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杖是中国古代对官吏施行的一种惩罚制度，指在朝廷上杖责官员，其名始见于《后汉纪》，起源可追溯至东汉明帝时期，金元时期逐渐普遍，至明代发展为制度化刑罚。明代廷杖由厂卫执行，明初受杖者保留厚衣示辱，正德年间宦官刘瑾掌权后改为去衣行刑，致死率大幅上升。刑具为包铁皮倒钩的栗木杖，行刑方式分为“用心打”和“着实打”，监刑官通过脚尖姿态暗示致命程度。

廷杖最早始于东汉明帝，《后汉纪》曰：明帝时，政事严峻，故卿皆鞭杖”。（《太平御览》卷605·刑法部·16杖条），明朝时成为一种制度。

明代廷杖始于太祖朱元璋，而茹太素是明代第一个受廷杖的朝臣。明洪武九年（1376年），明朝的刑部侍郎（相当于司法部副部长）茹太素给朱元璋报上一份材料，长达1.7万字。朱元璋看得眼花，就让秘书王敏念给他听，都念到6300多字了，还没上正题，净是些冗长的空话套语。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来当面责问，并在朝堂施用杖刑。

廷杖一般是由栗木制成，击人的一端削成槌状，且包有铁皮，铁皮上还有倒勾，一棒击下去，行刑人再顺势一扯，尖利的倒勾就会把受刑人身上连皮带肉撕下一大块来。如果行刑人不手下留情，不用说六十下，就是三十下，受刑人的皮肉连击连抓，就会被撕得一片稀烂。不少受刑官员，就死在廷杖之下。即便不死，十之八九的人，也会落下终身残废。廷杖最高的数目是一百，但这已无实际意义，打到七八十下，人已死了。廷杖一百的人，极少有存活的记录。廷杖八十，意味着双脚已迈进了阎王爷的门槛。

廷杖分“用心打”和“着实打”，至于采取何种打法由监刑官按皇帝的密令决定，如果监刑官脚尖张开，那么就是“着实打”，可能会导致残废，而如果监刑官脚尖闭合，那么就是“用心打”，则受刑的大臣必死无疑。大宦官刘瑾就曾在午门杖死过23个大臣。

万历想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但遭到大臣们的极力反对，当时太子又叫国本，因此，这次斗争又称为国本之争。最后万历被激怒了，上疏干涉皇帝“私生活”的礼部尚书洪乃春（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才对）被拖到午门外廷杖60。这以后廷杖几乎成了万历对付那些对他和郑贵妃之间的关系敢于置喙的大臣们最主要的手段了。明黄道周《节寰袁公（袁可立）传》：“及在御史台，值他御史触上怒，将廷杖，诸御史诣政府乞伸救，辅臣以上意为辞。”

“国本之争”前后争吵达15年，使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万历皇帝身心交瘁、郑贵妃悒郁不乐、整个帝国不得安宁。直到福王赴洛阳就藩才算告一段落，但万历悲痛欲绝，他感到自己虽贵为天子，而终被群臣所制，让爱子离京而去。

廷杖作为明代一项贯穿始终的法外刑罚，对当时的政治生态、官员群体以及社会观念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皇权意志的强制贯彻与异化：廷杖最直接的影响是强化了皇权。皇帝通过这项残酷的公开惩罚，直接向官僚集团展示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尤其在皇帝意愿与大臣原则发生冲突时，廷杖成为强行推行君主意志、维护“君父”权威的暴力手段。这种惩罚仪式旨在“重建”皇权，使士人震慑于王室的积威之下，确保其为皇帝所用而不敢为患。然而，这种权力展示也反映了皇权的某种无奈和异化，即当无法通过正常法律途径有效控制臣下或化解矛盾时，便诉诸此类极端暴力，这既象征着皇权的极度膨胀，也表现了其在特定情境下的无力感。

官僚风气与行政效率的侵蚀：廷杖的滥用严重败坏了官场风气，对行政效率造成了负面影响。在廷杖的威慑下，官员普遍产生恐惧心理，为了自保，许多官员选择“蓄缩苟且”、“一齐委屈规避”，不敢坚持原则或积极任事，导致“朝署中半染赭衣”，政务废弛。这种“以重典绳下”的本意是“逼人趋事赴功”，但结果适得其反，官员“畏罪饰非，不肯尽职业”，造成“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的局面。长期以往，导致官员“以冷淡的和不够关心的态度从事他们的职业”，士气低迷，言路壅塞。

身心的摧残与士人风骨的考验：廷杖对受刑官员造成了巨大的身心创伤。受杖者不仅要承受皮肉之苦，甚至致残致死，如邹元标受杖后“每遇天阴，骨间辄隐隐作痛”，姜埰受刑“杖数折，公昏绝不知人”，吴中行、赵用贤等人受杖后“腐肉数十脔，大者盈掌，深至寸”。这种公开的、带有极大侮辱性的刑罚，旨在摧折士大夫的人格尊严，使其精神上受到打击。然而，这也成为对士人风骨的严峻考验，一部分官员在酷刑面前选择了屈从和沉默。

“清名”的意外获取与“臣节”的畸形激励：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廷杖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就”了一批官员的“清名”。许多原本默默无闻的官员因廷杖而“直声震天下”，所谓“罚最重者，名亦最高”。社会舆论普遍同情受杖者，视其为忠臣义士，“朝绅礼之有若登仙”，受杖者“不以为辱，而天下以其抗疏成名，羡之若登仙”。这种现象反过来激励了一部分士人，他们将廷杖视为获取清誉、彰显臣节的途径，甚至“视廷杖戍遣为登仙之路”，表现出“不恤生死”的气节，从而形成一种“越打越谏、越谏越勇”的畸形激励。

三、对政治生态与社会观念的影响

社会舆论的同情与道义的彰显：廷杖的公开性和残酷性，使得受杖官员往往能博取广泛的社会同情。民众目睹官员因直言进谏或坚守原则而遭受酷刑，常将其视为“真忠臣”，这种情感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朴素的道义观念。士大夫群体内部也对受杖者多有褒扬，认为其“有功名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社会认知。廷杖的施行无意中为受杖者提供了一个展示其道德勇气和人格力量的场域，促使社会对忠奸、是非的思考。

君臣信任的崩塌与政治风气的败坏：廷杖作为一种皇帝“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的工具，极大地损害了君臣之间的信任关系。皇帝动辄以暴力手段对待持不同意见的臣僚，使得正常的建言献策渠道受阻，君臣之间离心离德。这种猜忌和对立，导致一些官员“乐为阿比”，而贤者“并习于敛藏”，正直之气受到压制，投机取巧、明哲保身成为部分官员的处世之道。明末崇祯帝亦感叹“文武各官朕未尝不信用，谁肯打起精神实心做事？只是一味朦狥诿饰”，却未反思廷杖等高压手段带来的恶果，这种恶劣的政治生态最终加速了明朝的衰亡。

就像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大臣们被杖之后，立即以敢于廷争面折而声名天下，并且名垂“竹帛”。死是人人都惧怕的，但只是屁股上挨几板子就可以名垂千古。因此，不管朝廷讨论的事情是对是错，纯为反对而反对，而冒险骗取廷杖的也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