中午完工并漂浮上岸。6月25日，拿破仑和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提尔西特附近涅曼河的一只木筏上会晤。正午时分，拿破仑在元帅和100名卫兵的陪同下抵达河岸，登上一艘小船。俄国卫兵在对岸列队。随着俄国号角的鸣响，两艘小船同时启航并同时抵达：拿破仑在南岸，亚历山大一世在北岸。他们拥抱在一起并进入了水上房屋。谈话持续了四十五分钟，然后他们按先前的顺序返回。7月7日，双方代表签订《提尔西特和约》，包括附有秘密条款的《法俄和约》和一个矛头指向英国的《法俄同盟条约》。7月9日，法国和普鲁士两国代表签订《法普和约》。根据《法俄和约》，原属普鲁士的易北河以西大部分地区被划入新成立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的版图，由拿破仑一世的弟弟热罗姆·波拿巴任国王；在普鲁士第二次、第三次瓜分波兰时所攫得的地区成立华沙公国，由萨克森国王兼任君主；格但斯克成为自由市；比亚韦斯托克地区划归俄国。俄国承认拿破仑一世的兄长约瑟夫·波拿巴为那不勒斯国王，路易·波拿巴为荷兰国王，允诺将卡塔罗海湾转让给法国，承认法国对伊奥尼亚群岛的主权。《法俄同盟条约》规定：在英国拒绝俄国提出的媾和条件时，俄国将同英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参加对英国的大陆封锁；在土耳其拒绝调停或在3个月内俄土谈判不能取得满意结果时，法国和俄国将对土耳其采取一致行动。

《提尔西特和约》标志着第四次反法联盟的失败，普鲁士在条约签订后领土缩减至原有面积的一半，对普鲁士来说是奇耻大辱，对法国和俄国来说是瓜分欧洲的条约。和约未能缓和俄法之间的矛盾，终于导致1812年的战争。

自从特拉法尔加角海战失败以后，拿破仑一直图谋从经济上扼杀英国。1806年1807年，拿破仑一再颁布敕令，宣布对不列颠诸岛实行封锁，并对不肯屈从的国家发动侵略。

一个以奥地利帝国皇后玛丽亚·卢多维卡（Maria Ludovika）为中心的主战派逐渐壮大，外交大臣约翰·菲利普·施塔迪翁等权贵也参与其中。这个主战派认为，拿破仑试图推翻哈布斯堡王朝并吞并奥地利帝国，而他们唯一的生存机会就是先发制人地攻击拿破仑。1808年，机会出现了，西班牙爆发人民革命，反对拿破仑之兄约瑟夫·波拿巴的统治，大陆封锁体系由此被打开缺口，数十万法国士兵被部署到伊比利亚半岛，参加半岛战争（1807年至1814年）。随着法国在德国的军事力量大幅缩减，施塔迪翁着手组建第五次反法联盟。他首先与英国接洽，英国同意向奥地利支付一大笔补贴。施塔迪翁随后派使者前往普鲁士和俄罗斯，但两国均拒绝加入对抗拿破仑的战争。普鲁士在第四次反法联盟战争中战败后失去了一半领土，并坚信再次战败将使其从地图上消失。根据《提尔西特条约》 ，俄罗斯是法国的盟友，目前不愿背叛联盟。然而，两国大臣都悄悄地向奥地利使者们送上了鼓励的话语，一位普鲁士官员甚至评论道：“只要一次胜利，宇宙就会起来反抗拿破仑。”事实上，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在法占区德国，一场等待点燃的大规模起义即将爆发。基于这种假设，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二世命令其弟卡尔大公动员军队参战。而英国抓住拿破仑陷入西班牙战争之机，于1809年1月与奥地利结成第五次反法联盟。

奥地利军队的集结引起了拿破仑的注意，他于1809年初开始组建一支新军。23万新军士兵大多是法国新兵或来自与法国结盟的莱茵邦联的德军。这支被称为“德意志军团”（the Army of Germany）的军队被派往莱茵河以东，以遏制奥地利的侵略。拿破仑从西班牙召回了一些最优秀的元帅来指挥这支军团，军队的总指挥则交给了拿破仑的参谋长贝尔蒂埃元帅。拿破仑相信，这支军队进驻德国之后，将足以让奥地利至少在5月之前不敢发动进攻。1809年4月9日，奥地利对法国宣战。因此，当他得知卡尔大公于4月10日率领20万大军入侵巴伐利亚时，他大吃一惊。第五次反法联盟战争就此爆发。

得知奥地利入侵后，贝尔蒂埃惊慌失措，命令部队进行毫无意义的行军和反向行军，并误解了拿破仑匆忙下达的命令。结果，军队被危险地分散开，各军散落在奥格斯堡和慕尼黑之间，而达武元帅的第三军被孤立在雷根斯堡，位置远在主力部队前方，极易被包围。这对法军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但奥地利的攻势开局极其缓慢，失去了出其不意的优势。1809年4月17日，当卡尔大公的军队渡过伊萨尔河时，拿破仑已经抵达，从如释重负的贝尔蒂埃手中接过了指挥权。

拿破仑的首要任务是集中兵力。他命令达武溜出雷根斯堡，与勒费弗尔元帅在阿本斯贝格附近的巴伐利亚军汇合；达武和勒费弗尔将牵制奥军的推进，而其余法军则向兰茨胡特进军，威胁奥军后方。1809年4月19日，达武在托伊根-豪森战役中击退奥军的进攻后，从雷根斯堡出击，并成功与勒费弗尔会师。4月20日，拿破仑的主力在阿本斯贝格战役中击败了奥地利第五军，奥军伤亡一万人。4月21日，法军攻占兰茨胡特，但还来不及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便得知达武和勒费弗尔率领的3.6万名士兵正在埃克米尔（Eckmühl）附近抵抗7.5万奥军。拿破仑率军北上，于4月22日在埃克米尔战役中击败了卡尔大公。奥地利军队撤退到雷根斯堡的中世纪城墙后，但法国元帅拉纳成功翻越城墙，迫使卡尔大公进一步撤退至多瑙河对岸。为期一周的兰茨胡特战役是法军的胜利，而拿破仑的军队主要由应征入伍者组成，更使这场战役令人印象深刻。

拿破仑没有追击卡尔大公，而是选择向没有防守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进军，并于1809年5月13日占领了维也纳。弗朗茨二世已疏散了这座城市，而卡尔大公已集结了他的军队，此刻正扎营在维也纳东北部的多瑙河对岸。拿破仑意识到任何拖延只会让奥地利人受益，因此他发动了攻势。5月20日，他在洛鲍岛（Lobau Island）修建了一座桥，开始调动他的军队渡过多瑙河。他的第一批部队顺利渡河，占领了阿斯佩恩（Aspern）和埃斯林（Essling）两座城镇。然而，由于水位上涨以及奥地利人将驳船顺流而下在桥上凿洞，其余军队过河的尝试均告失败。拿破仑此刻陷入了尴尬境地，因为他的军队分驻在河流两岸。卡尔大公趁机发动进攻，爆发了血腥的阿斯佩恩-埃斯林战役。经过两天的战斗，拿破仑发现剩余部队无法渡河，被迫下令撤退，这是他十年来的首次重大失败。奥地利为胜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伤亡约2.3万人，而法国也损失了约2.3万人。这场失败不仅给拿破仑的声誉造成了沉重打击，他还失去了几位不可替代的军官，包括埃斯帕涅、圣伊莱尔和拉纳。拉纳去世对拿破仑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拉纳不仅是法国最优秀的元帅之一，也是拿破仑为数不多的亲密朋友之一。当拿破仑的军队艰难撤回维也纳时，卡尔大公并未追击，多瑙河战事也随之暂时平息。

战争的主要战役在德国进行，而次要战役则在其他地方进行。当卡尔大公发动对巴伐利亚的主要入侵时，他的弟弟约翰大公率领五万正规军和可能同样多的国民军（Landwehr）入侵意大利北部。约翰大公遭到拿破仑的继子、意大利总督欧仁·德·博阿尔内率领的法国和意大利军队的抵抗。1809年4月16日，约翰大公在萨奇莱战役（the Battle of Sacile）中击退了法意联军的进攻，迫使博阿尔内撤至阿迪杰河以外。博阿尔内没过多久就休整完毕，并于4月27日至30日在卡尔迪耶罗附近对约翰大公发动了新一轮攻击，双方进行了一系列未分胜负的战斗。约翰大公得知他哥哥在巴伐利亚战败后，开始向维也纳方向移动以进行防御。博阿尔内追击并于5月8日在皮亚韦河击败了奥地利军队。这次战败迫使约翰大公撤退至内奥地利，并在6月14日的拉布战役（the Battle of Raab）中再次被博阿尔内击败。这一次，约翰大公那支受创的军队撤至普雷斯堡（今布拉迪斯拉发），而博阿尔内则率领2.3万名士兵前往维也纳与拿破仑会合。

与此同时，波兰遭到哈布斯堡家族的斐迪南大公率领的奥地利军队入侵。斐迪南的任务是击败新成立的法国附庸国华沙大公国，然后渡过易北河攻击法国后方。在4月19日的拉申战役中，奥地利击败了由约瑟夫·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率领的波兰新军，并在四天后占领了华沙。然而，波尼亚托夫斯基沿维斯瓦河进军，入侵了奥属加利西亚，迫使数个奥地利驻军投降，并建立了波兰行政当局。斐迪南被迫于6月1日放弃华沙以应对波兰的威胁，波兰军队在一周后收复了首都。6月10日，一支俄军进入加利西亚；尽管俄军名义上与拿破仑结盟，但戈利岑将军奉命不得与奥军交战。事实上，俄国人似乎对他们所谓的波兰盟友更加敌视，这导致波尼亚托夫斯基向拿破仑抱怨。尽管如此，奥地利军队还是在6月底被驱逐出波兰和加利西亚。另一条战线在荷兰开辟，3.7万名英国远征军于7月30日在瓦尔赫伦岛登陆。瓦尔赫伦岛远征由查塔姆伯爵二世约翰·皮特指挥，旨在缓解奥地利的压力，并鼓励哈布斯堡王朝继续战斗。然而，由于领导不力，远征军开局不利，很快就遭遇了一支4万名法荷联军。英军在荷兰停留了数周，但很快便感染了一种致命的疟疾和斑疹伤寒混合感染，被称为“瓦尔赫伦热”；远征期间，只有106名英国士兵阵亡，但约有4000人死于这种疾病。9月30日，这场失败的远征被迫取消，查塔姆的军队也撤离了。

虽然德国并未像哈布斯堡王朝预期的那样爆发大规模起义，但反拿破仑的零星抵抗运动确实爆发了。最著名的例子是蒂罗尔，它长期以来一直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直到根据《普莱斯堡和约》割让给巴伐利亚。蒂罗尔农民憎恨他们的新法国-巴伐利亚领主，他们关闭地方议会，征收新税，并征召蒂罗尔人加入拿破仑的军队。1809年4月，卡尔大公入侵巴伐利亚时，蒂罗尔人抓住机会叛乱。在旅店老板安德烈亚斯·霍弗（Andreas Hofer）的领导下，叛军突袭并击溃了巴伐利亚在施特尔青（Sterzing）和因斯布鲁克的驻军，俘虏了六千名俘虏并获大量物资。5月10日，巴伐利亚人重新夺回了因斯布鲁克，但在霍弗重新发动战斗并于5月29日在第二次伯吉瑟尔战役（the Second Battle of Bergisel）中取得重大胜利之前，仅占领了十天。

此时，拿破仑正专注于击败卡尔大公，无力派遣军队镇压蒂罗尔叛乱。因此，叛乱继续蔓延，甚至蔓延到意大利，在前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和艾米利亚-罗马涅也爆发了类似的起义。在奥地利国民军的支持下，蒂罗尔人得以在7月前将他们的国家从巴伐利亚的占领中解放出来。然而，茨奈姆停战协定规定奥地利必须撤离蒂罗尔，使叛军只能独自作战。1809年8月，法国元帅勒费弗尔率领4万名法巴联军入侵，叛军退入山区开展游击战。尽管蒂罗尔人在施特尔青战役（8月6日至9日）和第三次贝尔吉瑟尔战役（8月13日）中取得了胜利，但最终还是被法国-巴伐利亚联军击败。许多叛军接受了特赦，但那些坚持抵抗的人却遭到了无情的追捕。霍弗本人也于1810年2月10日被捕并被处决。意大利的起义也大约在同一时间被镇压。

另一场重大起义发生在德国北部，叛变的普鲁士军官费迪南德·冯·席尔少校试图煽动大规模起义。1809年4月28日，席尔率领骠骑兵团从柏林出击，在马格德堡南部与一支法国-威斯特伐利亚军作战并取得了一场小胜。然而，席尔被一支法国盟国的荷兰和丹麦军队追捕，并在施特拉尔松德阵亡，成为德国解放运动的烈士。另一位反拿破仑的德国领袖是不伦瑞克-奥尔斯公爵腓特烈·威廉，他于1807年被拿破仑废黜，其父亲在耶拿-奥尔施泰特战役中被杀。不伦瑞克公爵组建了一支志愿军团，他们身穿黑色制服，佩戴着骷髅徽章（Totenkopf）。他的军团后来被称为“黑色不伦瑞克军团”。不伦瑞克公爵击败了数支萨克森和威斯特伐利亚军队，并帮助奥地利攻占了萨克森首都德累斯顿。“黑色不伦瑞克军团”拒绝承认《茨奈姆停战协定》（the Armistice of Znaim），而是继续在伊比利亚半岛为英国军队效力，与法国军队作战。

1809年7月，拿破仑已在维也纳集结了近16万士兵，还有更多士兵正在途中。他决定再次尝试渡过多瑙河，并开始将大批士兵转移到洛鲍岛。吸取了教训后，拿破仑在7月4日至5日夜间成功将大部分军队渡河，此时奥军在鲁斯巴赫河后方的高地上建立了防御阵地。7月5日早晨，拿破仑下令发动总攻，瓦格拉姆战役爆发，这是当时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接下来两天的血战导致3.2万法军和3.7万奥军伤亡，但最终拿破仑取得了惨胜。卡尔大公撤出高地并撤退到茨奈姆，于7月10日至11日遭到马尔蒙率领的法军的袭击。卡尔大公失去了战斗的勇气，于7月12日同意签署《兹奈姆停战协定》，结束了法国和奥地利军队之间的敌对状态。由此，拿破仑与杰出的奥地利外交家梅特涅亲王展开了长达数月的谈判。由于拿破仑失去了阿斯佩恩-埃斯林，且未能在瓦格拉姆彻底摧毁卡尔大公的军队，梅特涅掌握了一定的筹码，得以为奥地利争取到较为宽松的条件，保住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大部分世袭领地。10月14日，法国、奥地利在维也纳的申布伦城堡签订《维也纳和约》（又称《申布伦和约》），让奥地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割让了卡林西亚、喀尔巴阡（Carpathia）及其所有亚得里亚海港口给法国，从而失去了通往地中海的通道。奥地利还不得不将西加利西亚割让给华沙公国，并将塔尔诺波尔地区（Tarnopol）割让给俄国；总而言之，哈布斯堡王朝因这些割让而失去了300万臣民。弗朗茨二世还被迫支付8500万法郎的战争赔款，加入大陆体系对抗英国，并承认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为西班牙国王。至此，拿破仑统治了整个西欧和中欧，第五次反法联盟被挫败。在谈判和平的同时，梅特涅还促成了拿破仑与弗朗茨二世之女玛丽·路易丝女大公的联姻。如此一来，他将哈布斯堡王朝的血脉与拿破仑的血脉联结在一起，从而确保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存亡。

1809年12月15日，拿破仑宣布与约瑟芬离婚。1810年，拿破仑中断与亚历山大一世妹妹的婚姻谈判，转而于4月2日迎娶奥地利女大公玛丽·路易丝，此举冷落了俄国人。12月31日，亚历山大一世退出大陆体系，俄国经济出现破裂点。俄国经济以农业为主，依赖出口。由于无法与俄国前主要贸易伙伴英国进行贸易，导致俄罗斯卢布迅速贬值，引发金融危机。拿破仑感到被背叛，力图迫使亚历山大一世重新加入封锁。到1811年春，新的法俄战争已不可避免。

人们普遍误以为拿破仑低估了他在俄国将面临的挑战，并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发动了入侵。事实上，拿破仑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将面临的困难，并为此勤奋备战。他在1807年的波兰战役中体验过东欧作战，并阅读了一个世纪前查理十二世入侵俄国的记载。拿破仑充分了解到他将要行军的地区人烟稀少，缺乏合适的道路，而且补给匮乏。拿破仑写道：“我们在那片乡村什么也指望不了，因此必须把所有东西都带上。”大军团不会像往常一样就地获取补给，而是依靠一支由7848辆车组成的补给列车，从维斯瓦河流域的补给站获得充足的补给。拿破仑也深知俄国冬季的危险。但是，鉴于他的入侵将在初夏开始，他计划在冬季到来前结束战争。

1810年秋至1812年夏，拿破仑筹备了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入侵军队。至1812年6月，十二个军团已在德意志北部和波兰集结，总兵力高达61.5万。其中略少于一半（30.2万）是法国人；其余则来自法国占领下的欧洲各地，其中包括9万波兰人和立陶宛人、19万德意志人（包括来自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黑森、巴登和威斯特伐利亚的部队），以及3.2万荷兰人、瑞士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然而，拿破仑的军队中既没有多少士兵对他们的皇帝怀有好感，也没有多少人对他的事业充满热情，他们只是迫于无奈才服役。这支军队还包括约20万匹马和1372门大炮。

这支庞大的大军团分为三线。第一线沿涅曼河部署，该河是俄罗斯帝国的边界，由44.9万名士兵组成。它又细分为三个独立的军队：主力军队由拿破仑直接指挥，包括三个由达武、尼古拉·夏尔·乌迪诺和内伊元帅指挥的军团，以及一个由那不勒斯国王缪拉指挥的骑兵军团。主力军队由两支辅助军队支援：第一支由欧仁·德·博阿尔内指挥，另一支由拿破仑的弟弟、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热罗姆·波拿巴指挥。拿破仑将这些指挥权委托给缺乏经验的家庭成员而不是经验丰富的将军，这一决定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批评。第二线约有16.5万人，将为第一线提供补充兵员，而第三线有6万人，将守卫后方。

与此同时，1812年，俄国在战场上拥有65万士兵，但这些士兵分散在其庞大的帝国，只有大约25万士兵和900门火炮部署在西部各省，可用于对抗拿破仑。这些军队被分为三支军：由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Mikhail Barclay de Tolly）率领的第一西部军，驻扎在维尔纽斯附近，兵力12.9万人；巴格拉季昂亲王率领5.8万人的第二西部军，驻扎在其南面约160公里（100英里）处；而4.3万人的第三西部军正从巴尔干半岛北上。

1812年6月23日至24日，拿破仑渡过尼曼河。首批部队毫无阻拦地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附近的哥萨克骑兵只开了三枪就骑马离去。就在拿破仑目送着部队列队渡河时，他的坐骑被一只兔子惊起，将他掀翻在地。虽然拿破仑只受了臀部擦伤，但这被普遍解读为一个不祥之兆。

拿破仑的意图并非征服俄国领土，而是摧毁俄国军队，从而迫使沙皇亚历山大屈服于法国意志，重新加入大陆体系。因此，这并非一场征服之战，而是一场掌控之战。通过惩罚俄国的傲慢，拿破仑将确保欧洲其他国家继续臣服于他。他的计划是通过维尔纽斯与敌军实施一次横扫行动，在俄军有机会汇合之前将其逐个歼灭。拿破仑希望在三周内赢得战争。

