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夏里亚宾（Feodor Ivanovich Chaliapin，1873年2月13日—1938年4月12日），俄国男低音歌唱家，生于喀山省农民家庭，被誉为“世界低音之王”。

专辑《Great Voices Of The Century》于2011年5月1日发行，收录《Barber Of Seville: La Calunnia》《Faust: Church Scene》《Mefistofele: Ave Signor》等歌剧选段。2020年4月16日发行的Remastered版本专辑《Feodor Chaliapin (Remastered)》包含《Песня герцога》《Прощальная песня》《Смерть Дон Кихота》等10首曲目。

参演电影《Don Quichotte》（1933）饰演唐吉诃德并演唱《Chanson du départ》等四首曲目，电影《Tsar Ivan Vasilevich Groznyy》（1915）饰演伊凡雷帝。电视电影《Chaliapin: The Enchanter》（1998）中通过档案片段饰演唐吉诃德与伊凡雷帝，并献声歌剧《Boris Godunov》。

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夏里亚宾（Chaliapin Fedor Evanovich，Ф.И. Шаляпин，1873-1938年），出生在俄国喀山一个农民家庭。夏里亚宾早年未受过正规教育，但生就一副动听的歌喉。15岁开始在喀山剧院唱过场角色，参加流浪剧团，1891年18岁加入第比里斯合唱团，受男高音乌萨托夫辅导并进入第比里斯歌剧院，系统学习意大利美声唱法与俄罗斯歌唱经验。1892-1893年在第比利斯向声乐专家乌萨托夫学声乐，主要学习意大利的美声唱法的同时，也研究了俄罗斯的歌唱经验。1895年春天经推荐进入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但因初期演唱《水仙女》《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等角色未获成功。在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成功地演唱了许多角色，1894年在彼得堡参加皇家歌剧团，又赴莫斯科加入马蒙托夫歌剧团。在1896年首次诠释格林卡歌剧《伊凡·苏萨宁》中的苏萨宁角色并一举成名；1898年成功塑造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歌剧《普斯科夫姑娘》中的伊凡雷帝形象，确立其在俄罗斯歌剧界的地位。在那里，夏里亚宾演出的歌剧都是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因成功演唱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斯普科夫的姑娘》中的暴君伊凡和穆索尔斯基的《鲍里斯·戈多诺夫》中的戈多诺夫，达尔戈梅斯基的《水仙女》等，声名大震。1899年转入莫斯科大剧院，凭借卓越演技成为剧院台柱，此时年仅26岁。1901年夏里亚宾抵达米兰演出，首次在斯卡拉歌剧院登台，开始获国际声誉。此间，他结识了卡鲁索和其他具有国际影响的歌唱家和艺术家，同时世界也认识了夏里亚宾。1907年，夏里亚宾登临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舞台，他与卡鲁索联袂演出了《浮土德》，卡鲁索饰浮士德，夏里亚宾饰梅菲斯特，他们给观众奉献了一部堪称典范的作品。1913年至1914年，夏里亚宾在伦敦演出歌剧。十月革命后，他应好友高尔基的邀请，重返俄国，担任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的艺术指导，并仍坚持登台演唱。此间，他获得了人民演员的称号，到此为止，这位男低音歌唱家可谓一帆风顺。

但1927年发生的事改变了一切。旅居巴黎期间，他在俄罗斯教堂的院子里看见两个衣衫褴褛的俄罗斯妇女带着几名残疾儿童在行乞。这一情景使他心中非常难过，随后他通过一位神父向当地俄罗斯难民捐款5000法郎。没想这一善举竟酿成大祸：那位神父在巴黎的俄国侨民报上发表了对捐款者表示感谢的话，于是苏联驻巴黎使馆便向莫斯科发出一份有关此事的秘密电报，于是莫斯科轰动了，说夏里亚宾资助了白卫军，投靠反革命…… 莫斯科的报刊称夏里亚宾是“一个为了金钱从本国人民一方逃向本国人民死敌一方的人”，并称：“为什么不宣布：在艺术工作者当中，在享有共和国人民演员光荣称号的人当中，没有夏里亚宾先生这类变色龙、背叛者的地位？！” 　马雅可夫斯基，著名的苏联红色诗人，立即发表《“人民演员”先生》一诗，大声疾呼：“教育人民委员部，/请从/白色老爷的头上/摘下/人民演员的/红色桂冠！”

在一片怒吼声中，夏里亚宾果真被撤销了“人民演员”的头衔。夏里亚宾只会歌唱，根本弄不懂政治是怎回事。他感到痛苦万分。高尔基曾劝他回国，但他对回国后的一切没有信心。为此他又遭到国内严厉谴责，说他出国不归是为了“在资本主义世界追逐个人名利”。 他不得不流亡国外。1984年其部分遗骸从巴黎迁葬莫斯科新圣女公墓，苏联政府恢复其‘人民演员’称号，并在墓前树立由雕塑家叶列茨基创作的全身雕像。在给友人的信中，夏里亚宾满腔深情地写道：“我亲爱的祖国啊，我对你怀着崇敬之情至死方休！”

此后，夏里亚宾在美国定居，后移居巴黎。1935年，夏里亚宾曾来中国做旅行演出，1935年12月至1936年4月间先后于哈尔滨、上海、大连、天津、北平五座城市举办演唱会，其中哈尔滨首演在美国电影院（后东北电影院）连演三场爆满，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演出票价高达6块银元仍一票难求。在哈尔滨演唱《伏尔加船夫曲》等作品，其深沉歌声对中国观众产生深远影响。

