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永勤（1893年—1935年5月24日），民众抗日救国军军长，河北省兴隆县人。孙永勤少年时曾进入私塾读书，跟随长辈习武练枪，立志为贫弱排忧解难，后因勇敢正直被提拔为地方民团副团总，曾带队击退土匪进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局势更加混乱复杂，防匪战事日益增多，孙永勤升任民团团总。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后，冀东人民处于日寇压迫之中，孙永勤意识到唯有武装反抗才有活路。1933年12月11日，孙永勤领导了黄花川农民抗日暴动，建立了民众军，担任军长，打响了华北民众抗日第一枪。1934年初，民众军人数达千人，进行了第一次整编。5月，孙永勤把“民众军”改为“抗日救国军”，将已经发展到五千人的军队进行了第二次整编，加强了军队的思想教育和纪律整顿，使部队与群众的关系日益密切。孙永勤率部长期转战在长城周边的兴隆、承德、遵化、迁安、青龙、平泉等县，与乡亲们并肩作战，攻克日伪据点一百多次，毙伤俘虏日伪军五千多人，战功卓著。敌人曾多次试图劝降招抚孙永勤，均以失败告终。1935年，孙永勤率部在军需补给困难、敌人围剿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多线游击，寻求武装与物资支援。激战中，孙永勤腿部受重伤，只能坐在椅子上由战士抬着行动。5月，敌人再次调集重兵围剿孙永勤部。

1893年，孙永勤出生于长城北侧滦河畔黄花川孙杖子村（今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镇孙杖子村）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父母盼望他成为一个能治家的财主，七岁时便送他进私塾读书，后在家学农。由于当地是燕山主峰雾灵山余脉的深山区，当时正值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常有土匪出没。农民们为了防匪护村，兼营狩猎，因此多置枪练武。孙氏族中的首户孙进昆（孙永勤的族中伯父）首先操办成立了民团（主要是保护地主富农的武装），组织青年习武练枪。孙永勤身高力大，手脚快，枪法准，还常夜读《说岳全传》、《水浒传》等历史小说，淡薄名利，敬仰岳飞，立志为贫弱排忧解难。贫苦农民孙永江娶媳妇，给了彩礼，丈人家加码又要一头猪。孙永江给不起，愁眉不展。十八岁的孙永勤得知后，从家里抱出一头猪崽送到那姑娘家，替孙永江了却了一桩心事。三十多岁时，孙永勤因办事公正，不畏强暴，民团团总孙永宗让他当了副团总。孙永勤不负重托，一次带队激战，把二百多名顽匪打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外地的多股土匪聚集在孙永勤家乡一带的深山。由于滦河沿岸民心浮动，防匪战事日益增多，孙永宗将团总职务让给孙永勤。

1933年2月，日军进攻热河。不久，激烈的长城抗战失败，日军侵占了热南地区，从东北转移过来的义勇军溃散。4月21日，日军占领兴隆。国民党当局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将冀东拱手让给日本。这年春夏季，日军南侵之机，十几股土匪勾结来柳河、车河、黄花川一带抢劫。孙永勤率部与各方民团联合起来奋战半年之久，终于将土匪击退。追击残匪的时候，一路民团卡住一队驮有枪弹的驮子，是车河口“大成兴”商号与土匪有勾结，给土匪运的。外地的民团团总们非常愤怒，把“大成兴”窝藏土匪的东西给分了。孙永勤率队回来赶上个尾巴，分得八匹马。7月1日，兴隆划为伪热河省承德县辖，伪承德县兴隆办事处成立。10月，日伪当局开始推行“土地登记政策”，抓财税征收，又于11月通过建立警察机构推行“铳器回收政策”，强令农民将所有枪支无偿缴出，如有延误即按匪论处。被民团收拾了一顿的“大成兴”是岳荫臣等几家大地主开的，既经商，又开煤矿，权势很大。股东岳荫臣、掌柜赵老子趁机贿赂下板城伪警察署及华河口警察分驻所，诬告孙永勤率众抢劫商号，接着又告发孙永勤领头藏枪不缴。车河口的警察来逮捕，孙永勤只好持枪出走，后来，警察逼讯家人，孙永勤只得悄悄杀了两口猪，托人请岳荫臣、赵老子来家吃饭，商量和解条件。岳、赵二人把酒宴吃了，回去又告发，又抓人。孙永勤二番出走，又二番请客说和。岳、赵回去又三番告状、抓人。孙永勤最后在外藏了一秋一冬。日伪放出话来，逾期就抓人。乡亲们找孙永勤商量。孙永勤再三思谋，说：“听说朝鲜被日本灭亡以后，三家一把菜刀。亡国的人不如猪狗，忍气吞生也没有活路，不如趁着手里有枪与鬼子拼了！”正在这时，有个从关里来的人，向孙永勤谈到抗战，谈到关里农民暴动。孙永勤豁然开朗，急忙来到王宝石村找到好友关元有（地下党员）商量。他们又立即去鹿同沟，与患难亲朋赵四川、赵林、赵来、赵有、马保德在庙里议事。庙里的道人（人称“小老道”）也赞同抗日。12月11日夜，这些人一起回到孙杖子村，又串联一些骨干，共计十七人，在孙永勤家歃血宣誓：“见贼就杀，毫不留情；有死无降，向前拼命；爱护百姓，不害好人；精忠报国，永无二心！”次日天明，孙永勤等村中树起一面大旗，上写“天下第一军，均富又济贫”，宣布抗捐抗税抗缴枪的民众军建立，孙永勤任军长，“小老道”任军师。孙永勤站在大旗下的碾盘上向群众宣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活下去，只有打鬼子，先救国，后治家！”这天，村里出现了一种传说，说暴动的人们在鹿同沟庙里拜神的时候，突然庙里钟鼓齐鸣，主吉人天相，其中必有大命之人；又说昨夜里碾盘上卧着一条豹子大的金狗，闪闪发光，一眨眼就不见了，只见孙永勤穿着羊皮在碾盘上酣睡。村里的人都说，怪不得他身高六尺，穿一尺长的鞋，原来是二十八宿的天狗星下界，几日内便有一百五十多农民纷纷参加民众军。当时，民众军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缺乏枪弹，有些人还拿着扎枪大刀。12月下旬，为了解决枪支弹药问题，孙永勤率队来到邻村张杖子大地主张如增家要了十四支大枪和几支手枪。当夜，孙永勤率部立即袭击了几十里外的车河口伪警察分驻所，九名警察逃散，得大枪七支，随后打下“大成兴”，击毙了赵老子。天亮，孙永勤率部去大彭杖子攻打岳荫臣的煤矿城。岳家的煤矿筑有高高的围墙，四面都有炮楼，里边有二十多名保镖持枪射击，还有一队伪军、警察也赶来解围。双方激战一天一夜，关元有分兵前后夹击，打得伪军从前山溃退到村里。这一仗歼灭伪军几十人，得枪几十支，民众军首战告捷。天亮时，一股日军进了大彭杖子，孙永勤率队向日军包围开火，打死几名日军，民众军也有伤亡，部队负责人赵来牺牲。这时，一股日军又从高杖子增援而来，而民众军的子弹已经不多，只好撤离，甩开敌人，连夜登上五指山，休整几天，安排伤亡后事。

