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862年。该小说从1828年起构思，1845年动笔创作，直到1861年才终于写完全书，历时三十余年。

小说究竟何时开始酝酿，现在也很难确定一个时间点。一般认为，能够在后来被整合成《悲惨世界》的内容的手稿，应该是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的，只是小说的构思被1848年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流亡打断了。雨果对穷苦人的关注自不必说，小说开始也的确题作《贫穷》。而在1845年，雨果与画家比亚尔的妻子偷情被警察局捉奸，雨果因有议员身份庇护，很快被释放，女方却滞留狱中。被释放的雨果于是闭门不出，开始创作《一个男人的故事》，主角就是后来成为《悲惨世界》主角的冉·阿让。除了这个事件给雨果留下了相对宽松的时间，能够用来构筑一部鸿篇巨制之外，或许这个事件还令雨果感到些许不安，因为同样是偷情，同样被捉奸，甚至偷情双方同为作家，女性却不得不留在狱中，这也促使他对公正的问题有所思考。另一个有可能促成《悲惨世界》写作的因素是，在1843年，欧仁·苏已经出版了十卷巨著《巴黎的秘密》，颇为成功。自1832年出版《巴黎圣母院》之后，再无小说作品问世的浪漫派领袖也迫切地需要一部“巨著”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来自这样二件事实：1801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穷苦农民，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而判五年苦役，刑满释放后，持黄色身份证讨生活又处处碰壁，他受到狄湿的主教米奥利的接待，主教把他交托给自己的兄弟赛克斯丢斯·德·米奥利将军。莫兰品行端正，以赎前愆，最后在滑铁卢英勇牺牲；雨果自己的好友维克多年轻时的逃亡生活。到1828年，雨果又开始搜集有关米奥利斯主教及其家庭的资料，酝酿写一个释放的苦役犯受圣徒式的主教感化而弃恶从善的故事。

在1829年和1830年间，作者还大量搜集有关黑玻璃制造业的材料，这便是冉·阿让到海滨蒙特伊，化名为马德兰先生，从苦役犯变成企业家，开办工厂并发迹的由来。此外，他还参观了布雷斯特和土伦的苦役犯监狱，在街头目睹了类似芳汀受辱的场面。

1832年，这部小说的构思已相当明确，而且，作者在搜集素材的基础上，写了《死囚末日记》（1830年）、《克洛德·格》（1834年）等长篇小说，揭露使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社会现实，并严厉谴责司法制度的不公正。此外，他还发表了纪念碑式的作品《巴黎圣母院》（1831年），以及许多诗歌与戏剧，独独没有动手写压在他心头的这部作品。酝酿了二十年之久，直到1845年11月，雨果才终于开始创作，同时还继续增加材料，丰富内容，顺利写完第一部，定名为《苦难》，书稿已写出将近五分之四，不料雨果又卷入政治漩涡，于1848年2月21日停止创作，一搁置又是十二年。《苦难》一书遭逢苦难的命运，在胎儿中也要随作者流亡了。

雨果在盖纳西岛过流亡生活期间，用全方位的目光和思想，重新审视、反思一切。在此基础上，对《苦难》手稿做了重大修改和调整，增添大量新内容，最终完成此书，他弃之书名《苦难》，而选择《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全书共有五大部分：《芳汀》《珂赛特》《马吕斯》《卜吕梅街的儿女情和圣德尼街的英雄血》及《冉·阿让》，但小说的主要情节还是主人公冉·阿让的悲惨生活史。

第一部：芳汀

时间来到1815年，在法国南部城市迪涅，一位名叫冉·阿让的囚犯刚刚获释不久。19年前，他曾为拯救饥饿的姐姐一家人偷窃了面包，被判刑五年。服刑期间，他又屡次越狱失败，刑期最终延长到了19年。出狱后，他必须随身携带一张黄色的假释条，定期向假释官报到。由于这张屈辱的假释条，他无法找到谋生的差事，甚至被旅店拒绝入住，只能露宿街头。阴差阳错，冉·阿让敲开了当地主教米里哀的家门。米里哀是一个圣人般的角色。作为当地主教，他享受着巨额的薪酬，却将所有钱财都用于接济穷人。米里哀慷慨地接纳了冉·阿让，用丰盛的食物招待他，又留他过夜。但此时的冉·阿让内心满怀对世界的苦毒，无法信赖任何人。于是，他趁夜偷走了主教的银餐具——那几乎是主教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随后他被逮捕了。没想到，米里哀主教居然向警察解释，银餐具是自己送给冉·阿让的礼物。他还将一对银烛台也送给了冉·阿让。警察走后，主教和冉·阿让谈话，要求冉·阿让从此做一个正直的人。如此善举感化了冉·阿让。冉·阿让撕掉假释条，决心改头换面。

