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长篇小说，在1895年写成第一稿，1899年定稿并于同年首次出版。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俄国，旧社会基础的急剧破坏，俄国社会矛盾的发展促进了托尔斯泰精神的探索。他的人道主义、基督教博爱思想、他对贵族地主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罪恶日益加深的认识、他对人民苦难的了解和深挚的同情最终促使他从贵族地主阶级的这一边，转变到了对立的一边——即宗法制农民的一边。他抛弃了他出身的地主贵族阶级的传统观点，站在农民群众的立场上，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托尔斯泰以俄国1860年至1905年的社会生活为背景创作了《复活》，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就是托尔斯泰对自己的一个寄托，是自己内心的缩影。

托尔斯泰在相继完成了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之后，进入晚年的他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他的艺术批判力量达到了高峰，达到了“撕毁一切假面具”的“清醒现实主义”。以广大农民的眼光观察俄国现实生活，代表农民阶级发表意见，这是他晚期创作巨大批判力量的主要源泉。这在他的各种作品中，特别是长篇小说《复活》中表现得最鲜明、也最为突出。

推动托尔斯泰创作《复活》的情感动力，从大的方面来讲，是更猛烈地抨击沙皇专制制度的社会要求。这种社会要求只有在托尔斯泰听了担任地方法院检察官的朋友科尼向他讲了一个妓女的故事之后，才真正成为《复活》创作的情感动力。科尼向托尔斯泰讲的故事是这样的：在科尼担任地方法院检察官时，有个青年找他，说自己准备同一个女犯人结婚。这个女犯人叫罗扎·丽雅奥尼，是个下等妓院的妓女，因为偷了喝醉酒的嫖客的100卢布被判了刑。科尼听了这件事后大吃一惊。虽经科尼再三劝阻，青年人仍然坚持要结婚，女犯人也表示同意。不久，女犯人得斑疹伤寒死去，婚礼未能举行。据女监看守说，罗扎丽雅的父亲是贵族的佃户，父亲死后女主人收她当佣人，她在16岁时被青年人（女主人的亲戚）诱奸，有了身孕之后又被女主人赶走。她被赶走后生活过不下去了，最终沦为妓女。科尼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早已因尖锐的社会问题而情绪激动的托尔斯泰，激起了他的强烈的创作欲望。

然而在创作过程中却困难重重，接连几年创作一直进行不下去。直到1895年，情况才有了变化。托尔斯泰在1895年1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出去散步，我清楚懂得《复活》为什么写不下去：开头写得不对，我懂得了应该从农民生活写起，他们是主体，是积极人物，而其他不过是影子，是消极人物。”这样一来，作家才找到作品真正的主人公一一下层被压迫的农民，并且对他们开始产生强烈的感情。作家把自己的感情从贵族聂赫留朵夫身上转到了农民玛丝洛娃·喀秋莎身上，作品所表现的不再是贵族悔罪的故事，而是通过玛丝洛娃悲惨的命运对专制制度提出强烈的控诉。在这里，社会的要求和作家内心要求——宗法制农民的立场和情感完全融合起来，从而形成了真正的情感动力，从此《复活》的写作也就进入了顺境。

在小说初稿中，两个主人公的悲欢离合，被作家描绘成了大团圆结局：聂赫留朵夫陪伴玛丝洛娃到了西伯利亚，娶了她，就土地所有制问题著书立说，从事教育儿童的活动；沙皇政府认为他是个危险人物，准备把他流放到更边远的地区去；他闻讯携妻逃亡国外，定居伦敦。但《复活》初稿刚写完，托尔斯泰就坚决否定了原来的构思。

玛丝洛娃原是一个农奴的私生女，她天真，善良，真诚地爱上聂赫留朵夫。但这个腐化堕落的贵族少爷却诱奸了她，把她抛弃，使她陷入种种悲惨遭遇，最后沦为妓女。妓女生活使她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她再也不相信什么善了。于是拼命吸烟、喝酒，麻醉自己。一次被诬告谋财害命，关进监狱，并被昏庸的法官判处四年苦役，流放西伯利亚。