1934年1月31日，孙永勤又带16人突然南奔五十多里，袭击伪半壁山警察分驻所，俘虏十几名警察，得大枪十几支，子弹十几箱，还得了许多伪币，将警察的粮仓打开，全分给百姓。兴隆的伪军追过来，孙永勤率民众军撤到长城脚下山间古刹舍身台。第二天，几百伪军包围上来，由于寺庙周边地形复杂，伪军不敢深入。待月上东山，孙永勤带着二十多名战士靠手枪开路引全队突围，沿着长城南侧由遵化边界转到迁安边界。在日伪军连续追击的情况下，孙永勤与赵四川、王殿臣、关元有等头领决策，来得及买粮食就自己做饭，来不及就在大财主家吃饭，一定不惊扰贫苦百姓。枪弹就尽量从日伪手里夺取，还要从财主家“募枪”或“押枪”。“募枪”是劝说财主赞助抗日，把枪交给民众军。如果财主怕枪支丢失，可由财主家出人拿枪参加民众军。当财主坚持不给的时候，那就“押枪”，以枪赎人，向财主施加压力。几天后，民众军转到龙井关外二道河村，从财主高佐忠家押出五支枪。夜间，伪军又包围上来，一阵巷战后，孙永勤率民众军一百多人转移到深山老峪黑河川。腊月二十几日时，孙永勤率二百多人转到滦河沿城墙峪的张财主家。张财主是孙永勤的亲妹夫，农商兼营，开着杂货铺、裁缝铺。在这里，孙永勤得到六支大枪，一支二号匣枪，带出七个人来，又到王宝石姨家要出几支枪，后转到臭水湖、瀑河口一带宣传抗日，募集枪支。腊月二十九日（2月12日），一支日军趁节日偷袭民众军。孙永勤率部撤走，已经过了长峪沟山梁，侦察兵来报“后边跟来的确是日军”。孙永勤说：“不退啦，咱们是抗日的，哪能跑呢？”他下令全队返回山梁上，当日军追到山腰时，民众军突然开枪，激战一天，毙伤几十名日军。天黑后，民众军顺利转移。大年三十夜里，孙永勤率民众军转到邢杖子烧板子沟时被日军包围。突围时，一部分战士阵亡。战士陈子兴操着一把菜刀砍伤两名日军。一群日军扑来把他绑上带走，陈子兴又挣断绑绳，举起大石头砸伤一名日军，砸坏一支三八枪，最后被杀害。孙永勤率队突围后，于午夜攀上高山五凤楼进行休整。两个月以来，孙永勤率民众军转战车河、黑河、潵河、柳河四条大川，到处发动抗日，对群众影响很大。不久，孙永勤接纳了承德县八卦岭农民张福义的十几人枪，随后兴隆县苇子峪农民李连贵率十八人、兰旗营村农民年焕兴率二十多人也来五凤楼加入民众军。活动在兴隆县挂兰峪一带的康永贵率一百多人也与孙永勤会师。这时，民众军已达千人，进行第一次整编，孙永勤继任军长，下设分队，赵四川、王殿臣、关元有、张福义、李连贵、年焕兴、康永贵等任队长。为了缩小目标，便于解决给养问题，民众军以队为单位分散活动。张福义队向承德县内发展；李连贵、年焕兴队去潵河川活动；康永贵队在长城沿线活动；孙永勤率四百多人仍在五凤楼一带周旋。五凤楼方圆数十里，民众军在深山里驻扎了十余日。西面数十里外的寿王坟是兴隆方面日伪军来袭的必经之路，住在那里的前民团团总孙义香现在已经当了汉奸，他儿子孙某在兴隆伪军里钻营，了解孙永勤的情况。因而，孙永勤派人将孙义香押上五凤楼，一方面劝说他不要继续当汉奸，一方面向他要枪。3月上旬，伪兴隆县办事处处长吕俊福、伪兴隆县办事处财政局长卢仪卿以及孙某带着五百多伪军、警察挺进五凤楼，从王胖子沟上山，在深夜将民众军哨兵俘去，拂晓向民众军驻地村庄开炮。民众军伤亡十余人，孙永勤指挥队伍迅速上了南山向北山还击，从黎明战到上午九时，伪军警已死伤数十人。孙某寻回孙义香后，伪军撤退。这一仗惊动了伪县吏，因为五百伪军已经无法剿灭孙永勤部。十余天以后，民众军从车河转到广东山，日伪军又来围堵，战斗三小时，民众军转移。敌人为了泄愤，将山上的两个村庄烧毁。通过五凤楼、广东山两次战斗，孙永勤与众头领磋商，认识到要想在老梁—五凤楼—五指山—广东山等几座大山周围站住脚，必须清除四周的汉奸与伪警察据点，使日军变成瞎子、聋子，民众军才能获取地势人和。然而，要清除方圆百里内的近患，就必须游击突袭，乘其不意，攻其不备。3月中旬的一天夜间，孙永勤率领五百多人奔走几十里，再次袭击了伪半壁山警察分驻所，得枪九支，再次开仓济贫。白天，民众军隐蔽在西大石洞。夜间，三道河的老乡送信，民众军得知三道河的日本守备队来了。孙永勤将民众军埋伏在山上，等日军摸黑来到山下时突然开火，打死日军二十多人。日军退却，民众军也立即转移，撤到小十二岭。拂晓时，又匆匆来了一支日军，将昨夜遗留的一挺轻机枪拿走。这天大雪纷纷，天蒙蒙亮时，民众军又遭受伪军突袭。“小老道”正在算卦，刚出门就被抓住。激战中，刘义春、马占忠等三十多名战士牺牲。孙永勤率队昼伏夜行东去五十里，夜袭潘家口日伪税关署，缴枪四支，后反转插回车河，派一支尖兵去寿王坟梆子沟烧了汉奸孙义香的房子。敌人包围梆子沟时，孙永勤乘机率千人包围大彭杖子，攻开岳荫臣的煤矿城。此时，岳荫臣已经病死，其家属已经远迁，十几名伪军逃窜。民众军分掉他的遗产，顺利铲除了这个敌据点。此后，孙永勤率民众军转移到老梁，休整七天后，两路出兵。一路沿滦河南下，在滦河沿、贾家安附近袭击日军货船三艘，打死日军二十多人，获面粉、大米三千多斤、衣服三百五十多件；一路由孙永勤率五百多人，举着大旗，临近下板城一带，以声东击西的战术攻克武厂、黄杖子、上谷等敌据点，搜寻伪下板城警察署长陈某等汉奸的家。这些汉奸早已闻风而逃，不敢再在附近居住。4月上旬，孙永勤率队沿瀑河南下，攻克瀑河口，击毙伪军十七人，四十多名群众持枪加入民众军。4月下旬，孙永勤率民众军进驻塌山，捉拿岳荫臣的同伙杨老文，因其逃去宽城作罢。不久，几百伪军来袭，双方抗衡半日撤退。5月初，孙永勤率民众军分兵袭击烧饼铺、潘家口两个敌据点。潘家口被迅速攻克，烧饼铺激战半夜，歼灭日伪军四十多人。南部敌人调集兵力增援，孙永勤率民众军隐蔽返回黄花川，趁北部敌人麻痹之际夜袭车河口，击毙伪军警五人，俘八十多人，缴枪八十多支。从此，小股伪军警再不敢轻易接近几座大山了。

