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文（1902年—1936年10月13日），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山东省阳谷县人。192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张敬文早年家境贫寒，跟随父亲闯关东到大连谋生，曾在日本人开设的印字坊当学徒工，受尽了压迫。1925年，张敬文参加了冯玉祥部队，很快被提升为排长。由于不满军阀混战，张敬文不久离开了部队。1928年4月，张敬文到吉林德惠县中东铁路东省特别区第二警察总署当警士，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春，张敬文被提升为陶赖昭铁路特别区警察派驻所巡长（警长）。此后，他以巡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在敌人内部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32年，中共陶赖昭特别支部成立，张敬文任特支书记。在张敬文的领导下，特支搜集了大量日寇的情报，做了许多动员群众抗日的工作。1934年1月，张敬文被调到大连工作，负责重建被日寇破坏的党组织。1935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重建中共大连市委，张敬文任市委书记。10月，张敬文改任市委组织部长。在大连工作期间，张敬文积极领导工人运动，团结发动各阶层群众参与抗日。1936年4月，张敬文调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以客栈老板的身份为掩护恢复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反日斗争。6月13日，由于叛徒告密，张敬文在“六一三事件”中被日本宪兵逮捕。面对日寇的严刑拷打，张敬文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1902年，张敬文出生于山东省阳谷县北田庄一个贫农家里，原名张义堂，字瑞林，曾用名张君、张敬生、张生等。张敬文兄弟二人，他是长兄。张敬文幼年丧母，家境贫寒，从小跟舅父习武，性格豪爽刚毅。九岁时，家乡闹灾荒，为了寻找生路，张敬文随父亲闯关东来到大连。父亲省吃俭用，在西岗开了一个馒头铺，不分昼夜地劳动，供张敬文勉强读了几年书。十七岁那年，张敬文由于生活所迫辍学，和父亲在一家日本人夫妻开设的印字坊当学徒工，学了一手熟练的印刷技术。第二年，父亲不幸得病去世，张敬文只得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张敬文在印字坊里每天起早贪黑拼命劳动，一天干十二小时的活，连休息日都没有空闲，但每月所得的工资不仅不够维持个人的温饱，还经常遭到老板责骂。

1923年夏，张敬文回到原籍与一位朴实的姑娘王朝贤结婚。婚后，张敬文又回到大连的日本印字坊工作。

1924年，张敬文工作的印字坊的日本老板病死，老板娘无力经营，于是想把印字坊转让出去后回日本。张敬文觉得这是个机会，但是钱一时凑不齐。老板娘答应可以分三次三年还清。张敬文于是和工友们集资交了一两百元定金。半年后，一个自称是老板娘弟弟的日本人说要把工厂收回去。张敬文和工友们不答应，这个日本人就把张敬文等人告到日本殖民当局。日本殖民当局当然不讲契约精神，更不会向着中国人，不仅要张敬文交出经营管理权，连首付的钱也不退了。张敬文对日本人常年积压的怒火终于爆发，领着山东老乡孔昭月等人把印字房的设备给砸了个稀烂。第二天早晨，日本警察署以“反日”、“破坏工厂”的罪名把张敬文、孔昭月等人抓进监狱。审讯中，张敬文一口咬定：“工厂是我买的，也是我砸的，要打要杀我一人承担。”警察署于是留下张敬文一人严刑拷打，将他打得皮开肉绽，门牙脱落，仍然无法使他屈服。工友孔昭月等人凑了200块大洋，托人说情，才把张敬文救了出来。张敬文死里逃生后不愿在大连继续生活，于是回到了山东老家。

1925年，张敬文去青岛投奔冯玉祥的部队当兵。由于他作战勇敢，不到一年就当了排长。后来，张敬文发现旧军队总是和其他军阀打来打去，不能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于是离开了冯玉祥的部队。

1928年4月，张敬文到吉林省德惠县谋生，通过内兄王朝品和一个姓李的老乡介绍，在中东铁路东省特别区第二警察总署当了警士。这时，张敬文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吕清潭，逐步开阔了眼界，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开始参加革命活动。