从这以后，化名马德兰的冉·阿让靠主教赠予的贵重银器起家，凭借勤劳和智慧做到了工厂主，还当选为市长。当然，在警局里，冉·阿让仍然是多年前失踪的逃犯。这时，在巴黎城里，美丽的少女芳汀遭人诱惑，未婚生下女儿珂赛特。她出身贫寒，无力独自抚养女儿，只能把珂赛特寄养在酒店老板泰纳迪埃夫妇家里，自己来到马德兰的工厂打工。马德兰为人善良、正直，但厂里的工头待人苛刻。工头查出芳汀有一个私生女，借机将芳汀赶出了工厂。芳汀走投无路，沦为妓女。一次，她遭人调戏，反抗时打伤了此人，被抓进了警局。此时，和马德兰缠斗一生的对手出场了。当地的警长沙威是一个一丝不苟、崇尚绝对正义的执法者。他认定芳汀违法，正要判她六个月监禁，没想到马德兰及时赶到，动用市长威严救走了芳汀。沙威因此对马德兰心怀不满。更麻烦的是，沙威早年见过服刑的冉·阿让，眼前这个市长的面容引起了他的怀疑。他又目睹马德兰亲手救出一位被压在马车下的老者，想起当年的苦役犯冉·阿让也有同样神力。沙威决心调查马德兰。恰在此时，有消息传来，多年在逃的冉·阿让已被抓捕归案。这时，沙威和马德兰的内心都陷入了纠结。马德兰心知落网的“逃犯”只是一个长得很像自己的无辜之人，但自己多年挣来了美好生活，又肩负厂主和市长的职责，实在难以抽身自首。一番挣扎后，他还是想起了米里哀主教当年的嘱托，向法院坦白了自己的身份。沙威逮捕了冉·阿让，而被冉·阿让救出的少女芳汀也在贫病中悲惨地死去。

第二部：珂赛特

冉·阿让被捕后再次逃脱，并巧遇芳汀的女儿珂赛特。冉·阿让跟随珂赛特来到住处，发现旅店老板泰纳迪埃夫妇为人奸诈，他们极度溺爱自己的孩子，却虐待珂赛特，让她承担繁重的劳务。冉·阿让花重金赎走了珂赛特，将她收为养女。在沙威的追捕下，父女二人逃进一座修道院。无巧不成书，修道院的园丁正是冉·阿让当年出手从马车下救出的老者。他收留了落魄的父女二人。冉·阿让成为园丁，珂赛特也进入修道院学习，他们度过了几年平静的时光。

第三部：马吕斯

在小说的第三部里，重要的新角色一一青年马吕斯登场。马吕斯的外祖父拥护波旁王朝，而马吕斯的父亲曾是拿破仑的部下，两个人因水火不容的政治立场而决裂。马吕斯从小跟着外祖父长大，原本同情保皇党，但在心智成熟后，他的政治立场又彻底倒向了父亲这边。此时，马吕斯的父亲已经去世，马吕斯常常偷偷去祭拜父亲，在外祖父知晓此事后被逐出了家门。马吕斯得知亡父的嘱托：要向一位名叫泰纳迪埃的救命恩人报恩。这个泰纳迪埃正是此前受芳汀之托收留珂赛特的旅店老板，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他救助马吕斯父亲这件事纯属意外，马吕斯当然不知此中内情。马吕斯在巴黎的卢森堡公园散步时偶遇了冉·阿让和珂赛特，对这位出落得十分美丽的少女一见倾心。此时，泰纳迪埃一家由于法国社会动荡而破产，改换了姓名，在巴黎落脚，他们的邻居正是马吕斯。正所谓冤家路窄，泰纳迪埃一家在接受一位慈善家的救济时，认出了这位慈善家正是当年逃走的冉·阿让。他们决定报复冉·阿让，趁机勒索钱财。马吕斯此时得知自己那户行迹猥琐的邻居正是父亲当年的“救命恩人”，又见他们即将与自己爱慕的少女的父亲相争，心中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冉·阿让与泰纳迪埃一番相争后逃走。

第四部：卜吕梅街的儿女情和圣德尼街的英雄血

时值巴黎共和党人六月起义前夕，时局动荡，冉·阿让又遇到冤家泰纳迪埃，决心带养女逃亡英国。此时，珂赛特却和马吕斯互诉衷肠，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然而，冉·阿让去意已决。得知珂赛特即将离自己而去，马吕斯肝肠寸断，绝望中加入了起义。心怀共和理想的青年学生掀起暴动，在巴黎街头建起堡垒，和警方对峙。警长沙威乔装打扮混入革命者队伍，打算刺探情报，却被识破，并被抓了起来。另一边，马吕斯在暴动中表现英勇。他本就同情共和主张，又被绝望的爱情冲击了理智，此时已决心将生命献给革命。珂赛特托人给马吕斯送来一封信，马吕斯却以诀别信答复。这封信并没送到珂赛特手中，而是被冉·阿让截获了。此时，冉·阿让再次面临内心的挣扎。他想带珂赛特出国，远走高飞，从此过上平安的生活。可是，珂赛特已深深爱上马吕斯。冉·阿让他穿上国民警卫队的制服，躲过警察的封锁，来到了革命者中间。