1934年5月上旬，孙永勤召集各路民众军集中于五指山双塘子一带。中共遵化县委秘密派军事干部徐英和地下党员张志全拿着高存（关元有入党介绍人）的介绍信来到五指山与关元有接头，并以遵化爱国群众的身份与孙永勤会晤。他们向孙永勤介绍了关内遵化、迁安、丰润等地的抗日形势，策略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建议孙永勤应从“均富济贫”发展为团结一切力量抗日救国，加强军队纪律，密切联系群众，以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孙永勤接受了这些意见，把“民众军”改为“抗日救国军”，更改旗帜，将已经发展到五千人的军队进行改编，孙永勤仍任军长，赵四川、马保德任副军长，王殿臣、关元有任参谋长。部队下设四个总队，张福义任第一总队长，年焕兴任第二总队长，关元有兼第三总队长，李连贵任第四总队长。总队下设中队、小队和班。军直设稽察处和直属队，由张志全负责稽察处工作，赵有任稽察队长。新来的阴阳先生郝世祥任军师。与此同时，孙永勤还对部队进行了整顿，除加强抗日到底的思想整顿外，还注意进行了纪律整顿，重申并强调“不贪财、不逃军、不扰民、不奸淫”的军纪。孙永勤说：“我们是中国人，胸窝里要装着中国人的良心，不能藏着贼心。谁要贪财，就是想逃跑。我们吃着老百姓，靠着老百姓，若苦害老百姓，就没法在山里呆。”为了震慑全军，孙永勤将多次抢劫、屡教不改的中队长陈志和另一奸淫妇女的人处决。这时，在救国军内任下级军官的地下党员刘玉堂和班长刘俊岳与前中共迁安县委负责人韩东征取得联系。韩东征就保守党的秘密问题、战前的准备问题以及部队的纪律等问题作了建议。徐英给中共遵化县委书记骆凤亭去信，部队急需枪支医药。骆凤亭筹备十支大枪和一箱子外伤药，派骆凤明、阎龙将枪藏在席里，赶着毛驴，驮着席卷，走了三天送到孙永勤的军部。五指山改编整军之后，部队有两点明显进步：一是军官平等对待士兵，身先士卒。每次战斗，孙永勤总是冲锋在前担任主攻，让全军将士受到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他的帽子被子弹穿了几个洞，马褂上露着一片筛子眼。一些人说：“这是百灵相助，皇天有眼！”；一是救国军与群众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一次，孙永勤领着几十人来到峪儿湾，正赶上当地老乡陆拥的弟弟娶媳妇。群众看见突然来了一大群带枪的，惊慌四散。孙永勤急忙劝阻：“乡亲们别害怕，我们是抗日救国军，是打日本的。我们在家也都是土里刨食的庄稼人。”孙永勤拿出二十块银元随了份礼。主人感到难为情，想要请大军吃头席。孙永勤谢绝，请乡亲们照常座席，然后请主人家用剩下的羊头、羊骨头熬一大锅汤，让战士们以汤当酒，以骨头为菜。老乡们第一次见这样的军队，都深受感动。又有一次，李连贵率队从五指山过路，见深山里的一些农家非常贫困，没有衣服穿，一些孩子为了烤火御寒，胸前都被烤成一块一块的大疤瘌。李连贵让每个战士都脱下一件衣服，共一百多件送给了这些农户。群众都说抗日救国军是“仁义之师”。此时，孙永勤与共产党有了联系，得知日军正急于向平津用兵，附近一带只驻有日军千人左右，而伪警察组织既分散又无实力，因而让抗日救国军以总队为单位活动，尽量扩大游击范围，分散日伪兵力，抓紧武装部队。