1929年春，经吕清潭介绍，张敬文化名“张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不久，张敬文被警察署提升为陶赖昭铁路特别区警察派驻所巡长（警长）。经中共满洲省委批准，张敬文化名“张瑞林”于同年6月15日到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陆续占领东北主要铁路及沿线城镇。陶赖昭位于长春和哈尔滨中间，是铁路、公路、水路交通枢纽，是日本人的重点占领地。原陶赖昭的日本开拓团被改建成日本驻陶赖昭领事馆，陶赖昭铁路警务机关被改成伪铁路特别区警察派驻所和伪铁路警务团，用以监视苏联人及其周围革命群众的动向。张敬文以巡长身份做掩护，经常接触警署内、特区铁路派驻所、邮电局以及铁路工人中的进步人士，向他们宣传反满抗日主张。张敬文说：“没有国就没有家，当亡国奴不好受啊。日本侵略者的兔子尾巴长不了，中国人必须把日本侵略者打出去，走民族解放、独立自主的道路。”他跟同事说：“咱们都是为了混口饭吃才穿上这套衣服，缺德的事尽可能不干，免得老百姓骂我们，连爹娘都跟着沾光。”不久，张敬文利用职业之便熟悉并掌握了派驻所和护路警中的每一个人情况，着重发展了收捐雇员尹洪滨和铁路警察鲁世峰。

1932年3月，经中共满洲省委批准，中共陶赖昭特别支部在中东铁路哈尔滨至长春区段的陶赖昭站成立，张敬文任特支书记（至1934年6月），尹洪滨任宣传委员，鲁世峰任组织委员，隶属哈尔滨市委。特支成立初期，张敬文把自己的家做为党的秘密联络站开展地下工作，主要是开会、写密信、派人给省委送情报等。张敬文还负责利用警察派驻所巡长身份秘密发展党的组织。他工作大胆细致，认真负责，关心同志的疾苦，勇于挑重担，同时又注意革命思想教育。他将一些革命材料和游击战术小册子都订在一起，包上皮子，写上“社会小说”，让大伙传看。一天，他借聊天的机会，对经常接近自己的警士单景春说：“中国人当亡国奴了。我们要想过好，就得把日本鬼子打出去，我们应当组织起来。你敢不敢干？”单回答说：“怕什么，我敢干。”此后，张敬文多次找单景春谈话，启发他的思想觉悟，很快发展他入了党。经张敬文和其他党员努力，陶赖昭特支发展了19名党员，还培养积极分子30多人。在积极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张敬文还组织党员和群众进行各种反满抗日活动，搜集日军调动、军火运输、粮食及物资储备等情报，同时侦察日本领事馆人员的活动情况，并定期向省委汇报。一天，陶赖昭铁路工人成振铎对张敬文说：“今晚过半夜3点，有一列军车开往哈尔滨。车上有军用物资，还有日本高级将领。”张敬文通过地下党员王立德向中共满洲省委做了汇报，第二天早晨就听到了日本军列在三岔河颠覆的消息。张敬文还通过关系把弟弟张义贵送到了日本领事馆当勤杂。这年夏，领事馆接到命令，说有一支抗日队伍100多人要从农安过江去舒兰，命令领事馆派兵拦击。张义贵听说后马上告诉张敬文。张敬文迅速派人把情报送到中共满洲省委。由于情报及时，抗日队伍改变了路线，避免了重大损失。这些行动引起敌人的警觉，日本鬼子加强注意特支的活动，派人打入奸细，派驻所也有人盯梢。特务穿着便衣在四周转游，一碰到张家的人就问这问那，有时还采取突然闯进张家。面对日本特务的险恶用心，张敬文曾多次告诫家人，并设置了暗号，在窗台明显处放一盆杜鹃花，提示屋内有异常情况。由于早有准备，日本人没有发现可疑情况，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有一次，满洲省委给特支寄来五张传单，内容是中央根据地胜利地进行了四次反“围剿”。张敬文看完后，留下两张保存档案。不久，这两张传单忽然遗失，有泄密的危险。这时，在邮电局工作的地下党员罗云生发现一封可疑信件，马上拿给张敬文看。原来这封信是寄给“哈尔滨最高特务机关长”的，信封内装有前几天丢失的那两张传单，还有一封检举信，信上写着“张瑞林（张敬文）、尹洪滨、单景春……8人是共产党”。落款人“宫云廷”，是派驻所的警士。原来，这个宫云廷平日里品行恶劣，经常受到张敬文管制，十分怨恨，于是趁机写了告发信，幸亏有地下党拦截，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张敬文等同志本来打算直接将宫云廷一枪打死了事，后来担心事情闹大连累更多人，最终经特支集体研究决定，采取以假乱真的对策，由张敬文利用巡长的身份把宫云廷的行径说成是恶意陷害，报告给所长彭守常。彭所长虽不是党员，但平日倾向张敬文他们，加上没有更多证据，又担心连累自己，于是按张敬文的主意，以诬陷的罪名开除了宫云廷，并把其遣送回关内原籍。张敬文将此事向中共满洲省委作了汇报，省委决定立刻暂停活动，潜伏下来，静观其变。