俄军总司令巴克莱·德·托利猜透了拿破仑的意图，决心诱使法军深入俄国腹地，阻止拿破仑获得他所期望的战果。这一战略撤退将与焦土政策相结合，俄军将不给敌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在撤退过程中摧毁了庄稼、磨坊、桥梁、牲畜和仓库。巴克莱计划的消耗战得到了俄军中波罗的海德意志军官的支持，巴克莱就是其中之一。然而，俄裔军官们却因撤退而感到羞辱，想要坚守并战斗。两派之间很快产生了摩擦。

1812年6月28日，拿破仑进入维尔纳，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拿破仑举行阅兵式庆祝立陶宛“解放”，却对俄军不战而退感到失望。拿破仑在维尔纳停留了十天，而热罗姆·波拿巴率领的辅助军队则向别列津纳河推进，试图围剿巴格拉季昂亲王的军队。然而，暴雨和酷暑减缓了热罗姆的推进速度，巴格拉季昂得以逃脱。在遭到拿破仑的斥责后，热罗姆一怒之下辞去了指挥权，返回威斯特伐利亚。7月8日，拿破仑得知巴克莱的第一西部军驻扎在坚固的德里萨要塞，便出发追击他，但在7月17日，他发现要塞已被放弃。与此同时，巴格拉季翁再次逃脱了法军的追捕，避开了法国元帅达武攻占明斯克的交战。7月23日，达武在萨尔塔诺夫卡与巴克莱展开了战争中第一场真正的战役，迫使巴克莱进一步撤退至斯摩棱斯克。此时，战役已持续一个月，大军团已损失惨重。酷暑加上暴雨，许多人病倒。截至7月第三周，已有超过8万人因斑疹伤寒和痢疾等疾病死亡或罹患重病。加上逃兵，拿破仑在第一次重大战役打响前就已经损失了10万人。由于道路条件不佳，法军补给线受阻，再加上俄军的焦土政策，饥荒和营养不良现象肆虐。马匹尤其严重，它们除了未熟的黑麦外无其他食物可吃，开始大量死亡。在长达175天的战役中，平均每天有1000匹马死亡。当大军团继续艰难地进入俄罗斯时，它所经过的地方留下了一长串腐烂的人和动物尸体。

1812年8月4日，巴格拉季昂在斯摩棱斯克与巴克莱会师。此时，俄裔派系和波罗的海德意志派系已剑拔弩张，俄军军官甚至威胁称，如果巴克莱不坚守阵地，他们就会发动兵变。巴克莱无奈之下，开始策划进攻。拿破仑欣喜若狂，终于看到了打一场急需的战斗的机会。他毫不犹豫地发动了自己的反攻—“斯摩棱斯克机动”。拿破仑迅速调遣20万士兵渡过第聂伯河，向斯摩棱斯克推进。然而，法军的推进在8月14日受阻，俄军后卫部队在第一次克拉斯诺伊战役中进行了一场英勇却又自杀式的抵抗。法国人浪费了第二天，也就是拿破仑的43岁生日，进行了一系列无用的军队检阅，让巴克莱有时间设防斯摩棱斯克。

斯摩棱斯克战役（8月16日至18日）是战争中第一场大规模战役。两军在郊区展开血腥的肉搏战，城市被火海吞没。尽管俄军抵挡住了法军的数次进攻，但最终还是被迫撤退至莫斯科。这场战役虽然理论上是法军的胜利，但并非拿破仑所需的决定性战役，而且代价高昂，法军伤亡1万人，俄军伤亡约1.2万人。斯摩棱斯克战役使拿破仑试图在不利条件下迫使俄军全面参战的计划落空，法军从维尔纳向斯摩棱斯克进军的战略位置急剧恶化。拿破仑曾认真考虑过在斯摩棱斯克过冬，但他知道任何停顿都将被视为失败。斯摩棱斯克战役后，拿破仑命令军队向莫斯科发起进攻，他希望如同奥斯特里茨战役一样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从而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巴克莱放弃斯摩棱斯克的决定在圣彼得堡引起轩然大波，他被67岁的库图佐夫取代，库图佐夫曾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与拿破仑交手。库图佐夫继续撤退至俄国腹地，最终选择在距莫斯科约120公里（75英里）的博罗季诺进行抵抗。1812年9月7日，拿破仑在这里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决定性战役，尽管代价惨重。博罗季诺战役持续了12个小时，共有30万人参战。这是拿破仑战争中最血腥的一天，3.5万法军和4.5万俄军死亡或受伤，包括巴格拉季昂亲王。最终，库图佐夫决定撤退并继续进行消耗战。虽然此举打通了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但俄罗斯军队仍然完好无损，摧毁了拿破仑强迫投降的希望。

1812年9月14日，拿破仑进入莫斯科，发现街道空无一人。莫斯科总督费多尔·罗斯托普钦下令疏散城内25万居民，并放火焚烧了补给站。干燥的天气和强风使得这团小火迅速发展成熊熊大火，很快吞噬了整座城市。由于消防设备也已撤离，拿破仑毫无办法扑灭大火，他的军队因此失去了补给和庇护所，被迫进行劫掠，纪律迅速瓦解。拿破仑在莫斯科待了36天，绝望地期盼与在圣彼得堡的沙皇达成和平协议。莫斯科是俄罗斯最大的城市，拥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拿破仑认为攻占莫斯科将迫使沙皇亚历山大投降。然而，沙皇和俄罗斯人民的决心比拿破仑预想的要坚定得多。10月18日，拿破仑意识到和平不会到来。秋天的天气依然良好，拿破仑不愿被困在莫斯科过冬，于是下令撤退。

拿破仑决定放弃莫斯科时，他的军队已缩减至仅剩十万人。秋雨使道路泥泞不堪，大军团陷入瘫痪，并暴露出被追击的哥萨克游击队所攻击的危险。库图佐夫的主力紧随其后，于1812年10月24日在小雅罗斯拉韦茨战役中与法军交锋。虽然法军在这场战役中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库图佐夫阻止了法军进入物产丰富的南部省份，迫使拿破仑沿着来时的满目疮痍的路线撤退。撤退很快演变成一场混乱的溃败，幸存的士兵只想着尽快离开俄罗斯。当大军团行进到博罗季诺战场时，士气进一步崩溃，战场上有数千具未被掩埋的尸体，被狼啃食了一半。到11月初，气温降至-30°C。士兵们患上了雪盲症，他们呼出的气从嘴里出来就变成了冰柱。许多人迷路而被冻死，其他人则倒地死去。士兵们仅仅坐在火边就要支付一金路易，且为了食物和水爆发了争斗，还发生了几起同类相食的事件。

拿破仑于1812年11月9日抵达斯摩棱斯克，他的可作战兵力已减至仅剩6万人。此时，几乎所有马匹都已死亡，大部分火炮也被钉上钉子，丢弃在路边。拿破仑的骑兵和炮兵战力就此彻底瘫痪。斯摩棱斯克剩余的大部分补给在第一天就被消耗殆尽，但由于全军耗时五天才集结完毕，最后抵达的士兵一无所获。冬季也给库图佐夫的军队造成了沉重的损失，其人数从10.5万人锐减至6万人。法军离开斯摩棱斯克后，在第二次克拉斯诺伊战役（11月15日至18日）中进行了一系列战斗，法军损失约3万人。内伊在其军团与主力失散后，成功渡过第聂伯河。

当拿破仑逼近别列津纳河时，库图佐夫看到了诱捕他的机会。俄军将军彼得·维特根斯坦（Peter Wittgenstein）的军团被派往东北，而帕维尔·奇恰戈夫（Pavel Chichagov）的军队则从西南方向逼近。俄军向集结在鲍里索夫的拿破仑残部合围，激战从11月26日持续至29日，拿破仑的荷兰工兵匆忙在冰冻的别列津纳河上建造了一座浮桥，拿破仑军队的核心随后进行了一场混乱而致命的渡河，大军团以4万人的损失（其中大部分是掉队者或平民随军人员）为代价，逃脱了全军覆没的命运。几天后，大军团再次渡过涅曼河。12月5日，拿破仑任命缪拉指挥军队，而他自己则匆忙返回巴黎，以尽量减少政治后果。俄罗斯战役结束了。

拿破仑入侵俄国，又称第二次波兰战争，在俄国称为1812年卫国战争。这场战役对拿破仑来说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俄国这次战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拿破仑妄图称霸世界的野心，保卫了俄国的独立，鼓舞了欧洲各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

法国入侵俄罗斯仍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军事灾难之一。1812年6月渡过尼曼河的61.5万名法国及盟军士兵中，半年后返回者不足10万人，这些幸存者中有数千人饱受冻伤或饥饿折磨，许多人终身残疾。在50万损失人员中，约10万人逃亡，12万人被俘，其余38万士兵的遗体被掩埋在俄罗斯的雪原之下。俄军损失更难估算：约15万俄军士兵可能死于各种原因，伤者至少是此数的两倍。俄罗斯平民死亡人数未知，但军人和平民死亡总数可能超过100万。此次入侵仍是历史上最致命的军事行动之一。

拿破仑从未真正从这场灾难中恢复；尽管他迅速征募了新步兵，却无法弥补骑兵和炮兵的损失。与此同时，俄军并未止步于尼曼河，而是继续向欧洲推进；英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队很快加入俄军，由此引发第六次反法联盟战争。

1813年，欧陆各国掀起反抗拿破仑统治的浪潮。同年春，英国、俄国、普鲁士、西班牙、葡萄牙、瑞典等国组成第六次反法联盟。奥地利于8月加入。8月27日，法军在德累斯顿战役中告捷，但由于奥地利和瑞典加入反法同盟，法军被迫撤退。10月初，联军在莱比锡附近包围法军。拿破仑布重兵于莱比锡，在城东南沿孔内维茨到科尔姆贝格一线设立弧形防线，并在林德瑙建立街垒，保护西撤的通道。

1813年10月16日，双方发生激烈战斗。反法联军占领法军阵地的企图未获成功。下午，拿破仑开始反攻，被反法联军所阻。17日，俄军和瑞典军到达，联军人数大大增加。拿破仑的谈判建议被拒绝。18日，反法联军集中攻击莱比锡外围，法军中的莱茵联邦军队投降。次日，拿破仑战败，法军被迫后撤。经过艰苦巷战，莱比锡最终落入反法联军手中。在这场战役中，反法联盟损失5.4万人，法军死伤3.8万人、被俘3万人。

莱比锡会战使莱茵联邦随即解散，进一步推动莱茵河右岸的德意志领土摆脱法国的控制，致使拿破仑在德意志的统治最终崩溃。它是拿破仑战争中的转折点之一，被视作德意志民族运动史上的重要一役。从次年开始，10月16日或10月19日便在德意志不少地方成为纪念日，甚至被称作德意志节日。

1814年3月30日，联军攻入巴黎。4月6日，拿破仑被迫退位，后被流放到厄尔巴岛。波旁王朝复辟。

1815年3月初，拿破仑利用人民对王朝复辟不满之机，逃离厄尔巴岛在法国南部登陆，一路聚集旧部，于20日进入巴黎，再登帝位。25日，英、俄、普、奥、意、荷、比等国在维也纳组成第七次反法联盟，决心出动70万人的军队，彻底打败拿破仑。英荷联军和普鲁士军队率先进驻比利时。

拿破仑计划在比利时战场切断英荷联军与普军的联系，予以各个击破，然后迎击俄军和奥军。为先发制人，拿破仑于1815年6月15日率军约12万人进入比境，16日发起利尼之战，打败布吕歇尔统率的普军并分兵追击，主力则转向英荷联军。6月18日，英荷联军统帅威灵顿公爵率军（6.8万人、火炮154门）在滑铁卢以南地区占领阵地，以圣让安山为依托成梯次配置，预备队置于山后，骑兵隐蔽在两翼，扼守布鲁塞尔大道，阻击法军。阵地正面宽约6千米，纵深约3千米，易守难攻。11时30分，拿破仑以优势兵力（7.3万人、火炮270门）发起进攻，先由雷耶军佯攻联军右翼，遭顽强抵抗。13时30分，戴尔隆军1.6万人以营纵队队形主攻联军左翼及其中央前沿阵地圣拉埃庄园，遭对方火力杀伤，未果。14时左右，普军先头部队由瓦夫尔方向赶至滑铁卢地区，拿破仑被迫分兵阻击。15时30分起，拿破仑以主力对联军中央多次实施突击，并逐次投入预备队，但进展不大。其间，内伊元帅率骑兵两次突入英军阵地，但因法步兵和炮兵未及时支援而被击退。18时，拿破仑投入预备队10个营，对联军中央阵地实施最后突击，攻占圣拉埃庄园，动摇联军防线。18时30分，布吕歇尔率普军主力赶赴战场，并立即从左翼投入战斗，威胁法军翼侧，稳定了联军防线。22时许，联军10余万人发起全面反攻，战局急转直下。法军因援军未到，虽竭力抵御，但终因兵力过于悬殊，结果全线溃退。拿破仑率少数随从逃离战场。

此战，法军伤亡和被俘3.4万人，联军伤亡2.3万人。拿破仑侦察不够，用将有误，临战前将兵力分散，攻击中逐次增兵，未形成突击拳头；初战不利便改变决心，指挥不果断。威灵顿公爵在定下决心、选择阵地、组织防御和协调各部行动等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指挥才能。战后，拿破仑“百日王朝”覆灭，本人被流放至大西洋圣赫勒拿岛。

1815年9月23日，“诺森伯兰号”穿过赤道，拿破仑下令将100枚拿破仑扔出船舷外，把它们送给海神涅普顿，贝特朗认为扔得太多，科伯恩则说，他觉得涅普顿拿到5枚就高兴了。下一周，拿破仑谈到滑铁卢会战时说：“啊，要能再来一遍就好了！”此后五年，他常常会说“再来一遍”。

1815年10月15日，拿破仑到达圣赫勒拿岛。自愿陪同他流亡的追随者包括：亨利-格拉蒂安·贝特朗（Henri-Gratien Bertrand）将军和他的妻子、营地副官蒙托隆和他的妻子、将军加斯帕尔·古尔戈、前税务官伊曼纽尔·拉斯·凯斯（Emmanuel Las Cases）和他的小儿子，包括忠实的马尔坎德（Marchand）和圣丹尼斯（Saint-Denis）在内的十名仆人。拿破仑靠着马尔尚的肩头，透过他在奥斯特利茨所用的望远镜观察小岛。他说：“这个地方无趣，我情愿留在埃及。”两艘皇家海军巡航舰一直在圣赫勒拿岛巡逻，岛上亦有很多彼此联络的信号站，只要任何方向有船来，信号站都能发现它。所以，拿破仑一定知道，他会葬身于此。

1815年，圣赫勒拿岛上有3395名欧洲人，218名黑奴、489名中国人、116名马来人。圣赫勒拿岛管理者东印度公司与英国政府达成协议，同意支付监禁拿破仑的费用。

1815年10月17日，圣赫勒拿岛盛行的东南风猛烈地刮过。拿破仑下船，他被带往亡林高原（Deadwood Plateau）上的长林（Longwood），在那稍事停留。长林已经布置好了，可供他居住。这座房子原是小岛总督的住宅，但它高出海平面1500英尺，导致它在和煦的热带小岛上自成与众不同的小气候区，所以一年之中，总督只在长林住三个月。圣赫勒拿岛上的英军军官言之凿凿，称小岛“或许” 拥有“世上最温和、最有益健康”的气候。可是这些访客大都待在詹姆斯敦城中或其周边地区。相形之下，每年有300多天，长林云遮雾罩。当地湿度一般是74%，但非常容易达到100%。因此，所有东西虽湿得不严重，但一直不干，就连墙纸也不例外。树木被风压弯，全长了苔藓。拿破仑的扑克牌得在烤炉里加热，以防它们粘在一起。

人们花了七周时间翻新并扩建长林，在此期间，拿破仑住进比长林更靠近詹姆斯敦的漂亮平房荆园（The Briars）。他和东印度公司总经理威廉·巴尔科姆（William Balcombe）一家共处，分到一个房间与花园里的一座阁楼。“荆园的七周成了他在圣赫勒拿岛上度过的最快乐时光，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和巴尔科姆之女贝琪建立了友谊。巴尔科姆家有4个孩子存活下来，贝琪在他们中排行第二，她现年14岁，生气勃勃。她说法语时可能不讲究语法，但别人能听懂，而拿破仑像长辈一样宠爱她。贝琪说，一开始，她所受教导告诉她，拿破仑是“巨大的食人魔或巨人，他的额头中心长了一只燃烧的大眼睛，他用嘴里伸出的长长獠牙把小女孩咬成碎片，然后吞噬她们”，但她立马就喜欢上他了。贝琪后来写道，“画布无法表现拿破仑的微笑和眼神，这些是他的首要魅力，他的深棕色头发像小孩的发丝一样柔顺丝滑。事实上，他的头发对男人来说太顺滑了，因为它非常软，以至于显得稀薄。”

1815年12月10日，拿破仑搬入长林，心情沉重。贝特朗住在附近的哈特门（Hutt’s Gate），其房子是一座木屋。贝特朗告诉拿破仑，他的“新宫殿”准备好了，他回答：“别叫它我的宫殿，叫它我的坟墓。”长林包括桌球室、客厅、餐厅、图书馆、仆役宿处以及蒙托隆一家的卧室。英国政府坚称，拿破仑只享有“退役将军”的地位，它害怕得罪波旁王朝，所以拿破仑绝不能被称为皇帝。哪怕是乔治三世治下的前四十二年中，英国国王根据中世纪的权利，在头衔中正式写人“法兰西国王”。于是英国人常常叫他先生、“阁下”或“波拿巴将军”。一份请柬送至长林，邀请“波拿巴将军”参加舞会，拿破仑俏皮地说：“把这张卡片送给收件人，我在金字塔和塔博尔山最后一次听人说起他。”

战争大臣巴瑟斯特勋爵不准拿破仑看报纸，他的理由是保障国家安全，但消息仍然渗透进长林。拿破仑听闻约瑟夫成功逃脱抓捕，如今住在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博登敦（Bordentown），于是“思索了一阵子”（他无疑在想，假如自已采纳替身策略会怎样），“然后说感到满意”。”1815年8月19日，波旁王朝实施骇人暴行，枪决拉贝杜瓦耶将军。拿破仑哀悼拉贝杜瓦耶之死，但波旁王朝枪毙内伊元帅之事传来后，拿破仑对古尔戈说：“奈伊应有此下场。他在战场上是无价的，所以我为他惋惜，但他太冲动、太愚蠢，除了打仗干不了别的事。”拿破仑后来说，1814年时内伊在枫丹白露宫背叛了他，这些话解释了他的怒火。

那不勒斯波旁王朝在卡拉布里亚处决缪拉，起初，拿破仑的反应和他对奈伊的并无不同：“缪拉应有此下场。”不过前皇帝继续反思，说：“这都是我的错。我应该让他一直当元帅，根本不该封他为贝格大公，更不用说那不勒斯国王。他昏了头。他野心包天。”为防别人认为此言虚伪，拿破仑补充道：“我一步步崛起，但缪拉想一步登天。”拉瓦莱特被关进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Conciergerie prison），他将因叛国罪被处决，其妻却和他调包，让他穿她的衣服逃走。拉瓦莱特脱身一事轰动巴黎，拿破仑听闻后心生敬佩。”1816年，玛丽·瓦莱夫斯卡嫁给波拿巴分子奥尔纳诺（Orano）公爵，拿破仑听说后声称自己“欣慰”。拿破仑说，他一度每月给她1万法郎，“她一定攒下不少，所以她富有”。

