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是毛泽东1960年12月24日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的谈话，收录于《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

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

你们提到中国的画家在抄袭西方的画法，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种抄袭已经有几十年、近百年了，特别是抄袭欧洲的东西，他们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拼命地去抄袭西方。我们批评这种情况已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风气是不好的。不单是绘画，还有音乐，都有这样一批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文学方面也如此，但要好一些。在这方面，我们进行过批评，批评后小说好一些，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共同点是都在同一时代，都处于二十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是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

《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社会主义文化吸收传统文化资源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供了如下的分析方法：(1)封建时代产生的文化，既有封建主义的东西，也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因此要把二者区别开来；(2)即使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阶段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3)封建时代产生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许多民间作品也多少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传统文化经过如此的分析和剥离，一个充分利用文化遗产的基本主张便凸现出来：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讲：“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

在理论上，毛泽东从来都提倡吸收外国文化成果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他心目中的外国，主要还是指苏联。这与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战略上的“一边倒”以及在苏联的帮助下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背景有关。然而，当时有不少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对一切都向苏联学习，是有抵触情绪的。

为了克服人们这方面的心理障碍，毛泽东专门例举了中国唐代和近代两次向外国学习先进经验和先进文化的高潮，说明向外国学习是如何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不过，他要表达的根本意思却是：“我讲的古代和近代这两次学习外国，比较现在我们学习苏联的规模，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效用，那是要差得远的。”对于苏联，不光要请进来学，还要走出去学，不光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因不了解而产生抵触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学习苏联，在文化上的集中表现就是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树立起一个看得见的模式。“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在当时是整个中国家喻户晓的口号，成了鼓舞人心的一种精神信念。在建设实践中，经济体制及其运作方式乃至政府机构的设置大体都是照搬苏联的。为了最大可能地学习苏联的科学和文化，在新中国成立后短短的几年里，便向苏联派出了两千多名留学生。在社会风尚上向苏联学习就更明显了，年轻的父母常常会给自己的孩子选择一个好听的苏联名字。苏联现实和文艺中的一些榜样典型，便经常被中国人称颂，如卓娅、舒拉、保尔·柯察金等等。列宁装成为人们衣着打扮的时尚。人们读的理论书籍是苏联的，人们看的小说和电影是苏联的，人们唱的歌曲是苏联的。1954年12月，周扬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去苏联出席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时，就明确宣称：“苏联文学是人类最先进的”，“苏共中央关于文学艺术的有名的历史性决议大大帮助了我们”等等。如果说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有一种“全盘苏化”的倾向，并非过分之辞。

然而，这种对外国文化的选择模式在1956年开始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这里使用的三个“一切”的说法，显然是在处理向外国学习的问题上所发生的非常有深意的重大转变。发生这个转变的认识前提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优点和缺点两个方面。中国在前一段时间向苏联学习的热潮中，恰恰是“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在这种情况下，学习的视野自然要更加开放地投向非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学习有着“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的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文化。为此，毛泽东埋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当时，提出向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学习，还需要解决一个理论认识上的前提，即中西文化的差别和高低问题。差别自不用说，而高低却因为涉及先进性问题，也就显得很复杂或敏感。如果仅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理解，不会有人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比我们的高。但毛泽东似乎有意突破这样的理解方式，明确地对中西方文化的高低作了新的阐述。他说，“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4](P99-83)。我们的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诸如精耕细作之类，但是，他们“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因此，“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这些论述，透露出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路：尽管我们具有马克思主义这一比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先进得多的指导思想，但是，在具体的文化形态上，在可操作的文化层面上，我们仍然处于落后状态。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改变这种落后面貌，不大胆地拿来是不行的，这就是“洋为中用”。

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思想是处理社会主义“应有的”文化同一切“已有的”文化之间关系的核心准则。在今天看来，这个核心准则似乎没有特别需要去讨论的地方。但如果把它们放到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史上，放到当时的国际背景下去衡量，其价值含量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