1934年6月20日，孙永勤、张福义率一总队一部攻打伪承德县乌龙矶警察分驻所，缴枪四十多支。7月10日，孙永勤率赵邦海中队三百多人，攻打伪兴隆县佛爷来据点，击毙日军十六人，毙伤警察五十多人，缴大枪五十多支、手枪三支、子弹十二箱，将大批粮食分给百姓，同时焚毁了敌营垒。伪兴隆县办事处长吕俊福向上告急，伪热河省当局向兴隆东部调兵。孙永勤率救国军两千多人转战迁安、青龙等地。孙永勤还率救国军包围了宽城，战斗了三天。因当地民团增援伪商团，又考虑镇内百姓均未疏散，救国军主动解围而去，随后分兵去潘家口、洪山口、平泉三岔沟、下板城南大营子等地袭击日伪军。赵邦海中队在瀑河九虎岭被日军袭击，伤亡八十多人。关元有率第三总队赶来增援，与日军激战。日军用掷弹筒和炮击，三总队在山上周旋伏击。日军最终撤离，载着许多尸体向平泉县退去。抗日救国军游击六县，影响深远。日方恐惧，认为当地“匪势强大”，为“最大的障碍”，一时又难以集中更多的日军围剿，于是企图运用在东北对付地主武装的办法招抚孙永勤。8月的一天，伪热河省当局派两名日本人深入救国军驻地劝降。孙永勤不见，命战士逐出，警告他们如果敢再来胡说，一定割掉耳朵。伪热河省公署又派几名汉奸扮成商人调查救国军足迹，面见了孙永勤，呈上了伪热河省公署的委任状，委任孙永勤为热河省警察讨伐大队队长，委任赵四川、关元有、张福义等为警察讨伐队队长。孙永勤鄙夷地说：“你们不要脸，还以为别人也不知耻？我们是堂堂的中国人，能作日本人的狗下之狗吗？”几个汉奸还想啰嗦几句，孙永勤勃然大怒，将委任状撕个粉碎，大骂：“没有血性的洋奴，再敢在这绕舌，小心我割下你们的舌头！”几个汉奸只好狼狈而去。日伪当局招抚失败，于是在秋收后，利用青纱帐已倒的时机，纠集日伪军数千人包围抗日救国军，妄图一举歼灭。孙永勤召开军事会议，将四个总队改编为九个大队，各大队又化整为零地回到各自群众基础最好、地势最熟的深山区活动。孙永勤、赵四川、关元有率军直属队和一个大队在黑河川隐蔽。一天，伪军一个团从柳河追过来，救国军撤到转山子。撤离途中，孙永勤还不忘找到地主王殿荣，劝他今年收成不好，向穷人少要地租。随后，孙永勤率救国军又从宽甸村登上关门岭扼守长城。当地地势险峻，伪军不肯轻易靠近，只用炮击，除赵四川胳臂受轻伤以外部队并无伤亡。入夜后，孙永勤率队转至潵河。伪军不敢轻易从宽甸出动，伪苏团长甚至在佛像前烧香磕头祈祷平安。入冬以后，孙永勤率部转移到长城南侧，待敌人麻痹之时突然插回黑河川。12月末，孙永勤率部在三道梁伏击，歼敌六十余人。

1935年初，孙永勤率部在清河与日伪军激战，歼敌一百多人。2月4日，救国军转至柳河口，过了春节以后转回黄花川。这时，孙永勤已经认识到学习现代文化、了解国内国际形势的重要性，于是他亲自到张杖子小学将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教师杨佩之请出随军，负责文化教师工作。3月初，在潵河北山周旋的第四大队长李连贵率队攻打佛爷来药王庙敌据点，用从长城上得来的“牛腿子”炮把敌炮楼轰开。一百多日军和警察冲出来向北山进攻。救国军在缺少子弹的情况下不打消耗仗，退到山北横河的白云寺。这天夜里，糜子地的老乡送信，明天将有一百多伪军马队来糜子地。后半夜，李连贵率五百多人埋伏在糜子地东山。天亮以后，一百多伪骑兵果然前来。临近山湾，一声令下，百枪齐发，两个小时结束战斗，歼灭伪军八十多人，俘伪军二十多人，只逃走数人，缴枪九十多支，得马八十多匹，获大量子弹，四大队随后撤到五指山。抗日救国军虽然突破了日伪军几个月以来的围剿，但是到3月间，军需给养已经面临严重困难，枪支子弹短缺，几千人换季服装难以解决。同时，日伪在青纱帐未起的春季还有大讨伐的迹象。孙永勤通过对时事的关注，考虑了许多问题，与其他负责人商讨。部队负责人和参谋人员中，除当地人以外，遵化县籍的较多，其中既有地下共产党员，也有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副官的“大老杨”等。多数人认为关里就是中国，应该通过亲朋关系向国民政府求援，还可以和已经给过支援的中国共产党联系，取得老百姓的帮助。于是，孙永勤带领几名熟悉遵化情况的负责人和一支精干的尖兵隐蔽地来到黑锅顶、舍身台一带进一步了解关内情况，通过遵化人的关系与遵化县县长何孝怡进行了联系。何孝怡给孙永勤回了一封信，叫他秘密地到遵化来，可以支援一些物资，协助抗战。孙永勤与左右考虑何孝怡的态度，认为是真最好，如果有诈也不怕，先把东西拿过来再说。这时，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王平陆正在遵化活动，向中共遵化县委负责人骆凤亭、樊凌喜等传达“民族矛盾已经高于阶级矛盾，党中央号召全民族抗战”的指示。王平陆、骆凤亭、樊凌喜来到长城南侧孟家铺一带开辟冀热边抗日根据地。县委在孟家铺开会，决定支援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中共遵化县孟家铺区委负责人李子华、马子敬派人给孙永勤送来一些枪支子弹。虽然东西不多，但是通过先后两次的实际支援，孙永勤仍然十分感动，愿意与孟家铺区委进一步联系。中共冀东地委派陈玉峰、刘玉林等来孟家铺组织游击队，也要游击队首先联络孙永勤。不久，王平陆也赶到遵化的茅山与孙永勤会面圈，介绍了全国和冀东的抗战形势，进一步解释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孙永勤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委任问题，二是子弹和枪支问题。陈玉峰、刘玉林等立即赶回地委请示孙永勤提出的这些问题。

