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纸，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报名释义“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

近代的中国报纸出现于19世纪上半叶，是鸦片战争前后，由西方人首先引进的。之后，随着国人办报意识的增强和办报活动的增多，中国报业渐趋发展，特别是20世纪初，知识分子“文人办报”的实践，促使报业蓬勃成长，《大公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国内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革命运动高潮迭起，而戊戌变法的失败，让更多的中国人坚定了推翻清廷，拯救国难的信念。其间，清王朝也推出一系列“新政”措施，试图以此自救。在“新政”中，放松了对非革命派办报的限制，同时民主革命的思潮，也推动人们以各种方式来践行救国的责任。此时，知识分子已认识到报纸媒介的重要性，于是一批有影响的报刊相继问世，如《东方杂志》《时报》《京话日报》《时务日报》等。但从当时的情况看，报刊大量存在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南方地区，“中国南北纵横，报馆仅有二十余家，南居二十，北得余数，四五家而已。”正是这种环境下，《大公报》诞生，并很快成长为北方的重要媒体。

天津地近京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政治意义，使西方列强很早就把它作为入侵的重要城市。1858年和1859年订立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让它们取得了“合法”入侵的权利。之后，在天津设租界、建教堂、办学校，很快这里就成了北方接受西方思潮的重地，较早地艰难迈开了近代化的步伐。19世纪60年代末，崇厚、李鸿章等洋务派领袖，就开始以天津为基地，兴工厂、办洋务，从而带动了电信、邮政、铁路等事业的优先发展，这为天津的新闻传播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之后，袁世凯又在此推行北洋“新政”和地方自治，成为全国仿效的“样板”，这也使天津在北方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由于上述原因，作为北方最大的商贸中心和工业中心，也是近代北方文明进步的重要窗口，天津成为当时北方的一个舆论中心。在此，新旧思想、中西文化相融合，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相交汇。

英敛之，满族正红旗人，早年即与法国传教士多有交往，思想倾向康梁的变法维新。1901年，他来到天津筹备开办一种主张维新，提倡君主立宪的报纸。但是当时清政权依然把持在慈禧太后手中，英敛之要出版这样一种报纸，必会招致杀身之祸，形势要求英敛之必须把报纸开办在慈禧势力不敢触及的地方。于是英敛之与法国天主教会合作，于1902年6月17日以法租界狄总领事路（现哈尔滨道）法国公议局和法国领事馆旁边的一所房子为社址，开始正式出版《大公报》。

《大公报》发展历程一般可划分为四个时期：英记时期、王记时期、新记时期以及新生时期。其中，1902年至1949年的《大公报》史可分为三个时期，即英记时期、王记时期和新记时期。各个时期的报史由于主持者对“大公”精神贯彻的程度差别而呈现不同的面貌：英敛之首倡“大公”，为其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大公报》转手王郅隆，在胡政之主持下，报纸进入现代发展轨道；转手王景杭后，“大公”精神缺失，最终导致报馆倒闭；新记续刊，重扬“大公”旗帜，使《大公报》发展到新的高度。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创刊，最初由天主教徒柴天宠、主教樊国梁、法公使鲍渥等集资筹办，创办人英敛之任总理，方守六任主笔，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办报宗旨。作为《大公报》的创办人之一，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即表明办报的宗旨和目的在于学习西技，改变社会风气，启发国民智慧，救亡图存。针对当时国破民奴、封建专制主义盛行的危重局面，英敛之决心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对国人进行启示和引导。依靠法国势力的庇护，英敛之在创刊不久就发表了许多抨击慈禧太后、歌颂光绪皇帝、拥护变法维新的文章。使慈禧大为光火，但慈禧对设立于租界内的这份报纸又无可奈何。

1904年，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开战以后，英敛之受日本拉拢，《大公报》开始鼓吹日本，不再把天主教列为宣传重点。另外，英敛之在创办教会上，主张中国人自治，与法国渐生矛盾，法国便减少一切对大公报的资助。终于在《大公报》开办四年以后，英敛之接到法国当局“馆房转主”的驱逐令，不得已英敛之将《大公报》迁到日租界旭街四面钟对过（现和平路169号）。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英敛之的君主立宪梦想随着晚清政府的倒台一同破灭。他已无心办报，辛亥革命的第二年便把已改用“中华民国”年号的《大公报》委托他人代办，自己到北京香山闲居，专门钻研天主教教义。