圣赫勒拿岛气候宜人，拿破仑的食物品质优良、烹饪精心且供应充足。然而，长期缺乏活动无疑导致了他的健康恶化。他难以忍受小岛生活的单调，自我封闭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困境。此外，他还有深切的个人痛苦：妻子玛丽·路易丝从未与他联络，他可能得知了她与负责监视她的奥地利军官亚当·冯·奈佩格伯爵（Adam，Graf von Neipperg）的关系—两人未待拿破仑去世便秘密结婚。他也未能获知儿子拿破仑二世的任何消息。

1816年4月14日，赫德森·洛（Hudson Lowe）抵达圣赫勒拿岛，并接替和蔼的马克·威尔克斯（Mark Wilks）上校任新总督。拿破仑初会赫德森·洛时送给他一只金表，该表今展示于伦敦国家陆军博物馆（National Army Museum），但两人迅速交恶。拿破仑的命运已经让他自己窝火，而新任监狱看守一丝不苟、机械刻板、死守规矩，不适合担当此任。尽管赫德森·洛的严苛被过度夸大，但他确实未采取任何措施改善拿破仑的生活。拿破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因其曾任科西嘉游骑兵队（一支主要由波拿巴家族敌人组成的志愿部队）指挥官。赫德森·洛总是力求严格执行指令，与拉斯卡斯发生冲突，视其为拿破仑心腹，将其逮捕并驱逐。此后，总督与拿破仑的关系严格限于规章制度所规定的范围。

拿破仑和赫德森·洛的住处仅隔3英里，但接下来的四个月里，他拒绝见洛的次数超过六次。此后，两人爆发了规模特别小的战争，直到五年后拿破仑去世。赫德森·洛埋怨长林烧的木柴太多；贝琪骑了拿破仑的马后，赫德森·洛训斥威廉·巴尔科姆；赫德森·洛不让人给拿破仑的钢琴重新调音，也不让人给他送历史书、罗马王半身像、上刻帝号“N”的象牙棋子。

1817年末，拿破仑首次显现出病征，疑似患有胃溃疡或胃癌。爱尔兰医生巴里·奥马拉（Barry O’Meara）曾多次请求改善拿破仑的生活条件，但均未获准，最终被解职；其继任者约翰·斯托科（John Stokoe）也因被认为对拿破仑过于友善而遭罢免。接替他们的科西嘉医生弗朗切斯科·安东马尔基（Francesco Antommarchi）医术平庸，所开处方对治愈患者毫无助益。

赫德森·洛想把监禁拿破仑的年费从2万英镑减至1.2万英镑（相当于从40万法郎减至24万法郎），这是两人的主要争议点。费用之争细至长林所用黄油的价格和质量。赫德森·洛很难明白为何拿破仑需要糕点师和灯夫，不过，尽管贝特朗抗议削减费用，长林住户几乎不缺物资。1816年最后三个月，3700瓶葡萄酒（包括830瓶波尔多葡萄酒）被送至长林。

1820年，拿破仑患病，至少在此之前，他在长林的每日作息如下：早上6点，他起床，喝茶或咖啡，洗漱，刮面，还用古龙水做全身按摩。他对自己的贴身男仆说：“用力搓，就当你是给驴子搓。”。上午10点，他吃午饭，然后口述回忆录，接着他泡澡，一泡就是一至三小时，有时他甚至在浴缸里吃饭。傍晚时分是会客时间，他会站在客厅壁炉边，把帽子夹在胳膊下。会客结束后他走去贝特朗家，随后返回长林，在晚饭前修正口述文本。晚餐时，他回忆伟人与伟大事件，令高级随员入迷，但晚饭后，他对他们大声朗读高乃依、伏尔泰、莪相、荷马的作品，有时还读《圣经》，这令他们厌烦。直到晚上11点，他才停止读书，上床就寝。拿破仑的小官廷中，有两人在暗中谋划这样一件事：要是他提出再读一遍伏尔泰所著悲剧《扎伊尔》（Zaire），他们就让那本书“丢失”。

1821年，拿破仑的病情开始急速恶化。1月，随员在桌球室内安放一架跷跷板，好让拿破仑锻炼身体，但他很少用跷跷板。2月，拿破仑把安托马尔基的一些药扔出窗外，几乎每天都会呕吐。当月晚些时候，“干咳、呕吐、几乎无法忍受的肠部灼痛、全身兴奋、焦虑、焦渴感”折磨着他。3月起，拿破仑卧床不起。

1821年4月15日，拿破仑立下了遗嘱。遗嘱开头写道：“五十多年前，我在使徒与罗马的教义中呱呱坠地，如今，我在它怀中与世长辞。我希望把我的骨灰安葬在塞纳河畔，安葬在我如此珍爱的法兰西人民之中。”他把财物分给家人、仆役和昔日的将军，其中的数百万法郎实际上不是他的。康蒂永刺杀威灵顿未遂，拿破仑给此人留了10万法郎，说：“那个寡头政客有权送我去圣赫勒拿礁石上等死”，康蒂永“同样有权杀他”。拿破仑对赫德森·洛的指控像对威灵顿的一样拙劣：“英国寡头政权和它雇佣的刺客谋害我，致使我过早辞世。”拿破仑声称，“因为马尔蒙、奥热罗、塔列朗、拉斐特背叛”，法国在1814年和1815年遭到入侵，但他补充道“我宽恕他们，愿法兰西的后代如我一般宽恕他们”，不过此言的真实性如何就存疑了。

拿破仑也在遗嘱中分配了很多不属于他的物品，比如“我从波茨坦带来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闹钟”。遗嘱还列出其衣柜所含物件，包括“1对吊带、4套白色羊绒衬衣裤、6条领巾、6件法兰绒马甲、4条内裤……1个塞满鼻烟的小盒……1双拖鞋、6条腰带”等等。他“留在牙医那的金制盥洗用具盒”给罗马王。拿破仑没有放下给别人做媒的癖好，要贝西埃之子娶迪罗克之女，还要马尔尚娶老近卫军官兵的遗孀、妹妹或女儿。对当甘公爵一事，他不知悔改，说：“法兰西人民的安全、利益、荣誉需要我这样做……假如遇上类似情况，我会采取同等行动。”拿破仑给约瑟夫留了一对金鞋扣，给吕西安留了“一对金制吊袜带小搭扣”，给热罗姆留了一只金领钩。他送发束给玛丽·路易丝、太后、所有兄弟妹妹、侄子、侄女，把“最多的一束留给我儿子”。比起家人（除了罗马王），他的遗嘱对仆役们慷慨得多，不过他的确说：“我和最珍爱的配偶玛丽·路易丝在一起时总是非常高兴。最后时刻，我对她怀有最多温情。”。

拿破仑写道：“我感谢既善良又非常杰出的母亲，感谢红衣主教（费施），感谢我的兄弟约瑟夫、吕西安、热罗姆，感谢波利娜、卡罗琳、朱莉（约瑟夫之妻）、奥尔唐斯、卡塔琳娜（热罗姆之妻），感谢他们一直关心我。”考虑到卡罗琳曾背叛他，把她列入名单显得格外宽大。1820年8月，埃莉萨在意大利去世。路易不在名单里，但拿破仑也原谅了“1820年他出版的诽谤之词，它充斥着伪命题与伪证”。路易出版了一本历史文献摘要，谈论他治下的荷兰。书中，他反抗拿破仑以保护荷兰的内容引人瞩目。

1821年4月26日，拿破仑呕血，次日，他吐出咖啡渣一般的深色液体。他要求把覆顶行军床搬到通风更好的客厅。贝特朗发现，他几乎没力气吐痰，所以他的马甲染上了红色唾液。据马尔尚回忆，拿破仑仍然“端庄、冷静、友善”，就算他在抱怨右肋的疼痛“像剃须刀一样刮过我的身体”。

1821年4月29日之前，拿破仑遗嘱的八份附件就已拟出，其中几份的订立日期经篡改后提前至27日。29日和30日，他开始不断重复自己的话。

拿破仑曾给贴身男仆兼遗嘱执行人马尔尚口述关于恺撒的书。马尔尚在此书的一份抄本上记载，5月2日晚上8点至9点，拿破仑口授道：“我在阿雅克肖的地产留给儿子；萨利讷（Salines）郊区的两座房子及其花园；阿雅克肖之内，我所有可获5万法郎年租金的不动产。”马尔尚用铅笔在书的序言页记下皇帝的话，然后他小心地把纸片缝人凸印皇帝的盾徽的红色小皮盒衬里。

1821年5月3日，安杰洛-保罗·维尼亚利（Angelo-Paulo Vignali）教士私自为拿破仑行临终涂油礼。

1821年5月5日，拿破仑说了几句连贯的话：“我的上帝……法兰西民族……我的儿子……军队的首领。（My God…the French nation…my son…head of the army.）”当天下午5点49分，拿破仑逝世，享年51岁。他的遗体穿着他最爱的近卫猎骑兵制服，外面罩着他在马伦戈战役中穿过的灰色大衣。拿破仑的葬礼在鲁珀特山谷（Rupert Valley）举行—他生前有时在此散步。拿破仑的墓碑没有刻写姓名，只写着一行法语“Ci-Gît”（意为“长眠于此”）。

拿破仑作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代表，为巩固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和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在近20年的时间里，指挥法军与反法联盟军队反复较量，亲自指挥大小会战50多次，取得了近代战争史上最辉煌的战绩。拿破仑以亚历山大三世、汉尼拔、凯撒为榜样，通过指导战争和统率军队等军事实践活动，发现了正确使用民众武装的战略战术，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思想，从而把资产阶级革命所创立的战争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拿破仑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在战争实践中有充分的反映。

拿破仑认为，战争就是要为实现政治目的而赢得彻底的胜利，因此消灭敌人的军队应作为主要目标，力求通过一两次会战击败敌人。为达到歼敌制胜的目的，首要问题是取得战略主动权，同时必须审时度势，利用政治、外交、经济等手段创造开战形势，在形势有利情况下采取坚决的进攻行动，这是认识和指导战争的基本原则。他指出，欧洲很多优秀将领往往期望过多，而他本人却只看到敌人的兵力并力图消灭他们。只要消灭了敌人的军队，其他一切就会迎刃而解。进攻是赢得战争的主要手段，整个战争艺术在于合理而慎重的防御之后实施迅速而大胆的攻击。开战前要慎重考虑前进与否的问题，一旦发起进攻就必须坚持到底。要通过总决战取得胜利，实施坚决的追击以扩大战果。

拿破仑认为，任何出色的战争都是讲求方法的战争，所有伟大将领之所以建立丰功伟业，全在于遵循兵法的规律与自然的法则。战争艺术的某些法则是任何人都不得违背的，但是不能只靠旧的手段去达到新的结果，用兵作战不能墨守成规。在筹划与指挥作战时，既要注意运用历代名将的惯用法则，又要坚持自己体验深切而又行之有效的战法。

①遵循多兵之旅必胜的法则，在必要的时间和地点集中比敌人更强的兵力。

②强调快速机动、行动迅速可弥补兵力的不足。

③出奇制胜，战略上、战术上都采取突然行动。

④战术灵活，摒弃欧洲传统的线式战术，采用新的纵队战术。

⑤建立强大的预备队，以积极的进攻分割敌军，而后各个击破。

⑥协同作战，步兵、骑兵和炮兵在战斗中要密切协同，步兵应起主体作用，但不能没有炮兵的火力支援，而骑兵则作为总预备队在关键时刻实施突击和扩大战果。

拿破仑强调建设一支优良军队的重要性，认为没有军官和军事组织就难以建成军队，必须拥有一批优秀的将领和军官进行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训练以及执行严格的纪律，才能形成一支作风优良的部队。

①强调完善军事组织。他认为，军队体制编制合理，才能适应战斗的需要。为此，要大力改进军队的结构体系，以步兵师和骑兵师合编成军的建制，把炮兵作为独立兵种列入师和军的编制，协调发展步兵、骑兵、炮兵，同时在全国设立征兵机构和军事供应系统。

②强调军官的选拔，把军官的挑选和考核放在军事工作的首位，彻底废除门阀观念，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从有实战经验的士兵和军官中选拔军官和将军。

③强调严格训练士兵，在国民教育中加强军事教育的分量，新兵入伍后采取以老带新的办法培养实战能力，强调以战火的洗礼代替课堂和操场的教育。

④改进部队管理，强调管理应适应新型军队的特点，既要培养军人的荣誉感，激发进取心，用重赏轻罚维护士气和秩序，也要严整军纪，消弭松散懈怠现象，同时要关心士兵的健康，重视官兵的切身利益。

拿破仑的军事思想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优良传统，在许多方面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著名军事理论家A.-H.若米尼和G.von克劳塞维茨在他们的军事理论著作中，都大量引用并深入研究过拿破仑的军事言论和战史战例。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军事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总结拿破仑战争的经验和探讨拿破仑的统帅艺术分不开的。

拿破仑定理归功于拿破仑，拿破仑除了作为一位军事强人在法国历史上闻名之外，他在中学，再到后来在巴黎军事学校也都是数学一流的学生，成了法兰西学院的成员。他以自己的数学天赋，特别是在几何方面的天赋引以为傲。

拿破仑定理是平面几何中一个有名的定理，简述如下：任取一平面三角形△ABC，以三条边为底线分别向外作等边三角形△XBC，△YAC，△ZAB，这三个等边三角形的中心（即内切圆心），L，M，N构成一个新的等边三角形△LMN，称作拿破仑外三角形。

有关拿破仑定理最早的记录出现在一个叫作《女士日志》（Lady’s Dairy）的刊物上（有些类似于中国旧时的皇历，读者对象主要是淑女，知识女性），时间是1825年，拿破仑死后四年，但并未说明这个定理与拿破仑有何关系。有关拿破仑定理是不是应归功于拿破仑的争论，从这个定理问世就从没有停止过，在很多几何学家的心中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疑团。

1802年5月19日，拿破仑提出建立荣誉军团制度，由有终身爵位的军官组成，共有15个大队，分成几个等级。每队有7名二等大校军官，20名三等少校军官，30名四等士官军官和150名五等普通团员。第一执政任军图长，这为他称帝奠定了组织基础。荣誉军团不按出身门第而按军功授勋，这实际上是在建立新的等级制度。建立荣誉军团就是开始建立新的贵族阶级。帝国时期，荣誉军团制度发展成为新的世袭帝国贵族，各级文武官员受到不同等级的封爵，从亲王、公爵到伯爵、男爵、骑士。同时，帝国还立了繁文缛节的宫廷仪式和法规。

1800年5月14日，拿破仑政府将法国省制体系（prefectoral system）引入莱茵兰地区。在该体系下，省级地方行政长官（省长）必须由巴黎任命，各种指令也是通过从巴黎中央政府（部长）到省级行政单位（地方行政长官）、区级行政单位（地方次级行政长官）、市镇级行政单位（市长）这样一条自上而下的等级链传导下去，并遵循严格的分层指导原则，每一级别的官员只能同其上一等级或下一等级的官员保持公函往来，不得违反。

尽管该体系集权于中央，意在将莱茵兰地区这样的“新领土”（非原法兰西领土）纳入拿破仑帝国的严格掌控之下，却获得了莱茵兰官民的支持。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拿破仑政府并没有借此实行军事化统治，反而在当地建立了参议会和选举团等机构来保障公民的权利；第二，拿破仑重视吸纳地方精英，尤其在其统治末期，莱茵兰地区的所有次级行政长官中，当地人明显占据多数；第三，拿破仑还将当地议会的旁听席位从1805年的16人扩大到1813年的452人，使他们作为下一届议员的后备人选，鼓励莱茵兰地区的青年才俊积极参与。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莱茵兰地区并未被法兰西帝国‘殖民化’，反而是莱茵兰人将某些法国机构‘殖民化’了”。

为了充分吸收当地精英，拿破仑还搁置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差异，所有的莱茵兰人，无论是真心拥护拿破仑统治，还是出于自身的功利目的而为其服务，无论是信奉天主教、新教，还是信奉犹太教，都有机会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这就为拥有特殊背景的人群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由于上述原因，这一“外来”行政体系迅速被莱茵兰当地人接受，特别是其自由平等的政治原则赢得了当地人的普遍认可，以至于当普鲁士专制主义重掌政权并在这一地区推行保守统治时，大多数当地人都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

拿破仑政府同样以《拿破仑法典》为基础，在莱茵兰地区推行司法体制改革，倡导司法独立，包括司法脱离行政、程序公开以及建立陪审员制度。作为司法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项，陪审员制度可以预防政府的独断专行，避免莱茵兰地区一些能被民众接受的违法行为（如逃兵役等）被法院定罪，从而保护当地公民。虽然一些莱茵兰上层人士认为所谓的陪审员制度流于表面，“只适合肤浅的法兰西人，而不适合很少为表象所惑的德意志人”，但大部分莱茵兰人仍然十分支持该制度。

事实上，拿破仑对这种高度放权于地方的陪审员制度并不满意，但他还是同意在莱茵兰地区实行这一制度，只不过他同时引入了诸如特别法庭等其他司法机构，试图以此介入那些直接涉及政府利益的案件，避免因陪审员的影响而使危害政府利益的罪犯逍遥法外。1814年反法同盟的军队攻入莱茵兰时，服务于特别法庭的法官们纷纷出逃，致使那些没有陪审员的法院彻底关闭，保留下的基本上只有有陪审员的法院。借此，陪审员的权力范围得到了扩大。以往，陪审员只能在普通案件中出现，而与国家利益攸关的案件必须由以法官和军官组成的特别法庭审理并独自做出判决；现在，这些案件则向陪审员和听审团开放。由此，莱茵兰的司法体系向自由平等的方向更进一步，“作为一种自由主义的实践模式向前推进，体现在其中的那些原则——陪审员参与审判、公众参与听证、司法与行政分离、刑讯逼供违法——一直幸存到1848年，成为当时所有德国改革者所效法的模式”。

1811年法兰西帝国面积达75万平方千米，人口约4400万，全国划分为130个郡，包括荷兰9个郡，北海沿岸德意志各邦9个郡，东南瓦莱、皮埃蒙特、热那亚、帕尔马、托斯卡纳和教皇属地10个郡。此外，拿破仑一世及其家族还统治和控制了意大利王国、莱茵邦联、威斯特伐利亚王国、那不勒斯王国、西班牙王国、华沙大公国等。在帝国范围内拿破仑一世力图统一关税，统一法制，扩大交通、通信。帝国的无限制扩张导致1812年侵俄战争的惨败。

执政府上台之际，法国正竭力维系其正在瓦解的殖民帝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圣多明各殖民地（海地）自1791年以来一直处于叛乱之中。1801年，拿破仑派遣其妹夫查尔斯·勒克莱尔将军率领军队，镇压海地革命（1791年至1804年），并重新恢复奴隶制。这场远征最终以彻底失败告终。勒克莱尔于1802年11月死于黄热病，法国远征军于1803年11月18日在韦尔蒂埃尔战役（the Battle of Vertières）中最终战败。随后，随着法国军队撤离，海地于1804年1月1日宣布独立。

