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又译作《唐·吉诃德》《堂·吉诃德》等，全名为《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萨维德拉于1605年和1615年分两部分出版的长篇反骑士小说。

《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于1605年，第二部出版于1615年。此时西班牙虽然仍坐拥幅员辽阔的殖民地，但地中海霸主的荣光已然不再。经济上，菲利普二世的穷兵黩武导致国库空虚，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至1598年菲利普二世逝世，国家财政已经三次破产。政治上，多年来的苛捐杂税致使阶级矛盾尖锐，政府公债制度的固有缺陷使得卖官鬻爵现象普遍，庞大的官僚体系尾大不掉。此外，对宗教纯洁性的狂热致使菲利普二世对非天主教徒展开了残酷的迫害，宗教裁判所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国家。军事上，与英国的海战使得西班牙“无敌舰队”的神话破产，庞大的军费支出也使得国家财政雪上加霜。思想文化上更是实行严格的文化审查制度，所有印刷书籍必须首先获得国王的恩准，然后取得一份有效期十年的专有权证书，再经过世俗和宗教两道审查，且获得勘误和定价证明，最后献给某位权贵，乞求其庇护才能付梓出版：在小说的开篇，塞万提斯就在给贝哈尔公爵的献辞中写道，“我冒昧把《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依托您鼎鼎大名的庇荫出版”。

《堂吉诃德》问世的时候，正是荒诞虚妄的骑士文学在西班牙风行的“黄金时代”。骑士文学本来是指以骑士为题材的一种文学，这类作品无一例外地都把骑士当成英雄加以描写，写他们怎样以非凡的勇气和力量，帮助人们摆脱苦难。这类文学作品最初曾经以它比较进步的民主倾向，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到了17世纪资产阶级需要采取反封建的实际行动时，这种文学所歌颂的骑士英雄就显得很不合时宜了。但是在西班牙，这种过时的文学却偏偏非常时髦。塞万提斯深深感到骑士文学对人们的毒害，决计要改变西班牙文坛的局面，于是他创作了《堂吉诃德》这部小说。

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主义文学出现之前，西班牙文坛上有影响文学体裁的主要是流浪汉小说和骑士传奇（小说）。流浪汉小说是16世纪中叶，在中世纪市民文学的影响下，在西班牙产生的一种新型文学体裁。它一般以自传体的形式描写流浪主人公的所见所闻。这类小说往往具有“出身—教育—浪游”的情节模式和“货运列车”式的结构模式，通过主人公的流浪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流浪汉小说已初具近代小说的规模。骑士传奇是骑士文学的主要体裁之一，主要讲述骑士行侠冒险的经历。骑士文学是西方中世纪文学的四大形态之一，是骑士制度盛行时代的产物，主要表现封建贵族阶级的精神特征，代表世俗贵族阶级文学的主要成就。人文主义作家塞万提斯在创作上深受这两种文学样式的影响。《堂吉诃德》在写作技法上模仿骑士小说的写法，深谙骑士小说的写作之道；在情节结构上采用了流浪汉小说的写法，即线性结构，但又有所突破。

塞万提斯曾投笔从戎，于1571年的雷邦多战役中左手残废，伤愈归队后又于1575年西班牙与荷兰的战争兵败归国途中被海盗俘获作奴，十年间三次策划逃跑不成，一力担下所有罪责。被家人倾家荡产赎回后，塞万提斯艰难地讨要到了一个收税官的职务，因一次暴力抗税事件与当地教会产生冲突后被开除教籍。在其后采购军需的工作中，他又因账目问题被捕入狱，在狱中完成了《堂吉诃德》第一部的创作。