1933年10月，以张洛书为书记的中共大连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许多党员被捕入狱。中共满洲省委为尽快恢复大连党组织，决定调张敬文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到大连开展工作，重建党组织。

1934年1月，张敬文抛开优厚的巡长待遇，以回山东原籍为由离职，前往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大连从事地下工作。临走时，张敬文和陶赖昭的同志们说：“亡国奴的衣服不穿了，这个差事也不当了。我上大连，以后你们要去信。你们注意点领事馆的行动，有情况向我报告。对外边就说我回山东老家种地去了。”当时，日本的巡捕、汉奸、特务和狗腿子布满了大连全城，对革命群众进行残酷的迫害和镇压，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极为困难。张敬文先在西岗舅父杨文志家落脚，后又搬到一位同乡——铁路工人高恒兴家里住。不久，他在附近小岗子新起街六十一番地工人居住区租了房（今西岗区大胜街30号），把联络机关设在自己家里。出于安全考虑，张敬文让舅父杨文志做交通员与省委联系，自己以大连《满洲日日新闻》印刷工人的公开职业为掩护，依靠山东阳谷县同乡的关系开展发展党员工作。为了恢复党的组织，扩大党的队伍，张敬文深入到码头、印刷和铁路工人中发展组织。张敬文白天在工厂劳动，晚上到工人家里与工人促膝谈心交朋友，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的觉悟。他还将印刷设备安置在家中，利用早年学到的技术自己刻钢板、印制材料给工人阅读。张敬文知识丰富，善于从工人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深受工人拥护。一次，同乡孔昭月问他：“为什么我们这些穷孩子上不了学，应该怎么办？”张敬文说：“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只有彻底推翻现在日本人的反动统治，才能解决一系列问题。”还有一次，张敬文对码头工人杨庆生说：“我见一个日本人坐中国人力车，从码头到浪速町（天津街）。车夫拉到目的地管他要钱，他不把钱交给车夫，却把钱扔到地下。车夫忍气吞声地把钱捡起来，一数钱太少，向那日本人要时，那家伙理都不理，挺着肚子扬长而去。你说日本人侮辱咱们中国人到什么程度！” 经过不懈努力，张敬文先后发展了铁路工人张有德（张来顺）等一批党员。张敬文还注重从女工中发展党员。他安排1933年在陶赖昭入党的黄安波负责大连市委的妇女工作，并指示黄安波：“主要的工作是团结教育受压迫的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斗争。”张敬文亲自领导女工中党员的发展和支部的筹建工作，在东亚烟草公司、东京电气、森永制糖厂、火柴厂等大连轻工企业中发展一批女工党员，建立了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的第一个女工支部，支部书记是史桂兰（史淑芳），史桂兰的母亲担任中共大连市委交通员。同时，张敬文也很注意秘密斗争策略，反对蛮干和硬拼。他对党员实行单线领导，要求党员之间不发生横向关系，以防组织遭到破坏。在张敬文努力下，大连的党组织发展了30多名党员，建立了“满铁”入船驿、日清印刷所、码头三个秘密党支部。

