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铭武（1889年9月15日—1932年1月19日），辽东血盟抗日救国军总司令，辽宁省清原县人。1908年，孙铭武考入兴京警官教练所，毕业后曾任兴京县东二区巡警、巡官、北四区区官兼地方保甲团团总等职。1916年，孙铭武参加讨袁护国军，后曾任兴京海阳区及东昌台区警官。1918年，孙铭武加入东北军陆军第十六师，曾任工兵第三连连长、少校营长等职。1922年，孙铭武随奉军入关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部队撤至滦县后，孙铭武被任命为昌黎县警察局局长，兼任直隶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五县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1925年，孙铭武毅然辞去军职返回奉天，以开客栈维持生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铭武亲眼目睹日寇烧杀抢掠的野蛮暴行，立志抗日救国，返回原籍秘密组织抗日武装，与其胞弟孙铭宸以及其他抗日志士积极进行抗日起义工作，还创作了最早的一首义勇军军歌——《血盟救国军军歌》。10月19日，孙铭武等抗日将士齐聚清原县大苏河，歃血盟誓，宣布起义，成立了东北地区最早的一支民众抗日武装——血盟救国军，由孙铭武担任司令。随后，孙铭武率部在清原、新宾、通化等地开展抗日斗争，打响了东北民众武装抗日的第一枪。由于孙铭武的部队纪律严明、作战英勇，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广泛支持，部队迅速发展到1000多人。

1889年9月15日，孙铭武出生于辽宁省清原县清原镇中寨村一个满族中农家庭里，原名孙明武，字述周，属镶黄旗。孙铭武的父母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其父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善于调解邻里纠纷，深受乡亲们的敬重。孙家在辛勤劳作下家境逐渐殷实，成为了当地的大户人家，人称“孙家大院”。孙铭武这一辈一共兄弟4人，从老大开始，依次是孙铭山、孙铭久、孙铭武、孙铭宸。孙铭武9岁时就帮助父亲干农活，放猪放牛。10岁时，父母为了改变家庭世代务农的境况，期望家中能出个读书人，将来为家里支撑门户，在社会上不吃亏，下决心让孙铭武去读书。刚满10周岁的孙铭武被送到本村的私塾馆学习一年，后又进当地学堂念了三年。孙铭武刻苦用功，凡是读过的书都能背诵。由于他聪颖好学，几年的功夫先后读完了《史记》和四书五经等书。他也喜欢看《水浒》等古典小说，非常赞赏岳飞、戚继光等抗击外族入侵的事迹，并立志向他们学习。

1908年，孙铭武奔赴离家80公里远的兴京（今新宾）县城报考兴京县警官教练所，结果名列前茅被录取。在警官教练所的一年多时间里，孙铭武逐渐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社会知识。毕业后，孙铭武被任命为兴京县东二区巡警，后升至巡官，后因精明干练，维护治安有方，调至北四区任区官兼地方保甲团团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但革命果实却为袁世凯所窃取，北洋军阀开始了反动统治，导致政局更加动荡。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反抗。各地纷纷成立讨袁护国军，护国战争爆发。

1916年初，孙铭武在千金寨（今抚顺）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运动，加入了辽东讨袁护国军。洪宪帝制崩溃后，孙铭武仍返回兴京任海阳区及东昌台区警官。

1918年，奉天省当局派陆军第十六师前往清原一带驻防，师长邹棻发现孙铭武精明强干，特向清原县县长商议携孙铭武回原防。孙铭武自此开始军旅生涯，被委任为工兵第三连连长。该师改编为东北军第十六师后，孙铭武随该师返回奉天。

1921年，孙铭武随部队参加张作霖指挥的征蒙定边作战，担任输送大队长。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铭武随奉军入关作战，由于战功卓著，被送到军官团集训了六个月，毕业后被提升为少校营长。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以失败告终，张作霖率部2万余人退往滦县，于5月在滦县宣布独立，改称奉军总司令。孙铭武随同奉军撤至滦县后，被任命为昌黎县警察局局长，兼任直隶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五县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

