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仁之乱（日语：応仁の乱/おうにんのらん），是1467年—1477年日本室町幕府时代的封建领主间的内乱，在八代将军足利义政任期内幕府管领的细川胜元和山名持丰等守护大名之间发生争斗。

应仁之乱的爆发并非偶然，其根源深植于15世纪中期日本动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之中。室町幕府权威的衰落、守护大名家族内部的纷争以及社会经济矛盾的激化共同构成了这场大规模内乱的历史背景。

在政治层面，室町幕府的统治力早已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将军足利义政继位之初，幕府实权一度由其生母日野重子及管领畠山持国所掌握。 随后，畠山氏因内部权力斗争失势，足利义政于长禄二年（1458年）开始名义上的亲政，但实际权力却落入其亲信重臣伊势贞亲和以“荫凉轩主”身份活动的季琼真蕊等人手中，形成了“近臣专权”的局面，他们时常干预政务。 足利义政本人缺乏政治决断力，也无力有效控制日渐强大的守护大名及幕府权臣。 他怠于政务，其统治时期的诸多弊政被认为是引发应仁之乱的主要原因之一。 权威日益衰退的幕府，在财政上不得不依赖“五山”禅院的支持，而在政治和军事上则需依靠有实力的守护大名。 此外，将军后宫女性亦对政治产生影响，例如足利义政宠爱的妾室大馆氏曾在宝德三年（1451年）介入斯波氏内部事务，影响了尾张国守护代的人选。 将军的优柔寡断，使得围绕将军继承人及有力守护家族继承人选的问题，成为政治势力间持续内讧的导火索，进一步侵蚀了幕府的权威和统治力。 因此，守护大名家族内部的继承纷争，成为了导致应仁之乱爆发的首要政治因素。早在15世纪20年代，幕府与关东地区的镰仓公方足利持氏之间就因权力争夺而关系紧张，显示出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固有矛盾。

在社会经济层面，应仁之乱前夕的日本社会亦是动荡不安。足利义政统治时期，为了支撑其奢华的生活、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如营造宫殿）以及对寺社的巨额捐赠，幕府向民众征收苛重的捐税。与此同时，自长禄、宽正年间（约1457-1466年）起，日本各地连年遭受旱灾、风灾、水灾和瘟疫的侵袭，导致大范围的歉收和饥荒（史称“宽正大饥馑”）。 大量饥民涌入京都求生，饿殍遍野，据记载死者的尸体甚至堵塞了贺茂川的河道。尽管后花园天皇曾劝诫将军施行仁政，幕府也进行过象征性的赈济，但这对于巨大的灾难而言只是杯水车薪。 幕府的苛政与天灾共同作用，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德政一揆”（意为要求幕府颁布“德政令”豁免债务的农民、市民暴动）频发。 早在足利义政就任将军不久的文安四年（1447年），京都就爆发了德政一揆，冲击了东寺等处。 宝德三年（1451年），京都和奈良等地再次发生暴动，乱民焚毁了奈良元兴寺的金堂，并袭击了京都的当铺（土仓）。 幕府虽曾试图通过颁布“德政令”来平息事态，例如1451年的法令规定偿还十分之一债务即可免除余债，但这些措施往往优先保护神社、佛寺等特权阶层的利益，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进一步扰乱了社会秩序，消耗了幕府的力量。 在应仁之乱爆发前后乃至期间，德政一揆仍持续不断，规模甚至更大。例如文明四年（1472年），暴动从山城国蔓延至近畿；文明十二年（1480年），乱民占据京都东寺，焚烧关卡、仓库，并波及其他寺院；文明十七年（1485年）和十八年（1486年），京都连续爆发大规模一揆，乱民焚毁了东寺金堂、南大门以及石清水八幡宫等重要宗教场所，甚至一度威胁到皇宫的安全。 频繁的社会动荡和幕府控制力的丧失，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内战创造了条件。

写着“応仁の乱勃発地”（应仁之乱的爆发地）的石碑（京都市上京区御霊前通乌丸东入、上御霊神社鸟居前）

镇压嘉吉之乱有功的山名宗全虽对再兴主谋者赤松家表示极力反对，但1458年，女婿细川胜元为图削减宗全势力而恢复赤松政则的播磨国守护职，因此两者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1465年发生的武卫骚动中，分别任命以宗全为后盾的斯波义廉和以胜元为后盾的斯波义敏的家督之间产生了对立。甚至在富㭴政亲和富㭴幸千代的家督之争中胜元和宗全也完全对立。

1465年（寛正6年）11月23日，足利义政和富子生了足利义尚之后，富子非常希望拥立亲生儿子义尚为将军，她拉拢宗全，暗中阻止义视成为将军的职位。当然，山名宗全和足利义视的监护人细川胜元产生了对立，为了争夺将军家的家督之位，全国的守护大名完全分化成胜元派和宗全派两派，两者之间的对立也就变得不可避免。

这时，胜元派的畠山政长和宗全派的畠山义就之间围绕家督继承权的斗争激化，义政的反复无常更是为两派的对立火上浇油。1455年（康正元年）义就被将军足利义政放逐，其兄弟政长継承了畠山家総领一职。

其后，义就依赖宗全的力量可以复职家督。1467年（应仁元年）正月2日，在将军邸的花之御所（室町第）赦免义就。义就便向政长讨伐，因此于正月按惯例到管领邸的活动被中止，同年正月5日义就在宗全邸开始酒宴。其正代表将军足利义政承认义就为畠山家总领，并明确要求政长让渡春日万里小路屋敷。