第五部：冉·阿让

此时的冉·阿让并不确定自己是来拯救马吕斯的，还是来干掉他的。警方和起义者的对峙已进入白热化，青年学生们陷入了绝境。他们决定处死手中的间谍沙威，而冉·阿让主动请命对沙威执行死刑，却在僻静处放走了沙威。在下一场战斗中，马吕斯受伤昏迷，冉·阿让背起马吕斯，从下水道中逃走。老少二人满身污泥地逃出下水道，却遇到了沙威。沙威本想逮捕二人，但此时他的内心正发生着剧烈的挣扎。他曾是法律坚定的维护者，但眼见自己追踪多年的逃犯冉·阿让一再舍身救人，心中对法律的信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摇。他独自回到警局，不忍再对冉·阿让实施逮捕，但他又无法接受自己的渎职。终于，在矛盾中，沙威投入塞纳河，了结了自己的一生。此时，起义的风波已然平息。马吕斯和珂赛特这对有情人欢喜重逢，即将成婚。冉·阿让祝福二人，并送给二人巨额财产。

冉·阿让在婚礼后向马吕斯坦白，自己是在逃多年的苦役犯。马吕斯对冉·阿让的为人并不了解，甚至不知当初救下自己性命的正是冉·阿让。他残酷地赶走了冉·阿让，要求冉·阿让不再和自己的新婚妻子往来。冉·阿让沉默地独自离开，因内心的痛苦而卧病在床。这时，奸邪的泰纳迪埃再次出现，他本想向马吕斯说明冉·阿让的真实身份，借机勒索钱财，却意外地让马吕斯了解到冉·阿让正是自己的救命恩人。马吕斯愤怒地用钱砸跑了泰纳迪埃，命令他永远消失。泰纳迪埃从此离开了法国，去往美洲，做了卑劣的奴隶贩子。马吕斯向珂赛特说明情况，这对新婚夫妇赶在冉·阿让弥留之际来到他身边。冉·阿让这时才向养女坦白了自己真实的过往，完成了埋藏在心底的忏悔，安详地离世。

作者序

冉·阿让（Jean Valjean）

冉·阿让是因为偷一条面包救济外甥而坐牢19年的囚犯，原本只判5年徒刑，但由于他并不信任法律，屡屡越狱以致罪行行加重。他倔强不惧强权的个性使探长沙威对他深恶痛绝，他过人的气力也使沙威对他印象深刻，两人遂结下一生相互追逐之缘。假释后他受神父启发向上，改名当上市长，为人慈悲，帮助女工芳汀抚养女儿珂赛特，救了女儿的情人，革命青年马吕斯，在女儿有了好归宿之后，带着赎罪的爱离开了人间。小说主人公冉·阿让一生的道路坎坷，几乎具有了各种非凡的活力，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传奇性的主人公。这个人物的浪漫主义色彩，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的道德精神方面，他的精神历程也像史诗一样可歌可泣。他本是一个本性善良的劳动者，社会的残害、法律的惩罚、现实的冷酷使他“逐渐成了猛兽”，盲目向社会进行报复，以致犯下了真正使他终身悔恨的错事，而这种悔恨却又导致一种更深刻的觉悟，成为他精神发展的起点，促使他的精神人格上升到了崇高的境界。冉·阿让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人。从出身、经历、品德、习性各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劳动者。他体现了劳动人民各种优秀的品质，他是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劳苦人民的代表。他的全部经历与命运，都具有一种崇高的悲怆性，这种有社会代表意义的悲怆性，使得《悲惨世界》成为劳苦大众在黑暗社会里挣扎与奋斗的悲怆的史诗。

米里哀主教（Bishop Myriel）

米里哀主教是来源于现实素材的人物，他不仅是米奥里斯主教的写照，还是作者雨果的真实写照，代表了雨果的观点。虽然米里哀主教在书中出现的时间很短，但他是人道主义的象征。正是米里哀主教的善良与博爱感动了冉·阿让，促使这个陷入歧路的犯人走上正路。

芳汀（Fantine）

冉·阿让工厂里的一名女工，她有段坎坷的青春，在怀了情人的骨肉之后被恶意遗弃，为了女儿的生活，只好忍下心把她寄养在孟费美一位酒馆老板的家里，自己来到巴黎谋生并定时寄钱回去，但由于她有私生女的事被同事揭发，被赶出工厂，只好卖了首饰、长发，甚至肉体，不幸沦为一名妓女。幸好遇见冉·阿让，托付了女儿的未来才安心的逝去。

沙威（Javert）

沙威警长对冉·阿让的追捕使全书充满悬念和戏剧效果。沙威出生于监狱中，是犯人的后代。沙威象征当时可恶的法律和秩序。他是维护当时落后腐朽法律和秩序的偏执狂，哪怕他发现可能因此产生错误和残酷的严重后果，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他也会在所不惜。沙威是当时社会病态秩序的真实写照。在多次接触中，沙威逐步发现冉·阿让不符合他头脑中固有的罪犯模式，他的精神世界随之坍塌。雨果细致描绘了沙威内心的痛苦和迷惑。沙威的自杀完全符合当时顽固派的逻辑，他的头脑根本无法适应不同的观念，无法调和职责与人性的冲突，最终选择自杀。