英敛之办报时期，他一人身兼多职，全权管理《大公报》。英敛之认为，报纸虽然有着商业的成分，但终究不是只为钱财的真正商家，监督政府，引导国民也是它的天职。明确提出了《大公报》的双重性质：商业性和社会责任。当时，《大公报》内容繁杂、形式多样，但是版面清晰、灵活，而且每天的栏目也不尽相同，时常会有新栏目的增设和旧栏目的改进，新闻报道主要分为时事要闻和中外近事两个重要栏目，对当时国内外新近发生的事件进行理性、全面、深刻的剖析、评论，针砭时弊、启蒙思想。《大公报》敢于发表客观的言论，与当时部分报纸专注利润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是民营报纸，为维持正常开销，在广告经营方面，英敛之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策略。在发行次日，英敛之特意用广告来定义新辟的一栏，登出广告刊例，成为对报纸编排的设计初创。之前报纸上的广告全部是用告白等词语来命名的，在版面的设计中，也是被全部编写在报纸的末尾。《大公报》同时也登出了广告价格，即便业务扩大导致价格的变动，广告者都能参详到《大公报》适时更新的费用标准。英敛之设计的广告版面刊布灵活、注重与其他栏目相协调，并初步对广告进行了分类，对内容的高雅度有着严格要求。英敛之是《大公报》早期的主持人，作为一个先驱，他所确定的办报宗旨和一系列的经营管理措施，使得办报初期就收获了较大的影响力，同时也对《大公报》后期成长起到了开创性的指导作用。

1916年9月，英敛之退居北京香山静宜园，《大公报》被售予王郅隆，《大公报》由此进入王郅隆时期。10月，胡政之受邀入主报社，担任主笔兼经理。胡政之刚入《大公报》即解雇了六个访员，因他们编造新闻专电。同时，约请了林白水等人，以电话或邮稿的方式每天向报社发消息，使新闻面貌大大改观。这种做法不仅保证了新闻报道的即时性和准确性，也是《大公报》知人善任、任人唯才的开端。在对人员进行改革的同时，胡政之又对报纸的版面进行了革新，从1916年11月10日开始，《大公报》版面改版，传统的书册式成为历史，垂直的两栏变为四栏，从此版面变为通栏式。从1917年1月28日开始，版式由以前的一版四栏变为六栏，直到后面的八栏。栏目又配上版花，使版面变得图文并茂，又对标点字号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版面更像一份活着的报纸。

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最不引人注意却又最是遭受非议，因王郅隆与皖系军阀有极深的关系，《大公报》被指为走狗帮凶。实则并不尽然，《大公报》并未对皖系军阀加以袒护，仍然保持着言论的尖锐性，对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中与帝国主义损害中国利益的活动所进行的抗争给予盛赞，对五四反帝爱国运动表示了坚定的支持。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主政，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此外，在《大公报》在报道编排和内容上，新闻报道和言论相配合，显得丰富充实。胡政之加设了传达思想的渠道，创新教育、实业、文化新闻，这是他对报纸内容最重要的革新。直皖战争后，王郅隆出逃。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丧生，报社难以为继，胡政之随后无奈退出，报纸开始走下坡路，直到1925年11月27日停止刊行。

1926年9月1日，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提出了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报方针，《大公报》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复刊初期，《大公报》发表了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因此很受读者欢迎。尤其在资产阶级、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具有广泛影响，发行量逐年增多，行销全国各地，欧美各大城市也有很多订阅的读者。此时的《大公报》获得了第二次腾飞。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入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

“九·一八”事变以后，《大公报》开始刊登宣传蒋介石政府的文章，读者对《大公报》的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销量锐减。因《大公报》地处日租界，不敢发表刺激日本帝国主义的言论，办报条件受到限制。而此时天津日租界又多次发生便衣队骚扰事件，使《大公报》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1931年末，《大公报》被迫第二次迁址到法租界法国电灯房（现电力研究所）后的一所楼房（现哈尔滨道西头市京剧三团）。《大公报》再次迁入法租界以后，又出版发行了六年，此间销量有所回升。