政长辞任管领，下一任管领是山名派斯波义廉。胜元企图要求将军足利义政发出追讨义就的命令，但是被义政夫人日野富子察觉，事先通知山名宗全而失败。

宗全利用这次有利的政局，在自邸周围驻扎了同盟守护大名的士兵，并包围皇宫和花之御所，要求义政放逐政长和胜元等人。义政拒绝放逐胜元，但以众大名不得插手为条件，准许义就攻撃政长。

正月18日、政长在自邸放火，率兵在上御灵神社（京都市上京区）布阵。义就把后土御门天皇和后花园上皇送到室町亭避难。

上御灵神社被竹林包围、西方有小河流过、南方为相国寺堀的位置。义就得到斯波义廉、山名政丰、朝仓孝景的支援，由释迦堂出兵攻撃政长。战斗持续至傍晚，政长于夜半向神社放火，并逃走到胜元邸。御灵之战表面上是畠山氏的内斗，其实是宗全排除细川派的政变。

御灵之战之后，细川胜元从领地四国等9个领国集结兵力，赤松政则夺回山名氏控制的播磨国。在京都细川方的士兵烧毁宇治及淀等地的桥梁，固守四门。5月武田信贤、细川成之等人进攻若狭的一色氏领地，在都城一色义直宅邸和西军诸将住宅也遭到袭击，战火漫延至京都。

5月胜元尝试呼吁所有的同盟，控制花之御所，以保护将军作为名义在室町亭迎接天皇和上皇。胜元在今出川邸自宅布置本阵，6月从义政手上要到了将军的牙旗。宗全在5月进行评定会议，于五辻通大宫东布置本阵。由两军在位置的关系，细川方被称为“东军”、山名方称为“西军”。‘応仁记’记载东军兵力有16万，西军有11万以上。

在京都集结众将领，主要来自北陆、信越、东海、九州北部的筑前、丰后和豊前；关东地方、东北、九州部分势力正在留意战况。

最初，号称官军的东军将西军从内里和花之御所周边驱逐，皇室为了确保义政在有利的情况下决定进军，6月山名军以数万兵力上洛，于8月由周防大内政弘和四国的河野通春七国的军势，以水军身份入京，西军的势力开始回复。在相国寺之战后，由于两军的激战，出现不少死伤者，最终此战不分胜负。

应仁元年8月29日，义视突然离开东军并逃到伊势国投靠北畠教具。义视离开原因可能为武卫騒动以及因文正政变而被追放的宿敌伊势贞亲试图恢复义政政权。这可能是当时义政与义视之监护人胜元倾向废义视而立义向为将军的主要原因。

没有履行将将军职位让位给义政之承诺，义视为了就任将军开始催促胜元注视，时仍出家的义尚。义视在义尚诞生的时候已经在将军府之处。

之后，留在伊势国一段时间的义视，在胜元和义政游说下返回东军，但又再次逃走到比叡山。被义尚拥立的胜元，事实上已经将义视追放。应仁元年11月23日，西军在比叡山迎接被拥戴为“新将军”的义视，试图与东军对抗。

但是由于两军皆无法占优势，实际交战的情况只是少数。文明年间属于东军的足軽骨皮道贤在后方以游击战搅乱，其实亦包括了强盗集团的部队。

长期的战乱以与盗贼横行使京都市街地荒废。由于守护大名的介入，使战线拉长，众大名不能在京都附近进行战场。这导致东西军的厌战气氛增大。

1473年（文明5年）有较大的变化，3月18日山名宗全以及在5月11日细川胜元相继死亡，12月19日义政将将军让位给义尚后隠居。1474年（文明6年）4月3日，宗全之子山名政丰以及胜元之子细川政元达成了议和。

之后仍然有残存势力继续进行小规模战争，1477年（文明9年）11月11日政弘撤回到周防国撤収以致西军在事实上已经瓦解。11月20日，幕府为了祝贺“天下静谧”进行祝宴，使维持了十年的应仁之乱终于完结。

应仁之乱促使了将军与守护大名的没落，就像斯波氏守护代朝仓孝景（另一守护代为织田氏）得到守护大名的地位足为象征、真正拥有实力者的身份日渐上升。这种称为下克上的效应不断在全国扩散，守护大名们转化为战国大名，日本的室町时代步入战乱期，时人称为战国时代。残存下来的庄园制度等旧制度开始迅速崩坏、持新的价值观的势力开始登场。

应仁之乱结束后政长与义就的战争依然在山城国继续，受到不断战乱之苦的人民以国人为中心团结在一起、得到细川胜元的后继者细川政元为后盾、发起山城国一揆把两派赶出山城国。

贯穿室町时代的关键词就是“旧势力的没落以及新兴势力的抬头”。从镰仓时代后期开始，以名门武家、公家为首的旧势力不断被随生产力上升而壮大的国人、商人农民等取代已有权益。

另外，由守护大名合议制组成的联合政权室町幕府中，除了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以外，刚成立时将军的权力基础都十分脆弱，同时守护大名也自身难保，他们的权力渐渐受到守护代或有力家臣强大的影响。

在那个时候、由长子继承家督政权的体制因种种原因并未完全确立，这就是将军家・守护大名家为了争夺家督而发生的“御家骚动”的原因。

以长子继承家督、在丰臣秀吉天下统一以后制度化、江戸幕藩体制中确立，在明治时代的旧民法法制化以及在战后的民法继续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