1935年3月末，孙永勤正在长城北侧等待关内消息，侦察敌情。一天晚上，第八大队队长何广永带着二十多名战士来到大厂村小石门的农民马永家了解罗文峪、孤山子一带日伪军情况。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一个留着胡须的老日本骑着一匹白马，后边跟着一个三十多岁的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从马道沟向小石门这边奔来。他们都带着手枪，见到老百姓就问里边有“胡子”没有，大家都说没看见。马永侦察回来报告了情况，何广永马上分兵两路去包围。那三人慌乱退到乱石沟口，骑得白马也中弹了。老日本藏在马后射击，给手枪压子弹的时刻，何广永扑过去把他按住。其他战士也把另两个人生擒。何广永回到开庄，把俘虏交给孙永勤。孙永勤立即率队转移到西赵杖子，弄清了这三个人的身份。原来老日本是这一带各税关署的税关总长，是来罗文峪税关署视查的。那个年轻的日本人是罗文峪税关署署长。另一个是翻译，叫郑宏彬，是东北人。老日本通过郑宏彬翻译，央求孙永勤释放自己，答应给一千支三八枪、二十万发子弹。孙永勤对日本人的许诺虽然很怀疑，但是在困难的时刻也抱有一线期待，计划以老日本作人质逼迫日本人就范。他令老日本写了信，寄给罗文峪税关署。因为附近的佛爷来村驻着日军，孙永勤嘱咐继续在潵河一带活动的李连贵赶快再与遵化县长何孝怡联系，随后率部押着俘虏转移到柳河寿王坟、梆子沟。几天后，潵河的日军果然向北搜寻而来。孙永勤又令老日本给那些日军去信，让他们撤退。孙永勤还通知其他各大队注意防备日军突袭。4月初，孙永勤率主力八百多人东渡滦河，隐蔽地上了老梁。这时，翻译郑宏彬伪装同情抗日，提出救国军这样游动隐蔽，中间没有人联系，税关署无法给弹药，要求让他去操办，保证将许诺的东西尽快送来。孙永勤一时想不出其他办法，便将郑宏彬放走，继续将日本人作为人质。郑宏彬一脱身向就近的承德县日伪当局邀功告急。日军第七师团从承德派出一支日军，同时调来伪军两个团，又集中伪承德县、兴隆县、青龙山的警察，共三千余人围剿老梁和五指山一带。4月中旬的一天夜间，郑宏彬引着五百多日军和六百多伪军包围了老梁。老梁上下只有两条路。刚天亮，日军顺着两条路盘山而上。三架日机在空中助战，上山的日军用机枪、烟雾弹、毒气弹疯狂攻击。救国军利用险峻地形隐蔽，与敌人战斗一天，牺牲九十多人。天黑后，孙永勤带领二十多名攀山能手悄悄地从东南攀上崖顶，突然猛烈开火，将崖上的三十多日军击毙，之后用一株大柳树在双峰对峙的狭谷间搭上一座独木桥，使七百多名战士一个个地暗渡下山，把两名日本人俘虏也带了下来。孙永勤率部急行军一天，撤到王厂沟。将士们饿了两天，刚刚端起饭碗，日军又摸过来，只好连夜撤到椴树洼，又牺牲一部分战士。部队绕路向平顶山、河口时，老乡们说那里驻了几百日军，于是又从驻有日军的臭水湖旁绕过去，插到王宝石，翻到关家沟后。此时已经是拂晓，救国军将士们又是刚端饭碗，老乡报告日军从王宝石上来了。孙永勤十分恼火，命令一支队伍埋伏在东梁上。日军刚一上山，救国军打出一片子弹把先头日军打了下去。孙永勤也率队来到饮马坑把住河口南山。一支日军从河口冲上来，救国军迎头痛击，激战一个多小时，毙日军几十人，救国军也倒下一片。孙永勤身先士卒，打死很多敌人，腿肚子被打穿个眼。救国军将士们看到军长负伤，参谋长关元有赶紧指挥部队且战且退。战士们抬着孙永勤，在天黑以后撤到张杖子马架沟，打退一支伪军的阻截后连夜上广东山，从撂荒地下到黑河的华鱼沟又突破伪军的一道防线，拐进森林区南大台才甩掉敌人。为了迷惑对方，救国军横跨一脉山脊，过了几十里没有人烟的大分水梁绕到大山村老窝铺宿营吃饭，休息一天后隐蔽地插到潵河畔的青杏沟，与李连贵的第四大队汇合。救国军的艰难突围，体现了孙永勤等救国军长官的军事才能。即便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也不能不承认驻热河日军的失败，认为：“该方面山岳重迭，部队行动极为困难，故讨伐殊难进展。缘此方面有自称救国义勇军之孙永勤一派，受国外援助，时出入于长城内外，前此虽有驻屯之杉原本部队之讨伐，而该匪巧避锋锐，势力得渐次增大，现在号称一千……”日本关东军还给孙永勤“山耗子”的绰号，孙永勤则称呼日军为“黄豆皮子”。