在审判玛丝洛娃时，正巧聂赫留朵夫做陪审员。当他认出她时，良心受到谴责，想通过拯救她以赎前罪，并准备和她结婚。玛丝洛娃在聂赫留朵夫的真诚忏悔和关怀下，消除前怨，逐步恢复过去的爱情，重新唤起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美德，自动戒了烟酒，为了不损害聂赫留朵夫的名誉地位而拒绝与他结婚，而与另一她心爱的犯人西蒙松结合，从而走向“新生”。

聂赫留朵夫也放弃贵族生活，把土地分给农民，与上流社会断绝交往，虔诚信奉宗教，相信《圣经》中说的：“人不但不可恨仇敌，而要爱仇敌”，认为这是克服种种社会罪恶的做法。

聂赫留朵夫

《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完整而充分地体现了“道德自我完善”的过程和思想。他经过返归和自我完善在精神上获得了新生。

聂赫留朵夫的思想变化可以分为：第一阶段是纯洁善良、追求理想的阶段。这时他健康、真诚、充实、崇高，乐于为一切美好的事业而献身，真挚地爱着玛丝洛娃。那时的爱是纯洁美好的。“在他眼里，只有妻子才是女人，凡是不能成为他妻子的女人都不是女人，而只是人”。第二阶段是放纵情欲，走向堕落。踏上社会后，聂赫留朵夫变得猥琐、低下、空虚、渺小，认为女人无非是一种“享乐工具”。他诱骗了玛丝洛娃，之后给了她一笔钱。这种做法是兽性的表现，更是对纯洁的爱的侮辱，但那时他无法控制自己，导致了一个女人的悲剧。第三阶段是从忏悔走向复活。法庭审判之后，他内心痛苦，认清了自己虚伪可耻的面目，决心悔过自新。在他忏悔的过程中，通过对他的所见所闻，揭露和批判了沙皇俄国社会的腐败和黑暗，批判了沙俄专制的国家制度，揭露了政府机关的黑暗和官吏的残暴。

玛丝洛娃

作者通过玛丝洛娃体现了俄罗斯人民所遭受的深重苦难和对整个黑暗社会的无比憎恨。她在拒绝聂赫留朵夫的“善行”时，一再表现出自己内心的屈辱、痛苦和按捺不住的愤怒。正是这种感情触动了她麻木不仁的灵魂，并最后使她觉醒过来。由于她的灵魂深处始终保存着善良的天性和与聂赫留朵夫初恋时的美好回忆，“悔罪”的聂赫留朵夫才能获得她的宽恕，并使她重新“爱”上他。玛丝洛娃最终拒绝聂赫留朵夫要求和他结婚的建议，表现出玛丝洛娃的崇高品质，也是她为了爱他而做出的自我牺牲。玛丝洛娃的“宽恕”精神使她的灵魂获得了“复活”，然而，读者却看到作者在寻求玛丝洛娃“复活”的过程中，逐步接近了托尔斯泰过去所否定和厌恶的“革命者”。作者让玛丝洛娃进入政治犯的圈子；跟这些人接触，使玛丝洛娃感到亲切和自然。西蒙松对玛丝洛娃的爱情，虽然说是出于同情，确也是合适的。这能使她的灵魂感到轻松和慰藉。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的结合将会把玛丝洛娃带入革命者的队伍。而聂赫留朵夫的那种仁慈的“忏悔”，无论怎样真诚，却终究免不了带有居高临下的态度和宽宏大量的意味。玛丝洛娃意识到过去的爱情已经永远不能“复活”，她也不再需要这一切了。而此时在她面前展现的是她所渴望的、有意义的、鲜活的、真实生活，这才是玛丝洛娃真正的新生和灵魂的“复活”。

西蒙松

政治犯。民粹党人，一个军需官的儿子，上大学时接受了民粹思想，然后就到农村去做教员。他的行为还来自他的宗教性的世界观，这是他在农村教书形成的一种世界观，他认为世界上万物都是活的，人作为这有机体的一部分，必须维护有机体的生命，他的宗教观使他觉得每个人对这世界都是有责任的，就是不能使这世界死下去，而是活下来，每一个人都必须使他的活力起作用。其实这是个很宏伟的世界观，是经过很认真的实践和深刻的玄思而形成的。他在爱情上则持柏拉图观点，他不结婚，也不赞成性爱。之所以玛丝洛娃求婚，是他认为他能解除玛丝洛娃的厄运，他觉得这女人太不幸了。这女人吸引他的最重要原因，是她太苦难了，是个受苦的人，而他有责任去解救她的苦难。实际上他对玛丝洛娃的女性的魅力，绝对是受到影响的，可他自己不愿承认。

