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鲁（1845年-1912年），字肃堂，号且园。 清末政治人物、教育家、诗人。 福建晋江池店钱头村人，也是泉州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历任陕西典试，安徽、云南督学，云南主考，吉林提学使，资政大夫。吴鲁以振兴文教为己任，广筹经费，建立学堂吴鲁主张因材施教，按部就班，重用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人才。吴鲁能书善画，其字体沉雄峻拔，堪称大家。

吴鲁（1845—1912），字肃堂，号且园，晚号老迟，又号白华庵主。清泉州晋江池店钱头村人。清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生。祖父名璧经，父亲名厚宇，祖上三代均为平民。

同治十二年（1873年）登拔萃科，入国子监。第二年授刑部七品京官。任满升刑部主事，充秋审处总办。光绪十二年（1886年）考军机章京；光绪十四年顺天乡试中举；光绪十六年殿试状元及第，授翰林编修，掌修国史。为福建科举时代最后一个状元。历任陕西乡试副考官、安徽学政、代办江南乡试、国史馆篆修、教习庶吉士、军务处总办、云南督学、云南乡试正考官。光绪三十二年（1906）署吉林提学使，两年后调京，供职于学部。

历任陕西典试（主考），安徽、云南督学，云南主考，吉林提学使。吴鲁以振兴文教为已任，把兴学育才当作施政的第一要义。督学安徽太平府时修复翠螺书院，他捐俸5千金倡导，并为书院作记，勉励后学力求上进，任吉林提学使时，又捐俸5千金措办提督学政公署（时吉林初设提学，吴鲁为第一任提学使），继又捐资1.6千金改建文庙。督学云南时，他从云南实际情况出发，主张功课不能强求与其他地区一致，提出 此地之要，务精其化学，冀开农矿之利源。以中学为普通，以西学为专门，应兼者兼之，应分者分之。吴鲁主张兴学要注意因材施教，如果过分地要求学生 兼修博览，终恐一艺无成；即使聪明特出，卓越寻常，学成之后，亦不能以一人而兼数职。

1906年5月，吴鲁任吉林第一任提学使，与各省提学使共同赴日本考察学制及农工商诸政，为我国尤其是我省新学制改革开了先河。暮冬时节，吴鲁经鸭绿江回国，到吉林接任。当时我国的教育普及程度远低于日本，而吉林又远远落后于内地省份。“学网浩博，百废待兴，任事则无人，开办则无款。”吴鲁见状，首先“捐廉五千金”倡导兴学，“泄沓之风为之一振”，于是学务迅速展开，并且卓有成效。吴鲁把普及教育重点放在小学及师范，同时仅用数月时间就办起方言、实业、法政、模范各种新学堂，并于次年办起中学堂。1907年3月，清政府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吴鲁闻风而动，立即在吉林办起女子学校，其行政效率之高，也令人惊叹。是吉林市新文教的开创者。 这时吴鲁的教育理念，已经从为国取士转移到国民教育和开启民智上来，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吴鲁还自己编写适合新制的普及教材，如《兵学经学史学讲义》《蒙学初篇》等，并每日轮流到各个学校登堂演讲。一个二品官员日日和学生面对面，身体力行，勤勤恳恳，直接唤起社会对国民教育的关注。在当时敷衍塞责、贪贿成风的官场中，吴鲁真是独立特出。

吴鲁在吉林还倡办《吉林教育官报》，自己并为其写序，说它可以“溯洙泅之渊源”，“育国家之英俊”，“启颛氓之固陋”。“吉林僻处边陲，民风朴素……师墨守而执其教，士晦蒙而泥其学。”所以急需有外来的风，互通信息，互为开导，促进改革。从而才能使“风气渐开，百废渐举，人才渐出”，这就是“教育官报编辑之所繇”。　　

吉林改建文庙，吴鲁又慷慨捐献一千六百金。1907年，祭孔升为国家大祀，首任吉林巡抚朱家宝和吴鲁都认为原来的文庙殿堂简陋，不足以尊孔展敬，于是聘请江苏训导管尚莹去江宁考察文庙（即今南京夫子庙），取回图样，于东莱门外择定新址拓地兴修。但还未等到新文庙落成,吴鲁就离开了吉林。1908年11月，吴鲁离吉时，“七郡绅民，八旗族姓，相与叙述，政绩勒诸贞珉（石刻碑铭）”。可见，吉林曾立有吴鲁的德政碑。一个世纪过去，记录其开风气之先的功勋石碑已经不存，但是颂扬这位恪尽职守的现代教育先驱和先哲的口碑将继续流传下去。

为了振兴教育，他特上《请裁学政疏》，提出建议： 一在广筹经费，遍立学堂；二在严督各府厅州县，实力奉行；三在遴委道府精于学备者，认真考察；四在鼓励本籍绅士协力相助。凡此四端，皆宜统归督抚经理，方能确著成效。 他督学吉林时，倡办《吉林教育官报》，大力提倡教学研究与学术讨论，以促进教育改革。同时身体力行，积极推行。在废科举、兴学堂新风兴起之后，许多有识之士出国留学。吴鲁认为对这些留学东洋的莘莘学子，要加以重用。他建议在经 考试及格，当轴者破格用之，或量其才而授之以事，或分发各省学堂以为人师，或入官诏糈出其所学以襄理新政 。吴鲁因兴学育才卓著成效，而诰封为资政大夫。吴鲁关心国家命运。

当甲午（1894年）中日战争时，他在《请迅调战将以临前敌书》提出： 请旨迅调战将，以分贼势。在《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仍可理也论》中指出：治术与学术异，治术贵因时变通。 强调要以史为鉴，因时变通，进行革故鼎新。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八国联军入侵京津时，吴鲁大声疾呼，要激发民众的爱国锐气，加强水陆联防。他在《请饬沿海水师互相联络以振全局疏》中指出： 宜以北洋为提纲，以南洋为关键；以陆军扼守其要区，以水师会哨其海口。可惜未能被采纳。但因此被主战派推荐为总军务 。他倡议办理民团，对义和团及其活动持有独特的见解。在《请饬统兵王大臣部勒义和团勇与官兵长短时间》中他说：窃惟今日之义和团勇，善用之可以壮军威，建议勒以部伍，分地驻扎，与官兵长短相间，协同作战，则可收实效。当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时，统兵马玉昆退守北仓，在北京东、南两面开挖工事，并为此上书军务处给予嘉奖。吴鲁在《代军务处大臣复马玉昆书》中对此加以驳斥，进而提出变被动为主动的策略：如今之计，宜合各军，联络一气，申明纪律，分路誓师，同时进取，以南路辛酉等包抄其后，以西路升元等横击其腰，北路则贵军力遏其衡，克服津郡，保卫畿疆，此上策也。

庚子之乱，吴鲁困居孤城，满怀悲愁忧愤，作《百哀诗》。《百哀诗》分上下两卷，集中反映八国联军攻掠津京，慈禧太后挟帝出奔，人民备受凌虐的悲惨情况；同时有力鞭挞那些丧师失地、媚外辱国的奸佞之徒。吴鲁对于腐败的清廷在民穷财尽、国家将亡之际，犹不思悔改振作，深感悲愤。于宣统三年（1911年）闰六月，辞职返乡。民国元年（1912年）10月8日病逝。吴鲁著有《蒙学初编》、《兵学经学史学讲义》、《教育宗旨》、《杂著》、《国恤恭纪》、《文集》、《读王文成经济集书后》、《使雍皖学滇学西征东游诸日记》、《正气研斋类稿》、《正气研斋遗诗》、《百哀诗》、《纸谈》等，其中后四部著作曾刊印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