1935年5月初，孙永勤在青杏沟一带就医。原来他一上火就肿嗓子，头痛，说不出话，就得请人用硬币把身上刮紫才好些。就医期间，孙永勤等与李连贵商量进关的问题。李连贵见军长伤病好转，便详细汇报情况。自上次孙永勤走后，李连贵又派小队长单忠英等去遵化与何孝怡联系。当时（4月中旬），遵化县东北部松棚营、小厂一带正遭受“马拐子”、“滚地雷”等土匪骚扰，居民们拖家带口逃难到县城，恳请县长为民除害。何孝怡却担忧匪患。因为土匪出没在离县城较远的一带深山，在长城南侧，何孝怡于是与单忠英等秘密协商，邀请抗日救国军秘密来遵化东北部剿匪。单忠英等提出枪支子弹太缺，何孝怡说河北省已经答应拨给剿匪用的枪支子弹，马上就运来，两三天就发。几日后，何孝怡还是说很快就会运来，又等了几日仍然没有运来。李连贵实在等不起了，于4月末的一天先通知了何孝怡，在第二天派出两个小队二百多人进了马蹄峪，计划去粳子峪西山打“马拐子”土匪。当队伍上到松棚峪西梁上，迎面来了几个人，拿着何孝怡的名片，说何县长传话：情况有变化，不要再打“马拐子”了。二百多战士又撤回青杏沟。谈了上述情况，李连贵表示不知遵化发生什么变故，不大同意全军进关，只好说等等别的大队长来了再说。5月4日，张福义、康永贵、何广永率八百多人进占承德县下板城附近，一度攻打临近承德的敌据点。古北口日军及察东伪军李守信部急忙向承德增援。赵四川、王殿臣派人星夜给张福义等送信，速来青杏沟集中。此时，日军已作更大规模的部署：日军松井部出潵河桥西进，奔遵化东北部；日军古北口石井部（五百多人）经石匣出长城墙子路口东进，先从北面攻击救国军，再去遵化西北部；日军川岸部（两个联队）进占罗文峪、潵河北山一带设司令部。讨伐的部队共计五千日军、一千伪军，布成西、北、东三面包围救国军之势，唯南面一带不驻日军。敌人已设下逼孙永勤进关的圈套。5月5日，救国军仍在青杏沟一带（在长城以北，离长城还有二十五至三十华里之遥）的时候，驻清东陵马兰峪日军警备队长岩永为追剿救国军，通知遵化县保安队撤退至长城南二十五华里处。保安队以二十五华里处已在遵化县城以南为由经交涉撤了十五华里。原来，日军蓄意把决战战场推进关内，想要故意牵涉遵化县府。孙永勤在青杏沟一带集结救国军，准备进关。他的亲兵吴恒山的亲兄弟吴恒泰在下板城伪警察署当警察。他秘密通知吴恒山，日军正用重兵包围孙永勤，让吴恒山赶快拉一部分人反水回来，只要把枪交给他就既往不咎，还说明这是警察局长给他的任务，可以担保。吴恒山见大事不妙，便暗中活动，蒙蔽许多人，在一天夜里拉着二百多名救国军战士逃回车河西华鱼沟。在义德堂粉房大院里，这些战士将带来的六十多支大枪交给了吴恒泰。交枪之后，吴恒泰突然带着警察绑人。众人一看才明白是中了奸计，一哄而散。逃跑的一部分战士又返回来报告了事件经过。孙永勤抓住这个事例再次向全军进行抗战到底、投降无活路的思想教育。不久，又有潵河川的民团四十多人和许多贫苦农民加入抗日救国军，稳定了军心。几天后，张福义率第一大队，何广永率第八大队，康永贵率第九大队赶来会师，全军仍然集中一千七百多人。孙永勤的伤病渐好，便召开小队长以上干部会议。当时已是栽红薯的时候，可是救国军战士还多穿着棉衣，境遇非常困难，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会议上决定还是全军进关，寻求支援。5月11日，日军山田队（独立混成第十一联队）从北部向救国军进攻。

1935年5月15日，救国军且战且退，分两路南越长城，一路进洪山口，驻尤山口、三道沟一带；一路进马蹄峪，驻大屯、侯家寨一带。一二日后，一小部继续进关。16日，救国军一部翻过九虎岭进驻小于家沟、柴禾厂、王家沟一带。《大公报》报道：“16日，喜峰口外突由热河开到义勇军一千三百人，号称抗×第一军，首为孙有琴。所部非常整齐，枪支齐全，且有具双枪者。现入深山中，夜出昼伏，并出布告安民，时有宣传队向人民演说，称决不骚扰乡民，所有粮食由自备。二日来确未向民间索食。只于16日夜将富户李之桂等请往，借款二千元。16日晚曾与日军接触，战约4小时义勇军即避往山中，日军未敢穷追，用飞机侦察，亦无结果。闻日军死十八人伤二十六人。”17日，孙永勤带伤乘马率十几骑驰至遵化城下。城上保警见状，急速关闭城门，架上机枪。孙永勤说：“弟兄们，我是抗日救国军的孙永勤，何孝怡县长有信让我们来……”城上有人回话：“这里没有枪支，你们快快回去。”这天夜间，中共孟家铺区委负责人李子华、孟寿田（冀光）与孙永勤会面，带来很多宣传品，通报了马兰峪日军的消息，建议孙永勤再不要白天骑马进城，警戒敌情，注意隐蔽，同时还说明陈玉丰、刘玉林去地委汇报尚未归来，部队的供给问题再想办法尽快解决。二人把一张委任孙永勤为华北抗日军第一军军长，委任王平陆为华北抗日军第一军政治委员的委任状递予孙永勤。孙永勤很高兴地接受了委任状。李、孟二人急于筹集枪支子弹，当夜告辞。孙永勤对何孝怡态度的突变很气愤，已知日军大举来围，军需迫急，于18日上午将李连贵的五百多人调到城东十五里西小寨一带，其他大队调至般若院一带，并派马保德、何广永等急去东双城、下港等村再次购买子弹（已经在东双城买了一部分子弹）。18日中午，孙永勤让李连贵挑出十七名精干战士，由四大队稽察长徐连芳带队，每人都背着一背干草，干草里藏着大枪，后腰掖着手枪，去遵化城里卖草，计划去县政府把何孝怡带出来质问。午后，这十八人进了遵化城东门。门前有保安队站岗，发觉这些卖草人来得蹊跷，因为平时农民都是一早进城卖柴草，而且这些人都是气宇轩昂的壮汉。当这些卖草人走到东街陈家饭铺门前，东城门关闭。徐连芳警觉是暴露了，便带队快速转到南门，南门也正在关闭，徐连芳当即打倒一名保警，十八人夺门而去。随后，城门上响起一片机枪声，但无人受伤，顺利返回西小寨。傍晚，一个戴着大草帽的人来西小寨面见了孙永勤。19日早饭后，孙永勤又派两个人进城给何孝怡投了一封信。傍午，从县城方向来了一辆花轱辘大车，来了两个面色白晰的人给孙永勤送来两千斤大米、两箱子弹几支枪，还有一些猪肉。午饭后，李连贵大队奉命向大寨转移。20晨，遵化县警队来般若院一带，摆开攻击救国军的阵势。孙永勤亲至阵前质问该警官：“请问您是中国人，还是日贼。请讲明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可以自杀。如果你是日本人，我要杀掉你们！”该警官良心未泯，率队回城，闭门不出。这日上午，有汽车二十余辆，载日军二百多人，携钢炮、机枪多架由潵河桥抵遵化城。日军队长山田蛮横逼问何孝怡：“已通知你们由中国侧讨伐之，为什么不行动？如24小时内再不讨伐，日军即取自由行动！”何孝怡宛转对答，左右逢源，惊悉而退。下午2时，山田队由城内出发至般若院一带，用钢炮、机枪攻击救国军。双方接触，战火激烈，到21日上午9时仍在相持中，遵化城门终日关闭。21日午间，救国军全部转移至大寨北华山一带，日军队长山田回潵河桥向日军战地司令官川岸报告。