1935年1月，由于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共满洲省委决定重建中共大连市委，由张敬文任市委书记（至10月）。市委成立后，张敬文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工作更加刻苦。他经常深入工厂做调查，与工人们同甘共苦，了解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情况，把调查的材料写成文章。张敬文还经常向工人介绍国内外的革命斗争形势，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民族意识，号召他们起来斗争。这年春，张敬文利用日本厂主不平等对待铁路工人的事实，发动200余名工人举行罢工。经过一天的斗争，日本厂主被迫接受了条件，每天每人增加工资1角钱，并给工人修建了澡塘，旧枕木也卖给中国工人。张敬文经常和入船驿支部书记翟清平讲述群众工作的重要，说：“咱们的工作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把工人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没有民众参加就没有抗日运动，所以我们一刻也不能脱离了民众。”张敬文经常帮助贫苦人民。邻居田家有6个子女，生活极其困难，张敬文给他们送吃的穿的，帮助他们找工作赚补贴。田家老人去世前嘱咐子女永远不要忘记张敬文一家人。10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张福生（夏尚志）到大连任市委书记，张敬文改任组织部长（至1936年3月）。张敬文不分昼夜积极工作，深入调查了解大连情况，组织党员和群众参加抗日联军。张敬文还善于团结有一定地位的爱国民主人士，甚至积极地做在大连的日本底层工人的工作，争取团结那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日本人士。他说：“抗日是长期的斗争，我们要做长期打算，因此要团结更多的人，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抗日，我们就要团结。人越多越好，队伍越大越好。”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张敬文为大连地下党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6年1月，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撤销，建立南满、吉东、东满、北满四个省委，并以哈尔滨为中心建立哈尔滨特委，领导沈阳、大连、哈尔滨等城市的党组织，中共大连市委直属哈尔滨特委领导。3月，中共哈尔滨特委决定调张敬文到哈尔滨工作。当时，哈尔滨的斗争环境十分恶劣。日寇为了实行法西斯统治，把特务、警察、宪兵散布在各个角落进行侦查活动，给地下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有一名叫“小刘”的叛徒以找组织关系为由，在哈尔滨四处探寻党组织机关和领导人住址。特委得知这个情况后，及时采取了应急措施。张敬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临危受命被派往哈尔滨工作的。4月，张敬文不畏艰险到达哈尔滨，带着妻子、孩子住在哈尔滨市马家沟街一幢白俄罗斯的小楼里。张敬文与老战友吕清潭在道外十六道街开设“荣华客栈”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以客栈老板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当月，在哈尔滨特委的领导下，中共哈尔滨市区委改为中共哈尔滨市委，张敬文任市委书记（至6月）。市委成立后，张敬文深入三棵树机务段和道外洋车工人中恢复党的基层组织，组织群众开展反日斗争，发动爱国群众参加抗联。张敬文每次出门之前都告诉妻子：“上某地去，顶多两个钟头回来，要没回来赶紧把我的东西收拾起来，别叫人家翻去。”6月13日，由于叛徒出卖，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以哈尔滨为中心，对东北地区的共产党员及抗日民众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和镇压。这一事件是日伪镇压共产党及反满抗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史称“六一三事件”。张敬文在去学校演讲的过程中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同时被捕的还有《大北新报》画刊社主编金剑啸等人。在狱中，敌人对张敬文施以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百般摧残，想从他口中得知党的组织情况及活动线索。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动摇张敬文的革命意志。他宁死不屈，闭口不语。日本侵略者用尽一切办法也没有使张敬文屈服。张敬文还不顾遍体鳞伤与狱中的“政治犯”一起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把新入狱的同志带进来的消息传给狱中难友，经常向难友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坚定狱中同志对敌斗争的信心。张敬文在陶赖昭的战友们凑了一百多块大洋送给一个日本翻译，想请他说关系，可惜没有成功。

1936年10月13日下午1时，日军将张敬文、王学尧等抗日革命志士带到哈尔滨极乐寺东陆军射击场（刑场）准备处决。临刑前，张敬文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当敌人问他有什么话要说时，张敬文愤怒地说：“为革命是不怕杀头的。”这一天，敌人杀害了103名共产党员，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张敬文。张敬文与一同上刑场的七名同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高唱革命歌曲，英勇就义。张敬文牺牲时年仅34岁。

张敬文牺牲后，妻子王朝贤带着3个儿子逃亡到吉林省德惠县，隐姓埋名，终身未嫁。王朝贤回忆，张敬文被捕那天下午，家里闯进来一群日本宪兵，简单翻了一下，没发现什么。翻译问王朝贤：“谁常来你家？”王朝贤说：“没人来。”日本人见是一个小脚女人，说话又有浓重的山东口音，不像是共产党，就走了。当时，很多文件藏在“瘪拉搭”（俄式建筑内类似于火炉一样的取暖设备） 里。日本人走后，王朝贤跟邻居一个白俄老太太一起烧文件，一直烧到晚上。王朝贤对孙女回忆时说： “第二天他们又来了，没发现什么就把我抓走了。他们用鞋底子抽我嘴巴，用算盘打我头，问我什么，我就说不知道……他们问了我一些名字，这些人我都认识，但是你爷爷告诉过我，什么也不能说……鬼子对你爷爷动刑的时候还让我在旁边看，我晕过去了……”两天后，王朝贤被释放。一个女联络员告诉她已经联系组织将张敬文的三个儿子和岳母转移了，让王朝贤带着孩子们去黑河找组织然后转移到苏联。王朝贤考虑自己是小脚，带着三个孩子，男人又不知生死，于是拒绝了。张敬文就义后，王朝贤也曾不想活了，在河边被一个老人劝生后，将脸上黑痣点掉，逃到吉林省德惠县。后来，三个儿子也辗转来到德惠。王朝贤靠给别人洗衣服、做针线过活，对外说闹饥荒，男人死在山东老家。1962年，时任黑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省委常委的张瑞麟通过多方寻找，终于找到张敬文的妻子和孩子。

张义堂（张敬文）纪念馆位于吉林省扶余市陶赖昭镇，为首批“吉林省下一代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

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张敬文烈士称号。

1998年，中共大连市委、大连市人民政府在大连英雄纪念公园为张敬文塑像。

2014年9月1日，张敬文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