1803年之前，路易斯安那领地多年来一直是旧世界关注的对象。17和18世纪的探索和分散的定居使法国控制了密西西比河，并获得了密西西比河谷大部分地区的所有权。法国对路易斯安那控制权的第一次严重瓦解发生在七年战争期间。1762年，法国将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路易斯安那割让给西班牙，1763年，法国将其在北美剩余的几乎所有领地转让给英国。然而，这种安排只是暂时的。在拿破仑随后的军事领导下，法国的势力再次复苏，1800年10月1日，拿破仑说服了不情愿的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使其同意将路易斯安那割让给法国。查理四世至少口头上表示同意，条件是法国不得将该领土转让给第三国。这份条约即《圣伊尔德丰索条约》（1801年3月21日确认），不仅将吞并新奥尔良这个不断发展且具有商业意义的港口，还将获得密西西比河的战略入海口。

失去海地使拿破仑放弃了与英国抗衡的殖民帝国的梦想，转而决定专注于在欧洲大陆扩张领土。尽管他此前曾承诺西班牙不会将路易斯安那领土出售给第三方，但拿破仑还是将全部2266000平方公里（875000平方英里）的领土以8000万法郎（即1500万美元，每英亩不到四美分）的价格卖给了美国，美国同意直接支付1125万美元，并承担其公民对法国375万美元的债权，最终结算附带支付的利息使总价达到27267622美元。条约于1803年5月2日签署，但生效日期提前至4月30日。拿破仑旨在通过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获取资金以供养军队，还希望帮助美国变得强大到足以在海上与英国抗衡。这个想法在美国于1812年战争中与英国交战时有所实现，美国消耗了原本会用于对付法国的英国军事资源。

姊妹共和国是法国督政府和执政府期间所建立的各附属共和国的统称。主要有意大利的特朗斯帕达纳共和国（1796—1797）、契斯帕达纳共和国（1796—1797），两国又合并为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即西沙尔平共和国，1797—1802，1802—1805年称意大利共和国），利古里亚共和国（1797—1805），罗马共和国（1798—1799），帕登诺帕共和国（1799年1—6月）等；荷兰的巴达维亚共和国（1795—1806）；瑞士的海尔维第共和国（1798—1803）等。这些共和国在政治上依附法国，为法国对外战争提供大量的物资和兵源。共和国的建立沉重打击了这些国家的封建势力，加速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

特朗斯帕达纳共和国（河北共和国）

特朗斯帕达纳共和国是法国在意大利北部建立的附属共和国。1796年，拿破仑指挥的法军击败撒丁军队和奥地利军队后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地区。在法军的支持下，5月15日成立伦巴第共和国，包括前米兰公国和曼图亚公国等地。11月15日，改名为特朗斯帕达纳共和国（意“波河以北的共和国”），或译河北共和国。推行类似法兰西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政策。1797年7月，接受拿破仑的建议与契斯帕达纳共和国（河南共和国）合并而为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西沙尔平共和国）。

契斯帕达纳共和国（河南共和国）

契斯帕达纳共和国是法国在意大利北部建立的附属共和国。1796年，拿破仑率领的法军占领意大利北部以后，8月26日，摩德纳的雷焦起义，建立雷焦共和国（后改名艾米利亚共和国），后摩德纳、费拉拉、波伦亚等地皆成立共和国。10月16日，来自摩德纳、波伦亚、费拉拉和雷焦艾米利亚的代表在摩德纳举行大会结成联盟，12月30日在雷焦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契斯帕达纳共和国（意为“波河以南的共和国”），或译河南共和国。1797年1月7日，决定组成政府，并采用红白绿三色旗为国旗。共和国颁布了废除封建特权、宣布公民平等的改革法令。1797年7月，接受拿破仑的建议与特朗斯帕达纳共和国（河北共和国）合并为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西沙尔平共和国）。

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西沙尔平共和国）→意大利共和国→意大利王国

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是法国在意大利北部建立的附属共和国。1797年7月17日由特朗斯帕达纳共和国和契斯帕达纳共和国联合组成，定都米兰。因位于阿尔卑斯山以南地区，故名。最初包括伦巴第、艾米利亚、罗马涅、摩德纳和波伦亚，后来又合并了威尼斯部分领土和瑞士的瓦尔泰利纳等一些地区。其版图北起阿尔卑斯山的主脉，南至里米尼，西迄提契诺河，东抵明乔河。1797年10月，法、奥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后，得到奥地利的确认。它仿照法兰西共和国，颁布宪法，成立由五名督政官组成的政府，并实行某些进步性的改革。名义上是独立的，在法国设有大使馆，但法国驻扎军队和强迫其交纳大量贡金，将其紧紧置于法国控制之下。1799年，曾一度被第二次反法联盟军颠覆。翌年法军再次取胜后重建，1801年为法奥签订的《吕内维尔和约》所确认。1802年1月25日改名为意大利共和国，拿破仑任其总统。随着法兰西帝国的建立，于1805年3月18日改称意大利王国。拿破仑兼任国王，实际统治者为副王、其养子博阿尔内。1810年，南蒂罗尔并入意大利王国。1814年4月，拿破仑退位后，博阿尔内企图自立为王。1814年4月20日，米兰起义爆发，博阿尔内被迫逃亡，随后米兰被奥地利军队占领。

利古里亚共和国

利古里亚共和国是法国在意大利热那亚及其周围地区（利古里亚）建立的附属共和国。1797年拿破仑率法军击败奥地利军队后，又占领热那亚，6月14日成立共和国，以热那亚为都城。其政府组织形式仿照法国督政府，与法国缔结联盟，国家首脑也由拿破仑任命。1800年6月，一度为俄奥联军占领。1801年为法奥签订的《吕内维尔和约》所确认。1805年6月并入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1814年拿破仑退位后一度恢复，后并入撒丁王国。

罗马共和国

罗马共和国是法国在罗马城及其近郊建立的附属共和国。1798年2月15日，法军占领教皇国后宣告成立，由七名执政官治理。教皇庇护六世被俘，后死于法国。同年11月，那不勒斯王国派兵攻陷共和国。12月，法军卷土重来，再建共和国。1799年，法军被俄奥联军逐出意大利，9月29日，罗马共和国被推翻。拿破仑于翌年再度攻占意大利，希望得到天主教会对他统治的支持，以最终签订教务协定，遂允许教皇恢复其国家，共和国被废除。

帕登诺帕共和国

法国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地区建立的附属共和国。帕登诺帕（Parhe-nope）为那不勒斯的旧名。1799年1月24日，那不勒斯王国的共和派在法军协助下，推翻波旁王朝后建立。共和国政府曾实行一些削弱封建权利的改革。5月，法军在意大利北部失利，撤走那不勒斯驻军。6月，以枢机主教鲁福为首的“宗教军”在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支援下，打败共和国军队，占领那不勒斯城，共和国被颠覆，波旁王朝复辟。

1812年底，拿破仑返回巴黎重建军队，经4个多月的艰苦努力，至1813年4月中旬，又建立起一支总数为40万至45万人的军队。1813年3月12日，拿破仑发布命令，规定新军编为11个军：第1军由达武元帅指挥，第2军由维克托元帅指挥，第3军由内伊元帅指挥，第4军由贝唐德将军指挥，第5军由劳里斯顿将军指挥，第6军由马尔蒙元帅指挥，第7军由雷诺将军指挥，第8军由波兰的潘尼亚托夫斯基亲王指挥，第9军由奥热罗元帅指挥，第10军由拉普将军指挥，第11军由麦克唐纳元帅指挥。尔后，又增建了第12军，由乌迪诺元帅指挥。此外，还有一支由3个骑兵师和1.2万名步兵、3000名骑兵与60门火炮组成的近卫军。新军设有2个军团：一个为“美因河军团”，由第1、第4、第6、第12军和近卫军组成，为主力军团，共约8.5万人，由拿破仑亲自指挥；另一个为“易北河军团”，由第5、第10军全部及第1、第5、第12军各一部及1个骑兵师组成，共约6万人，由拿破仑的继子欧仁亲王指挥。

1813年4月，拿破仑率新军出境，企图各个击破向法国缓慢进逼的俄普联军，取得了吕岑之战、包岑之战和德累斯顿会战的胜利，但在莱比锡之战中被击败。1814年1月至4月，新军奋起阻击反法联军20余万人的入侵，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同年4月，拿破仑退位后新军被解散。

拿破仑在1804年至1810年先后颁布了《法国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商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和《刑法典》，保障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1795年，采用公制度、量、衡，废除对盐、烟等商品的专卖制度，取消贵族特权的等级制度，将过去对非特权阶级征收的直接税和间接税改为根据财产状况对全体公民征收。

为加速资金周转和流通，1800年2月，政府将往来存款银行和商业贴现银行等私人银行进行改组，创办了新的国家银行—法兰西银行。法兰西银行除了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能外，还兼营放款、贴现等商业银行的业务。

1803年，法国进行货币改革，用法郎代替利弗尔。法郎分金、银两种，有无限法偿资格，可以自由铸造，法国长期实行金银复本位制。

1803年，拿破仑为了让钱币能体现出新政府的精神面貌，发挥其较好的宣传作用，他要求改善钱币的设计与雕刻效果并加强防伪功能，特委任财政大臣戈丹举行了一次钱币设计竞赛。当时参赛的钱币设计师众多，除了法国人之外还有瑞士和比利时雕刻师。通过这次竞赛筛选出来一批技艺精湛的钱币设计师，成为国家制作货币的中坚力量，从而使拿破仑时代出产的钱币有了数量和质量的保障，同时在外观上也有了精美的品相。因此，在拿破仑时代，钱币制作的花样很多，各种材质和面值的硬币都有不同的版式。每当拿破仑的职位有所变化（如第一执政、法国皇帝、兼任意大利国王等）都会在钱币上表现出来，即便是在短暂的“百日王朝”期间，他还发行了百日版金币。

19世纪末，当播种者被法国新艺术雕刻家路易斯·罗蒂雕刻在了法国钱币上，这个戴着弗里吉亚自由帽在阳光下撒种的女子就成了法国货币的象征，常常出现在法国钱币、邮票和纪念章上。而“芽月法郎”因诞生于以法国大革命历法纪年的共和十一年芽月17日（1803年4月7日）而得名。它作为拿破仑币制改革后制造的法定货币在法国货币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为了把法国的经济势力扩展到国外，控制整个欧洲市场，拿破仑还接连发动侵略战争，占领了欧洲一半的土地，并从战败国搜刮到大量财富。

政策背景

大陆封锁政策是十八世纪未至十九世纪初欧洲战争期间，拿破仑为了反对英国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政治措施。英法两国国家利益的冲突是拿破仑实施大陆封锁的根本原因，英国当时掌握了海上霸权，广大的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紧密的贸易联系被切断，这就意味着经济的生命线被切断。

政策实施

1805年，拿破仑直接登陆英国计划失败之后，决定用经济封锁摧毁英国。1806年11月21日，拿破仑在柏林颁布了《柏林赦令》，宣布封锁不列颠诸岛，标志着大陆封锁体系正式确立。

“柏林敕令”第一条规定：“兹宣布大不列颠诸岛处于封锁状态。”第二条规定：“凡与大不列颠诸岛的一切通商以及一切通信均禁止之。凡直接寄往英国的信件或包裹，或寄给英国人或用英文书写的信件，一律不得由邮政传递，并予扣留。”第三条规定：“凡属任何如系英国臣民，不论其所处地位状况如何，凡在法国军队或其盟国军队所占领地区内发现者，一律执为俘虏。”第四条规定：“凡属英国臣民所有的一切仓库、商品或任何性质的财产，一律视为合法的捕获品。”第七条规定：“自本敕令公布之日起，凡直接来自英国殖民地的船舶，或航经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船舶，一概不准进入任何口岸。”第八条规定：“任何船舶以伪造的文书而违反上述规定者，得夺取之，船舶和货物视同英国财产予以没收。”

1806年至1807年，拿破仑先后颁布4个敕令（柏林敕令、2次米兰敕令、枫丹白露敕令），1807年10月13日拿破仑在其设朝听政的枫丹白露行宫（巴黎南部）发布敕令加强大陆封锁，宣布任何商品必须有原产地证明，确属非英国及其殖民地产品，方可进入大陆：一切中立国的船只凡曾在英国靠过岸的，货船一并没收；曾屈服于英国的中立国船只即视为“己剥夺国籍”，可予捕获。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陆封锁对法国越来越不利。法国工商业者抱怨没有原料，缺少棉花和兰靛。拿破仑不得不采取了一些让步措施。1809年3月，拿破仑指令拟定一个有关特许证的方案，以允许出口葡萄酒、白酒、水果、蔬菜、粮食和食盐，条件是再进口木材、大麻、铁和金鸡纳。1810年7月3日，拿破仑签署“圣克卢敕令”，使颁发特许证成了正式的制度，每张特许证值1000法郎。到1811年11月25日止，拿破仑共签署了1153张特许证，但实际上只发出了494张。在颁发特许证上，法国与英国相比，无论在特许证的颁发时间，还是特许证的颁发数量上，都不能同日而语。而且，特许证的颁发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大陆封锁政策”的威力，因为英国可以通过特许证，打着中立国的旗号，来法国购买国内急需的粮食和工业原料。颁发特许证，是拿破仑为了维护大陆封锁体系不得已而为之，这也说明“大陆封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产生了抵触。之后随着拿破仑不断的军事胜利，其建立的大陆封锁体系几乎囊括整个欧洲大陆。但是这一政策虽给英国赖以生存的国际贸易造成了严重困难，但英国实施的反封锁也给法国和大陆各国造成严重经济与政治后果。随着法军在欧陆军事优势的逐步丧失，拿破仑的连年征战使得整个欧洲大陆财源耗尽，大陆封锁体系最终于1812年后逐步瓦解。

对法国的影响

随着法国军事力量的加强，封锁政策也扩及葡萄牙、西班牙和俄国。大陆封锁促进了法国某些工业部门的发展。但是，当时整个法国工业的发展水平不能代替英国满足欧洲各国的需要，因而使许多国家特别是与英国有着传统贸易关系的国家的经济状况大大恶化，经济萧条，进出口停滞，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同时，英国采取了反封锁措施，并进行了大规模的走私活动。大陆封锁引发的经济危机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致使拿破仑政权的根基发生了动摇。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没达到从经济上窒息英国的目的，却导致大陆封锁的经济负担有很大一部分落到了法国国民的头上，从而引起了各个阶层的强烈不满。一些地区不断的发生骚乱和反抗活动，人们的反政府情绪日益加深，这就表明帝国政权的阶级基础在不断缩小并且发生动摇。随着拿破仑帝国的崩溃，大陆封锁政策也随之破产。

对欧洲的影响

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不仅给法国带来了灾难，而且打乱了整个欧洲大陆正常的经济秩序。由于法国大陆封锁政策的实施需要全欧洲的配合，尽管大陆各国在起初有反对英国的冲动，但是随着大陆封锁的加强，也损害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利益。同时，大陆各国是在法国的强制下进行大陆封锁，从而反映出大陆体系的不稳定性。并且由于英国的海上封锁使得欧洲各国一片狼籍。如葡萄牙对英国的依赖很大，葡萄牙三分之一的国民收入来自英国的贸易。大陆封锁使得一些国家的工商业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法国制定有利于法国的关税政策，以牺牲别国的利益来满足第一帝国的利益。这就从根本上加强了各国与法国之间的离心力。

并且拿破仑不顾欧洲各国人民的利益，强迫服从第一帝国的利益，其结果是激起了各国民族主义情绪。同时背离经济全球化的大陆封锁政策严重影响了欧洲大陆各国人民经济生活，破坏了各国的工业生产和贸易活动，如“意大利丝织工厂的数目从1806年的489个减少到1811年的401个，职工人数由25000人减少到14000人。俄国波罗地海各港口封锁前，平均每年进出口港船只6083艘，到1808年降到743艘。年进出口额从5920万卢布降到1060万卢布，几乎缩减5.5倍。”

大陆封锁政策却隔绝了法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使法国接触不到先进技术，工业原料极端缺乏。大陆封锁政策还使法国在心世纪苦心经营的海外市场优势轻而易举地丧失了。

在经济方面，拿破仑同样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有效地传播到了莱茵兰地区。首先，在拿破仑治下，莱茵兰地区通过行政改革废除了行会制度，扫清了乡村的封建残余，为当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架构。其次，拿破仑政府通过开放当地新兴市场，鼓励企业家创业，巩固资本权力，使资产阶级在莱茵兰地区日益发展壮大，充满活力，从而与被保守势力控制的普鲁士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

再者，拿破仑政府还颁布政策，取消当地道路和河流的通行费，从而加强了货物流通，进一步促进了当地资本主义的发展。

除了改造莱茵兰当地的经济体系外，拿破仑还努力推动这一经济体与法兰西帝国经济体系的融合。特别是在当时法国开始禁止英国货物进口，导致国内货物短缺、物价上涨的情况下，拿破仑有意利用莱茵兰地区的产品输出弥补法国市场的货物短缺，这也帮助了莱茵兰地区经济融入法国市场。受益于广阔且受到保护的法国市场，莱茵兰地区的众多产业——例如作为支柱产业之一的羊毛贸易在产销方面均有了迅速增长。尽管拿破仑将莱茵兰左岸作为帝国贸易保护的边界，并在此设立了高额的进口关税，由此提高了当地产业的生产成本，但在法国治下，当地经济本身的繁荣扩大了产业的利润空间，很好地吸收了上涨的成本。

拿破仑治下莱茵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繁荣进一步壮大了资产阶级的力量，获得当地人的肯定。而当普鲁士取代法兰西重新统治这一地区后，该地区经济出现了衰退，特里尔城更是经历了著名的“摩泽尔危机”（Moselle Crisis）。这使当地人愈发怀念先前法国治下的经济繁荣。

1799年，法国巴黎共有72家报纸。1800年1月，拿破仑颁布法令，只准保留13家报纸，不准创办新的报刊，并恢复波旁王朝时期的出版许可证制度。被保留的报纸发行人和编辑须签订契约，保证效忠。

1805年，拿破仑对警察大臣下令说：“请再压制一下报纸吧！让它们登出好的稿来。要让《论争报》和《政论家报》的编辑明白：不久以后，我将认为它们对我党无用处，我要把它们连同其他所有报纸统统予以取缔，只留下唯一的一家报纸。”“在法国，只能存在独一无二的党派，我决不容忍报纸说出或做出有损于朕的利益的事情来。”在巴黎拿破仑只准许保留四家报纸：《箴言报》《巴黎日报》《法兰西报》和《帝国日报》（《辩论报》被没收后改名），而巴黎之外每省只保留一份报纸，其政治新闻都得仿抄《箴言报》。

1798年7月，拿破仑远征埃及，此次战役后，来自古埃及的艺术之风刮在了法兰西的土地上，大量古埃及元素被应用于艺术设计中，如狮身人面像常被用作椅子上的桌腿和扶手。

拿破仑很早就意识到艺术与设计是显示统治者权威、荣耀的有力手段，因此在1804年夺取权力后，拿破仑开始着手推行新的艺术规划，期望通过艺术的革新塑造出能够体现帝国威严与统治的艺术审美氛围。拿破仑将艺术革新的目光放在了古罗马帝国宏伟、华丽与辉煌的艺术风格上，“帝政风格”（又名“帝国风格”）由此诞生，成为了法兰西第一帝国官方唯一指定的艺术风格，并在雕塑、建筑、设计、服饰等领域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为了迎合他的喜好，当时的建筑师们大量从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的设计风格中吸收装饰特点，严格以中轴线作对称，尺度宏大，做工精良，用古典来表达新的功能和大胆的观念，创造了既属于这个时代的、又处于古典复兴潮流之中的“帝政风格”。