1935年，由于京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开始向南发展。1936年4月1日，《大公报》落户上海，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大公报》正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张季鸾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继创办汉口版和重庆版，胡政之率金诚夫、徐铸成等先后创办《大公报》香港版和桂林版。抗战期间，《大公报》辗转迁徙，财产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依旧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舆论影响力上，国内报纸难望其项背。

在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的共同管理下，尤其是胡政之对报社做出的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大公报》在新记公司时期成为中国报界巨擘。1941年4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选《大公报》为当年的最佳外国报纸，新闻界的最高荣誉第一次青睐中文报纸。新记时期，着力打造津、沪、港、渝四馆，1926年初期发行量不足2000份，1930年猛增至3万份，鼎盛时期每天的销售量约为25万份，远超其他报纸，发行覆盖范围遍及华北、华东、华西再至华南。报社总资产方面，续刊之始吴鼎昌投资5万元，在成功的营销策略指导下，新记《大公报》不断成长壮大，总资产出现巨大的飞跃，开始仅有吴鼎昌投资的5万元，1936年增至50万元，而1946年更是达到惊人的6亿法币。当时《大公报》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的社会效益，本着以社会服务为主旨的办报态度，坚持以“受众为中心”的经营方针，关注社会公益事业，开展社会工作活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解放后，遗留下来的天津版《大公报》、上海版《大公报》、重庆版《大公报》，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逐渐停刊，而香港版《大公报》则连续出版至今。

1902年6月17日，作为《大公报》的创办人之一，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即表明办报的宗旨和目的在于学习西技，改变社会风气，启发国民智慧，救亡图存。他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公报〉序》，说明报纸取大公一名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 即无所不包，采纳群论，毫无偏心； 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坚持“文人论政，文章报国”为办报特色。

1926年，“新记公司”接手《大公报》。宣布《大公报》以文章报国、文人论政，论政而不参政，经营不为赢利，代民众讲话。将“大公”的涵义具化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八字，不党即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即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以金钱所左右；不私即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即夫随声附和，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限于盲。

此后，《大公报》一直秉承“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办报宗旨，立言为公，文章报国，为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香港回归祖国、保持繁荣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英敛之办报时，他认为报纸虽然有着商业的成分，但终究不是只为钱财的真正商家，监督政府，引导国民也是它的天职。这其中明确提出了《大公报》的双重性质：商业性和社会责任，当是中国第一人。英敛之时期，《大公报》内容繁杂、形式多样，但是版面清晰、灵活，而且每天的栏口也不尽相同，时常会有新栏口的增设和旧栏口的改进，新闻报道主要分为“时事要闻”和“中外近事”两个重要栏口，对当时国内外新近发生的事件进行理性、全面、深刻的剖析、评论，针砭时弊、启蒙思想。《大公报》敢于发表客观的言论，与当时部分报纸专注利润有着明显的区别。

英敛之之后，《大公报》进入王郅隆时期，当时，胡政之受邀入主报社为主笔兼经理。胡政之上任后，在《大公报》的经营管理上进行了改革，约请林白水等人，以电话或邮稿的方式每天向报社发消息，使新闻面貌大大改观。同时对报纸的版面进行了革新，从1916年11月10日开始，《大公报》版面改版，传统的书册式成为历史，垂直的两栏现在变为四栏，从此版面变为通栏式。从1917年1月28日开始，版式由以前的一版四栏变为六栏，直到后来的八栏。栏口又配上“版花”，使版面变得图文并茂，又对标点字号进行了调整。在《大公报》在报道编排和内容上，新闻报道和言论相配合，显得丰富充实。胡政之对报纸内容最重要的革新，是增设了教育、实业和文化新闻。