珂赛特（Cosette）

在幼年时期，作为芳汀可怜的女儿，当初虽然被母亲恳求般的托付给酒馆一家，却没有享受到一天童年的无忧生活，反而被当成女佣一般，成天埋头做杂活，母亲攒下的钱几乎全用来栽培酒馆老板的亲生女儿。不过她苦命的日子比起母亲是少了许多，冉·阿让把她视如己出，使她能忘却童年回忆，后来她和青年马吕斯恋爱，有情人终成眷属。

马吕斯（Marius）

英俊帅气，是19世纪标准革命青年。父亲是拿破仑的上校并被封为男爵，被身为保王派的外祖父抚养成人，一直厌恶身为波拿巴派的父亲。但当深爱他的父亲去世后，他对革命对共和逐渐有所领悟，抛弃外祖父家的巨大物质享受继承了父亲的“军衔”与“爵位”，成为一个坚定的共和派。在起义中负伤昏迷，被冉·阿让所救，最终娶得珂赛特。

爱潘妮（Eponine）

德纳第夫妇的大女儿，自小备受宠爱，小时候是瞧不起珂赛特的。但也许是受教育的缘故，她比父母有良知多了，虽然暗恋对象马吕斯并不爱她，她仍然愿意为他打听珂赛特的消息、为他送情书，并在珂赛特父女有危险时保护他们。她“宁肯自己杀其所爱，也不容他人夺其所爱”，在起义爆发后将马吕斯引向街垒，希望和他一同死去。但在战斗中却为替马吕斯挡子弹而受伤，最终在马吕斯怀中死去。

德纳第夫妇（Thenardier）

小说中的德纳第夫妇是卑鄙贪婪的代表性人物。德纳第曾在滑铁卢战场上偷窃牺牲将士的钱财。夫妇二人利用芳汀的女儿作为摇钱树，不断假托珂赛特的医疗费、抚养费来敲诈芳汀。而芳汀死后，德纳第夫妇更是肆无忌惮地虐待珂赛特。冉·阿让从监狱里逃出来，给了德纳第夫妇一千五百法郎才领走珂赛特。在发现冉·阿让很富有后，他们又想方设法诈取他更多的钱财，还勾结几个强盗绑架他。后来到美洲定居后，德纳第夫妇又做起贩卖黑奴的生意。无恶不作的德纳第夫妇，也是社会的底层人物，他们人性中的恶与当时黑暗的社会环境以及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有关。

恩佐拉（Enjolras）

革命青年的领袖，风度翩翩，“只对一事怀有热情——人权，只对一事抱有决心一清障”，在策动的起事中壮烈身亡。

格夫罗舍（Gavroche）

爱潘妮的亲弟弟，革命时代下早熟的孩子，聪明有主见，是个包打听。但不被母亲疼爱，从小流浪街头。在起义中无所畏惧，最终中弹身亡。

揭露现实

小说展示了一幅广阔而典型的19世纪法国社会的现实画面，以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下层人民的穷困生活，对他们的遭遇倾注了无限的同情，同时也对社会的黑暗进行了控诉。整部作品充满了人道主义思想。“在细小的搏斗中，会有许多伟大的行动。在黑暗中对付生计和丑恶的致命侵犯，要步步防卫，表现出坚忍不拔而又鲜为人知的勇敢。高尚而隐秘的胜利，不为人所见，不能扬名，也没有鼓乐欢迎。生活、不幸、孤独、遗弃、穷困，无一不是战场，无一不产生英雄；无名英雄，有时比著名的英雄更伟大。”这可能是维克多·雨果对《悲惨世界》的最好定义，在穷人的绝望上投下一束光，将不幸的灵魂上升为伟大的灵魂。

对于《悲惨世界》这样的小说，如果单纯从人类生活的外在实在性去看，它无疑有着较大的局限性。例如冉·阿让那种由“恶”而“善”的转变过于突兀离奇，人类社会的根本变革也不可能单靠个别人物的善行而实现；但如果从人类命运的真实性来说，《悲惨世界》则是一部富有预见性的作品，当心灵遇到虚假的“绝对”、黑暗的“正直”时，它指示心灵要认识真正的绝对、光明的正直，显示了人性必胜、人心不灭这一内心世界最壮丽的奇迹。以丧失某种客观实在性为代价，换来内心描写的更大的真实性。

小说以冉·阿让的经历为线索，展现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法国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雨果在说的序中就指出了19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因此，作者要绘制的就是那个时代中穷人悲惨生活的画卷。小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困难的处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道德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给予了有力的批判，歌颂了法国革命志士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同时也浸透着作者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