塞万提斯在出版了《堂吉诃德》第一部以后，没有续写第二部，却转而从事诗歌、戏剧和短篇小说的写作。时间过了十年，在这十年期间，由于他的《堂吉诃德》对封建制度和宫廷贵族的讽刺、对骑士小说作者的嘲笑、在艺术上的成功而遭致同行的嫉妒，各方面对他不满与憎恨的人，总想找一个机会对他进行打击和报复。1614年，在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第二部已写到五十九章时，他偶然发现了一部伪造的《堂吉诃德》第二部，那是塔拉哥纳省一批仇恨他的贵族搞的鬼。塞万提斯久久不能抑制自己的愤怒。这部手笔低劣的伪书竟盗用塞万提斯的名字，简直是对塞万提斯的莫大侮辱；这逼着塞万提斯不得不怀着满腔的愤怒将第二部急速写完，以表示对伪书炮制者的强烈抗议。所以，《唐吉诃德》的第二部在1615年就出版了。由于是在愤激的情况下匆促成书，因此最后几章不免有些草率。

拉曼却地方一个乡村的小绅士叫吉桑诺，将近五十岁，身段颀长，面孔瘦削，有一匹瘦马，还有一支长矛、一面旧盾，家中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女管家，一个二十来岁的外甥女，还有一个帮工，一般生活可以维持，但并不大富裕。他有一个嗜好是喜读骑士小说，读得入迷了，不打猎，不管家事，后来竟然把土地卖了去买这类书，并见人就与人议论书中的义理。从黑夜到白天，从白天到黑夜，他每天这样谈，以致脑汁渐渐枯竭下去，终于失掉了理性。他脑子里满是魔法、战车、决斗、挑战、受伤、漫游、恋爱、风波以及书中种种荒唐无理的事，凡是书中所写的他都信以为真。于是发生奇想，为了增进自己的声名并谋求公众的福利，他要去做游侠骑士，把书中见到的都实行起来，去解救苦难，去亲历危险，去建立功业。他于是给马起了名为驽骍难得，意为从前劳役的马，找出矛和盾，把一个乡间女子臆想为身为骑士的自己的夫人，便出了村子去行侠仗义，游走天下。

在客店里，他把店主认作堡主，硬叫他封了自己，然后第一件遇到的不平事是一个富农拷打一个小牧童，是因为牧童放羊时丢了羊，堂吉诃德见状不平，他不仅叫富农放了牧童，还叫富农把欠下的九个月的工资照致发给放羊的孩子。那个财主叫郝屠多，当时虽然答应下来了，可是当堂吉诃德一走，又把小牧童安德列斯绑起来打了一顿，他的仗义毫无结果。后来，他回家来了，约见了他的邻居——个老实的农民桑丘·潘沙，约请其为侍从，答应将来叫他做海岛总督。于是怀着梦想的桑丘，骑着小毛驴，作为侍从与他一起“建功立业”去了。在两次外出游侠冒险中，闹了无数的笑话，傻把风车当巨人，把旅店当城堡，把苦役犯当作被迫害的骑士，把皮囊当作巨人的头颅等等。最后由桑丘把他锁在笼子里用牛车拉回来。

但他仍执迷不悟，养好伤后又开始了第三次游侠。这次桑丘真当上了“总督”，堂吉诃德迫不及待地要桑丘实施改革社会的方案，却受尽了公爵夫妇的戏弄，险些丧命。最后，被同村的加尔拉斯果学士假扮的白月骑士打败后才被迫返乡，从此卧床不起。最后在垂危中理智醒来，发现过去自己的荒唐，死前立下三条遗嘱，一是过去付给桑丘的一笔钱，账不用算了，花剩下的都给他用，因为这个人心地纯良，做事忠实；二是遗产全部归外甥女，但如果嫁人时，那个人要读过骑士文学，就不要嫁给这样的人，遗产全部收回，拨给宗教充做宣传费用；三是向以他为题材的作者致歉，令其写出了这部荒唐的书，自己为此有良心负担。最后，这位骑士便安心地死去了。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