1924年，孙铭武又随部参加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经历了多次战役的孙铭武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扶植军阀互相残杀，老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的现实，以不能为国复兴效力感到无奈痛心。

1925年，孙铭武辞去军职，在奉天开办福兴旅馆以维持生计。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炮轰东北军北大营，一夜之间攻占沈阳城。东北军和南京国民政府一些上层领导采取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大好河山很快落入日寇之手。在沈阳，孙铭武看到人民任凭日寇摧残虐杀，痛心万分，对诸好友涕泣道：“当此国难临头之际，应奋起挺身杀敌，尽国民之责，以争民族地位。”他开始奔走呼号，联络知己，决心组织武装力量抗击日寇。孙铭武首先找到曾在东北军军官团相识的黄显声（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建议，要抗日就要拉队伍，可以去找拥有重兵的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商讨抗日之事。当孙铭武通过关系找到于芷山时，于芷山早被日军买通，不但拒绝抗日，而且大言不惭地说抗日是不识时务，应该听国民政府的。孙铭武见拉于芷山抗日无望，又从山城镇返回清原。此时的清原县城一片混乱，满街都是从沈阳逃出的东北军士兵。这些士兵是日军攻占北大营之后，被打出来的东北军王以哲的第七旅、东山嘴子讲武堂的学生以及辽宁警务处警察和商团。他们不愿放下武器从沈阳逃出来，本想投靠于芷山，但于芷山已投降日寇，使各路逃兵进退无路，被困在清原无人接待。这些士兵群龙无首，为了找吃的、争住处而互相争吵斗殴。县长、公安局长、商会会长都逃之夭夭，使这些人吃住无着落，因而痛恨当地政府，扬言要血洗清原。孙铭武看到这种情景十分焦急，不顾个人安危，到处奔走成立临时维持会，为溃兵安排住处，动员各商号拿出米面酒肉招待逃军，派人找回县长。各路溃兵见有人接待，开始安定下来，使县城避免了一场灾祸。孙铭武本想把这些散兵组织起来共同抗日，恰逢这时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来到清原，奉张学良之命收集溃兵，把部队带到关内。孙铭武感到依靠别人的力量来抗日还是不行，只有自己组织队伍。于是，他再次返回沈阳，恰遇同乡好友张显铭，与其谈到救亡图存之举，深得张的赞同。张显铭当即表示放弃回日本继续留学的打算，决心共赴国难。于是他们相约各回原籍联络同乡、旧僚，组织抗日武装。同时，他们又在旧部下及同仁的援助下，将在沈阳弄到的一批枪械秘密运回清原。回清原后，孙铭武首先向全家老小讲述了日军侵占东北的暴行和组建抗日队伍的决心。当时家人和亲属都劝阻他，孙铭武仍坚决表示：“民族不可辱，国土必收复。杀身毁家何所惧，愿作抗日第一人。”其胞弟孙铭宸此时也弃职从戎，协助其兄创建抗日武装。孙铭武、孙铭宸在清原、新宾、柳河、桓仁等地奔走，宣传抗日救国大义，招募抗日力量，深得社会各阶层拥护，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爱国士兵、青年学生都纷纷响应。