《悲惨世界》以冉·阿让出狱后的种种经历贯穿全书，深刻反映了时代的问题。雨果在作品中融入了从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到反对“七月王朝”的人民起义这一阶段的历史，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状况。作品不仅描述了获释犯人冉·阿让和流浪妇女芳汀的不幸生活以及芳汀的私生女柯赛特的悲惨遭遇，而且揭示了当时社会中勤劳善良的劳动人民却受歧视和压迫的不公平命运。雨果还在作品中揭露了当时残酷不公的法典和秩序，猛烈抨击了那种人们饿死可以而偷面包却要坐牢的社会制度，谴责了那些安于现状和铁石心肠的市民在面对处于困境中的他人时的那种袖手旁观的冷漠态度。

正邪斗争

《悲惨世界》的主题是写人类与邪恶之间不懈的斗争，人类本性是纯洁善良的，将一同走向幸福，但要经过苦难的历程。书中穿插当时法国革命动乱的背景和拿破仑滑铁卢战役的描写，以及当时法国社会的很多细节都有论及，比如俚语，下水道和女修道院等情况。

冉·阿让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人。从出身、经历、品德、习性各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劳动者。他体现了劳动人民各种优秀的品质，他是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劳苦人民的代表。他的全部经历与命运，都具有一种崇高的悲怆性，这种有社会代表意义的悲怆性，使得《悲惨世界》成为劳苦大众在黑暗社会里挣扎与奋斗的悲怆的史诗。

《悲惨世界》规模宏大，人物形象近百人。小说的基本情节是冉·阿让的悲惨生活史。冉·阿让是一个贫农出身的工人，为了饥饿的孩子偷了一块面包，竟服了19年苦役，刑满后又有过偷窃行为，但后来因受到具有崇高人道主义精神的米里哀主教的感化，转变成一个舍己为人的人，一个真正的人。他帮助女工芳汀，从德纳第手中救出并抚养孤儿坷塞特，经下水道救马吕斯，宽容释放迫害自己的沙威，参加巴黎人民的起义。冉·阿让的一生充满着坐牢、苦役和颠沛流离的痛苦。这一情节曲折生动，引人入胜，是对传统单一情节、个人史诗的继承与发展。

小说的主题、雨果注意的中心是下层人们的悲惨，其思想基础是人道主义。冉·阿让与这些联系最密切，是最主要的线索情节，是串通情节、连接其他人物的关键。贯穿小说始终的另一线索是侦察员沙威。沙威这一人物形象的设置安排不但体现了雨果的对照原则，而且在对沙威的最后处理上，雨果不像巴尔扎克那样把各条线索纳入一个框架，也不像托尔斯泰那样通过“拱门”，而是让这一细流归入冉·阿让的大流。这当然不单是为了结构的处理，而是为了体现作者对生活的态度与理想，企图从另一方面证明人道主义的强大感化力。应该说沙威对后来复调小说的出现是具有启发意义的。雨果还常常把其他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故事“顺手拈来”揉进自己的小说中，米里哀、芳汀、珂塞特、马吕斯、德纳第及其他许多人物的命运，相互之间被悲惨与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犬牙交错，独立成文，既可拆开分离出去，又是整体的一部分。

小说的结构可以用这样一幅图来表示，冉·阿让是一根主轴，是“人道主义的传播者、体现者”。“人道主义的对立者”沙威是隐在的副轴；米里哀主教是“人道主义的源头”，给予原动力；芳汀、坷塞特、马吕斯这些都是“人道主义的接受者”，是围绕轴转动的环；以德纳第为代表的邪恶势力是这一系统的摩擦力，是人道主义的阻力。整个系统具有整一性、对称性，同时还具有开放性，围绕着的圆圈还有无数个看不见的环。或许作者的理想是那样的：更多的人通过人道主义从邪恶走向善良，以精神上的完美来促进生活的完美。描述圆环的多少及其每一圆环的“粗细”，作者在表达过程中可根据需要加以灵活改变。这一点从对街头流浪儿格夫罗舍的叙述上可知。格夫罗舍跟小说的主人翁冉·阿让等联系都不是很紧密，可以说写不写他、写他的笔墨多少对小说的结构没多大影响。如果作者是为了写儿童的悲惨，坷塞特的描述已是代表，也用不着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写了。但雨果在小说中写了“小格夫罗舍”“格夫罗舍外出”几个大的篇章，特别是写小格夫罗舍在替战斗者去街头收集子弹时被敌人射中，临死时还唱着嘲笑官府的歌曲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成功地塑造了法国文学史上最动人的儿童形象。