“帝政风格”最先体现在法国建筑和宫廷的室内设计上。“帝政风格”的建筑充斥巴黎各处，主要作用是颂扬拿破仑的军事功绩。如卡鲁索凯旋门，凯旋门的大理石浮雕描绘了奥斯特利茨战役、乌尔姆战役等重要事件场景；如马德莱娜教堂，原名称巴黎军功庙，是拿破仑为纪念军队荣耀而建。

法国大革命后，女性暂时脱掉了长久束缚身体的紧身胸衣和裙撑，服装样式复归古希腊、古罗马风格，造型上极为简洁、朴素。这与之前时代流行的装饰繁复的洛可可女装风格形成极鲜明的对比。拿破仑当政以后恢复了以往的宫廷服装，一种名为“帝政样式”（Empirestyle）的宫廷女装风靡巴黎上流社会。这是一种高腰衬裙式连衣裙，裙子的腰线被提高到胸部以下，窄长的裙型下摆及地，并出现飞边、褶饰和丽丝做的边饰，领口多为开得很大很低的方领，袖型为泡泡袖。

拿破仑保守对待基础教育，他把它还给了神职人员，但对于11周岁后学生开始接受的第二阶段教育，他的态度是革命的。1802年5月，他颁行法令，建立45所旨在培养未来士兵、行政人员和技术人才的公立中学（lycees）。这些学校回答了如何培育一代爱国忠诚的未来领袖。现在，所有适龄法国儿童既学习希腊语、拉丁文、修辞学、逻辑学、伦理学、数学、物理学，也学习一些其他学科与当代语种。旧王朝时代，教会控制第二阶段教育，拿破仑不想这样做，他把宗教的影响限制在最低程度。学校校规严格。14岁以下的学生需穿校服，它包括蓝色短外套、蓝色长裤和圆帽。学生被分人各“连”，每“连”有一个“中士”及四个“下士”，最好的学生担任“上士”，指挥所有“连”。

公立中学为6400名所谓的“国家学员”提供全额奖学金，但其他学生通过入学考试后也可就读，父母将为他们缴纳学费。在旧体制中，学生选择课程，如今教学计划只设必修课。省长、刑事法院院长、上诉法院院长监督这些新学校的管理，此外还有一名专职督学。1813年时，法国中学在欧洲首屈一指，两个世纪后，孔多塞（Condorcet）中学、查理曼中学、路易-勒-格朗（Louis-le-Grand）中学、亨利四世中学等拿破仑开办的学校仍属法国最佳的中学。公立中学的理念传至远离法国的地区，在西班牙与荷兰产生示了范效应，即便这两个国家反抗法国的侵占，它们依然接受了法国的教育思想。

拿破仑打算在法国全境建立公立中学。总的来说，他的教育改革就像他的巴黎城建计划一样，虽诚然可敬，但未完成即早夭。1808年3月17日，拿破仑的重整方案推进至下一阶段。他颁布法令，号召建设帝国大学，由其监管全国教育。帝国大学分为五个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文学院、数学与物理学院），所有教师都将隶属于其中一院。他设计的层级结构蕴含军事特色：校长为路易·德·丰塔纳，此人意志坚决，于1804年至1810年任立法院议长；校长之下的三十人委员会掌管法国所有中学及大学。大革命期间，索邦神学院被关闭，但是1808年拿破仑让它重新办学。

像其他领域一样，教育制度也体现出拿破仑严重的性别歧视观。1806年3月，拿破仑告诉参政院：“坏女人接受公共教育后，几乎都变得轻薄无良、搔首弄姿、水性杨花，男性受集中教育有诸多优势，特别是学会互相帮助、为战场上的袍泽之情做好准备，女性受集中教育却养成腐败习性。男人生来就该享受生命的全部光彩，女人生来就该住在家里，她们只应侍弄家庭生活。”《拿破仑法典》没有规定女孩的正式教育，不过评判这一点需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19世纪初期，英美两国只有寥寥几所女子学校，而且它们全是私立的。

1807年，拿破仑政府经过犹太人大公议会（The Great Sanhedrin）通过三项重要法令，进一步使犹太人融入世俗社会。其中前两项法令规定，拉比们与新教牧师和天主教牧师一样成为政府雇员，将犹太教行政系统纳入宗教大法院（General Consistory）；第三项法令则严格限制犹太人从事借贷职业。尽管第三项法令备受争议，因为它阻断了许多犹太人的经济来源，并使那些没有成功转变职业的犹太人穷困潦倒，因此被称为“臭名昭著的法令”（infamous decree），但它与另外两项法令确实促使犹太人向借贷以外的职业转移，并推动他们融入犹太圈以外的社会。这些法令在一些地区遭到了那些想要维持传统生活方式及信仰的犹太人的强烈反对，但在莱茵兰地区则受到了很多犹太人的欢迎，尤其是其促进犹太人职业多样化的部分。

尽管随着拿破仑的统治走向终结、普鲁士人重掌莱茵兰地区的统治权，该地区的宗教政策再次收紧，“摩泽尔危机”的爆发更是使很多底层犹太人不得不重新以高利贷维生，但是拿破仑统治所培养的新一代犹太精英及其所信奉的自由平等精神却留存下来，并继续影响着莱茵兰地区的后续历史。

1801年1月末，拿破仑启动了一项法律改革计划，它的影响甚至比《政教协定》还深远。旧王朝时代，有效的地方法典至少有366部，法国北方适用习惯法，南方的法律原则体系却建立在罗马法基础上，与地方法典截然不同。拿破仑凭本能察觉到，若法国欲在近代世界高效地履行国家职能，下列措施不可或缺：确立法律系统标准和司法公正准绳；统一度量衡；充分发挥内部市场作用；集中管理教育体系，让家境背景各不相同的青年才俊凭才能而非出身谋职。

拿破仑首先将42部法国法典融入单一法律系统，此举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盟友康巴塞雷斯帮助他实施了这桩浩大工程。之前在1792年，康巴塞雷斯就在奉命全面修订民法典的委员会中担任秘书，他拟出了《民法典草案》（Projet de Code Civil，1796年版）。现在，勒布伦、弗朗索瓦·特龙谢（Frangois Tronchet）、费利克斯·比戈·德·普雷亚默纳（Felix Bigot de Préameneu）、让-艾蒂安·波塔利斯（Jean-Étienne Portalis）等法国最杰出的法学家、政治家组成委员会，协助第二执政重新推进延误已久的改革。委员会开了107次全体会议，拿破仑至少主持了55次，他对离婚、收养和外国人权利格外感兴趣，经常插手这些领域。他总是反复问及“普遍利益”与民事正义：“这公平吗？这有用吗？”中午开始的会议有时会持续很久，到深夜才结束。新法转换为成文法的过程漫长烦琐，步骤依次如下：参政院最先讨论；法律草案起草；感兴趣的各党派提出批评，并试图修改法案；特别委员会审核；有特殊利益关切的群体和说客抗议；法案进入议院立法程序。拿破仑亲自参与了整个过程，踊跃投身其中。法典获批也非预断结果。1801年12月，立法院以142:139的比例否决预备法案（preliminary bill），保民院的表决结果也是不予通过。若拿破仑本人不曾坚决支持法典，它永远不会成为法律。康巴塞雷斯为法典打下了基础，但它理应号称《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因为它是拿破仑拥护的启蒙运动理性化的普遍主义的产物。

《拿破仑法典》本质上是罗马法与普通法的折中，它包含一个理性的、和谐的法律体系，在法国所辖领土内普遍同等地适用，这在查士丁尼皇帝之后还是头一次。政府的权责与公民的权利义务被编入长达2281条、493页的法典中，它用词清晰易懂，以至于司汤达说他每天都读。新法典巩固了国民团结，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建立在个人自由与契约自由的原则上。法典确认旧阶级特权走向消亡，肯定法国市民社会（基础教育领域除外）完全不受教会掌控。”最重要的是，混乱的大革命结束后，它带来了稳定。

《拿破仑法典》简化了1789年以来诸革命政府制定的14000条法令、法律以及42部不同的地方法典，并把它们凝合成一套适用于全体公民的一元法律体系，规定了普遍原则，给予法官广泛的裁判空间。拿破仑告诉参政院说：“人不能因为太烦琐的法律累过头，法律只能划定一般原则。试图预见所有可能性是徒劳之举，经验证明人们会忽略很多事。”法典保证了如下内容：法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人身自由，不受任意逮捕；自由缔结的合法契约神圣不可侵犯；不承认血统特权。法典呼应《组织条款》，确立完全的宗教宽容（保护对象包括无神论者），分离政教。它还授予成年男性有自由择业权与私有财产所有权，规定法律需及时颁行、正式发布，而且法不溯及既往。法官办理各种案件时自然得解释法律，但他们无权创设法律原则，所以特殊案例不会成为判例，这一点与英国普通法不同。家庭是基本的社会制度，法典制定者由于担心家庭解体，遂授予男性家长几乎全部权利，其权利标的包括其妻的财产。法典第148条规定，男满25周岁前、女满21周岁前需经父亲许可才能结婚，男女最低婚龄也分别提高至18周岁和15周岁。若不服管教的子女不满16周岁，父亲有权限制其人身自由一个月，若他们已满16周岁不满21周岁，限制期可达六个月。

两个世纪来，法典所受非议大多如下：社会立场太保守；太倾向中产阶级、公民个人与男性家长；导致妻子太依赖丈夫；其继承条款损害农业经济。根据21世纪的标准，法典的确深含男性优越主义，并带有强烈的家长制偏见。《民法典》（Civil Code）第231条规定：“夫应保护妻，妻应遵从夫。”法定离婚事由仅限于通奸（这时，只有丈夫让其固定情妇介入家庭生活时，妻子才可主张离婚），触犯重罪，严重侮辱或虐待，但只要离婚事由属于私事范围，夫妻双方也能协议离婚。妻子通奸可获刑二年，男性通奸只需缴纳罚金。若丈夫杀害犯罪时被当场抓获的妻子，他将免受起诉。《民法典》免除已婚或单身男性抚养私生子女的义务，甚至允许他们否认父亲的身份。它也不准妇女缔结合法契约、参与诉讼、出庭作证，还禁止她们担任出生、死亡与结婚的见证人。妻子经丈夫同意才能在市场上出售产品，经丈夫书而同意才能赠予、转让、抵押房产。未婚女性无权担任合法监护人与遗嘱见证人。法典中的这一切规定说明拿破仑深深信奉男性至上主义。他说：“不可将男女二性等量齐观，女人其实只是生育机器。”

法典给了长子继承制致命一击；父亲有权将25%的遗产遗赠给非家庭成员，但他去世后，剩余遗产应由其子均分，私生子无继承权。“法典也格外偏袒雇主，在所有法律问题上，他们的证言都被采信。1802年12月1日，一条法律颁布：所有劳动者需持登记簿，并在雇佣期开始时交给雇主，期满后，雇主在登记簿上签字，然后交还劳动者，若无此登记簿，劳动者不得受雇，还可获刑六个月。 法典含有严格的反罢工、反工会条款，这并非拿破仑首创，1791年生效的《勒沙普利耶法》（Le Chapelier Law）已有此类规定，直到1884年它们才被废止。然而，他的确让这些条令生效了。1806年，一些建筑工人罢工，结果在床上被捕。

1804年3月21日，《民法典》几乎在法兰西帝国全境生效。拿破仑颁行了多部修订后的法律，但《民法典》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部。1810年时，除了《民法典》，法国还有《民事诉讼法典》《商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刑法典》。这一系列部门法日后合称《拿破仑法典》。1808年，《民法典》延伸至实施戒严的西班牙地区，1810年又扩展至并入法国的荷兰。拿破仑告诉弟弟路易：“罗马人把自己的法律给盟友，为什么荷兰就不能适用法国法律呢？”《民法典》在那不勒斯等地只讨得口惠，但它在另一些地区大受欢迎，以至于在拿破仑下台后继续存留。直到1900年，普属莱茵地区一直适用《民法典》。今天，除了法国，它在比利时、卢森堡、毛里求斯、摩纳哥依然有效。世界上四分之一的法律体系保留了《民法典》的部分内容，它的影响力超出母国，最远抵达日本、埃及、魁北克与路易斯安那。

拿破仑缺少农业技术知识，但了解农业的重要性。内政大臣、化学家沙普塔尔如此回忆：“他将农业置于有用的技艺的首要位置” 。他实行奖励体制，以求赢得农民的欢心。耕种能手和饲养能手可分别获得奖金、皇帝签字的奖状、奖章或荣誉勋位。政府曾多次组织农业竞赛，鼓励农业生产。

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农民的处境趋于稳定，若干购买国有产业的农民已经发财致富。土地价格的显著降低十分有利于私人（包括小农）购买。小土地经营在阿尔萨斯省、伊尔—维兰省、杜省和塔尔纳省得到了发展。拿破仑的“热烈拥护者在农村，因为就什一税、封建权利、流亡者财产的恢复和领主压迫等方面而言，他使广大农民感到放心。”

从1790年起，法国主教分为正统派与立宪派，前者只承认教皇权威，后者宜誓效忠政府。1800年6月，拿破仑刚从米兰返回巴黎就同梵蒂冈国务卿埃库莱斯·孔萨尔维（Hercules Consalvi）红衣主教谈判，许诺恢复法国境内的公共礼拜，条件是法国主教需离职，然后教皇“任命”拿破仑选出的新主教。会谈秘密举行，就连参政院也蒙在鼓里。法国代表是约瑟夫·波拿巴和前旺代叛乱领导人艾蒂安-亚历山大·贝尼耶，梵蒂冈代表是孔萨尔维、教皇使节乔瓦尼·卡普拉拉（Ciovanni Caprara）红衣主教、教皇神学顾向卡洛·卡塞利（Carlo Caselli）。在为时一年的谈判中，双方交互传送1279份文件，至少拟定十个版本的协议草案。拿破仑后来说：“上帝的归上帝，但教皇不是上帝。”

1801年7月上旬，谈判进入高潮。拿破仑致信塔列朗：“昨天我肩膀上长出第二个水疱。此刻正是卧床患者同教士达成协议的良机。尽管7月时双方就正式签订了《政教协定》（教务专约），但由于军队和立法机关的强烈抗议，拿破仑只好先努力平息反对之声，因此九个月后协定才获批准与发布。《政教协定》开篇写道：“共和国政府承认，使徒和罗马的宗教天主教是绝大多数法国公民信仰的宗教。类似地，教皇陛下也承认，天主教的最大辉煌曾经来自于、将来也很可能来自于法国建立的天主教崇拜与共和国执政信奉天主教的公开声明。”接下来的17条法律规定，天主教“可在政府视为公众安宁所需的……法规限度内……自由活动”。

法国将设置新主教区和教区。拿破仑和教皇会一同任命10名大主教（每人年薪为1.5万法郎）和50名主教（毎人年薪为1万法郎），这些人将发誓不“扰乱公众安宁”，并告知政府破坏安宁者的所有信息。圣礼需包括为共和国与执政所做之祈祷。主教可任命教区神甫，但不得选择政府不认可的人。《政教协定》规定，买主所获前教会财产“永久”归其所有，大革命期间转让的土地所有权随之巩固。

拿破仑对梵蒂冈有些许让步，但它们都不算太麻烦：取消十日周制，恢复周日为休息日；在1806年1月最终恢复格里高利历；为儿童起名时选择圣徒姓名、古典名讳，不给他们起纯世俗、纯革命名号；给全体神职人员发薪；小规模重建修女会与传教会；将基础教育交还神职人员管理。与此同时，教会人士演唱《感恩赞》歌颂拿破仑的胜利、在讲坛上宣读他的公报，并声明服兵役是爱国义务。拿破仑在所有争议的焦点上赢得了他想要的成果。教会统一后，至少有1万名立宪派教士回归罗马教廷怀抱，大革命切开的最深伤口之一得以愈合。然而，1802年4月8日，拿破仑未同教会商量便在《政教协定》后附加大量全新的管制规定，这一附件名为《组织条款》（Organic Articles），以维护法国境内70万名新教徒与5.5万名犹太人的权利。就算庇护七世相信拿破仑信誉良好，此事也损害了教皇对他的信任。

《政教协定》在法国大受欢迎，尤其受守旧的乡村人口拥护，但是军队、参政院与保民院非常排斥该协定—这些单位中仍有不少昔日的革命者与前雅各宾党人。1802年4月18日（周日）是复活节，当天，巴黎圣母院举行《感恩赞》弥撒，低音钟近十年来首次奏响，新任巴黎大主教让-巴蒂斯特·德·贝卢瓦-莫朗格菜（Jean-Baptiste de Belloy-Morangle）在钟声中欢迎拿破仑，值此时刻，《政教协定》正式公布。《政教协定》触怒了痛恨教权的军队，一些将军毫不掩饰愤怒，他们拿马刺和马刀刮擦天主教教堂地板，不肯给神职人员让座，还在仪式上聊天。奥热罗拒绝出席，但未获拿破仑准许。莫罗完全忽视命令，在杜伊勒里宫阳台上招播地抽烟。

因为《政教协定》，教会称拿破仑为“宗教复兴者”（Restorer of Religion），不过少有神职人员做到贝桑松（Besangon）大主教的地步，此人说拿破仑“像上帝本人”。不到一个月，保民院以78：7的比例通过了《政教协定》。它在法国全境的村庄与小镇完成了使命。1813年，拿破仑对立法院说，他认为宣传和公共秩序是宗教和睦的主要体现，并举例证明：“孩子更乐意听父母的话，年轻人更服从地方法官的权威，有些地区原本一听见征兵令就抗议，现在征兵令也在它们那儿生效了。”此后一个世纪，法国与教皇的关系始终以《政教协定》为基。

立法院最终通过《政教协定》后，吕西安为哥哥举办招待会。会上，拿破仑找到天主教哲学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 （Frangois-Rene de Chateaubriand），他的新著《基督教天才》（Cenie di christianisme）忘情称颂天主教，大获成功。

布列讷修士教员居曼·德·克雷格米伦（Cumingde Craigmillen）以“他的同学C.H.先生”的名义写了第一本关于拿破仑的书。此书由英文写成，于1797年出版，它描写了一个内敛且反社会的孩子。一位评论家说，书里的小孩“行事直截了当，他大胆莽撞、锐意进取，甚至狂野凶暴”，这四个形容词也适用于他此后的人生。

小罗伯斯庇尔所写的信里，有一句话表明，他对拿破仑这位青年军官的为人，从来就无绝对的把握。在给他哥哥的信中列举了波拿巴的功绩后，他又写道：“他是一个科西嘉人；其所能提供的保证只是：他在科西嘉人中是一个拒绝了保利的拉拢，而且被叛徒保利搞得倾家荡产的人。”显然，小罗伯斯庇尔是带着几分怀疑的眼光，把拿破仑看作是一个出生海岛的善变之人，这种人既没有思想根基，也没有财产关系，可以维系住他，使其像狗一样忠于其主。玛丽·罗伯斯庇尔说：“波拿巴当时是个共和派人士；我甚至可以说他是站在山岳派一边的。至少，当我在尼斯时，他所发表的意见给我留下的就是这个印象。……他对我的长兄的爱戴，对我的弟弟的友谊，也许还加上他对我所遭遇的不幸感到关切，使我在执政府统治时期获得了三千六百法郎的生活补助费。”

自“共和元年”（1793年）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拿破仑一向以“革命之子”面目示人，这也是包括歌德、拜伦以及夏多布里昂和斯塔尔夫人在内的欧洲文人一开始为之欢呼呐喊的主要原因。

