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学（英文名：Geopolitics），是探讨地理位置对国际关系影响的学说。该学说将各种地理要素和人文要素，例如：地理位置、领土面积、资源分布等，视为影响国家政治决策的关键变量。作为一项思考政务决策的交叉研究，其核心议题是解析国家在地理空间的权力关系。

美国著名学者斯皮克曼给地缘政治学下的定义是“一个国家依据地理因素对于安全政策的统筹规划” 。而另外两名美国学者佩尔蒂尔和潘赛则把地缘政治学看作是“运用地理学为政治目的寻求指导方针的艺术或科学” 。显然，这几位美国学者把地缘政治学视为战略地理学，也就是研究国家的对外政治战略(包括国防和外交战略)决策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

英国《牛津英语辞典》(第2版，1989)对地缘政治学提出两种解释：“①地理学对国际政治的特征、历史、结构尤其是与他国关系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研究本身；②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发展起来的一门伪科学。”第一种解释是给地缘政治学下的又一个定义，它和美国学者的定义大同小异；第二种解释专指为德国法西斯对外侵略扩张提供理论依据的“地缘政治学说” 。

从以上介绍的几个定义中不难看出，地缘政治学实际上是地理和政治的结合体，故又称地理政治学。它把地理因素(如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民族、资源、经济实力及战略军备等)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对外政治决策的一个基本因素；并依据这些地理因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成，分析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及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

起源：地缘政治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强调地理环境对埃及人、波斯人、希腊人行为方式的影响。18世纪末，亚当·冯·比洛提出的几何战略学被视为地缘政治学的先驱。19世纪末，地缘政治学在欧洲正式出现，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正式提出国家有机体学说，瑞典政治地理学家鲁道夫·契伦在1917年所著《论国家》一书中提出“地缘政治学”一词。

发展：20世纪初，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提出“陆权论”，认为谁控制了欧亚大陆的中心区域，谁就控制世界。美国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提出“海权论”，强调海权对国家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性。二战后，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约翰·斯皮克曼提出“边缘地带论”，认为全球地缘政治的关键区域是内新月形地带。

是地理和政治的结合体，又称为地理政治学。它关注地理学对国际政治的特征、历史、结构，尤其是与他国关系的影响，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对外政治决策的一个基本因素，并依据这些地理因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成，分析预测世界或者地区范围内的战略形势以及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

国家有机体理论：将国家视为一个生命有机体，强调国家需要通过领土扩张获取“生存空间”来维持自身的发展，并且传播民族主义及实行经济分工是征服空间的有效途径。

空间地缘理论：包括海权论、陆权论、空权论等。海权论强调制海权的重要性；陆权论强调控制大陆心脏地带；空权论强调制空权。

人文地缘理论：认为世界格局将主要由不同的文明进行划分，文明间的冲突将是未来国际冲突的主要形式。

地理环境与国家行为：研究地理环境如地理位置、领土面积、地形地貌、自然资源等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国家如何根据地理环境制定战略和政策。

地缘政治格局：分析全球或区域内的地缘政治格局，包括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地缘政治区域的划分、地缘政治热点地区等。

地缘政治冲突与合作：研究地缘政治因素引发的冲突和合作，如领土争端、资源争夺、地缘政治联盟等。

国家战略制定：帮助国家制定外交政策、军事战略、经济政策等，使国家能够更好地利用地理优势，应对地缘政治挑战，维护国家利益。

国际关系分析：为理解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有助于分析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地区冲突与和平等现象。

全球治理：在全球化背景下，地缘政治学对于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如应对气候变化、资源分配、跨国犯罪等问题，需要考虑地缘政治因素。

冷战后，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已成为世界各大国追求的战略目标。

美国一些从事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认为应放弃以军事实力作为全球称霸的主要手段，而转向以国际投资、自由贸易等经济手段作为维护美国经济利益与经济地位，确保世界霸主地位的主要手段。

这种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要理论的学说即被称之为“地缘经济学” 。

在各国追求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的同时，也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促使它们进行协调与合作。在地缘经济学的作用和影响下，一方面，地区经济合作增强，区域经济集团化进程加快。这主要表现在欧、亚、美三大经济区域集团化由小到大，由初级到高级，不同发展水平并存。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主要表现在：

①世界贸易快速增长；

②国际资金流动异常活跃；

③生产与经营全球化不断增强；

④科技信息传播全球化；

⑤经济困境的全球化不断加深。

综上所述，地缘经济正在推动国际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并促进和加速世界经济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

1993年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1993年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对国际政治的演变特征进行了独特的分析论述，构建了一个较完整的国际政治理论。亨氏认为，世界政治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或国家间的经济摩擦与政治对立，而是截然不同的文化。亨氏解释了冷战后文明冲突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原因，预言文明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不仅如此，他还认为相同文明的集团或国家将在未来的全球文明冲突中团结在一起，而且儒家文明将同伊斯兰文明联合起来反对西方文明，形成非西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对抗的局面。

亨廷顿还认为，冷战后将出现一个多极和多文化的国际体系，西方仅为其中之一。西方的文化价值不具普适性，其影响力已呈下降趋势，因此西方文化缺乏同化、整合其他文化的力量。同时，非西方社会也将越来越伸张自己的文化价值，拒绝西方强加给它们的文化价值。如果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硬要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其结果将适得其反，将会激化矛盾，引起文明冲突。当然，亨氏宣扬他的观点，绝非反对西方文明的统治，他只是善意地提醒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决策者们，不要被冷战的胜利冲昏头脑，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以免把战线拉得过长，树敌过多，陷入被动境地。显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并没有摆脱冷战的思维方式，在冷战后西方国家内部凝聚力下降的情况下，他企图树立起非西方文明作假想敌，以维护西方的内部团结和美国的霸权地位。《文明的冲突》面世以来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不断恶化的巴以冲突、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特别是9.11事件)似乎验证了亨氏理论，也使得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再次引起广泛注意。

9.11事件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面对新形势，基于对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等现实威胁的认识，全球加大了反恐和防扩散的力度，但世界各国都极力地避免把反恐斗争与“文明的冲突”相联系。当今世界某些不同文明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似乎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但也存在着不同文明之间和平共处、共同繁荣，甚至相互融合的现象。文明或文化的多样化是当代国际体系一个重要特征，这使得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地理格局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成为正确认识国际形势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