《悲惨世界》的主体故事即冉·阿让的遭遇，从1795年开始。但叙事时间对历史的反映延伸得更远，米利埃主教的经历与国民公会代表这一形象把读者带到阶级斗争严酷、个人命运难以预料的1793年大革命高潮的年代，小说接着米利埃女主教与冉·阿让进入了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所开辟的历史时期。后来又广泛地反映了19世纪前半叶法国社会的重大政治事件。对1832年巴黎共和党人革命起义的描写，极为详细，占了很大的篇幅。全书五部中有三部写到他们的活动，特别是第四部和第五部的第一卷更是集中地描写了他们的革命斗争。对滑铁卢战场的描绘也着墨较多。1815年的激战、《在一八一七年内》、1830年的革命等“几页历史”，这些都给读者展现了七月王朝时期的社会矛盾。其他的历史时间，作者稍微提及甚至忽略。综观全书，雨果对战役、起义都是作全景式描写，在这里思想和风格是相当的。对冉·阿让个人的叙述也是如此，作者花了几大章节去写冉·阿让面对商马第事件的彷徨与苦闷，每一次抉择都极力描写冉·阿让的心理思考；而冉·阿让变成马德兰厂长的过程，冉·阿让落海后的经历等，作者反而寥寥几笔，做了戏剧化处理。历史事件的描写一方面写明人物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与历史时间，另一方面表明历史事件对人物命运产生影响，进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雨果把故事的历史时间延长或压缩变成叙事时间，充分体现了雨果历史家的大手笔，他力图以史诗的气魄和规模去再现社会和历史，使《悲》成为一副历史壁画。

与后世文学作品的心理描写相比较，《悲惨世界》的心理描写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

首先，在《悲惨世界》中，雨果的心理描写带有强烈的主观特征。人物的心理几乎全部由他转述，内心独自的成分虽有，但是有时很难分清哪些是雨果的哪些是他笔下人物的，两者交织在一起。他像全知全能的上帝洞察人物的一切心理，如“脑海中的风暴”中，“事情已经完全明白了，他这样承认：他在监牢里的位子还是空着的，躲也无用，那位子始终在那里等待着他……拖他，知道他进去的一天，这是无可避免的，势所必至的。随后，他又向自己说：在这时候，他有了一个替身，那个叫商马蒂的东西，活该倒运，至于他，从今以后，可以利用那商马蒂的身体去坐牢，冒马德兰先生的名生存于社会，只要他不阻止，别人把那个和墓石一样一落永不再起的罪犯的烙印印在那商马蒂的头上，他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在这里，冉·阿让而对既定的事实企图逃避和坐视不理的内心活动都是通过雨果之口间接的表达出来，“他”的第三人称叙述方式表明了雨果的全知全能的立场。在描述人物的心理活动的过程中，雨果往往不可抑制地深入其中做出合乎道义的评价，他很直接地告诉读者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甚至有时还要游离于人物的心理活动之外作一番议论和补充。譬如，当冉·阿让而对商马蒂事件独处而情不自禁的自言自语时，雨果生怕读者不能理解冉·阿让的行为就插话其中进行解释：“我们暂时不必谈的太远，为了全面了解，我们得先进行一种必要的观察。人向自己说话，那是确有的事，有思想活动的人都有过这种经验……在这一章书里，时常提到“他说，他喊道”这样的字眼，我们只应当从上面所说的那种意义去理解它们。人向自己述说，向自己讲解，向自己叫喊，身外的寂静却依然如故。……心灵的存在并不因其完全无形无体而减少其真实性。”在小说中，雨果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对人物的内心活动评头论足屡见不鲜，他兼有作家与读者的双重身份，他既能探求每个人物的内心奥秘，又能以接受读者的身份对每个人物行为的是非对错给予充分到位的评述。

其次，雨果的心理描写比较集中，往往是大段大段的，篇幅相当长，滔滔不绝，激情满怀，不厌其烦。这和以司汤达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在现实主义小说那里，心理描写随时随地而又十分简短，作家的描写也趋于冷静客观和理性，而不像雨果那样一旦着笔就一泻千里，一发不可收拾，气势磅礴。在悲惨世界中，长达一节的心理描写比比皆是，前面提到的“脑海中的风暴”和“沙威出了轨”就是众所周知的两例，其余的如主教留宿了冉·阿让，冉·阿让却出于愤恨的情绪偷走了主教的银餐具后被抓，但主教仁爱慈悲宽恕了他的罪行并放走了他，他在逃走的过程，他的内心产生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感触，开始时怒不可遏，后来为恶的决心动摇反而感到不安，到最后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无赖而心碎，流出生平的第一次眼泪，开始痛改前非，作家也是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绘冉·阿让内心的剧烈搏斗和厮杀，把他灵魂中的善与恶、人性与兽性完完全全的再现于读者面前，大量的心理描写能让读者对人物的内心世界一览无余。

在《悲惨世界》里，女仆向主教汇报银质餐具被偷时，说道“东西都没了”。读者虽然不会从角色语言中知道是什么东西没了，但却能够结合上文情景了解到丢失的东西是银质餐具。《悲惨世界》中的人物语言是建立在“对情景的反映”中，以特定的情景为信息传递的契机。然而在性格描绘写上，作者则注重对人物个性的挖掘，使每个角色都拥有独一无二的“腔调”。小说中每个角色都拥有不同的语言特征。譬如主教的对白永远是冗长的、委婉的。而德纳弟的语言却简短、快速，多以单词的形式出现，并且话语中蕴含着大量的“命令式词汇”，如“叫、让、使”等。由于角色的对白受其“教育”“经历”“精神”“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语言表述上会有所不同，而雨果通过语言独白，将没有表述出来的角色信息，充分地呈现出来。譬如前市长，言语粗鲁，表明其没有接受过教育；芳汀对白中用了很多“可能、能吧、尽量”等词汇，揭示出其极度卑微的心理状态。此外在人物语言描写上，雨果还加入了大量的非语言要素。如动作描写、神态描写等，虽然在角色对白中，读者难以获得明确的信息，然而却能够通过结合角色的动作、肢体及神态，挖掘出角色对白中所隐含的意义。这使得角色对白所蕴含的信息更加多元、多样、丰富多彩，更能打动人心，让读者对小说所阐释的救赎、关怀等主题意蕴有所体验和感知，与此同时也切实提升了小说的文学表现力及艺术感染力。