1936年3月，夏里亚宾在哈尔滨美国电影院（后改名东北电影院）连续演出三场，全城沸腾，尤其俄国侨民更是欣喜若狂，像迎接一个盛大节日，又像迎接一位亲人。中国大街（今中央大街）上到处张贴着夏里亚宾的招贴画，马车声“哒、哒”响，里面乘坐着去参加夏里亚宾音乐会的人们。

夏里亚宾启程到上海，演出地点设于大光明电影院，三场演出票被抢购一空。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立即举行了一个隆重而热情的茶话会欢迎贵宾。梅兰芳向客人表示歉意时，夏里亚宾强调演出前应减少说话以保护嗓子，这番告诫被梅兰芳转述给青年演员。

夏里亚宾在哈尔滨、上海演出的盛况传到北京后，《世界日报》刊登多篇介绍文章。音乐会演唱曲目包括《跳蚤之歌》《波斯恋曲》《伏尔加船夫曲》等经典作品，票价贵至6块袁大头被抢购一空。青年李德伦在观赏完演唱会后就迷上音乐，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指挥大师。

天津巡演会场设在耀华学校礼堂，5至10元袁大头的票价与北京场次共同创下当时商业演出票价纪录。曹禺回忆在南开中学时曾通过唱片聆听《伏尔加船夫曲》，现场聆听后称其歌唱“深沉，浑厚，有力，令人神往”。

1938年4月12日，夏里亚宾因患败血症，在巴黎去世。夏里亚宾在巴黎逝世后，举行了非常盛大的葬礼。而且他的遗体经过剧院时，当局就希望他的遗体在剧院门前停留一段时间，让大家和这个伟大的俄罗斯歌唱家告别。据说夏里亚宾生前曾经愤怒地说道，我连骨头也不能埋在这个国家（指苏联）。但是在他去世46年后，这位不朽艺术家的遗骸，终于从巴黎迁葬到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夏里亚宾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歌唱家夏里亚宾的墓前竖立着一座全身雕像。雕像的姿态是当年著名画家列宾为他画的肖像。夏里亚宾靠坐在沙发里，一手搭在扶手上，一手插在坎肩里，头略微上扬。神情专注，似乎在聚精会神地倾听音乐。这座传神的雕像不仅唤醒了人们对夏里亚宾歌声的追忆，更唤起了许多俄罗斯老人对他的挚爱和怀念。

在20世纪上半叶的男低音歌唱家中，夏里亚宾无疑是最优秀的一个。他首先是一位俄罗斯的杰出歌唱家，他最擅长演唱俄罗斯的歌剧和民歌。他是鲍里斯、伊凡雷帝、苏萨宁、奥洛芬的最佳扮演者，他对角色的刻画着重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并突出表现角色所代表的社会意义。夏里亚宾还是俄罗斯民歌最好的诠释者，他不仅熟悉俄国各地的风情民俗，而且能够准确把握语调和音色上的变化，从而使包括《伏尔加船夫曲》在内的俄罗斯民歌或古典歌曲，像“充满心灵倾述”的诗篇。夏里亚宾在演唱俄国民族歌剧的角色时尤其充满魅力，他最有魅力的角色是戈多诺夫。高尔基对夏里亚宾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他认为，“在俄罗斯的歌唱艺术中，夏里亚宾居于首位，正如托尔斯泰在语言的艺术中一样”。夏里亚宾无疑还是一位世界性的优秀歌唱家。他演唱意大利和法国歌剧，同样具有极高的水平和极大的魅力。他成功地塑造了如《唐·卡洛斯》中的菲利普王、《弄臣》中的利格莱托、《堂·吉诃德》中的堂·吉诃德等艺术形象。夏里亚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具有独创精神。他所扮演的意大利、法国歌剧中的角色，没有一个是由他首演的。但夏里亚宾勇于突破前人的模式，认真分析角色的性格、语言、身份、背景等，赋予角色以独具一格的新理解和新风格。夏里亚宾认为：歌剧演员不能把自己停留在声乐的技巧上，而应该“反映出剧中或歌中人物的精神”，“歌唱艺术是美妙的声音与思想一致的统一的完整体”。对待艺术，夏里亚宾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夏里亚宾被誉为“低音歌王”，他的嗓音洪亮多彩，雄浑有力，音域较宽，接近于低音男中音。他善于演唱具有朗诵风格的歌曲，在强弱变化、假声、半声、笑声、哭声等特殊唱法的运用上，完美无缺，游刃有余。作为一位歌剧演唱家，夏里亚宾具有一般的意大利、法国歌剧演唱家所不具备的表演才能。他很注重化装的效果和功用，但更讲究“心理上的化装”。他对角色情感和性格的刻画，即使不懂俄语的观众，也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苏联著名的戏剧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说：“我所写的关于演员表演上的体系，都是从夏里亚宾那里得来的”。不过，一些欧美的评论家却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夏里亚宾的表演过于“俄国化”，并不适合他们的口味。夏里亚宾多才多艺，他喜爱绘画，认为这对歌剧演员是有所裨益的。在生活中，他待人诚挚热情，富有同情心，但也易于激动。他录有约200张唱片，拍摄过两部电影，并著有回忆录《我生活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