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教授从辫子入手，阐述了
鲁迅身上承载着中国传统的奴才文化重负，即“主子——奴才——奴隶”文化。奴才一词在古汉语中形容奴仆、家奴，一向有些贬义，唐房玄龄《晋书·刘元海载记》云：“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明陶宗仪《辍耕录·奴材》亦云：“世之鄙人之不肖者为奴材。”鲁迅在《隔膜》中讨论了满汉臣称区别，指出“满州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在
梁启超《
新中国未来记》中，李去病引用了一首题为《奴才好》的乐府，内容为“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内政与外交，大家鼓里且睡觉。古人有句常言道，臣当忠，子当孝，大家切勿胡乱闹。满州入关两百年，我的奴才坐惯了……满奴做了做洋奴，奴性相传入脑髄……奴才好，奴才乐，奴才到处且为家，何必保种与保国。”按照鲁迅在《
漫与》中的说法，奴才区别于奴隶的第一个标志是能“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鲁迅论述从奴隶生态向奴才心态的转化一般要有四个条件：一是在奴隶生活中找到乐趣与陶醉；二是不会挣扎反抗，甚至身在奴中不知奴；三是被人侮辱但也要损害他人；四是自己也想拥有奴才并且帮助主子打击别的奴隶或奴才。文学批评中常以指对方为“狗”、“奴才”之类谩骂批评。清朝“奴才”称谓在
康熙时期出现于奏折中，一些旗人大臣开始自称“奴才”。康熙五十年以后，除了皇子、议政大臣之外，其余旗人大臣均称“奴才”。
雍正即位之后希望一律称“臣”，但未严格执行。
乾隆时期，题本满汉基本一律称“臣”，以个人名义上报的奏折中旗人大臣绝大多数称“奴才”。乾隆三十八年，御史天保、马人龙联名会奏自称“奴才”被指斥，强调“若因公奏事，则满汉俱应称臣”。一年以后，乾隆又强调武官奏折无论公私一律称“奴才”。至于宗室，除了皇帝的亲兄弟之外，一律称奴才。
光绪晚年，题本被取消，奏折一统天下，一些旗人大臣开始抗拒称“奴才”，后改称“臣”。
宣统二年，海军大臣载洵上奏折建议废除“奴才”称谓，得到朝廷首肯。“奴才”称谓体现了清王朝区别满汉、体现尊卑的符号秩序。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漾水》：“故
李特至 劒阁 而叹曰：‘ 刘氏 有如此地而面缚於人，岂不奴才也’”
唐
房玄龄《晋书·刘元海载记》：“ 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
清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七回：“被他妈一顿臭骂道：‘倒运的奴才，没福气的奴才。”
清
曹雪芹《红楼梦》第三二回：“这会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们奴才了。”
《
儿女英雄传》第三回：“咱们这个当奴才的，主子就是一层天，除了主子家的全得靠后。”
清
孔尚任 《桃花扇·听稗》：“正排着低品走狗奴才队，都做了高节清风大英雄。”
续范亭 《威言》：“除了你们少数奴才走狗享乐舒服以外，试问那一个中国人神经不受刺激，不伤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