堂吉诃德的骑士精神在小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故事一开始，他就沉浸在书中，废寝忘食。书中描绘出了另外一个世界：骑士制度、骑士精神及其道德规范，作为西欧封建社会的独特产物，承载着“效忠帝王，护卫帝王，秉持侠义”的使命，强调“举止优雅”，要求骑士不仅忠诚地服务于主人，更要守护并尊重女主人。对于骑士而言，最大的荣耀莫过于为心仪的女性冒险并赢得胜利，这种情感与行动在骑士小说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它们描绘了骑士们“忠君护弱”的传奇经历，通过忠诚与侠义精神赢得贵族女性的爱慕。堂吉诃德对这个世界中的爱情与仇恨、英雄与美女的故事沉迷不已，甚至想要亲身参与其中，模仿书中的情节，成为一名骑士。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给自己那匹瘦弱的老马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还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堂吉诃德。他还虚构出一个名叫杜尔西尼亚的公主，并把她当作自己的秘密情人。在自觉达到了骑士小说里的骑士标准之后，他开始了他的第四次冒险。一路走来，他甚至不惜与路人发生冲突，也要拿到所谓的骑士爵位和盔甲。

堂吉诃德种种匪夷所思行为的内在因素在于他沉迷于骑士小说，对书中荒唐的故事信以为真，并幻想自己也能成为一个骑士，去伸张正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导致他做出了种种与时代相悖、令人瞠目结舌的行径，从而四处碰壁，遭受了一系列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其次，堂吉诃德的悲剧也反映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他渴望在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光辉下实现自己的英雄梦想，但残酷的现实却一次次击碎了他的幻想，使他陷入深深的痛苦和迷茫之中。桑丘作为堂吉诃德的第一个读者和伙伴，他的存在也揭示了堂吉诃德悲剧的另一面。桑丘见证了堂吉诃德的荒唐行为，但并未能阻止他，反而有时在无形中加剧了堂吉诃德的悲剧。这种悲剧不仅在于堂吉诃德个人的疯狂和迷失，更在于他与社会现实的脱节和无法调和的矛盾。

人文主义

堂吉诃德在文中是被嘲讽的典型，但他自认为是站在骑士的角度行事，始终坚定自己的理想，崇尚真理和正义，具有侠义精神，勇于与恶势力斗争。如他认为风车是恶魔，然后就去攻打风车；他认为混乱的羊群是交战的军队，于是就大战羊群；为了解救受苦的骑士，他打烂了木偶戏台；为了小雇主受的皮肉之苦，他去惩罚财主。这些荒诞的行为中富含着堂吉诃德对人们的同情，体现出他对封建势力的反抗。

堂吉诃德还主张将封建制度中的等级观念废除，贵族和平民的地位可以交换。平民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改变自身所处的阶级，人不应该按照血统和地位区分高低贵贱，而是应该根据人的品德高尚与否。一个人的品德属于其内在付出的努力，和人文主义的思想观念不谋而合。主人公堂吉诃德虽然出身于没落的地主家庭，但家境比普通贫民要好很多，然而他并没有选择随遇而安的生活，他不愿意过散漫的日子，愿意身负艰险任务，想要建功立业，永垂青史，这些想法都体现出人文主义精神。与此同时，堂吉诃德还认为游侠的本分就是吃苦，经过磨练后，自己就会更坚强，虽然结局失败了，但却突破了自己，勇于突破自己正是人文主义宣扬的思想之一。堂吉诃德崇尚自由，要自己决定命运，这些想法都是文艺复兴时期展现出的人文主义思想。