玛丽娅

政治犯。聂赫留朵夫在监狱里就见过她，在心里留下深刻印象。她长得很漂亮，有双羔羊一样的眼睛，气质非常高尚。她把她在车上的座位让给了一个怀孕的女刑事犯，此外，她手里还抱着个流刑犯的小女儿。这流刑犯戴着手铐，所以不能抱自己的女儿，玛丽娅就抱着他女儿走在去西伯利亚的路上。她出身在一个富裕的将军家庭，受到过很好的教育，会三国外语，但她从小就喜欢和贫苦人在一起，喜欢在佣人的房间里，这是使她成为革命者的重要条件。她十几岁就离开家庭去做女工，然后去农村，再度回到城里，她的住处就成了一个秘密印刷所。

批判沙俄封建社会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描绘了19世纪广阔的俄国社会风貌，以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这一对青年男女堕落与复活的经历为主线，通过二人的生活视角展示了当时沙皇俄国上上下下各个阶层，不同身份人物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风貌。在小说所描绘的广袤的沙俄封建社会中，托尔斯泰塑造的形形色色的群体与人物都不可避免的带有非道德的、非理性的色彩。其中，统治阶级中贪婪、暴戾、纵欲的动物性最为显著。上流社会的贵族不事生产、挥金如土、通奸成瘾、豢养情人，可以视作是全书中最不具备道德观念的群体。在军队中，暴行与屠杀是合法的，军人无所事事，既不从事有益的劳动，也不负担人类共同的义务，游手好闲，欺下媚上。而那些官僚则贪赃枉法、残忍暴戾、麻木不仁，他们原本也是善良宽厚之人，进入官场之后，却变得麻木残忍。而底层的穷人虽然勤劳坚强，但为了在畸形社会中生存，也会铤而走险，违背法律。至于教会，也不过是打着博爱、平等的旗号去愚弄人民、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就连道德水平高于一般人的革命者，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反抗压迫也会采取暴力恐怖手段去冲击政府，这种行为显然与托尔斯泰“勿以暴力抗恶”的世界观相违背。托尔斯泰用聂赫留朵夫的视角与心理批判了沙俄封建社会中的丑恶性、虚伪性与不公性。

精神自我拯救与矛盾性

托尔斯泰主义和俄罗斯的宗教哲学有很多关联之处，但在《复活》一文中，这种精神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完善与当时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结合在一起，因而这种解决的方式显得苍白无力，并充满了内在的矛盾。作为上层的统治阶级的一员，自然在认识到自身的罪恶之后，可以通过宗教的手段，来实现对自我救赎。然而对于从来就处于下层的穷苦百姓，他们的救赎要依靠什么。玛丝洛娃最后原谅了聂赫留朵夫，可这并没有改变她被流放的命运。人是一个作为过程的存在，当人的物质形式消灭以后，无论是托尔斯泰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是任何一位有理性的文学家都难于讨论关于灵魂的问题。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面对着无处不在的恶，人们怎么样才能摆脱。原谅与宽恕对恶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当然，暴力不能解决一切，尤其不能解决人性深处的，不依赖社会制度而存在的矛盾，例如贪婪、妒忌、淫欲、暴力等。但是，幻想在一个恶的环境中通过道德自我完善来达到自我解放，是不现实的，只有在实现物质上的解放后，才有条件实现精神上的解放。只有在每个人摆脱了饥饿、寒冷、奴役、压迫的束缚之后，才有可能追求灵魂的自由。

其实，岂止是平民，对于贵族也一样，《复活》里写的虽然是贵族的忏悔，但是托尔斯泰并不是把这个母题当作贵族的专利，他是把忏悔放在人的心灵的内在的、普遍的矛盾中展开的。人都有神性和兽性。人若放纵了自己，就可能堕落：而人一旦自觉，则可能“复活”。所以托尔斯泰主张以“道德的自我完成”来改变社会的不平等和罪恶。在社会革命激烈的时代，他提倡“不以暴力抗恶”，是反对阶级斗争的。