1931年10月初，孙铭武已经组织了近百人的抗日队伍，在清原四道河村做举旗抗日前的准备工作。为筹措起义经费，孙铭武、孙铭宸变卖了家中150亩水田，30多亩山地和几十间房子，表示“甘愿破产毁家图此义举”。张显铭返回湾甸子后，也积极联络好友张东郊和湾甸子区公安分队长盖光安、班长杜锡武等人。张显铭、张东郊、盖光安等人商量以后，又写信给新宾第九公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长李栋材，申明抗日救国大义。几经联络商议后，李栋材表示同意“约期哗变”，将队伍拉出一致抗日。10月10日，李栋材等人借“剿匪”之名，将其所属公安二十八中队全部拉出参加抗日。张显铭、盖光安等人以当地公安分队为主，联络当地各界知识分子、农民、学生等，组织起有百余人的抗日队伍。10月16日，孙铭武、孙铭宸、张显铭等还在中寨子孙家大院共同创作了一首义勇军抗日军歌《血盟救国军军歌》。为了便于传唱，张显铭将当时已经流行于东北民间的《苏武牧羊歌》曲调和流行军歌《大帅练兵歌》融合在一起，为军歌谱了曲。这首义勇军军歌号召“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要“去战斗！战斗！战斗！”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一首义勇军军歌，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母本”。10月19日，重阳节这天，孙铭武、张显铭各自带领队伍与李栋材率领的公安二十八中队等三股武装队伍计400多人，齐集于清原县大苏河的城隍庙（虫王庙）。抗日将士在庙前置起香案，孙铭武、李栋材、张显铭、张东郊、盖光安五人立于案前，置酒五碗，刺破中指，滴血于酒碗中，并把一支装满子弹的手枪置于香案，指向众人，焚香发誓抗日到底，将酒一饮而尽。孙铭武还割破中指，在庙前柱上书写“血盟抗日救国军”七个大字，随后大声向全体官兵讲述了日寇发动事变的经过，揭露上层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庄严宣读抗日告同胞书，宣读六项纪律：叛国投敌者杀；携械逃跑者杀；私泄军情者杀；抢掠民财者杀；奸污妇女者杀；煽动叛变者杀。孙铭武等人血盟讨日的壮举使在场的全体起义官兵和群众无不为之感动，群情激奋，喊声震天。孙铭武领导的这支部队是东边道地区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举起抗日大旗的武装，是最早的一支东北抗日民众武装，打响了东北民众武装抗日第一枪。大苏河血盟誓师后，孙铭武、孙铭宸和张显铭等人，先后到新宾、柳河、通化、桓仁等地秘密联络各界人士，宣传共同抗日，组织发动朝鲜族和青年学生参加血盟救国军。他们还购买了100多支手枪，1万余发子弹，为部队士兵买了鞋子、帽子、棉衣等军需用品。与此同时，李栋材率领救国军还收缴了风倒树沟小苏河自卫团的枪支，同时联络活动在辽东山区的各山林队，动员他们参加血盟救国军，先后将“耍地欢”、“三虎”、“占九山”、“双红”、“占林”、“双山”等山林队改编为抗日队伍，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孙铭武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壮大，对辽东地区的日伪统治形成了直接威胁。此时的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已完全沦为死心塌地的大汉奸，并自称为东边道保安司令。得知孙铭武等人举旗抗日，非常震惊，如坐针毡，示意汉奸陈云久，以同乡的关系找到孙铭武等人，表示只要放下武器不抗日，愿用县长、旅长等职务作为交换条件，遭到孙铭武兄弟的严词拒绝。孙铭武等痛骂于芷山，还用手枪将陈赶走。于芷山见诱降失败，又遭痛骂，恼羞成怒，遂于12月间令清原、通化、金川、柳河、新宾五县的伪军围攻救国军，并派其心腹参谋处长吕衡前往督战。进攻之前，他们派人到救国军驻地，一面假惺惺地“慰问”救国军，另一面又急调公安79、80两个中队150余人，连夜追剿救国军，经通化拉古河、岚山追到柳河县柞木台子与李栋材部相遇。此时敌人又调集通化八区公安分队和通化、柳河边界警察自卫团600余人，合力围剿救国军。孙铭武、李栋材率部与敌人展开激战，同时采取政治攻势心理战瓦解伪军，使得敌人节节败退。