1803年至1814年，拿破仑的延臣之妻克莱尔·德·雷米萨（Claire de Rémusat）在写给丈夫的信中对皇帝满怀情意，但1818年时，她在回忆录中说拿破仑是“不懂慷慨”的怪物，此外他挂着“撒旦般的”笑容。

1810年，在拿破仑势力鼎盛之际，欧洲著名银行家、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内克尔（雅克·内克）发表政治檄文《最后的见解》，痛斥拿破仑穷兵黩武，祸乱欧洲，并预言其军事独裁必将很快垮台。在这位老派人士眼中，拿破仑不像一个半世纪前恢复英国君主立宪制、功成身退的英雄蒙克将军（1608-1670），而“更像克伦威尔”。这也是斯塔尔夫人对拿破仑的评价。日后她在《法国大革命断想》《十年流亡记》等著作中对拿破仑的治国理政及人格心理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剖析。在她看来，拿破仑打着革命旗号，窃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但在攫取政权后，立刻改弦更张，迈向专制独裁——以“保卫法兰西”的名义发动对外战争不过是更有利于集权。在这位马基雅维利式的“大独裁者”眼里，人并非万物之灵，而只是他的棋子和工具。他冷酷自私，缺乏同情和悲悯之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根据斯塔尔夫人的切身体会，拿破仑对于“人性之恶”颇具洞察力，故而能够从人性缺陷下手，“以权力相逼，以财富为诱，再施以乏味生活（流放）为要挟”。她本人因为在作品中直陈时弊而被逐出巴黎——“但凡有助于人民养成思考习惯，则为拿破仑所愠，所不能容忍”。而这样一个头戴皇冠的小丑，居然自命为“所有言论、思想和自由最后的避难所（沙龙）的保护人”。因此，斯塔尔夫人的结论是，“拿破仑不是革命之子，如果是，他只是弑父的逆子”。

正如斯塔尔夫人在身后出版的《法国大革命断想》（1818）一书中总结的那样，她毕生全部的努力都旨在让她的同代人和后代明白，拿破仑绝非启蒙运动与大革命孕育的那些崇高思想的传播者和践行者，恰恰相反，“我相信我已经表明，拿破仑是自由最致命的敌人”。拿破仑极权政治的特点，“是对人类一切精神财富的深深蔑视”。对文人作家来说，这种极权政治最为致命，因为它扼杀思想，阻碍革新，限制自由。根据斯塔尔夫人的进步史观，人类文明的进步不仅要求物质进步，也要求精神文化同步发展。而人类思想若想取得进展，首先“必须从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斯塔尔夫人一直坚信，当权者可能采取各种方法奴役和控制思想，却不能扼杀它—拿破仑的高压统治将法国变为文化荒漠，因为他相信文学的功能是服务政治和歌功颂德，其他一切特立独行的创作都遭到摒斥，甚至遭受责罚——然而正如斯塔尔夫人质问的那样：“没有独立性，哪里会有创作？”

在这一点上，贡斯当比斯塔尔夫人走得更远。他将拿破仑极权制度贬称为“僭主政治”，它比绝对专制主义更为可怕，因为它盗用自由的名义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事实上是自由最大的敌人。僭主政治对人性的摧残胜过一切暴政：它不仅蹂躏人的肉体，而且践踏人的尊严——“专制政治靠沉默的手段统治，它留给了人们沉默的权利；僭主政治则强迫人们讲话——它一直追查到他思想最隐秘的栖身之处，迫使他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从而剥夺了被压迫者最后这一点慰藉”。

从“革命之子”到“人民之父”，到后来“却将人民一口吞进肚里”，这是斯塔尔夫人对拿破仑的形象描述。她奋不顾身反抗拿破仑，不仅反对他的内政外交，更鄙视其道德人格——这位皇帝从《君主论》中学到的不是治国良策，而是“一种可以骗过大众的技巧”。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梯也尔在《执政府和帝国的历史》一书中写道：“这是一位同亚历山大和凯撒一样的天才人物”，“长于指挥军队，善于治理被征服的地区……是位行政家……而他竟还有立法家所具有的才能……”，“法国有意把权力交给他，比之他要求掌握权力更急切。”他“用民法典来组织我们的社会、国家”，“他把公民地位和行政组织连同秩序给了我们。”“他减少了我们的伟大，可是他给我们留下了光荣……将使我们恢复实质上的伟大。”“几年之后，这位伟大、聪明的人物疯狂了……使得一百万人的生命毁灭在战场上，激起整个欧洲来反对法国……二十年胜利的果实被剥夺一空”。

梯也尔总结道：拿破仑“这位伟大人物的一生，对于军人、统治者和政治活动家都是极有教益的，也包含着对于公民们的教训。它教导他们决不应该让他们的国家听任一个人的权力去摆布，不管他是谁，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法国作家雨果在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中说：

法国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在《拿破仑时代》中写道：“在法国，革命后的新国家尚未定型，拿破仑给了它一整套行政机构，这显然是大师的杰作。1789年的革命已使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但是随后民主力量起而与之相争，在皇帝的庇护下，新贵名流才得以保住政权，增殖其财富并扩大其势力；一旦摆脱了平民的威胁，他们就准备自己登台进行统治并恢复自由主义。在欧洲，法国思想的传播、英国的影响、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的壮大，都在导致同样的后果，拿破仑在摧毁欧洲旧制度并把现代社会秩序的各项原则传入欧洲时，大大加速了这个演进过程。文化的蓬勃发展、人民主权原则的宣布、浪漫主义的传播等等都预示了民族的觉醒，拿破仑所进行的领土调整和种种改革促进了这种觉醒。资本主义正在西欧生根发芽，大陆封锁保护了资本主义早期的成长。……拿破仑个人的影响诚然是可观的，但是只有顺应当时正在推进欧洲文明的那些潮流，他的影响才能起作用。”

1921年5月5日至6日，法国共和派报纸《晨报》的标题为：“拿破仑百年诞辰，荣耀的光辉”和“拿破仑百年诞辰，法国向这位伟大的统帅和无名战士致以同样的虔诚敬意”。与左翼的《人道报》和以战后和平主义为标志的反对派报纸《人民报》截然相反，在同一天，马塞尔·加尚在《人道报》上宣称：“我只对一个人发过仇恨……该死的拿破仑！”而《人民报》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所有虚荣的民族主义吹嘘中，没有什么比庆祝拿破仑逝世一百周年更可能对法国有害的了。”

法国历史学家玛蒂尔德·拉雷尔认为，拿破仑恢复奴隶制的决定带有“种族主义色彩”，而法国社会事务与平等部长伊丽莎白·莫雷诺称拿破仑是地球上“最大的厌恶女性主义者之一”。

2021年3月，法国左翼人士亚历克西斯·科比埃尔（Alexis Corbiere）在《费加罗报》（Le Figaro newspaper）上撰文称：“共和国不应该向这位通过建立独裁政权而葬送了我们历史上首次共和制经历的人表示官方敬意。”

2021年5月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拿破仑逝世200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说，拿破仑是法兰西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设计师、战略家和立法者，但在恢复奴隶制、独裁等问题上犯了一系列错误。此前许多法国总统都不愿向这位法国最具争议的领导人致敬，但马克龙表示应正视历史。马克龙说，这个纪念日是个“开明的纪念”，而不是在进行庆祝活动。他说，拿破仑恢复奴隶制的决定是一种背叛，但称赞他帮助塑造了现代法国。马克龙这样评价拿破仑：“没有多少人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以外还影响着如此许多之人。如果说他的辉煌能够抵挡时间的侵蚀，那是因为他的生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产生了一种亲密的回响……拿破仑是我们的一部分。”“拿破仑的一生是对政治意志的颂歌。从阿雅克肖的一个孩童到成为欧洲主人的道路清楚地表明，一个人可以改变历史进程。”

2021年5月，法国极右翼民族主义领袖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为什么不应该纪念拿破仑？他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我很遗憾总统匆忙地纪念他。他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

1808年，德国文学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与拿破仑会面，他说对方“永远处于开明状态”。

1845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在德国法兰克福出版单行本，文中写道：“他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他充分地满足了法兰西民族的利己主义，但是他也要求资产阶级在为了达到侵略的政治目的而需要的时候牺牲自己的事业、享乐、财富等等。当他专横地压制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主义（即他的日常实践的政治理想主义）的时候，只要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即商业和工业）一和他拿破仑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他也同样毫不珍惜它们。”

1845年至1846年，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中写道：“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像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

恩格斯明确指出：“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统治得愈久，他就愈应该遭到他最终的命运。”“拿破仑帝国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

随着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大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拿破仑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拿破仑本人是一个十足的暴发户”。

1847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文中写道：“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他看范畴就象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做了许多恶。”

1852年，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作为《革命》杂志第1期在纽约出版，文中写道：“但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官僚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行准备的手段。”“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们。”

1934年，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创作了诗歌《拿破仑》：“革命已经结束，伟大的拿破仑驾到，市民拥戴他做了皇帝，如今他们已是主人。他的元帅们是酒馆老板家的儿子，他的步兵们拿着丰厚的工资，他强大的炮兵部队为工业开疆辟士。后来欧洲人民赶走了拿破仑。保留了他们自己的王侯国君。后者赚取了所有利益：坏家伙被更坏的家伙打败。”

英国传记作家约翰·H. 罗斯（John H. Rose）说，拿破仑在“内政方面的建设才能，丝毫不亚于他在军事方面的雄才大略”。

英国的威灵顿公爵曾有过一句名言，说拿破仑在战场上的出现“抵得上四万士兵”。私下里，他却批评拿破仑的军事和政治统治，称他为“布奥拿巴特”（Buonaparte）以强调他的非法国血统。威灵顿说：“他整个一生，无论是民事、政治还是军事方面，都是欺诈。”

1936年4月8日，丘吉尔为《每日邮报》撰写了一篇关于一部戏剧的评论。这部戏剧名为《圣赫勒拿岛》，讲述了波拿巴在孤独流亡中的最后时光。丘吉尔对他的评论文章热情洋溢，将文章命名为《拿破仑重回‘圣赫勒拿岛’》。他在文章结尾处展现了他对这一主题的深刻理解。他写道，威灵顿从印度返回圣赫勒拿岛时，曾在那栋名为“布里亚尔”（The Briars）的房子里住过，而法国皇帝后来也被强行安置在那里。丘吉尔借此事件发表了自己的观察，揭示了他对这两位军事人物的真实感受：

甚至连威灵顿从印度回来时曾在“布里亚尔”过夜的名气也降低了，他的地位也受到了限制，因为他可以写信给海军上将马尔科姆：“告诉波尼，我觉得他在爱丽舍-波旁宫的公寓非常舒适，我希望他也同样喜欢我在‘布里亚尔’的公寓。”滑铁卢的胜利者本应有更真实的分寸感。

丘吉尔继续说道，拿破仑可能是“一个军事暴君、一个征服者、一个有秩序和纪律的人、一个有着世俗野心和极度自我中心的人，但他的伟大战胜了不幸，甚至超越了时间。”

1944年9月，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表示：“我一直不愿将拿破仑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因为以任何方式将拿破仑与一个肮脏的党团头目和屠夫联系起来，都是对这位伟大皇帝和战士的侮辱。”丘吉尔在20世纪30年代起草并最终于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英语民族史》第三卷《革命时代》的第九册，标题为“拿破仑”。从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认为这位非英语国家的人是英语国家历史的核心。丘吉尔在1936年的评论中将拿破仑描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行动家”。在他的书中，他将其修改为“自尤利乌斯·凯撒以来欧洲最伟大的行动家”。丘吉尔在书末写道：

法国大革命的动力，被拿破仑的天才所传播到欧洲的遥远角落。诞生于巴黎的自由与民族主义理想，已传遍欧洲所有民族。在未来的十九世纪，它们将与维也纳会议所努力构建的有序世界发生激烈的冲突。即使法国战败，其皇帝被推翻，那些激励着它的原则仍将永垂不朽。这些原则将在改变欧洲各国政府形态方面发挥显著作用，英国也不例外。

丘吉尔的这一观点与许多近代英国史学家的观点明显不同。科雷利·巴内特（Correlli Barnett）在1978年的文章中，将拿破仑描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和黑手党教父，而非一位伟大的战略家或自由捍卫者。2001年，安德鲁·罗伯茨将拿破仑与威灵顿公爵相提并论，认为拿破仑是一位大师级的宣传家和自身神话的培育者；而保罗·约翰逊则将他描绘成现代总体战的缔造者，以及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先驱。保罗·约翰逊传记中写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波拿巴所预示的那种全面战争，在由此产生的政治无政府状态中，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独裁者将波拿巴的统治方式视为典范，首先在俄国，然后是意大利，最后是德国，许多小国也纷纷效仿。20世纪的极权主义国家是拿破仑现实与神话的终极产物。

1812年，斯塔尔夫人与沙皇亚历山大会面时，沙皇曾不无嘲讽地转述拿破仑的自我夸耀：“您看，我就小心翼翼地在我的臣子和武将之间挑起不和，让他们在我面前相互揭发。我有办法让手下的人相互嫉妒：今天这个人以为自己得宠了，明天又是另一个，每个人都不能确定他在我面前是受宠的。”

1821年6月18日，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得知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去世后创作了诗歌《拿破仑》，诗中写道：

鸦片战争时期魏源的名著《海国图志》中提到过拿破仑“武功服众”。19世纪70年代的政论家王韬于1867年漫游西欧，观览巴黎古迹时曾说：“法京中多前王拿破仑遗迹，至今游人观览者，犹想见其功烈之崇隆，势位之烜赫焉。”（《漫游随笔》卷《法京古迹》）这都是中国近代学者对他的印象，着重其“功烈”与“势位”。

1903年，益新译社和上海文明书局分别发行两种题为《拿破仑》的传记，前者的“译序”一开始就说：“古今之英雄，孰不推拿破仑为第一？稍知学问者，无不震之于拿破仑之名”。后者的“传序”说得更彻底：“中国人心之不振久矣，医国者无术以唤之起，不得不借助于人。拿破仑其扁鹊乎？”

1910年，毛泽东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从同学那里借来一本《世界英杰传》，读到华盛顿、拿破仑这些人物的事迹，曾感慨地说：“我们中国也需要这样的人物”。在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以后，回顾年轻时的思想探索，谈论中也总是涉及华盛顿和拿破仑。他经常讲，自己早年，“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帝国主义，什么马克思主义。进了学校，也只晓得几个资产阶级的英雄，如华盛顿、拿破仑”。“听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小时候信孔夫子的封建主义，后来进了学校就信资本主义，觉得华盛顿、拿破仑了不起。”“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什么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这些回忆中，反复出现当时“只知道”，很“相信”，觉得“了不起”，是“英雄”，“中国也需要”等等，表明华盛顿和拿破仑，已经成为毛泽东早年思想旅途中两个难忘坐标。

关于拿破仑军队的战斗力来源，毛泽东后来还从别的角度谈论过。比如，在军队作风上，他说拿破仑领导军队时，不许打人骂人。在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上，毛泽东认为：“热武器，能打八百公尺的步枪，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拿破仑的军队就是使用这种步枪的。恩格斯说，因为有了步枪这种武器，法国军队的组织就改变了，战斗力大大加强了。拿破仑之所以能横行欧洲，在军器上的原因，就是这个。在政治上是因为他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所以法国农民愿意跟着他打仗”。

1966年11月8日，毛泽东会见由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的谈话中说：“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当然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过去法国的拿破仑政府就曾经做过。为什么拿破仑的军队能够打遍欧洲呢？就是有农民的支持。当然，他是资产阶级，你们是共产党，性质不同。”

1968年8月13日，毛泽东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世纪初，意大利有十几个国家，是经过战争统一的。开始是加里波第从西西里岛向北打。后来拿破仑把北部统一了，这也是个贡献。拿破仑一倒台，各国又纷纷‘独立’，后来是资产阶级统统把这些王国削平，把意大利统一了。”

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的谈话记录：“拿破仑使欧洲一些国家变成大民族国家，也起了作用，德国、意大利，原来分成许多小国。”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会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谈话记录：“拿破仑时农民拥护，后来的政策就不好了。他犯了两个错误，攻打西班牙和葡萄牙吃了亏，西班牙家家户户打游击，然后是打俄国。他和英国是死对头，也不讲一点妥协……得罪的人太多了。拿破仑后来的政策是不好的。”

“去打人家”的拿破仑最终失败了，但他依然是英雄。这是毛泽东晚年评价拿破仑的基调。对如此这般的英雄，毛泽东很关注历史上同拿破仑有瓜葛的一些国家对他的评价。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同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谈到，英国人“一派是同情拿破仑的，一派是不大同情拿破仑的”，“几十年前在延安的时候，有个俄国人，我问过他对于拿破仑的认识怎么样。他表示很尊敬，说拿破仑是了不起”。毛泽东还说：“不晓得有多少拿破仑的传记，有法国人的，有俄国人的，有英国人的，就是没有中国人写的。”但他明确表示：“中国人是欢迎他的。”1973年6月22日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时，毛泽东说：拿破仑，无论怎么样，使后人向他表示学习。你不要说我是天才，你说拿破仑好了。这样好一点啊，那个人相当聪明。

习近平2014年8月18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用好人才，首先要用好科学家。我记得当年拿破仑就格外重视科学家，在遭到敌人猛烈攻击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保护科学家，因为他明白科技就是战斗力。”

中国浙江大学历史系法国史研究室教授楼均信在《楼均信法国史论集》中说：

1817年，瑞士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吕兰·德·沙托维厄（Frédéric Lullin de Chateauvieux）写道：“像强烈的飓风一般，他（拿破仑）扫清前进路上的僵化障碍，为民族铸就业绩一它们盖过统治了800年的哈布斯堡和统治了600年的波旁。”

苏联政治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在《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中说：“法国大革命的几次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而且确实是这样的战争。这些战争是革命的：保卫伟大的革命，反对反革命君主国联盟。但是，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许多早已形成的、大的、有生命力的民族国家的时候，法国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反过来引起了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

奥地利法学家和作家劳尔·奥恩海默（Raoul Auernheimer）于1940年7月21日在《纽约时报》中说：“天才往往体现在言语之中。拿破仑的言辞如同他的行动一样永垂不朽。”“他热爱美，能够超越党派界限，不分种族或其他差异地认可人格。”“尽管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命运曲线相似，但他们在人性层面却截然不同。拿破仑是古典世界的后裔，也是颂扬罗马美德的法国大革命的子民。布鲁图是那个时代的英雄；许杀暴君是当时法国戏剧的偶像。年轻的拿破仑也想成为布鲁图，但他走错了方向，成为了凯撒。”“拿破仑额头背后蕴藏的不仅仅是一种民族理念，而是一种被军事天才点燃、光芒四射的人类理念。拿破仑是闪电战的发明者，也是《拿破仑法典》的缔造者。他将法律赋予了现代形式，使其在未来几个世纪中始终有效。”

2021年，美国学者马琳·道特（Marlene Daut）在《纽约时报》撰文，谴责法国计划举行的纪念活动，称拿破仑是“法国最大的暴君”和“白人至上主义的象征”。

让-雅克·卢梭的800页小说《新爱洛伊丝》描写爱与赎罪，拿破仑称，9岁时他第一次读这本书，“它改变了我的思想”。

拿破仑深爱文学。晚年时他回忆道，自己上学时曾在一棵树下阅读描写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塔索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1814年布列讷之战中他就在那棵树旁被一个哥萨克袭击。卢梭肯定科西嘉，拿破仑视其为偶像，17岁时，拿破仑写文赞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接受卢梭的思想，认为国家掌握公民生死权，有权禁止轻浮奢侈品，有义务审查戏剧与歌剧。