雨果非常善于作人物的对比。冉·阿让与沙威是一对矛盾体，互为对照。一个虽是罪犯，但要改恶从善，另一个虽是警察，却执法过严；一个不断做善事，却屡屡碰壁，另一个不断做错事，也未见步步高升；一个安详死去，另一个以自杀告终。冉·阿让与米里哀主教是彼此相关的一对。冉·阿让由恶到善，而米里哀主教是善的化身。沙威与泰纳迪埃又是互有关联的一对。沙威是一条看门狗，不管对什么人都乱吠一气；而泰纳迪埃是恶的化身，狡猾、狡猾、阴险、恶毒。芳汀和柯赛特的身世形成了对照，芳汀悲惨，而柯赛特是先苦后甜，她享受了母亲得不到的幸福。马吕斯和吉尔诺曼老人是一对，他们都是暴脾气，一个年轻气盛，决不让步，对爱情热烈专一；一个年老体衰，出于爱后代而不得不让步，性格轻薄，爱寻花问柳。这些对照是以不同类型的性格、经历、精神特点、点与面等等的差异，作为对照物，使对照艺术得到更充分的运用。人物对照艺术有助于人物形象显得更为鲜明，在叙述上也更为曲折有致，增加兴味。

小说不足之处是作家在展现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现实之后，开出的医治社会的药方是善良、仁慈、博爱、宽容等人道主义的幻想。

《悲惨世界》多次使用了“无产阶级”这个词汇。然而，有别于马克思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角度定义无产阶级，雨果对无产阶级的定义就是指其衣食无着、身份卑微、处境悲惨，亦即所谓“低端人口”。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以此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而在雨果看来，一个“有良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反而是无产阶级的福音。小说主人公冉·阿让一度使用化名成为富有的企业主，他麾下的企业员工都得到了基本的温饱。雨果笔下的社会冲突主要不是发生在劳资之间，而是发生在民众和国家机器之间，苦难和黑暗来自司法与监狱，而不是来自工厂。因此雨果的目标不是要通过阶级斗争来改变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而是要通过救赎与和解来打破司法的枷锁，让社会具备良知。从这个角度而言，《悲惨世界》的核心其实就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主人公先后被感化的故事。冉·阿让，一个出狱的苦役犯，受尽凌辱，内心充满黑暗，却由于受到一位圣徒式的主教的感化而弃恶从善，通过个人奋斗，寻求诚实的生活，灵魂在坎坷中一步步升华，最终用爱来拯救世界。沙威，一个终身对冉·阿让穷追不舍的警察，刻板而顽固地信仰法律，相信法律所定义的罪犯就必定是恶人，必须除恶务尽。最后却被冉·阿让的善良所感化，终于意识到世间还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正义。由于无法承受自我否定的痛苦，最终选择投河自尽。《悲惨世界》并不是一个令人释然的关于善良战胜邪恶的故事，而是在展示想要成为一个好人是何等艰难。

1862年《悲惨世界》的出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的受欢迎程度超出了雨果的想象。小说在美国、德国很快就有了译本流传，立刻成为他家喻户晓的一部名著。但读者多是普通民众，评论界的好评并不多，甚至连往日的朋友对其也多是讨伐之声。乔治·桑认为《悲惨世界》中的基督教色彩太浓，因而不是很喜欢。波德莱尔在《浪漫主义艺术》中说：“道德是作为目的直接进入《悲惨世界》的，这是一本爱心的书。”随后波德莱尔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坦言，《悲惨世界》是“令人厌恶的，是荒谬的”，并且认为自己在评价此书时具有“撒谎的艺术”。波德莱尔反对艺术作品具有道德倾向性，所以并不看好《悲惨世界》。福楼拜也曾在他的私人信件中提及，《悲惨世界》让他忍无可忍，他反对其中的道德说教，认为雨果是在污蔑天主教，污蔑贫困。

2020年4月，《悲惨世界》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高中段。

《悲惨世界》是雨果创作高峰时的巨著，是雨果现实主义小说中最成功的一部代表作，是19世纪最著名的小说之一。《悲惨世界》是继《巴黎圣母院》之后，在法国小说乃至世界小说创作史上的又一座丰碑，雨果作为世界杰出小说家的声誉从此稳固确立。