随着《大公报》的不断发展，至21世纪，《大公报》已发展为一份综合性报纸，以政界、工商界、知识界、专业人士为主要读者对象，每日出版对开12至16大张（平均40版），新闻版面包括中国新闻、中国香港新闻、国际新闻、两岸新闻、经济新闻及体育和娱乐新闻等；每天出版《大公评论》，新闻版面亦附有多个评论专栏；还有定期与不定期的专题版面，以时事新闻、热点话题等为题材进行全面、深入的评述，或介绍相关领域的趣味知识。日常专题版面有《中国专题》、《香港人家》（原名《香港一家人》）、《通识新世代》、《中华医药》等，各具特色。《大公报》副刊内容丰富多彩，除每天见报的《大公园》、《小公园》、《新园地》等外，还有《收藏天地》、《文学》、《画坛》、《文摘》等周刊。

《大公报》除综合版在香港发行外，还发行至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全球逾百国家及地区。《大公报》菲律宾版是菲律宾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之一。《大公报》还出版海外航空版。2016年，《大公报》与香港《文汇报》合并组建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后，集团总部设于香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郑州、哈尔滨、西安、昆明设有覆盖中国华北、华东、华南、华中、东北、西北、西南的新闻中心；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俄罗斯、南非、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设立记者站或发行海外版，读者遍及五大洲。

2025年，《大公报》旗下报系有《大公报》《香港文汇报》《香港仔》《大公报海外版》《香港文汇报海外版》。其中，《大公报海外版》包括《大公报东马砂拉越版》《大公报马来西亚专版》《大公报山打根版》《大公报泰国版》《大公报印尼专版》等。此外，大公网作为《大公报》的官方网站、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旗下的新媒体平台，已建立起包括报纸电子版，网站等自有平台，及微博、微信、脸书Facebook、抖音、快手等境内外主流社交和视频平台在内的全媒体平台矩阵，受众为关注香港与内地的政商学等各界精英群体，遍及中国内地、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聚集的国家和地区。

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大公报》涌现出了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费彝民、查良镛（金庸）等一大批中国新闻事业上的著名人物。《〈大公报〉全史（1902-1949）》的“报人”卷，收录了《大公报》发展史上重要的56人，分“三世创业者”“新记‘少帅’”“采编精英”和“经营里手”四个层面。

1919年6月28日，巴黎凡尔赛宫，《凡尔赛和约》签约仪式现场，中国代表团的位置空无一人。现场唯一的中国记者、天津《大公报》总编辑胡政之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写下了通讯《1919年6月28日与中国》。巴黎和会期间，胡政之向国内发回专电14篇、通讯4篇。这是中国记者第一次采访重大的国际事件，他也被誉为“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这些第一手的新闻报道，填补了“中国视角”的空白，发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成为国内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

1931年9月19日凌晨，大公报以《最后消息》为题，刊登了一则独家报道──“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不安。”这就是关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的最早报道。

1935年，范长江作为《大公报》特约记者，因发表系列通讯《中国的西北角》而声名鹊起，成为第一个客观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中国的西北角》记录了范长江在四川、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地跨越万里的行程，详细介绍了中国大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经济和社会状况。全书共64篇，都是范长江在《大公报》上发表的通讯。其中5篇在叙述中涉及到红军，归入书中的“陕甘形势片段”章节。

“七七事变”爆发后，《大公报》战地记者方大曾赴前线采访，写出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在《世界知识》杂志刊发，成为第一个报道“七七事变”的中国记者。

1945年4月25日，旧金山会议召开，来自50个国家的280多名代表齐聚一堂，商讨和制订《联合国宪章》，创立联合国。作为发起国之一，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由10人组成，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当时的驻英大使顾维钧、前驻美大使胡适、抗战期间带领金陵女大师生在成都华西坝复课的校长吴贻芳等人。《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则是代表团中唯一的报人。6月26日中午12时整，《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大厦大礼堂举行。当天的《大公报》特别刊发了一条通讯社消息，指明此次签字典礼“距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凡尔赛和约签字之二十六周年仅两日”。

1945年，大公报记者朱启平见证了日本在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上的签字投降仪式，之后，他所写的报道《落日》于1945年11月2日在《大公报》刊登。这篇文章无论从结构、主题还是标题、文字，都堪称完美，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爱国之情和历史责任感，打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也因此成为永垂史册的经典，被许多记述抗日战争和“二战”的书籍所转载，还被当作新闻通讯的楷模收入大学新闻教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新闻人。