1935年5月21日下午，在大寨后华山，孙永勤抱病召开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在内无供给，外无援军，主帅病重的困境下，许多人主张部队继续南去，投奔国民军。这时，中共遵化县委前派来的军事干部徐英早已不在军内。地下共产党员张志全任军稽察长，在部队进关后协助关元有做了大量工作。会议上，关元有、张志全反复说明对国民党当局不能抱这样的期望，尽力主张应乘日军尚未缩小包围的时机突破其薄弱环节，迅速插回五指山区，但多数负责人对冀东自《塘沽协定》后划为“非战区”的内幕不明，仍然认为冀东政府会收留抗日的军队。因而，会议还是决定部队南去投奔国民军。会议后，张志全暂时离开，急去向上级党委汇报情况。22日下午2时，救国军南下至尖山屯、七户东山一带，首先遇到当地民团阻截。救国军不肯与民团动武，放些空枪，迫使民团后退。随后，日军山田部队一支队与河北省特警第一总队张庆余部的两个中队堵击过来。激战中，救国军俘虏民团十余人。战至下午六时，救国军为节省子弹，向东转移至迁安三屯营南十余里皇阁村、马甸子一带。当时，中共遵化县委书记骆凤亭派共产党员阎龙前来与孙永勤联系，计划将南北堂村的枪支动员出来支援救国军，由于当时北边正在战斗，无法接近，未能联系上。22日晚，侦察员和当地群众报告，皇阁村、马甸子的东、南面都有大量的河北省特警队和民团堵截。孙永勤已知南投无望，便指挥全军连夜从景忠山侧、白马峪两路向北转移到毛山（与“茅山”是两个地方）东麓的深山区小于家沟、柴禾厂、王家沟。军部驻在小于家沟老乡吴凤忠家。孙永勤伤病严重，已经不能行动，出入只能由亲兵们用椅子抬着。夜间，孙永勤派出一个大队翻过九虎岭至头道城子侦察。23日，孙永勤在小于家沟召开紧急会议。经侦察，九虎岭以北有大量日军封锁：东面，日军已逼近一带东山；南面，河北省地方上的张庆余、张砚田、周毓英三个特警队（《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密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以河北省政府的名义成立）的六个中队及保安队、民团计四千余人堵截了三屯营、鸡鸣村、三里店、般若院一带；西北方面的日军尚在长城南侧一带。众人在会议上揣测，敌人的军队紧缩包围的意图是压迫救国军上毛山。毛山上是四面显露的秃山光岭，便于日军集中炮击。会议上研究突围的路线，有人主张从西南保安队防线突破，去蓟州盘山；有人主张从东南特警队防线突破，去迁安悬呼山。关元有认为必须赶快绕毛山南麓，再绕向西北，从日军石井队疏散的围拢中间钻空子穿插到口外，回五指山区。军师郝世祥说：“我推了几次八门，往南往东是生门，往西往北是死门。可不能往西往北走啊！”孙永勤说：“事到如今，不能再信什么生门死门了。”他沉思一会儿，最后决断：“我们不能再向南突围，不然日本又要借口进占华北了。今天夜里，分两路回热河！”有人提议，现在就把那两个日本人俘虏枪毙。孙永勤说：“留着，他答应的东西还没给呢！”午后，关元有、赵四川、王殿臣、马保德等护着孙永勤率军部直属队及几个大队的现有人员四百余人沿毛山东麓向南出发，经陡岭子西转，至吴家沟村南，邀请在地里薅粳子的老乡陈安良带路，说明走小道，奔傅家城、驸马寨出甘峪、片石峪口。下午5时以后，队伍到三里店北部山根，发现山梁上有十几个人的民团持枪正在换岗。孙永勤派人上山联系，要求借道通过。民团不敢答应，要向三里外松棚营的连长请示。赵四川等众人考虑，这一带已经封锁，民团后边必有特警队或日军。如强行通过，一鸣枪敌人就要来围。这里离长城口还有几十里路，不能冲过去。况且，时下孙永勤军长伤痛剧烈，先到村里商量下。于是，救国军返回吴家沟吃晚饭，天黑后又下起雨，临时决定先在这里宿营，夜里侦察下情况。另一支救国军是第四大队和八、九大队少数战士计五百多人，由李连贵、年焕兴等带队，于23日傍晚从小于家沟西的王家沟出发，沿山脚奔秋花峪—毛山沟—小厂，绕过松棚峪至西沟，入夜到黄花峪宿营。军直队的路线是绕毛山的外圈，离特警队较近，因而受阻；李连贵部绕毛山的里圈，没有受阻，向西北插进较远。后半夜，日军山田队二百多人乘多辆汽车突然冒雨从南驶来，越过特警队防线直至吴家沟村西。此刻，特警队内有人鸣了一枪，起了给救国军报信的作用。接着，日军立刻从西头向村里攻击。救国军仓卒应敌，迅速撤进村东的毛山沟。日军追击时，先头的几名日军被打倒，便用机枪、钢炮向沟里轰击。救国军被迫上了毛山。

