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禄为西汉时期乌孙国职官体系中的核心官职，位列相国之后、诸大将之前，是军政事务的重要管理者。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职官序列为“相、大禄、左右大将二人，侯三人，大将、都尉各一人”，彰显其仅次于相国的职级地位。汉元帝时期为强化对乌孙控制，曾授予大禄金印紫绶，使其官制逐步与汉朝趋同。

大禄官称源自西域自身传统，乌孙国职官体系以昆弥（王）为最高统治者，其下为大禄，相当于相，主管军事。根据《汉书》记载的完整序列“相、大禄、左右大将二人，侯三人，大将、都尉各一人”，大禄在乌孙官僚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核心位置，直接统辖左右大将等武职官员，且左右大将为王国最重要的军职。

在职能划分上，大禄不仅承担军事指挥责任，还参与重大国策决策，体现军政合一的统治特点。

西汉为巩固西域统治，元帝时期（公元前48年-前33年）采纳冯嫽建议，向乌孙派遣官员并授予印信。按汉制对大禄等官职“赐金印紫绶”，将乌孙职官系统纳入汉朝册封体系。大禄被纳入汉朝对周边民族的封授体制。这种制度性安排使大禄的职权范围从单纯军事管理扩展至汉乌外交事务。

据汉典考据，该官职名称在《汉书》中保持原始称谓，未受汉官制术语影响，表明乌孙在吸收汉文化过程中仍保留自身官僚体系特色。大禄官称源自西域自身传统。这种二元性特征使大禄成为研究汉代边疆治理与民族交融的重要标本。

《汉书·西域传》明确将大禄列为乌孙职官第二等级，其排序稳定性贯穿乌孙国历史演变。在军须靡传位事件中，大禄作为军须靡叔父的官职身份，直接介入王位继承斗争并影响政局走向，凸显该职位的实际政治权重。

从“昆莫有十余子，中子大禄强”的记载可知，担任大禄者多为强势宗室成员，其职权行使常与部族势力相互依托。这种职位设置既体现游牧政权军事优先的特点，也反映乌孙通过职官制度平衡各部势力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