在《复活》中，托尔斯泰最终也没能找到解决俄国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方法，作品最后也只写了聂赫留朵夫希望从福音书找到解决的方法。不少人认为这是托尔斯泰的一个局限，他在小说中对革命者是不抱太大希望的，所以也就没有深入去探讨这些革命者并持一定的反对态度。他宣扬的只是一种非暴力政策，即“不以暴力抗恶”，他虽然厌恶当局者，但是却反对报复政府的统治，所以他通过革命者表达了这个思想，即书中纳巴托夫说的；“不应该摧毁整个大厦，只要把这个美丽，坚固，雄伟，为他们所热爱的古老大厦内的房间作一次重新分配就行了”。只希望通过福音书里的教义教导人们向善，企图以此感动所有的人，使统治者也向善，达到社会的安定繁荣，人民生活幸福，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可是，这种改良思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聂赫留朵夫最终也没有真正找到出路。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尽管不赞成摧毁当时的制度，但托尔斯泰对俄国统治机关的合理性提出了怀疑：“法院唯一的宗旨就是维持社会现状，因此他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高于一般水平并想提高这个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政治犯，同时又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犯罪型。”

小说中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见到受审的玛丝洛娃，意识到她现在的一切苦难都是他造成的，于是“良心发现”决定为玛丝洛娃上诉以赎罪，他四处奔走于莫斯科—彼得堡、城市—乡村、监狱—官署、贵族沙龙—苦役犯转接站等，各式各样的生活场景及各色人等不断涌入小说中：农民巴诺沃穿着破衣烂衫，衣不蔽体，住着东倒西歪的茅草房，更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农妇玛尔法的丈夫被关进监狱，她不得不带着生病的婆婆和3个孩子外出要饭以维持生计；农妇阿尼霞的孩子由于长期食不果腹导致面无血色，瘦弱的小腿像蚯蚓一般。而彼得堡国务大臣查尔斯基要穿名贵舒适的服装，吃名厨烹制的美味佳肴，外出要乘坐豪华马车，并从国库捞取大量的金钱，获取更多的勋章； 法庭的神甫身穿棕色法衣，脸胖得圆鼓鼓的，胸前戴着金十字架，右边还别着一枚勋章；柯察金公爵一家要坐头等客车在前呼后拥的奴仆们的簇拥下去庄园避暑，公爵夫人还要坐在由两个人抬着的圈椅上，身后还得有女仆跟随着，为其打着阳伞…… 小说借聂赫留朵夫之口表达了托尔斯泰反映生活的基本原则：“所有那些耀眼的光辉，所有那些富丽堂皇的外表，往往掩盖着古老的罪行，这些罪行已经为人们司空见惯，不但没有受到惩罚， 反而风靡一时，由人们想出种种美化的办法加以粉饰。”

托尔斯泰既通过宏观的全景式对比来揭示小说的主题，又通过微观的小场景对比描写来展开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这体现了他在运用多层次强烈对比手法上的匠心独运。正因如此，《复活》通过对比把当时沙皇俄国统治阶级的罪恶和底层人民的灾难暴露无遗，并生动绘制了19世纪末期沙皇俄国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全景图，从而突出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也增强了小说批判的力度。

《复活》中的心理描写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高度，能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抓住人物瞬间思想情感变化，表现人物思想情感的矛盾和斗争的过程，通过人物心灵辩证的发展过程探求人物道德的自我完善及人性的复归，展示心理流动形态的多样性与内在联系，使所揭示的心理内容更真实、自然和深刻。