1948年11月10日，香港《大公报》发表王芸生亲自撰写的社评《和平无望》，社评对未来表达了希望：“大局板荡，生民涂炭，身在水火，忧心曷极。但要知道，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并不是稀世的英雄，而是亿万生民。亿万生民的求生力量，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这篇社评标志着香港《大公报》走上新的路程，找到新的方向。

1952年3月1日，香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三·一事件”警民冲突。翌日，《大公报》全文转载《人民日报》的《抗议英帝国主义捕杀香港的我国居民》短评，《大公报》因此被港英政府起诉，面临6个月停刊。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心下，中央政府向英国提出外交交涉。周总理对英国驻华代办严正说：“香港《大公报》是中国人民的报纸，如果中国人民不能在香港办报，那么中国人民将会重新考虑对香港的政策。”此后《大公报》经理费彝民等向合议庭提出上诉，虽被驳回，但《大公报》停刊令也不再执行，《大公报》停刊12日后于5月18日复刊。

1963年，香港遭遇开埠以来罕见的旱灾。港英政府施行严厉制水措施，每4天供水一次，每次只有4小时，全港市民苦不堪言。1963年12月8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听取有关汇报后，同意兴建东深供水工程，引东江水入香港，并在当时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指示拨款3800万元建设东深供水工程。1964年4月23日，大公报头版以八栏大标题报道《粤水供港每年150亿加仑》，率先公布这一消息，同版还配发社评《香港同胞的一大喜讯》。1965年2月28日，又在头版头条报道《东江深圳供水工程落成 塘头厦昨举行庆祝大会》。

1969年11月6日《大公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题为《中苏边界谈判迄无进展迹象》的专电。这是中苏谈判紧张关头，周恩来总理针对苏联单方面宣称谈判进展顺利的“小动作”，紧急召见费彝民，指示他立即用《大公报》广州专电发布消息，揭露苏联“表面上装出和解的样子，实际上是在拖延谈判。”更进一步指出，“根据本报记者了解到的情况，还看不出谈判有取得积极进展的迹象。”不到400字的电文，总理逐字逐句口述，费彝民当场背下来，没有留文字纪录。这则400字消息，当时在国际上所引起的震动，被外电形容为“超过400吨TNT炸药”的威力。

1982年初夏，邓小平在会见《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等港人时，第一次向香港各界人士提出1997年收回香港，但保持香港稳定，继续发挥自由港作用的想法。当时他提出解决香港问题的著名八字方针：“恢复主权、保持繁荣”。《大公报》随即披露了这一独家新闻。在中英会谈、基本法起草的每一个阶段，《大公报》都力争在第一时间把消息报告给受众，抢抓“第一落点”；同时提供独家观点，分析事实背后成因、道理和走势。费彝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大公报》在整个基本法讨论过程中，一直站在爱国爱港的立场，为制定出一部合乎香港实际的基本法而努力。在中英谈判、彭定康抛出“政改方案”等关键时刻，《大公报》坚定不移地与之斗争，为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敢言发声，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首家向香港同胞报道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也是《大公报》。1992年1月22日、23日、24日连续三天报道邓小平南下视察的新闻，26日头版又详尽披露视察新闻，宣告了中国社会又一个巨变的到来。20世纪九十年代，《大公报》权威解读中央政策，反映香港民情、表达社会舆论、团结海内外华人华侨，以及在冲破西方反华舆论的包围、向全世界公正客观地介绍和报道中国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大公报》策划全方位、全时段报道，回归当日报纸头版采用跨版通栏特大标题《回归了，开新篇》，刊登政权交接仪式的整幅照片，气势震撼。社评《中华壮举世纪盛事》指出：“这标志着中华民族百年耻辱得以彻底洗雪，香港进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崭新时代。”特稿《余辉尽矣》，写尽末代港督彭定康黯然心态，传神深刻。这一天的《大公报》，出版4次号外，共300版，印刷百万份，破报纸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毛泽东同志在重庆谈判期间，曾给《大公报》题写“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后来，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为《大公报》题词。2002年适逢《大公报》一百周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题词是：“发扬百年爱国传统，与时俱进开创未来。”2012年，主管港澳工作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为大公报110周年致贺信。202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大公报》创刊120周年发去贺信。