1935年5月24日拂晓，李连贵、年焕兴率领的一支救国军从黄花峪奔房山沟，发现外边山上有日军，为石井队前部。随后，救国军拐进小山沟。日军发现后开枪，李连贵率先头部队抢上山头猛烈反击，迫使北山日军后退，但是从南山又袭来一股日军。李连贵素有“神机”之称，不与日军恋战，指挥部队分几路快速西插。不久又遇日军，只距五十米，李连贵率一百五十人集中火力攻击掩护，令其他数路周旋。战斗中，前锋与殿后部牺牲散失几十人，李连贵率主力突围出关。散失的战士以后有二十多名于侯家寨西小河被日军集体屠杀。随后，日军从四面向毛山包围攻击。此刻，赵四川、王殿臣、关元有等保护被人用椅子抬着的孙永勤已经登上山顶，并指挥部队占据了头道毛山、二道毛山、三道毛山，凭前二十九军长城抗战时在此修的战壕固守。孙永勤毫无惧色，只是长叹一声，对关元有说：“我们已经弹尽援绝，我在这里吸引敌人，与日贼作最后一战。参谋长可率领一部从西面突围。”关元有慨然回答：“中国人理应为中国死。我与军长在此一同报国，请派他人率队突围。”于是孙永勤命令赵四川、王殿臣率队向西突围。上午七时，飞来两架日机，绕山低旋，是日军战地司令官少将川岸文三郎在空中向地面日军指示救国军分布位置，并投下通信筒通知山田队。随即日军从马台子、关台子、九泉山等地向毛山长时间的炮击，掩护日军抢占制高点第三道毛山山头，在制高点上用多挺机枪向下扫射。这时，孙永勤在头道毛山尖东北侧的坝墙洼亲手枪毙了两个日本俘虏，接着扑在战壕上用那百发百中的大号匣枪向日军猛烈射击，与关元有并肩指挥誓死不离开的二百多名战士，多次击退山田队、松井队的夹击，击毙了日军田边正广中尉等人。日军只得再用炮火轰击，又飞来一架日机助战，仍不能接近。激战到中午12时15分时，孙永勤、关元有等被飞机扫射射中，壮烈殉国，全身血肉模糊。孙永勤牺牲时年仅42岁。孙永勤、关元有的头颅被日本侵略者割下带走示众。赵四川、王殿臣等救国军领导人也在战斗中殉国。至下午2时，除少数突围被俘外，三百多救国军将士全部阵亡。战斗结束后，日军记载发现尸体358具，俘虏21人，战斗现场只缴获了步枪和手枪，没有机枪等重火器，三百多人中只有一半有枪。当地百姓回忆，战地流水为之变蓝（救国军军服由芦苇烧成灰后熬水染成），地上的血痂经太阳曝晒翘起一指头厚。此后，日军搜山时仍然遭到多处伏击：毛山东坡隐蔽着一名战士，一连击毙几个日军，子弹打光后撞山石自尽；一名战士突围来到东麓秋花峪农民李福尊院里，看到门外有三个日军过路，连续开枪将三个日军都击毙。日军来这里报复，把李家的七人惨杀六口，又到曾经支援过救国军的柴禾厂等地屠杀，惨杀男人三十多口，烧毁房屋数十间。日军撤走后，附近乡亲们上山掩埋救国军尸体。许多殉难者仍然咬牙切齿，圆瞪怒目，紧握木石。人们在坝墙洼发现了抬过孙永勤的椅子，附近有衣内绣有姓名的孙永勤、关元有的无头遗体。乡亲们含泪将烈士遗体掩埋在头道毛山后的四洞沟里，特意在墓前栽上松树以永久缅怀。

《塘沽协定》签订以来，国民党当局不仅一再对日本人妥协，拒绝援助地方抗日武装，担心与日方“发生误会”，还污蔑孙永勤部是“土匪”，积极协助日本人围剿救国军。1935年5月2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日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会见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以天津亲日分子胡恩溥、白逾桓被刺杀事件为口实，以孙永勤部进入“停战区”受到遵化县接济、破坏《塘沽协定》为借口，提出了各种无理要求。7月6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何应钦达成协议（《何梅协定》），日本帝国主义自此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

孙永勤虽然壮烈牺牲了，但他在国民党当局对日本侵略者不抵抗的情况下，毅然挺身而出创建抗日救国军，打响了华北民众抗日第一枪，与凶恶的日军数次血战，攻克日伪据点一百多次，毙伤俘虏日伪军五千多人，在兴隆、承德、遵化、迁安、青龙、平泉等县点燃了抗日烽火，激发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决心，也提供了深刻的失败教训。他的许多战友突围以后继承了他的遗志，百折不挠地继续与日军血战：第一大队长张福义回到承德县、兴隆县又组织百余人的“抗日保国军”继续战斗，于1937年7月殉国；第四大队长李连贵回到长城北侧潵河川，率领五十多名救国军战士继续游击，于1936年2月就义；第八大队长何广永突围后被捕，从通州监狱跑出来继续抗战，参加了冀东大暴动，委任地方除奸大队长，后被奸人暗害；第九大队长康永贵突围后去杨二部，参加了冀东大暴动，攻打伪倒流水警察署时牺牲……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八一宣言》），将孙永勤列入“为抗日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之列。

1981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孙永勤为抗日民族英雄，颁发革命烈士证书。

2014年9月1日，孙永勤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2015年11月10日，孙永勤烈士的雕塑在承德市滨河公园落成。

电视剧《勇敢的心》中男主角霍啸林的人物原型即为孙永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