殖民主义

作为一部典型的殖民主义文本，《堂吉诃德》产生在西班牙的“黄金时代”盛极转衰之际，小说主人公游侠的基本目标则是在海外建立殖民统治。堂吉诃德首次出游失败后，就是用这种神话诱使穷乡僻壤的农人参与作者一手导演的殖民冒险的：“堂吉诃德说得天花乱坠，又是劝诱，又是许愿，这可怜的老乡就决心跟他出门，做他的侍从。堂吉诃德还对他这么说：他尽管放心，跟自己出门，因为可能来个意外奇遇，一眨眼征服了个把海岛，就让他做岛上的总督。对历史的重新书写，使《堂吉诃德》充满了浓厚的殖民语境。在小说中，美洲或印度的形象几乎无处不在。主仆二人在游侠过程中，不时巧遇夫妇或父女到美洲去赴任，多次听说国人在西洋发了大财。这些描写，表现了塞万提斯作为当时最大殖民帝国国人的一种占有欲望。他们无视自己手中的黄金、白银是疯狂掠夺和血腥杀戮的结果，认为殖民地的财富理所当然地属于帝国资产；而西班牙人，则有权心安理得、随心所欲地支配和使用它们。

《堂吉诃德》以讽刺艺术而著称。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使用了“情景反讽”与“行为反讽”两种方式。行为反讽主要表现为身份和行为的错位，堂吉诃德自觉遵守了骑士守则，履行了骑士的义务，如手持长矛彻夜不睡；他思念着自己幻想中的恋人，种种不协调中充满了讽刺意味。堂吉诃德的“善心”常常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如惩罚一个丢了一只羊的牧童，使得孩子被打得半死，还丢了工作。堂吉诃德行为的动机是善的，引发的结果却未必是善的，他散兵放囚，本意是为了拯救受难者，但却引发了一场动乱，这也是一种情景反讽。

《堂吉诃德》以不断发生的事件为线索，揭示出人物身份地位的悄然变化，引起了读者的阵阵哄笑，其过程充满了讽刺性。小说一开始，堂吉诃德就化身为救苦救难者。但他首次告败，被村民们带回了家。小说的最后，以拯救者身份出场的他反倒成了一个需要拯救的人， 在牧师和理发师的帮助下，才逃过苦难，回到了自己的家。在这过程中，堂吉诃德始终自称为侠肝义胆的骑士，但他所有的骑士行为却无不以违反初衷的糟糕结果而告终，并使他成为了一个被人同情的弱者。这种鲜明的对比与讽刺又使堂吉诃德的形象带上了喜剧色彩。塞万提斯对各种讽刺手法的灵活运用，使作品的喜剧效果大为增强。

《堂吉诃德》为了准确地反应作者的真实意图，而将社会上不同的声音组织起来，通过作品来体现，其表现方式有：混合语言，引用由他人的语言和主人公的语言，插入其他体裁内容。同时，桑丘语言和堂吉诃德语言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桑丘的语言风格幽默、充满狡黠和机智，常常会不自觉地引用一大串民间的歇后语和谚语，更加反衬出骑士话语的荒诞不经。而堂吉诃德在清醒的时刻，却往往有着精辟的见解和独到的思考，并在不经意间向读者传达出一种昂扬向上的情感信息。当然，小说中的视角变化和转换，也体现出了多种语言及声音。

塞万提斯虽然模仿骑士传奇，但是主人公的游侠不在离奇虚构的环境中进行。《堂吉诃德》虽也近似流浪汉小说，但情节更为丰富、复杂，环境都经过一番选择和安排。例如书中常常以旅店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因为这里可以出现各种人物，看到各种社会关系，更便于描写广阔的生活。小说在主要情节之外，还穿插了一些独立的故事，更广泛地反映了现实。第二卷中，这类故事经过作者的有意改进，融合到主要情节中去了。