影视

《悲惨世界》还被许多国家一次又一次地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从1907年到1957年中，世界各国曾十五次把《悲惨世界》改编成电影。1907年法国百代影片公司第一次将《悲惨世界》改编成电影之后，法国又三次重拍。1909年，美国维太格拉夫影片公司第一次拍摄《悲惨世界》，以后又重拍了五次。20世纪30年代，以《孤星泪》为题，翻译到中国来。20世纪40年代、50年代，苏联、墨西哥、埃及、印度和日本，还有意大利、德国均各自将《悲惨世界》改编并拍成电影。

音乐剧

同名音乐剧，由阿兰·鲍伯利作词，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作曲，特里沃·南与约翰·凯德合作编剧、导演。此剧最早版本是1980年在巴黎演出的法语版本，4年后，制作人麦金托什被其音乐所感动，决定将法语版改编制作成英语版，并由赫伯特·克雷茨默填写英语版歌词。1985年在伦敦上演，1987年在百老汇推出，获当年托尼奖最佳音乐剧、最佳剧本、最佳导演等多项大奖，从此声名鹊起，巡演世界各地，深受欢迎。

动画

2006年日本出品了根据原著改编的动画片《悲惨世界·少女柯塞特》。

漫画

《悲惨世界》漫画改编本不少，主要有日本漫画家新井隆广的黑白漫画改编与法国漫画家丹尼尔·巴德和贝尔纳德·卡伯、马克思·雷赫芒涅团队、埃里克·萨勒什的彩色漫画改编。四部改编作品基本都遵循了原著的主线剧情，并根据各自的喜好和创作目标，对细节进行了筛选、增减和改编。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悲惨世界》属于“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收藏本”系列，忠实于原著是该版本的改编主旨。这一版本在改编上并未做颠覆性修改，基本遵从了原著的主线发展顺序。

话剧

2024年1月，北京央华戏剧和法国蒙彼利埃演员之春戏剧节联合出品的话剧《悲惨世界》在北京保利剧院开启了国内的首轮演出。同年11月，该剧又前往法国里昂的国家人民剧院演出。

正面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从神与人间爱中流出来的世界最高之艺术品。

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 “《悲惨世界》的胜利是巨大的，并且仍在继续。诗人通过《悲惨世界》和群众保持联系，这是一部雄赳赳的英雄小说。”

法国作家莫洛亚：“今天，时间已经做出了判断。《悲惨世界》作为一部人类思想产生的伟大作品而为全世界所接受。”

原四川大学教授石璞：《悲惨世界》这一小说基本上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它广泛地反映了复辟年代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平民阶级在反动统治的残酷法律、习俗、虚伪道德等等之下所受的牺牲与迫害。作者用了精雕细划的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了生活的真实；但同时在某些方面，也表现了他的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在手法上也用了好些浪漫主义的表现方式，因此这一小说也可以说是富于浪漫主义因素的现实主义小说。

负面

法国天主教作家巴贝尔·多尔维利：“《悲惨世界》不是一本好书，更有甚者，这是一个恶毒的行为。”

法国诗人拉马丁：“《悲惨世界》 有卓越的才华，有善良的意图，但是是一本从两方面说都非常危险的书：它使幸福的人过于害怕，也使不幸的人期望过多。”

雨果出版《悲惨世界》，向出版社索要30万法郎，先前出版他的《静观集》和《世纪传说》两部诗集的巴黎书商无力承担巨款，后由两位布鲁塞尔年轻出版商借资筹款，基本按作者要求付足了24万银法郎（相当于60万欧元）的稿酬，才促成该小说继续在全球发行的局面。

出版社读了书稿后，想要对书中哲理性议论进行删节，遭到了作家的拒绝。雨果告诉他：“轻快而肤浅的喜剧只能获十二个月的成功，而深刻的喜剧会获十二年的成功。”当时还有多家报纸要求连载《悲惨世界》，都遭到雨果的拒绝。

苏曼殊1903年翻译了《悲惨世界》，取名为《惨世界》，在上海出版的《国民日报》发表，发表了19期，因报馆被封，中途中断。1904年苏曼殊、陈由已合译，名为《惨世界》，1906年又有平云（周作人）的译本，书名叫《孤儿记》。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了文言文译本，译名为《孤星血泪》。留学日本的鲁迅也是雨果《悲惨世界》的较早的译者。他于1903年翻译了雨果《悲惨世界》的部分作品，取名《哀尘》。1933年6月，伍蠡甫在黎明书局编一本英汉对照的《西洋文学名著译丛》，其中就选了伍光建译的《悲惨世界》的几个片断。其它节译本有1934年中华书局英汉对照文学丛书中的张梦麟注译本，1935年启明书局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中李敬梓的译本。然而，真正有质量的译本是李丹和方于夫妇翻译的《悲惨世界》(最初译名为《可怜的人》，1936年开始陆续出版了，这是第一个真正按原著面貌翻译的本子。李丹、方于翻译的《悲惨世界》1984年有了完整的中译本。《悲惨世界》如果把解放前后以及各种节本计算在内，至少有25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