1932年1月初，孙铭武领导的血盟救国军迅速发展到千余人，集中到柳河县打牛沟进行整编。期间，村民们在孙氏兄弟爱国抗日精神感召下，同意把村头石灰矿变卖掉，所得资金作为救国军购买枪支弹药的经费。1月17日，于芷山又派吕衡率伪公安大队和一个步兵营，一个炮兵中队和一个骑兵队2000余人，将救国军驻地包围，于凌晨向救国军发动进攻。救国军官兵在孙铭武等将领的率领下，团结一致、英勇杀敌，至晚10时击退来犯之敌。这次战斗，救国军击毙伪公安分队长1人、队兵4人，打伤40余人。救国军牺牲20余人，负伤16人，乘胜占领红石镇，并以此为根据地，准备进行长期游击抵抗。救国军还在这里重新整编了队伍，推孙铭武为血盟救国军总司令，李栋材为总指挥，张显铭为总参议。全军编为五个大队，下设中队、小队，并重申军纪，使得救国军更加同仇敌忾，军纪严明，受到当地广大群众的拥戴，成为辽东地区一支抗日劲旅。救国军粉碎了五县日伪军联合围剿后，又取得了打牛沟战斗的胜利。于芷山感到用武力围剿已无法使孙铭武的血盟救国军屈服，于是使出卑鄙手段，试图用欺骗伎俩来瓦解救国军。他指使卫队长于宗谦（于芷山的二儿子）前往救国军驻地进行谈判，转述于芷山同救国军“合作”诚意，并一再表示他们也想起兵抗日，不过时机不成熟。孙铭武根本不相信这些鬼话，对所谓“合作”严词拒绝，只是提出划分地域互不相扰，以保存抗日力量。于宗谦表示事关重大，约定当晚在三源浦继续会谈。对此，救国军总参议张显铭提出异议，怀疑其中有诈，孙铭武则想利用这个机会亲自说服于芷山以扩大抗日力量。恰逢于芷山又派人送信给孙铭武，信中附有于芷山部下几十名军官，包括孙铭武在东北军的好友，如唐聚五、李春润等联名签署的“保证书”，担保谈判人员的安全，救国军众首领于是决定前往柳河县三源浦同于芷山当面谈判。18日，孙铭武、张显铭等20余名救国军军官和百余名护卫兵前往三源浦于芷山驻地准备谈判。狡诈的于芷山并未出面会见，却大摆宴席，当晚强行留宿。此时，孙铭武预感到这是于芷山所设“鸿门宴”，料难逃虎口，当即写遗书嘱其二子：“……父生年四十有四，时置国家变乱，余本国家军人，必须与国同难，故奋然抗日，号召民众救国，但不幸中途惨遭挫折。父今为国而死，吾子必继父忠，为国效力。不准为非作歹，不准为匪流盗，父纵死九泉瞑目矣。再关于父之体骨倘能回籍，暂不入土，必俟国土收复，民众免遭灾难时，再为安葬，是众所嘱。”尔后交其部下刘锡九。刘锡九悲感交集，挥泪而退。

1932年1月19日凌晨，于芷山派卫队包围救国军谈判人员驻地，持枪将孙铭武等20名爱国将领一一捆绑。孙铭武等抗日将领怒斥于芷山背信弃义，是民族败类。于芷山害怕消息泄露给救国军部队，连夜将孙铭武等人押至三源浦镇西门外杀害。孙铭武牺牲时年仅43岁。同时，于芷山派吕衡率军包围了救国军驻地，救国军除部分突围外，30余人牺牲，李栋材及140余名战士被俘。张显铭被害时身中数弹，昏死过去，后在群众救助下脱险。李栋材、盖光安等被押解兴京后也惨遭杀害。孙铭武胞弟孙铭宸继兄遗志，率救国军余部官兵转战东北，屡建战功，于1933年殉国。与孙铭武相识的于芷山部下唐聚五、李春润等也在孙铭武的抗日精神感召下投入了抗日洪流中，最后均为国捐躯。

孙铭武烈士墓位于辽宁省清原县南口前镇南三家村。

1953年8月，孙铭武、孙铭宸后人领到了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烈士证，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东北义勇军最早的两张烈士证。

2014年9月1日，孙铭武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