拿破仑显然爱读高乃依、拉辛和伏尔泰的作品。他最喜欢的诗人是莪相，此人的吟游诗篇记述了古盖尔人的征服史，那些荒野迷雾中的英雄传奇、汹涌大海上的战斗史诗激励了他。拿破仑携带莪相的《芬戈尔》（Fingal）奔赴战场，委托画师为莪相的诗创作多幅画作。他特别喜欢让-弗朗索瓦·勒叙厄尔的歌剧《莪相》和演奏它的十二架踏板竖琴，以至于1804年该剧首演时他封作曲者为荣誉军团（Legion d’Honneur）骑士。同年，他建立凯尔特学院（Académie Celtique），以便研究高卢人的历史与考古学。那个年代，人们大都认为凯尔特人和古高卢人很有渊源，拿破仑也不例外。1813年，凯尔特学院成为法兰西社会与考古学院（Société des Antiquaires de France），其院址现为卢浮宫。其实，莪相的史诗系自封的“发现者”、文坛骗子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Macpherson）所作，真相揭晓后，拿破仑并未特别介意。

夏尔·波拿巴作出的决定，即让大儿子约瑟夫应当担任圣职，二儿子拿破仑应成为军人。他对儿子们性格的看法是正确的。约瑟夫传出来的一段轶事，很能说明这两兄弟的不同性格。一次，他们的小学校长安排学生们进行一次模拟罗马人对迦太基人的战斗。约瑟夫由于年龄大些而站在罗马那一边的战旗下，拿破仑则被分派到迦太基一边。拿破仑因被挑选到吃败仗的一方而生气，又是发躁，又是央求，大吵大闹；直到那个不像他那么好斗的哥哥约瑟夫同意了与这个毫不让步的弟弟互换位置，这个弟弟方才罢休。这件事对波拿巴一家后来的家史说来，是很有预示性的。

拿破仑学生时代最著名的逸闻讲述了全校学童一起打雪仗的故事，其中的大量内容很可能是编造的。1783年隆冬时节，据说拿破仑在他设计的冰雪要塞周围组织了一次大规模模拟战斗，他先是率领进攻方，次日又指挥防御方。”拿破仑据信不受同学欢迎，但雪仗故事很不符合这一点。布列纳给回忆录代笔人的笔记也没提这桩轶闻，它很可能纯属写手的杜撰。回忆录写道：“这次模拟战斗打了十五天，直到夹杂着沙砾和小石块的雪球打得很多学生失去了战斗力（horsde combat）。”安德鲁·罗伯茨对此认为，学校不会让这种伤害许多学生的游戏玩上两个多星期。

拿破仑幼年淘气时，莱蒂齐娅会揍他，有一次拿破仑因为模仿奶奶而挨揍。虽说他不太喜欢挨打，但那个年代体罚是正常现象，拿破仑提到母亲时也只流露了真诚的爱意与尊敬。“我的母亲是个出色的女人，既能干又勇敢。”暮年拿破仑对古尔戈将军说：“她柔中带刚，女人的身体上长了男人的头脑。”此言出自他口中便是盛赞。他补充道：“她是强势的女家长，她头脑发达！”拿破仑一掌权就优待母亲，他为她买下塞纳河（the Seine）畔的蓬城堡（Châtea。de Pont），让她每年可享100万法郎。莱蒂齐娅把大部分拨款存起来，她吝啬得出了名，当有人为此嘲笑她时，她回答：“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我得给所有这些我生下来的国王孩子找面包吃。”

青少年时期，拿破仑一直宣扬激进的科西嘉民族主义，人们常说他鄙视父亲的通敌行为，但此说的证据只有路易·安托万·德·布列纳（Louis Antoine de Bourrienne）倾泻在他身上的恶评。布列纳是拿破仑的同学，也当过他的私人秘书，但此人贪污行径严重，为此他不得不两度将其解职。1789年拿破仑确曾致信保利，谴责投靠敌营的科西嘉人，但他并未提及已经过世的父亲。拿破仑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夏尔（Charles），若他认为父亲是卖国贼，他很可能不会这么做。

拿破仑十一岁时在布里埃纳军校有一次看到了舒瓦瑟尔的像（舒瓦瑟尔是当年竭力主张征服科西嘉岛的法国大臣），他怒不可遏，对叛徒咒骂不停。

1787年11月22日（周四），拿破仑为了解决苗圃问题造访瑟堡旅馆（Hôtel de Cherbourg），他在那儿写了《王家宫殿的邂逅》（A Meeting at the Palais-Royal）。该旅馆今址为巴黎圣奥诺雷街（rue Saint-Honore）附近的沃维利耶街（rue Vauvilliers）。那个由赌场、餐馆和珠宝店（bijouterie shops）构成的巴黎市中心街区是个声名狼藉之地，他在此邂逅了一名妓女。《王家宫殿的邂逅》是写给他自己看的私人记录，其按时间顺序记载了这次经历：“我刚刚看了意大利歌剧，正轻快地走在王家宫殿的小径上。对我来说，感受活力正常不过。受此感觉激励，我精神焕发，毫不介意寒冷。可头脑一冷静下来，我就感到寒意阵阵，于是躲进长廊。我正要进铁门时，一位异性吸引了我的目光。当时是晚上，她又年纪轻轻、身材曼妙，于是我马上确定她的职业。我看着她。她停下来，并未露出那个阶层常有的放肆神情，相反，她的举止同她的美丽外貌相得益彰，令我震惊。她的羞怯鼓励了我，我开口了。我比任何人更能察觉她所处的环境多可怕，哪怕被她这种人看上一眼都自觉受辱，这样的我对她开口了。她脸色苍白、身形虚弱、嗓音柔和，叫我一刻也没法犹豫。”

两人一同步入王家宫殿的花园，拿破仑问她能否从事“更适合你的身体状况的职业”，她答道：“不能，先生，人必须活下去。”“我迷上她了。我发现她至少给了我一个答案，让我有了全新的成功体验。”拿破仑问她来自何方（“南特”），问她为何丧失贞操（“一个军官糟蹋了我”），问她是否为之伤心（“是的，非常难过”），问她如何来到巴黎。又问了一连串向题后，拿破仑终于问她是否愿意带他回房，“这样我们能取暖，你还可以满足欲望”。”文章结尾写道：“此时，我不想过分谨慎。我已经吸引她了，所以尽管我说的话步步进逼，她也不打算逃避。我也不希望她开始装贞洁，我宁愿证实她已失贞。”起初拿破仑并未寻求这种邂逅，但他觉得值得按时间顺序记下此事的事实，表示他很可能这一次就初尝禁果了。连珠炮般迅速提问的交谈方式纯属拿破仑的作风。

1790年7月12日，制宪议会通过《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拿破仑写了本小册子支持《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其内容有足够的煽动性，以至于小册子出版后不久，有一回拿破仑和约瑟夫在阿雅克肖偶遇宗教游行，结果险些被处以私刑。强盗特伦塔·科斯特（Trenta Coste）救了他们，拿破仑当上第一执政后给了他恰当的回报。

1791年2月至8月，拿破仑参加里昂（Lyons）学院有奖征文，以“什么样的真谛和情感对人类学会幸福最重要？”为话题写了一篇论文。学院和雷纳尔修士会准备奖励最佳投稿1200法郎，这比他的年薪还多。拿破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写文章，此文谴责野心的虚荣，甚至批评亚历山大大帝妄自尊大，“亚历山大从底比斯（Thebes）跑去波斯又跑去印度，他在搞什么？他一直坐立不安，他失去智慧，他自诩为神。克伦威尔的结局又怎样？他统治英国，但复仇女神的利剑难道没有折磨他吗？”拿破仑还写了无疑带有自传色彩的话：“你回到阔别四年的故乡，漫步于那稚嫩的、早年的嬉戏场所……你感到对故士的一切有种似火的热爱。”

拿破仑日后声称，他在评奖前撤回投稿，但他其实并没有。因为文章的风格太夸张，学院的评审给它打了低分。一位评委说，此文“无甚趣味、条理不清、严重杂糅、漫无边际、字迹潦草，没法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数年后，塔列朗从学院档案室找到了稿子，把它呈给拿破仑，后者重读一遍，说：“我觉得该用鞭子抽作者一顿。我都说了什么混账话啊，留着它们我该多恼火啊！”于是他转而“将文章投人火中，用火钳把它往下按”，生怕“别人会嘲笑我写出这玩意”。拿破仑根本没能获奖，但他甚至能参与法语征文比赛，这体现了他那可观的自信心。

按照19世纪的标准，拿破仑并不矮小。1820年，一个法国男子的平均身高估计为5英尺4英寸（约1.65米）。1821年拿破仑去世时，他的身高约为5英尺7英寸（约1.68米），这意味着他的实际身高高于平均水平。

据英国的斯蒂芬·克拉克记叙说：“第二个迷思是他是个侏儒。但实际上，拿破仑身高超过168厘米。这一身高在当时不会受到大家的嘲笑。关于拿破仑是侏儒的谣传来自那些想让人们质疑他男子汉气概的英国人。此外，这个说法也可能来自一名医生，因为他曾解剖拿破仑的尸体，但这位法国医生显然是一名连公制和英寸换算都会出错的庸医。”

拿破仑的母语科西嘉语是多含习语的方言，同热那亚语不无相似之处。他在学校学会用意大利语读写，快10岁时开始学法语。拿破仑说法语时总带有浓厚的科西嘉口音，比如把“eu”或“u”说成“ou”，这让他在学校和军队里招来各种嘲笑。建筑师皮埃尔·方丹（Pierre Fontaine）装饰并翻修了拿破仑的很多宫殿，此人认为，“很难相信他这种地位的人”讲话时口音那么重。“拿破仑不精通法语语法和拼写，不过旧时代标准拼写无关紧要，而且他一直能轻松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终其一生，拿破仑的笔迹遒劲果敢，尽管相当潦草。

1804年7月19日，拿破仑在皮卡第（Picardie）比尼圣马克卢（Buigny-St-Maclou）附近的铁匠家停下，喝了杯加牛奶的咖啡，然后他分了些金币给惊讶喜悦的住户。为了这区区一件事，就有人写了一篇15页的论文。

一位市长试图恭维拿破仑：“陛下，您不是法国人，但您依然热爱法国，为它付出良多，这太令人惊奇了。”拿破仑说：“我感觉像被他打了一拳！我背过身去了。”

1804年，拿破仑登基后不久，便着手改造凡尔赛宫。他很快命令建筑师们制定计划，修复凡尔赛宫、大特里亚农宫和小特里亚农宫。他打算将小特里亚农宫安排给他的母亲莱蒂齐娅·波拿巴和他的妹妹波利娜·波拿巴居住。在召集了多位建筑师负责重建宫殿和安排新布局这项重大工程后，拿破仑犹豫了。当建筑师们催促拿破仑做决定时，他告诉他们：“不能因为路易十五浪费了一百万英镑，就认为浪费四十万也无妨！”

自1804年起，凡尔赛宫与其他前皇家住所一样，在皇帝宫廷的管理下，再次成为皇家住所。同时，宫殿内其他各类居住者被迅速迁离。1810年，拿破仑下令在大特里亚农宫的柱廊拱门处安装窗户，以便让他在从自己寝宫前往皇后寝宫时通行更舒适。

1813年，克鲁克香克创作了讽刺拿破仑远征俄国失败的漫画。为此，拿破仑曾一次次照会英国，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措施，禁止报纸杂志刊登针对他的漫画。

拿破仑与威灵顿同生于1769年，大约在同一时期获得了他们的首次军官任命。虽然威灵顿的职业生涯中近一半时间都在与法国人作战并击败他们，但拿破仑却对威灵顿的能力嗤之以鼻，称他为“印度兵将军”，这是指威灵顿在印度的经历。1815年6月18日早上，就在滑铁卢战役开始前，拿破仑告诉他的将军们，威灵顿是个糟糕的将军，他们没什么可害怕的。然而，拿破仑在滑铁卢的战败结束了他非凡的职业生涯。

然而，在滑铁卢之后是威灵顿救了拿破仑。当有人要求处决拿破仑时，他强烈反对。尽管拿破仑将流放圣赫勒拿岛归咎于威灵顿，但这并非威灵顿的选择。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所立、并无数次修改的遗嘱中，包含了一项有趣的补充内容。他留给一位名叫康蒂永（Cantillion）的军官1万（一说10万）法郎；此人曾因1818年试图行刺威灵顿而受审并被判无罪。拿破仑在遗嘱中写道：“康蒂永有权刺杀那个寡头主义者，正如后者有权把我送到圣赫勒拿岛的岩石上等死一样。”

阿普斯利宅邸（Apsley House）内有着许多拿破仑及波拿巴家族其他成员的画像。威灵顿购买或被赠予了包括卡诺瓦（Canova）创作的巨大皇帝雕像在内的拿破仑画像，该雕像在阿普斯利宅邸的主楼梯处占据着显要位置。

在圣赫勒拿岛上，拿破仑与古尔戈讨论他和女人交往时的“上好运势”（bonnes fortunes），他非常乐意说出情妇的名字，但坚称自己只有六七名情妇，而真实人数至少多出两倍。

拿破仑·波拿巴的家世，始终是人们所争论的一个问题。有些作者力图把他的家谱追溯到罗马帝国的帝系；有的则追溯到拜占廷的帝系。有一位家谱学家的考证是，他的家族来自马略卡岛；这位学者还把“波拿巴”（Bonaparte）篡改为“蓬巴”（Bonpart），从而声称，他发现这个家族的祖先是“戴铁面具的人”。而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则向东方探索拿破仑的家系；她很有信心地宣布说，波拿巴家族是源于希腊的。

认真细致的研究工作，终于排除了这些历史的“发现者们”的种种杜撰，并且把波拿巴家族同一个名叫威廉的佛罗伦萨人联系起来了。这个威廉是在1261年开始取姓为“波拿巴”的。看来，他这样做是在古埃尔夫派与吉贝林派进行无休止的倾轧、争斗，把佛罗伦萨市民生活搞得不得安宁的期间。当时威廉所属的一派，即吉贝林派，在斗争中暂时占了上风。不久之后，威廉逃到托斯卡纳的萨尔察纳村定居下来，以免遭到获胜的古埃尔夫派的报复。这个家族，看来在萨尔察纳几乎住了三百年之久，保持了吉贝林派和贵族的准则。

1529年，弗兰西斯·波拿巴迁居科西嘉岛。在科西嘉岛，波拿巴家族与意大利人的一个更强悍的分支结上了血缘关系。接下来的两个半世纪，其后代大都在法律界、学术界和教会谋求体面职业。

1652年热那亚的元老院在一个文件中经这样称呼热罗姆·波拿巴：“尊贵的检察官热罗姆·波拿巴阁下”。波拿巴家族的生活，与旧日苏格兰地主当中的许多人不无相似之处；他们的根底原先虽然可能是中产阶级，但被算为佃农们的头人，而且乡下人讲话时也都尊称他们，也许正因为他们不愿使用来自国外的封号，人们就更愿意这样称呼他们。

拿破仑出生时，波拿巴家族处于包含中产阶级上层（haute bourgeoisie）和极弱小贵族的社会圈子外围。拿破仑统治法国后，人们试图证明波拿巴家族后人源自13世纪的特拉布宗（Trebizond）皇帝，他便告诉他们，他发动军事政变后，波拿巴王朝才开始。拿破仑告诉奥地利外交官克莱门斯·冯·梅特涅（Clemens von Mettemich）亲王：“有的系谱学者能把我家的历史上溯到大洪水时期，也有人假称我出身庶民。真相介于二者之间。波拿巴一族是个不错的科西嘉家族，我们很少离岛，所以不太出名，但要大大胜过那些开始诽谤我们的纨绔子弟。”拿破仑偶尔会谈起自己的意大利血统，并自称古罗马人的后代。“我属于创立帝国的种族。”有一次他如此自夸道。

约瑟芬·德·博阿尔内（1763年—1814年5月29日），原名玛利·约瑟夫·罗丝·塔契·德·拉帕热利，生于法属殖民地马提尼克群岛地区的西印度群岛，是法国拉帕热利领主约瑟夫·加斯帕·德·塔契骑士的女儿。她是拿破仑的第一任妻子，拿破仑称帝后被加冕为皇后。

约瑟芬的姐姐凯瑟琳被许配给博阿尔内子爵亚历山大，但却不幸于1777年去世，因此，约瑟芬便作为填房于1779年12月13日嫁给了亚历山大，来到了巴黎。这期间，约瑟芬生有两个孩子。1794年，正值法国大革命时期，亚历山大被雅各宾派拘禁，不久就被推上了断头台。

法国大革命结束后，约瑟芬广泛结识巴黎社会上层，凭借自己的美貌与智慧，很快成为巴黎上层社会的交际名媛。经过权势大臣介绍，她认识了拿破仑·波拿巴，33岁的富家遗孀约瑟芬第一次见到拿破仑时就发出赞叹：将来他一定是个伟大的将军。虽然此时的拿破仑其貌不扬，但约瑟芬还是和拿破仑坠入了爱河。1796年3月9日，拿破仑与约瑟芬结婚。为了减少他同约瑟芬在年龄上的差距，拿破仑在结婚时登记为出生于1768年，当时约瑟芬也把自己的年龄少填了四岁。婚后，拿破仑前往战场他常常写信给约瑟芬，但是却极少得到回复，于是，拿破仑便在信中这样写到：“我没有一刻不在注视着你的眼睛，没有一刻不在你的照片上印满我的吻，你明明知道你的信能带给我何等的快乐，但你却不肯草草地写上六行字给我......”很快，拿破仑就发现自己的妻子有了外遇，他十分地伤心，“你曾答应给我温柔而忠诚的爱情，它被什么样的感情窒息并排挤了吗？”

1799年4月21日，拿破仑花325000法郎买下巴黎西郊的马尔梅松城堡，作为他和约瑟芬乡间休闲官邸。1804年，拿破仑称帝后约瑟芬也被加冕为后。拿破仑在位期间，约瑟芬全心全意为丈夫的事业贡献力量。她为拿破仑争取了许多原来中立、甚至对立的人物，被世人称为“拿破仑最纯洁无瑕的天使”。加冕之后，作为皇后的约瑟芬对巴黎的园艺大师都授以特权，可以自由杂交培育丰富的玫瑰品种。很快，玫瑰园中各种各样的珍奇花种已多达200多种，总量超过了3万株。约瑟芬皇后对于玫瑰的钟爱对她的臣民们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在英法战争期间，园艺家拥有特权，可以穿越战争防线，定期将英国新的玫瑰品种运送到法国；而两国海军出于对皇后的敬爱，有时甚至会停止海战，让运送玫瑰的船只先行通过。约瑟芬皇后不顾战火重重，坚持从比利时和英格兰不断引进新的玫瑰品种。在英法战争的隆隆炮声中，拿破仑曾致信给挚爱的妻子：“从英格兰为你运来一批新的植物，我已命人交予你的园艺师。”

拿破仑的一位私人助理曾这样回忆道：“除了在胜利的战场上，从未见过国王陛下能像在玫瑰园里时这样开心。”然而，由于约瑟芬一直没有为拿破仑诞下皇子，拿破仑迫于皇位继承的问题不得不忍痛割爱，于1809年12月15日（一说12月16日）宣布与约瑟芬离婚，迎娶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莎作为他的第二任皇后。但他允许约瑟芬保留名号，留在玫瑰园之中。拿破仑这样对她说：“我亲爱的约瑟芬，你知道我爱过你，我在人世得到的仅有的幸福时刻都是你一人赐给的，但是，我的命运要高过我的意志，我最珍贵的爱情必须让位给法国的利益。”离婚后的约瑟芬追悔莫及，她开始终日给拿破仑写信，却再也没有得到过回信。