塞万提斯着意以不同叙述主体的叠加丰富小说的叙事层次，故事的最外层以序言中的叙述者“我”引导开篇，直言自己要“向你们介绍那位超凡脱俗的骑士”，然而叙述者“我”连续的话锋却在讲述堂吉诃德与比斯盖人之间的斗争时戛然而止，引入了阿拉伯历史学家西德的手稿作为接续。叙事主体的转变使小说出现了不同的叙事层级，叙述者“我”虽然得以借由历史学家的手稿继续实现故事的讲述，然而实则已经并非是在讲述“我”所知道的关于堂吉诃德的故事，而是熙德所讲述的堂吉诃德的故事。叙事主体的切换使原本的叙事节奏被改换，“我”所转述的由熙德记述的堂吉诃德的故事中隐含着一种“奇异的复调叙事”。“而后，情节的推进使小说再度出现了新的叙事层级，因为语言不通产生的隔阂，“我”不得不找寻一位通晓西班牙文的摩尔人代为转译此前获得的手稿。然而在取得转译的文本后，“我”却觉察到身为转译者的摩尔人在原有手稿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再创作，使历史学家熙德所讲述的堂吉诃德故事变成了新的文本。由此，小说的叙事结构因叙述主体的频繁转变形成了嵌套式的三重复合结构，同时也具有了显著的“元小说”特质。叙述结构的多重嵌套使小说的外部形式构成了奇妙的“叙事迷宫”，经过叙述主体的隐秘转换，接受者们看似在故事突破重重阻难的推进中，愈发靠近堂吉诃德以及他所构想出的骑士世界，越发弄清了其荒诞举止背后的隐情以及创作主体的叙事意图，然而从文本结构的角度来看，他们却离故事的“真相”越来越远。

《堂吉诃德》共分为两卷，其中的人物具有丰富多彩的性格表达形式。例如，作者在描述疯癫的主人公时，总会适当地加入一些心理描写，他总是在被欺负的时候展现出不服气的性格，作者还插入了堂吉诃德和侍从的对话，通过热情的语言向读者展现其对当时社会的文学情况的想法，同时还借助众多口头叙述的形式来使人物的关系更加复杂化。作者还在这部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笔墨去叙述骑士精神的国度，并且描写堂吉诃德所认为的英雄行为以及让人啼笑皆非的愚蠢行为，让故事整体的叙事模式具有了“轻”的特征。除此之外，《堂吉诃德》还通过对话的形式向读者表达人物的心理活动，这也是这部作品的主要表现手法。例如，桑丘在听堂吉诃德抱怨自己爱情时，以为堂吉诃德所指的爱情就是骑士爱情，将堂吉诃德为爱情和女人的吃苦行为荒诞化。堂吉诃德对骑士精神的描述现实是一个将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过程，堂吉诃德在时间的轮回中感受时间的迅速流逝，在耳边留下恐怖而又寒冷的声音，随着恐吓的不断积累，一切终究会迎来最终的寂静。所以，在堂吉诃德追逐自己的骑士精神时，他无法将时间停止，也无法去掌握和提前预知即将发生的事情，而就在这不断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过程中，时间的流逝逐渐将骑士精神瓦解了，塞万提斯也彻底实现了消除骑士精神的最终目的。骑士精神的产生主要是依靠独特的时代特征以及历史条件，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这种骑士精神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发展，逐渐进入到了塞万提斯的时代，没有能够生存的区域和土壤。

早在《堂吉诃德》传到国外之前，它便已经在西班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仅1605年，《堂吉诃德》就再版了五次：马德里一次（库埃斯塔版也是在马德里出品的），里斯本两次，瓦伦西亚两次。

《堂吉诃德》出版不久，就跨出国界，走向了世界。从1605年至20世纪40年代，《唐吉诃德》在世界各国共翻译出版了1000多版。

2020年4月，《堂吉诃德》被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首次向全国中小学生发布阅读指导目录》。

《堂吉诃德》被认为是第一部现代小说，是西方文学的经典之作。《堂吉诃德》标志着欧洲长篇小说的发展到新的阶段。它创造了一种新型小说，既模仿骑士传奇的题材和体裁，利用骑士小说的训诫性宣传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又吸取了流浪汉小说环境描写的长处，使主人公接触到下层社会生活。它还换弃了骑士小说的梦幻成分，一改流浪汉小说主人公的悲观消极形象，发展了英雄史诗里为了理想而献身的斗争精神。它既注意继承前人的创作经验，又不因袭守旧，对各种艺术表现手法进行了综合革新，把欧洲长篇小说推到了近代小说的边缘。