《复活》中法庭审判时，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巧遇玛丝洛娃的心理描写逼真、细腻而深刻，当聂赫留朵夫认出被告是自己在姑妈家诱奸的玛丝洛娃时，他就意识到玛丝洛娃的堕落及被诬告一定与自己有关联，他开始是不肯承认这个事实的，所以，当玛丝洛娃看向他时，他就胆颤心惊，害怕玛丝洛娃认出自己，那情形就仿佛有人要兜头打下来似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想往后缩，担心玛丝洛娃当众揭穿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他当众出丑，但发现玛丝洛娃似乎没有认出他时，又长长地舒一口气，如释重负，故作镇静地掩盖住内心的惶恐不安，他希望法庭快点审结此案，以便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可是，良心又要求他为犯人鸣冤叫屈、伸张正义。法庭审讯的过程就是聂赫留朵夫自我分析、自我认识和自我评判的过程，他一直处在内心激烈的矛盾斗争中，时而羞愧、时而怜悯、时而恐惧、时而厌恶……不敢承认又不能逃避，这段心理过程描写把聂赫留朵夫的绝望与期待、自尊与妥协等种种矛盾而复杂的思想情感描写得惟妙惟肖，感情色彩鲜明，饱蘸着作者的爱憎好恶，同时， 层次清楚，挖掘深刻。

托尔斯泰为了批判当时沙皇俄国的专制制度、法律制度、宗教制度和土地制度的需要，在《复活》中运用了独特有力的讽刺艺术手法，他笔下讽刺手法的特点一般是通过细致描写具有讽刺意味的人和事来达到讽刺的目的，描写不带有主观色彩，只是平淡地、不露声色地、客观地娓娓道来，却收到尖锐、辛辣、有力的针砭效果，让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来。

《复活》中描写的法庭审判玛丝洛娃的场面十分精彩且极具讽刺性，令人瞠目结舌。小说从玛丝洛娃被押上法庭开始一直写到法庭的最后宣判，审讯期间，庭长、法官、检察官、书记员、陪审员，各个道貌岸然，毫不关心案情的真相和是非曲直，而是各怀心腹事：庭长想快点审结此案，因为他着急背着妻子去与情妇约会；一个法官心情一直不好，因为他出门前与妻子发生了争吵，担心回家后妻子不给自己做饭吃，心中忐忑；另一个法官患有胃病，决定从今天开始使用新的治疗方法，不知道新方法疗效如何，一直在琢磨着这个事儿；副检察官在法庭审判的前一天晚上出去嫖妓，对于案件一点儿也不熟悉；陪审员只关心城里新近发生的八卦和谣言……他们各怀鬼胎，无心断案，却偏偏要摆出一副认真负责、公正无私的样子，有时让玛丝洛娃重复辩护词，有时假装在记录，其实是把文稿上的字再描一遍。这个法庭审判场面没有荒诞不经的喜剧情节，也没有锋芒毕露的讽刺词语，却把沙皇俄国法庭“庄严神圣”的外衣彻底撕掉，由这样一群草菅人命的家伙操控着法庭的生杀大权，案件的黑白是非被颠倒实属必然。小说暴露了这些司法人员的丑恶嘴脸和肮脏灵魂，这些被否定的对象本身所带有的强烈讽刺色彩，作者稍作如实、集中摹写，就构成了一幅幅绝妙的讽刺画面。

《复活》自1899年在俄罗斯国内首次出版以来，作家便因其尖锐辛辣的讽刺艺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无情揭露，迅速引起了俄罗斯众多学者的热切关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评论家集中于探讨列夫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艺术成就以及托尔斯泰主义道德观，认为《复活》是其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的总结。

在中国，《复活》被作为选文编入了高等学校“马工程”版《外国文学史》教材以及部编版高中语文教科书选择性必修上册中。

《复活》多次被改编搬上银幕和舞台。1937年春，新南剧社在上海演出由田汉改编的话剧《复活》。1943年，陈鲤庭把夏衍改编的剧本《复活》搬上重庆的舞台，白杨饰演玛丝洛娃，项堃饰演聂赫留朵夫。1960年，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将《复活》改编成同名影片。两年后，影片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完成。1962年3月26日，译制片《复活》在中国上映。2019年12月，由中俄艺术家合作，根据《复活》改编的同名歌剧上演。