玛丽·路易莎（Maria Luise von Österreich，1791年12月12日－1847年12月17日），生于维也纳，奥地利帝国皇帝弗朗茨一世和第二任妻子两西西里王国的玛丽亚·特丽莎之女。她是拿破仑一世的第二位妻子，并因此是法兰西帝国皇后。

1810年3月11日，18岁的奥地利女大公玛丽·路易莎嫁给拿破仑一世，这是一宗政治婚姻，婚礼于1810年4月1日在卢浮宫举行。新娘的父亲弗朗茨希望借此加强奥地利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的连系。拿破仑则希望通过与欧洲最为显赫的哈布斯堡王朝联婚确立他的合法性，并盼望有一位合法的皇位继承人。拿破仑本来打算与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安娜·帕芙洛娜公主结婚，不过被她的长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拒绝。

1811年3月20日，玛丽·路易莎为拿破仑诞下皇子—弗朗索瓦·夏尔·约瑟夫·波拿巴（罗马王、莱希斯塔德公爵）。当拿破仑离开法国作战时，玛丽·路易莎曾二度担任法国摄政王，分别是1812年4月至12月的俄国战役和1813年4月至1814年1月的德国战役。1814年4月，拿破仑皇位被废，玛丽·路易莎带同儿子从巴黎布洛瓦逃到维也纳，两人从此没再见面。1821年，拿破仑死后4个月，下嫁她的情人奈佩格伯爵。1834年2月17日，再次结婚，下嫁邦贝尔伯爵。1847年，玛丽·路易莎死于帕尔马。

拿破仑曾指出一点，比起第一任妻子约瑟芬，拿破仑更喜欢玛丽·路易莎。拿破仑声称虽然他曾爱过约瑟芬，但他不尊重约瑟芬，与玛丽·路易莎不同——大概是指约瑟芬的婚外情传闻和名声败坏。况且玛丽·路易莎在政治上的能力也完全不是约瑟芬能够相比的。

拿破仑本人的专著并不多，而主要是大量的书信。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根据拿破仑三世的命令，法国政府从1857年至1870年曾出版了三十二卷本的《拿破仑书信集》，这部分书信集包括了他向法国人民和军队发布的布告、公报、命令、指令以及他与别人来往的书信。书信集的前二十八卷所包括的时期是从1793年10月25日到1815年8月4日，最后四卷所包括的是他在圣赫勒拿岛上度过的时期，即从1815年10月至1821年5月。《拿破仑文选》则是他在圣赫勒拿岛上流放期间由他口授、而由蒙托隆伯爵、拉斯卡斯伯爵和古尔戈分头记录整理出来的一部分战争回忆录，因而可以说它是拿破仑仅有的几部重要著作之中的重要著作之一。

拿破仑死后，人们从其书信、手令和日记等文献中摘录诸多名言，辑成《拿破仑一世书信集》和《拿破仑军事语录》。

有学者提出，拿破仑兵败滑铁卢其实另有隐情。长时间东征西讨的军旅生活让拿破仑的生活作息极不规律，28岁就患上了严重的便秘及痔疮。在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被痔疮折磨得痛苦不堪，晚上无法入眠，于是他将一支至关重要的军队交给了格鲁西元帅，而他却需要抽鸦片镇痛后才入睡。鸦片的嗜睡作用让拿破仑在第二天中午才重新指挥作战，此时战机已逝，法军溃败，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宣告终结。

1947年，《拿破仑的每日行程》（ltineraire de Napoleon au jour le jour）首次出版，此书特别详细地记录了成年拿破仑每日在何地做何事。书中内容显然说明，他很少因为生病而休息。事实上，迟至1815年1月，他还夸口：“我这辈子就没生过病。”征战时，他得过流感。安德鲁·罗伯茨认为：在瓦格拉姆会战日、博罗季诺会战日、莱比锡会战第三日以及滑铁卢会战日，他的身体状况也许的确低于一般水平，但不能认为疾病可能影响了上述任一战斗的决策，因为他的病没那么严重。

拿破仑死后第二天，其尸体被放在桌球室的一些木板上，下边有支架支撑。七名英国军医和安托马尔基实施验尸，剖开尸体。官方尸检报告称：“几乎整个胃部内表而都长着大块肿瘤，抑或出现正在癌变的纤维病变，幽门附近特别明显。看来，只有靠近食道终点的一小块贲门顶端处于健康状态，胃里近乎充满大量咖啡渣般的体液。肝脏左叶的凸起表面粘着隔膜。”

许多年来，人们声称蒙托隆和/或其他人毒杀拿破仑，给他下了砒霜，理由是其头发据说含有高浓度的坤。可是不少同时代人（如约瑟芬和罗马王）的头发样本所含坤浓度与他的差不多高，去圣赫勒拿岛之前的不同人生阶段中，拿破仑的头发也留下了含坤量高的记录。举个例子，拿破仑的头发的含坤量为百万分之十点三八，这还不及乔治三世的水平，后者的头发的含坤量为百万分之十七。

在抑制胃酸的医疗手段出现之前，良性胃溃疡常常演变成恶疾。从拿破仑患病的症状和时间过程来看，情况可能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他一开始就得了癌症，癌细胞不断扩散，直到占领了几乎整个胃。验尸报告表明，癌细胞扩散至淋巴结以及与胃相连的组织，但未波及肝脏。胸腔里有黏液，说明此处曾被感染（早年的肺结核或此前某时的细菌性肺炎），但这和他的死亡无关。胸膜和心包里有染血液体，原因可能是胃穿孔诱发感染性休克。咖啡渣般的体液则是血液，胃酸和消化酶使它变成暗棕色。

医生的诊断结论都是癌症，只有安托马尔基除外。贝特朗和蒙托隆向安托马尔基施压，强迫他说拿破仑得了胃肝炎，这样的话，人们可以指责“英国寡头政权”把拿破仑关在环境不利于其健康的长林。验尸报告第三页写道，“肝脏可能大得有点不正常”，此言暗示道，拿破仑虽死于癌症，但他或许同时患有肝炎。”于是，赫德森·洛删掉了这句话，在出版的报告里读不到它。

在场医生沃尔特·亨利描述拿破仑的胃部时说：“这个器官的紊乱区城非常大，事实上，它全都溃烂了，像蜂巢一样。病灶核心恰恰是拿破仑曾多次指出的部位—幽门或连接肠子的胃部末端（有好几次，他提到自己最后的疾病时都这样说）。我把手指仲进溃病在那儿引发的孔。溃疡穿透了胃部，但邻近器官肝脏的轻微黏附阻止了它扩大。”沃尔特·亨利补充道：“拿破仑的胃没有一点地方是健康的，只要他带着这种器官活下来，那就是奇迹。”

医生的诊断结论都是癌症，只有安托马尔基除外。贝特朗和蒙托隆向安托马尔基施压，强迫他说拿破仑得了胃肝炎，这样的话，人们可以指责“英国寡头政权”把拿破仑关在环境不利于其健康的长林。亨利在《殖民部档案》中说，安托马尔基正要在几位英国医生一致同意作出的报告上签字时，被贝特朗和蒙托隆叫到一边，其后便拒不签字了；安托马尔基后来自己另外发表了一个报告，强调患的是癌症和肝大，以此支撑奥马拉所谓疾病是圣赫勒拿岛的气候以及缺乏运动所致的说法。在档案中还存有蒙托隆于1821年5月6日写给他夫人的一封信，信中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不幸之中至感安慰的是已经得到证据，说明他的死绝不是也不可能是囚禁所造成的。”蒙托隆回到欧洲后，却咬定他的主上是死于圣赫勒拿岛流行的肝病。

1821年，拿破仑在英国圣赫勒拿岛逝世。19年后，拿破仑的尸体才从岛上被掘出，辗转送往法国荣誉军人院安葬。但是，墓中尸身的真伪一直遭到多方质疑。一些专家认为，博物馆内的拿破仑面具看上去过于年轻、瘦削，与身材健硕并且官方认定死于癌症的拿破仑并不相符。由于法国政府拒绝对拿破仑墓中尸体进行基因检测，人们对遗体真伪更加怀疑。

法国巴黎荣誉军人院内安葬的拿破仑是否真为本人，迄今众说纷纭。2007年8月22日据英国媒体报道，引发疑云的是拿破仑在英国皇家海军战舰“贝勒罗丰”号上的画像，由查尔斯·洛克·伊斯特莱克创作，目前在位于伦敦格林威治的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展出。法国历史学家布鲁诺·鲁瓦－亨利在这幅肖像上发现，拿破仑的左脸上有一道伤疤。鉴于之前鲁瓦－亨利在拿破仑的一个尸体面具上也发现有类似伤疤，与画像吻合，而拓自法国荣誉军人院墓内拿破仑尸体的面具却没有伤疤，他由此推断，墓内遗体并非是他本人。鲁瓦－亨利认为，英国人毒杀了拿破仑，为了不让人在其尸体上发现下毒痕迹，他们干脆偷走拿破仑的遗体，而把拿破仑的管家让－巴普蒂斯特·斯普里亚尼的尸体葬入岛上的坟墓内。如今安眠在法国荣誉军人院内拿破仑墓中的也是这位管家。

针对鲁瓦－亨利拿破仑遗体并非本人的说法，法国荣誉军人院军事博物馆方面不屑一顾，坚称馆中安葬的毫无疑问是拿破仑本人。

拿破仑墓，位于法国巴黎荣军院。拿破仑去世十八年后，他的传奇声望正达到顶峰。继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之后登基的国王路易·菲利普，主持操办了拿破仑遗骸的回归。自此，拿破仑长眠于荣军院的穹顶之下。

1840年12月15日，运送拿破仑遗体的仪仗队途经之处聚集了大批民众。他们中许多人并未经历过帝国时代，但老近卫军士兵的讲述和拿破仑流放同伴的著述，极大地激发了法国人的想象。灵柩车高达十一米，由十六匹马牵引，装饰着金色的、柱顶为女性头像的立柱。这些立柱支撑着一个假棺椁，而拿破仑真正的棺木则隐藏在灵车的底座内。由于被禁止踏上法国土地，拿破仑的皇室家族成员未能出席仪式。1861年，拿破仑的遗体从圣赫勒拿岛移葬至恩瓦立德教堂穹顶下的地下室，并在拱廊中设置了他的雕像。在1940年12月14日至15日的夜间，他于1832年在维也纳去世的儿子的遗体，也被安葬在了荣军院的穹顶之下。

印有拿破仑肖像的邮票多是20世纪后半期流传下来的纪念邮票。其版式有单枚、双联、四方联、小型张、小全张和小版张等多种式样。票面上的图案主要是拿破仑肖像和他主持的重大政治活动以及重大战役图画。

据《世界邮票报道》，有个拿破仑研究组织在2005年6月编制的《拿破仑邮票清单汇编》中统计，截至2004年底，汇编中收集到的世界各国拿破仑邮票共有661枚。这份清单还特别说明，汇编中列举的这些邮票都是以拿破仑为主题的邮票，而那些与他相关的女性、家庭成员、将领以及他的敌对者的邮票都被排除在外。

2003年，法国政府为纪念拿破仑将北美的路易斯安那售给美国200周年，发行了一款1.5欧元的纪念银币。币面中心是法国在北美所占土地的地图，站在地图左边的是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右边是法国执政拿破仑。银币背面描绘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小号手以及海洋与陆地风光。

2004年，为了纪念拿破仑颁布民法典和加冕200周年，法国巴黎造币厂发行了一款1.5欧元纪念银币。银币正面图案的左下方是象征拿破仑皇朝的鹰徽，右边是装订成册的《民法典》。银币背面是拿破仑头戴桂冠的肖像，其背景则是拿破仑于1804年底在巴黎圣母院加冕时的背影。

2005年，为纪念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胜利200周年，巴黎造币厂发行了一款1.5欧元纪念银币。银币正面描绘的就是战场上破云而出、光芒四射的太阳，拿破仑统帅身着长袍，双手背在后面望着天空，显现出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银币背面描绘了法军乘胜追击残敌的作战情景。

2014年，波兰造币厂为纽埃制作了波兰名人爱情故事系列之“拿破仑与玛丽·瓦莱夫斯卡”纽埃纪念银币。银币外观为椭圆形，面值为1纽埃元。该系列中共有五对波兰名人情侣，每一对情侣都有着独特而凄婉的故事，位于前列的是拿破仑与他的情人瓦莱夫斯卡。在这枚拿破仑与瓦莱夫斯卡的纪念币上，正面图案除英国女王的头像外还有一座建筑—瓦莱维采宫（Walewice），它曾是拿破仑在波兰与瓦菜夫斯卡住过的爱巢。银币背面的拿破仑与瓦莱夫斯卡双人胸像由两幅油画拼接而成。头像周围由并蒂花枝缠绕，花结之间镶嵌着名贵的水晶。据研究者称，拿破仑的这幅胸像取自大卫的油画《拿破仑在书房》，经艺术家的剪裁被组合在这枚银币上。

2019年，拿破仑诞辰250周年时，法国政府启动了一套播种者系列的贵金属纪念币项目，共制作5个面额不等的品种。这套纪念币正面图案都是播种者的身影，背面左半边是拿破仑胸像、拿破仑的蜜蜂族徽和拿破仑的将军们，右边的浮雕是以大卫的油画《跨越圣伯纳德隘道的波拿巴》为底本刻成的。

1920年11月27日，一个由两百名成员组成的大会委员会召开会议，筹备1921年5月5日的拿破仑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该委员会由法国总统亚历山大·米勒兰亲自主持。福煦元帅和爱德华·德里奥（Édouard Driault）从一开始就担任该委员会的名誉主席。德里奥与帕特里斯·孔塔明·德·拉图尔（Patrice Contamine de Latour）共同组织了此次活动。委员会重申了这些纪念活动的非政治性，平民、军事协会和神职人员都将参与其中。委员会随后决定开展一项内容广泛的活动，包括出版物、会议和展览（尤其是在贡比涅、凡尔赛和马尔梅松）。此次纪念活动计划具有国际影响力：计划联系滑铁卢和奥地利的博物馆，并计划前往圣赫勒拿岛。此外，索邦大学还计划举办一场历史性会议。然而，百年纪念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一些想法最终未能实现：在旺多姆广场圆柱上举行游行的计划被放弃，举办晚宴的计划也未能实现。这项筹备工作最初低调进行，但随着法国总统和议会确认参加此次活动，最终在法国乃至国际媒体上引起关注。

1921年4月30日至5月3日，一场历史会议在“学者之家”（现为索邦大学附属研究大楼）举行：会议包含四场分会，议题涵盖执政府和帝国时期的民法典、公共财政、公共教育、公共工程及艺术。此次会议旨在研究拿破仑统治的制度层面，以提炼核心原则并应用于当代世界。最终形成以下建议：在欧洲国家联盟主持下统一各国法典；修订法国及欧洲学校课程中关于拿破仑时期的内容；将巴黎一条最优美的大道命名为“拿破仑大道”；以及为纪念法国皇帝创建华沙公国，重建法国与波兰之间更实质的双边联系。但这些建议无一得以实现。

1921年5月4日，巴黎圣母院举行了一场“葬礼”以纪念拿破仑，于上午10点30分开始。由于耶稣升天节和圣女贞德的纪念日恰逢5日，仪式提前至前一天举行，但据报纸报道，这并未阻止人群从早上8点开始聚集在教堂前。上午10点还提前举行了弥撒。大教堂仍然装饰着两面三色旗，米勒兰总统的军事办公室主任拉松（Lasson）将军带领了一个由众议员、参议员、国务委员甚至法官组成的游行队伍，前来向拿破仑致敬。

1921年5月4日下午3点，索邦大学举行了一场会议以纪念拿破仑创立的民事机构。会议由公共工程部长伊夫·勒特罗凯（Yves le Trocquer）主持，议程包括百年纪念委员会主席爱德华·德里奥和历史学家、法兰西人文院院士乔治·拉库尔-加耶（Georges Lacour-Gayet）的演讲，随后由部长致闭幕答辞。身为塔列朗研究专家的乔治·拉库尔-加耶，先后赞扬了《教务专约》、荣誉军团勋章、民法典及大学体系—这些制度遗产都继承自拿破仑。

1921年5月5日上午10点，拿破仑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拉开帷幕，法国军队在凯旋门举行了致敬仪式。仪式结合了对大军团士兵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士兵的敬意，福煦元帅、贝当元帅和法约尔元帅以及在近期冲突中战功赫赫的几位将军（魏刚、波城、布阿等）出席了仪式。约有五六百名协会成员向拿破仑和国家致敬。下午，巴黎荣军院继续举行向皇帝致敬的仪式。下午5时左右，仪仗队士兵列队站立于圆顶教堂前厅。两名老兵托着一个软垫，上面安放着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佩戴的佩剑。圆顶教堂前方的庭院中，驻扎着第六、第七和第十步兵师的支队、第104军团的乐队以及第五线列步兵团的军旗；在沃邦广场，共和国卫队、两支炮兵连和两支骑兵中队正在等候米勒兰总统的代表巴图部长及参议院议长的到来。下午5时整，在“举枪致敬”的口令后，福煦元帅入场，随后是法约尔元帅与贝当元帅，接着是杜布瓦主教。此时奏响了加布里埃尔·福雷特别为百年纪念创作的《葬礼颂歌》（Chant funébre），同时杜布瓦枢机主教诵念《天主经》，在皇帝陵墓上画十字，以至高者之名进行祝祷，接着向安葬拿破仑遗体的地下室焚香八次，并吟诵《Libera Me》。福煦元帅随后拿起奥斯特里茨之剑，面向陵墓，发表了一段后来成为拿破仑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中最著名的时刻的演讲。仪式于下午5点49分结束，这正是一百年前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逝世的确切时间。

2021年5月5日，法国举行纪念拿破仑逝世200周年活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向拿破仑·波拿巴墓敬献了花圈，以纪念这位推翻新生共和国的皇帝逝世200周年。

1823年，苏富汝拍卖行在伦敦拍卖了拿破仑从圣赫勒拿岛带回的藏书。

2006年3月4日，莫斯科格罗斯拍卖行将拿破仑于1796年6月8日写给新婚妻子约瑟芬的情书拍卖得12万美元。

2013年春，在中国嘉德邮品钱币拍卖会上，有一封拿破仑在1806年写给尤金王子的亲笔信拍出了人民币304.75万元。还有一件拿破仑密函也拍出了人民币121万元。

2019年4月4日，法国德鲁奥拍卖会将拿破仑于1796年至1804年间写给妻子约瑟芬的3封情书以总价51.3万欧元拍出。

2023年，拿破仑的一顶帽子在枫丹白露的Osenat & Binoche Giquello拍卖行拍出，成交价是190万欧元（220万美元）。

2024年7月7日，拿破仑用于自杀的两把枪在法国拍出169万欧元（约合1330万元人民币）。不过，法国政府不久前将这两把枪列为国宝，禁止永久出境。

2025年6月，巴黎苏富比拍卖行售出了870万欧元（960万美元）的拍品，称此场拍卖为“市场上出现的最重要的拿破仑相关物品专场之一”。近半数拍品（包括拿破仑穿过的长袜和一份拿破仑与约瑟芬的结婚证书副本）以高于最高估价的金额售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