《堂吉诃德》代表了西班牙古典文学的最高峰，对17、18世纪的欧洲小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叙事艺术上对现代小说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堂吉诃德》的艺术影响是世界性的和跨文化性的：这包括对英、法、美等主要西方经典作家与作品的影响和塑造。如英国的费尔丁、史摩里特和史特恩等，塞万提斯是他们文学创作的必不可少的艺术源泉，他作为文学先辈对他们的美学影响是决定性的。而塞万提斯对法国文学史上的司汤达和福楼拜影响也很大，福楼拜塑造的包法利夫人形象有着显明的堂吉诃德的影子，她被认为是“女性的堂吉诃德”。其他如美国的梅尔维尔、马克·吐温，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就是以堂吉诃德为原型的）、屠格涅夫，德国的歌德和托马斯·曼以及“几乎所有的现代西班牙裔小说家”都是塞万提斯的“门徒”和“追随者”。

影视

其他

1869年12月14日，由《堂吉诃德》改编、彼吉帕编导、明克斯作曲的同名芭蕾舞剧首演于莫斯科波修瓦剧院。

1897年，理查·施特劳斯根据该小说改编创作了交响诗《堂吉诃德》，于第二年的3月8日在德国科隆首演。在这部交响诗中，作者不仅恰当地表现了塞万提斯小说中人物的幽默性，更通过其刻意在音乐中赋予的崇高感，表达出人性中的博爱和怜悯。

1956年，由该小说改编的音乐剧《我，堂吉诃德》在百老汇首演，该剧首轮演出即持续了整整5年，创造了2329场的连演纪录，并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球40余个国家和地区演出。

2010年7月，由该小说改编、导演孟京辉执导的话剧《堂吉诃德》在上海大剧院首演。

英国作家司各特：“《堂吉诃德》的作者所运用的严肃的讽刺手法是一种特殊的天才，很少有人能够企及。”

英国诗人拜伦：“《堂吉诃德》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它越是令人发笑，则越使人感到难过。这位英雄是主持正义的，制伏坏人是他的惟一宗旨。正是那些美德使他发了疯。”

法国作家雨果：“塞万提斯的创作是如此地巧妙，可谓天衣无缝；主角与桑丘，骑着各自的牲口，浑然一体，可笑又可悲，感人至极。”

俄国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在欧洲所有一切著名文学作品中，把严肃和滑稽，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和庸俗与伟大和美丽如此水乳交融。这样的范例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尼日利亚作家奥克斯：“人生在世，如果有什么必读的作品，那就是《堂吉诃德》。”

中国学者朱光潜：“一个是满脑子虚幻理想、持长矛来和风车搏斗，以显出骑士威风的堂吉诃德本人，另一个是要从美酒佳肴和高官厚禄中享受人生滋味的桑丘·潘沙。他们一个是可笑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可笑的实用主义者。但是堂吉诃德属于过去，桑丘·潘沙却属于未来。随着资产阶级势力的日渐上升，理想的人就不是堂吉诃德，而是桑丘·潘沙了。”

中国学者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塞万提斯“以此书为刺，揭示人以旧思想之难行于新时代也，惟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凡一时之讽刺，至今或失色泽，而人生永久之问题，并寄于此，故其书亦永久如新，不以时地变其价值。书中所记，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际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突也。唐吉诃德后时而失败，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现时而失败者，其精神固皆唐吉诃德也，此可深长思者也”。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该小说首版由胡安·德·拉·库埃斯塔印制于1605年初。尽管仍有一些学者坚持认为最早版本的产生时间应为1604年，理由是洛佩·德·维加等人曾于这个时间提到了《堂吉诃德》。

学界比较认可的版本大都建立在罗德里格斯·马林等人于20世纪初的校勘上。2005年，西班牙皇家学院会同其他西班牙语国家语言学院于首版诞生四百周年之际，推出了新校注版《堂吉诃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