托尔斯泰《复活》中的 “复活”是对耶稣“复活”观念的一种变通性理解，这种观念在宗教遭受科学冲击的时代颇具影响力，且深深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中以“复活”为题材的创作。除田汉和夏衍的话剧外，还有一些以《复活》为题目的作品，其内容与托尔斯泰的《复活》基本没有关系， 又确实描写了人物精神的改变，它们揭示人物精神复活的原因时往往归结为恋人、亲人等对当事人的爱和鼓励。如白莱的《复活》描写主人公因朋友的关心从悲观绝望状态中振作起来，得以“复活”；王新命的《复活》表现国难当头时一群青年男女的觉醒， 不再沉迷于无聊的生活，决心投身抗战；莎汀的《复活》写失恋的男主人公收到他所恋慕的女子的来信，从沉沦中振作了起来，实现了精神的复活。而端木蕻良的《复活》是个例外， 它不仅直接以耶稣的受难、复活为内容，且与托尔斯泰的《复活》也有类似之处，其中马利亚遇到耶稣后的“复活”，与聂赫留朵夫、玛丝洛娃的“复活”颇为相似。很多研究者也将端木蕻良创作的《科尔沁旗草原》中的丁宁看作是《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即使《复活》没有他早年作品底和谐的丰满，即使我个人更爱《战争与和平》，它仍不失为歌颂人类同情的最美的诗，——最真实的诗，也许，我在本书中比在他别的任何作品中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底清明的目光，淡灰色的，深沉的“深入人底灵魂的目光”，它在每颗灵魂中都看到神祇存在。

苏联文艺学家巴赫金：“《复活》的构造与托尔斯泰先前的小说截然不同。我们应把最后这部小说归于一种特殊的体裁类型。《战争与和平》是家庭历史长篇小说（有史诗倾向）。《安娜·卡列尼娜》是家庭心理小说。应把《复活》确定为社会思想小说。”

俄国诗人梅列日科夫斯基：（聂赫留朵夫）“是——结晶体般整齐的、透明的、没有生命的抽象，是做出道德——宗教结论的道德——宗教之前提。这个人是永远不会反叛自己的创造者的，不会做出、也不会说出出其不意的事来。这不仅是没有个性、也是没有面孔的东西，是基督教‘推理’灰色阴郁蜘蛛网上的灰色阴郁的蜘蛛。这是加强和集中声响的机械地服从的音乐仪器，像共鸣器或者传场筒一样；而站在它后面的‘作者先生’正是用它来大声宣扬自己的道德原理的。”

匈牙利文学批评家卢卡契：作家的世界观激变之后，原来的艺术家托尔斯泰已经不复存在，《复活》不是优秀的艺术作品。

原黑龙江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刁绍华：聂赫留道夫四处活动，引出许许多多的人物和场面。这些人物和场面没有直接进入小说的基本情节，没有成为男女主人公矛盾冲突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自成一体，反映出时代的基本矛盾，即广大人民与统治阶级及其奴仆的矛盾。这个矛盾压倒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道德冲突而成为全书的基本冲突，不仅是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精神“复活”的社会动力，而且体现着小说的基本主题。因此，《复活》的结构也应该看成是“多声部” 的。

作家王安忆：《复活》是怎样一个心灵世界：它的世界是一个赎罪的世界，罪人的世界。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复活》这部小说的整体调性，就是史诗般磅礴的叙事和充满道德感的说教、小说精致的情节结构和作者激愤的主观立场、滞重凝练的文字推进和悲天悯人的情感覆盖这一切的相互交织。

1933年之前，只有契尔特科夫在伦敦印行的英、俄两种版本保持了原作的本来面目。因《复活》揭露了沙俄司法制度的腐败和教会的虚伪，在发表时被审查机关删削的地方很多。直到1933年在《托尔斯泰全集》（纪念版，第三二卷）中，才第一次完整地发表了《复活》的全文。

《复活》在中国的译介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1914年9月，马君武所译的《心狱》（《复活》第一部）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32年第四版的封面上写着“发人深省，有功社会之作，不仅作小说观也”。可见，对《复活》的翻译一直本着启迪民智、有功社会的目标。1922年，耿济之从俄语原文翻译的全本《复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中国第一部完整译本。截至1949年10月1日，可查的小说译本、剧本译本及改编本有七八种之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学者和翻译家们对《复活》的兴趣长盛不衰，已有十余种译本，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汝龙、草婴、力冈、乔振绪等翻译家的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