1941年5月15日，在山城重庆日军大轰炸之下坚持出版的《大公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华文报章中获此殊荣者仅大公报一家。

2022年7月22日，由香港报业公会举办的“2021香港最佳新闻奖”颁奖典礼在香港举行，在此次评选中，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共夺得23个奖项。

《大公报》在中国新闻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影响力非同小可。作为一份历史悠久、风风雨雨中坚持传播的报刊，其凭借深邃的文化积淀、坚定不移的采编原则以及持续的社会担当，缔造了一幅壮阔的新闻篇章。作为中国媒体领域的常青树，它不仅目睹了中国现代史的重大篇章，还细致记录了众多关键时刻和历史发展的足迹。该报以其真实、中立及独立报道的品质，赢得了读者对其的信任与敬意，同时也为新闻界树立了标杆。《大公报》不仅是中国新闻史上的珍贵财富，在教授新闻学的过程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所保存的丰富历史档案及其宝贵教训，对新闻教学领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学习资源及借鉴。

《大公报》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多家分馆，如天津、上海、汉口、重庆、香港等，各分馆并存时间长短不一，但都见证了《大公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奋斗历程。在抗日战争期间，《大公报》始终坚持抗战立场，多次在重要时刻发表社评，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例如，在1937年的“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天津，《大公报》津馆“义不受辱”，毅然停刊。仅一个月后，《大公报》汉口版创刊，接续了天津版，这是《大公报》历史上存在时间最短的汉馆。在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大公报》坚持了四个月，最终以一篇《不投降论》的社评“暂别上海读者”。沪馆闭，港馆开，1938 年“八一三”一周年纪念日，《大公报》香港版创刊。同年10月，武汉失守，《大公报》立即关闭汉馆，开设了渝馆，出重庆版。这些分馆的开设与更迭，不仅反映了《大公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轨迹，更体现了其在国家危难之际的责任担当。

历经多个时代，《大公报》展示了其独树一帜的报道风格和杰出成就。初创时期，它依托详尽的调查和公正的报道姿态，迅猛成长为本地新闻舆论的核心。新记公司接管后，伴随着一连串的革新，该报的报道素养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力稳步提高，最终成为全国范围的舆论焦点。在抗日战争期间，面对严峻挑战和困境，它依然坚守岗位，积极播报抗战资讯，传扬民族主义精神，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战后，《大公报》持续聚焦国家重大事件，促进民主的发展，其发表的言论和报道在社会的前行和国家的建设中起到了正面的促进效应。《大公报》凭借其深厚的社会担当与新闻职业操守，获得了各界人士的普遍肯定与夸奖，位居“中国最优秀报纸”行列。

在中国新闻传媒的发展历程中，《大公报》扮演了重要角色，它的影响深刻并持续至今。这家报社不仅在弘扬爱国精神、坚守抗争立场方面显现了其坚强的态度和积极的行动，还培育出许多领军人物。这些杰出的人才不只在报道新闻、撰写评论方面具备卓越能力，还在推进中国新闻界的发展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包括历史上唯一赴法国巴黎和会现场报道的中国记者、红军抵达陕北之时首位深入该地区开展采访工作的国内记者以及在“二战”时期常驻欧洲的唯一中国通讯员在内，均来自《大公报》团队。这批杰出新闻工作者的出现，不仅体现出《大公报》在培育专业人才上的卓越成果，也为中国新闻业带来了全新的生机与推进力。

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秉承“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办报宗旨，立言为公，文章报国，为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香港回归祖国、保持繁荣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进入新时代，《大公报》旗帜鲜明发出正面声音、凝聚社会共识，为维护香港社会稳定、增进香港与内地交流、促进人心回归作出了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大公报》创刊120周年的贺信）

《大公报》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卓著的报纸，在新闻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方汉奇 评）

《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 评）

大公报和他报不同的地方，就在它能创造历史；人家却只能追逐历史，大公报适应了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也锻炼了大公报。（《新青年》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