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忌（？—前513年），春秋时期吴国人，吴王僚的儿子，也称王子庆忌、公子庆忌。出身将门，自幼习武，力量过人，勇猛无畏，世人都很敬佩他的武功，赞誉他的勇敢。庆忌为练骑射，经常外出打猎，每次校猎的场面都相当排场：他有着虎奔的坐骑、快速的飞象、铿锵的钟鼓、嘈杂的萧管，伴着千乘华盖、万骑猎弓，蹈越山峦峡谷，穿行瀑布溪流，折熊扼虎，斗豹搏貆。

在一次打猎中，庆忌碰到了一只麋鹿和一只雌犀。据说，这两种动物都是难猎之物，因为鹿会腾云驾雾，雌犀是最凶狠的动物。围猎开始，多少猎手见雌犀而颤栗，畏神鹿而收弓。庆忌出于行伍，从不信邪，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踏麋鹿，使其受缚，徒手搏击雌犀，终于把它擒获。庆忌有胆有识的行动，成了许多青年猎手的楷模，连邻国的不少猎人、力士都愿投靠他的门下，以显示自己身份的高雅。

正当庆忌有所作为的年代，吴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公子光派刺客刺死吴王僚，又派要离使用苦肉计杀害了庆忌。一代风流，在争权夺利的残杀中成了可悲的牺牲品。而庆忌却认为要离乃一真正的勇士，而放了他。庆忌大智大勇，人格高尚。人们为怀念他，特在西湖建了一座庆忌塔。

春秋时期，吴王阖闾杀了吴王僚，夺得王位。他十分惧怕吴王僚的儿子庆忌为父报仇。因为庆忌正在卫国扩大势力，准备攻打吴国，夺取王位。

阖闾整日提心吊胆，要大臣伍子胥替他设法除掉庆忌。伍子胥向阖闾推荐了一个智勇双全的勇士，名叫要离。阖闾见要离矮小瘦弱，说道：“庆忌人高马大，勇力过人，如何杀得了他？”要离说：“刺杀庆忌，要靠智不靠力。只要能接近他，事情就好办。”阖闾说：“庆忌对吴国防范最严，怎么能够接近他呢？”要离说：“只要大王砍断我的右臂，杀掉我的妻子，我就能取信于庆忌。”阖闾不肯答应。要离说：“为国亡家，为主残身，我心甘情愿。”

阖闾从其言。于是吴都便流言四起：阖闾弑君篡位，是无道昏君。吴王下令追查，原来流言是要离散布的。阖闾下令捉了要离和他的妻子，要离当面大骂昏王。阖闾假借追查同谋，未杀要离而只是斩断了他的右臂，把他夫妻二人关进监狱。

几天后，伍子胥让狱卒放松看管，让要离乘机逃出。阖闾听说要离逃跑，就杀了他的妻子。这件事不久传遍了吴国，邻近的国家也都知道了。要离逃到卫国，求见庆忌，要求庆忌为他报断臂杀妻之仇，庆忌接纳了他。这样要离果然接近了庆忌，他劝说庆忌伐吴。要离成了庆忌的贴身亲信。庆忌乘船向吴国进发，要离乘庆忌没有防备，从背后用矛尽力刺去，刺穿了庆忌胸膛。庆忌的卫士要捉杀要离，庆忌说：“敢杀我的也是个勇士，再杀了他就是死了两个勇士了！”庆忌因失血过多而死。

要离完成了刺杀庆忌的任务，家毁身残，也自刎而死。

《吴越春秋》曰：吴公子庆忌，吴王僚子也。勇捷，为人所闻，筋力果劲，万人之敌也。

《吕氏春秋》曰：王子庆忌、陈午犹欲剑之利也。选精良，兵械銛利，令将将之，王者有以霸者矣。汤、武、齐桓、晋文、吴阖闾是也。

庆忌虽然在《左传》《史记》等正史中未有记载，其历史真实性亦有学者质疑，认为可能源于民间传说，其原型或为公子掩馀、烛庸，且名字与传说中的“泽神庆忌”有关。尽管如此，他在后世的文献记载、民间传说及艺术表现中，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符号，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首先，庆忌以其非凡的勇武和迅捷闻名于世，成为文学与艺术反复描绘的对象。在最早记载其事的《吕氏春秋·忠廉》篇中，吴王阖闾形容庆忌速度之快，连六马之车也追不上，且武艺高强，能空手接住飞箭。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更将其描绘为“筋骨果劲，万人莫当”，能“走追奔兽，手接飞鸟”，其勇力与速度近乎超人。这些记载塑造了一个勇力绝伦、行动如风的英雄形象，使其故事具有很强的传奇色彩[3]。在汉代武梁祠画像石中，“要离刺庆忌”是重要的表现题材，庆忌与刺客要离一同占据主要画面，与陪衬人物形成对比，显示出他在该叙事中的核心地位。

其次，庆忌的名字与传说中的“泽神庆忌”相关联，体现了中国古代人神共名的文化现象。泽神庆忌以“日行千里”的神异疾驰著称，其形象在当时广为人知，王子庆忌的迅捷勇猛恰好与之呼应，使得其形象带有浓厚的泽神色彩。有记载称，齐人因敬畏涸泽之神庆忌，甚至模仿其冠冕。以“庆忌”为名，本身就蕴含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反映了时人对勇力、速度等品质的推崇。

再次，“要离刺庆忌”事件本身成为历史叙事的重要案例，其叙述方式反映了不同的历史视角。《吕氏春秋》将此事称为“吴王欲杀王子庆忌”，将叙事重心置于吴王阖庐一方，体现了以阖庐为主的“吴王叙事”视角，聚焦于吴王与庆忌之间的恩怨对决。而其他文献或后世解读则可能以要离为主轴，称之为“要离刺庆忌”。这一事件复杂的恩怨纠葛和不同的叙述焦点，为后人理解春秋末期吴国内部的权力斗争提供了多维度的文本。

最后，庆忌的存在及其被刺杀的结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刺客文化的内涵。庆忌的强大使得刺杀任务异常艰难（阖闾亦承认六马不及、箭射不中），从而凸显了刺客要离完成任务的决心与牺牲精神（如依《吕氏春秋》记载，吴王为助要离接近庆忌，采用了残酷的苦肉计，公开惩罚要离并处死其家人）。庆忌临死前称赞要离为“天下之国士”，并放其生路以成其名的情节，更增添了故事的悲剧性和复杂性。尽管司马迁未将要离事迹纳入《史记·刺客列传》，但“要离刺庆忌”的故事，尤其是在汉代武梁祠画像石等后续呈现中，仍被视为刺客事迹的典范，其中庆忌作为核心角色与要离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