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有广、狭二义。狭义的古文即指古代的散文，又有专指和泛指之分。中唐作家为区别于称为“时文”的骈文，将先秦、两汉时期用散文形式所写的各种文章定名为“古文”。这是专指。后来中唐作家把自己创作的散文也称“古文”，这是最初的引申义。后世更用来指历代的散文。这是泛指。狭义的古文是相对于骈文而言的，它以散行单句，不拘格式，不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和典故为特征；又是相对于韵文而言的，它以抒写自由、不押韵为特点。但它包括各体论说文章，与现代文学体裁“四分法”的散文概念并不完全等同。广义的古文包括骈文和辞赋在内。

唐宋古文运动，内涵颇为丰富。诸如“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主张，对文章政教与实用功能的强调，以及对浮艳文风的批评，皆为其重要内容。

唐代“古文”一词，至少包含四层含义：

其一，指古代文字。如贾耽《说文字源序》云：“庖牺氏观鸟兽之文，象形指事，作书契以代结绳。降及夏殷周，通谓之古文。”

其二，指古文经学。如权德舆《唐故河南府登封县令权君墓志铭并序》载：“君甫成童，通《左史》、古文《小戴礼》，以经明调选为睦州桐庐尉。”

其三，泛指古代文献。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谓：“夫太史公纪事，上始轩辕，下讫天汉，虽博采古文，及传记诸子，其间残缺盖多……”

其四，专指与“今体”相对的一种文体。李商隐《樊南甲集序》自述：“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问。后联为郓相国华太守所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

前三种用法汉代已有，第四种则出现较晚。就房本文所见，最早或见于萧纲《与湘东王书》：“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盖名，则未之敢许。”不过此处“古文”似仍泛指古代文章，文体意义并不明确，且此后长久无人沿用此义。

即便在唐代，“古文”一词仍多指前三义，作为文体概念的“古文”使用极少，即便在古文家文中亦不多见。检读中唐重要古文家文集可知，除韩愈及其门生李翱、李汉外，无论是先驱萧颖士、李华、独孤及，还是同辈柳宗元、李观、欧阳詹，皆未使用此概念。他们在倡导复古时是否具备明晰的文体意识，颇可存疑。

曾国藩《覆许仙屏书》认为，作为骈文对立概念的“古文”，当自韩愈（768~824）始。从中唐古文家的使用情况看，似确如此。但细究韩愈文中“古文”一词，涵义亦非全然纯粹。韩愈文集四处提及“古文”，其中《题〈欧阳生〉哀辞后》谓“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确有辨体意识；其余三处则未必。

尤可探讨的是《与冯宿论文书》：

“辱示《初筮赋》，实有意思。但力为之，古人不难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于今人也？仆为文久，每自则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宜何用于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

文中“古文”与“俗下文字”对举，似指单行散体之文，然实情未必如此。

其一，“俗下文字”不等于骈文。陈寅恪曾指出，当时“所用以著述之文体，骈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葛晓音《古文成于韩柳的标志》亦持相近看法。故与“俗下文字”对举，未必能推出“古文”专对骈文而言。

其二，此番议论因《初筮赋》而发，且韩愈称其“直似古人”。《初筮赋》今已不存，然冯宿（767~836）存世赋作皆为骈体律赋，则《初筮赋》为骈文的可能性较大。且“初筮”出自《周易》，可知韩愈所谓“古文”，或指经史类典籍，与文体之骈散无涉。

再看《师说》：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此处明言“古文”即“六艺经传”“能行古道”，更近“泛指古代文献”之义，而非文体概念。旁证可见韩愈《进士策问十三首》第十二则，几乎为《师说》翻版，其中“文学若子游”之“文学”，显指文献之学；《请上尊号表》“读六艺之文，修先王之道”，亦可与《师说》“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能行古道”相印证。此外，李蟠其人无文章传世，无名声记载，亦无与文人交往之记录，学者径将此“古文”视为文体概念，实乏根据。

至于《考功员外卢君墓铭》：“起居丈有季曰愈，能为古文，业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业。”此处“古文”可解作单行散体文章，但释为泛指古代文章亦无不可。因此言出自卢东美，其人“通《诗》《书》，与其群目讲说周公孔子”，乃儒生而非文人。

李翱、李汉文中“古文”一词，大抵亦属此类。韩愈、李翱合著《论语笔解》用“古文”六次，或指古文字，或指古文经学，或泛指古文献，无一处为文体概念。由此可见，“古文”一词在韩愈文中初具辨体意义，但仍处萌芽阶段，未成普遍规范之用法。

正如罗联添《论唐代的古文运动》所析，韩愈阐发文论与文章作法时，仍更习用“文”“文章”等词，与同时代其他古文家无异。也就是说，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大多泛言复古，于文体并未形成明确概念。今人所谓古文、骈文之对立，实为后起之描述，虽由来已久，然是否符合当时实情，犹须审慎考量。

唐代文献中最早将“古文”与“今体”“今文”“今书”对举且具文体意义者，当自长庆年间（821～824）始。刘禹锡（772年—842年）自贬所返长安后，于《答连州薛郎中论书仪书》中云“为古文者得名声，为今书者无悔吝”。元稹、白居易于长庆元年倡改制诰，亦明确区分新旧二体。然此时古今新旧之分，仍未严格辨别骈散。

刘禹锡除此文外别无相关论述，其“今书”是否即指骈文，实难确证。相对而言，元白制诰文存世甚多，尤以白居易（772—846）明确标注旧体、新体，可为可靠范本。据已有研究，白集中“旧体”属改革后之古文，“新体”则为当时流行之骈文。总体而言，骈散分流已甚明显。然具体视之，白居易归为旧体的文章中，仍可见标准骈文，如《册回鹘可汗加号文》：

维长庆元年岁次辛丑某月朔某日，皇帝若曰：北方之强，代有君长，作殿元朔，宾于皇唐。粤我祖宗，锡乃婚媾，五圣六纪，二邦一家，此无北伐之师，彼无南牧之马，兵匣锋刃，使长子孙，叶德保和，以至今日。……

除时间、名号等句外，通篇对仗。他如《册新回鹘可汗文》等，亦骈俪居多而归于旧体。足见此时“旧体”仍未完全等同于“古文”之文体概念。且同在长庆年间，刘禹锡称古今，元白言新旧，所指或相通，然称谓之分歧至少说明，“古文”作为一种文体概念，尚未获得普遍认同。

至晚唐，古今文体之对立愈发明晰，李商隐（约813—约858）《樊南甲集序》即为显例。此时文坛形势已较中唐大变。依学界通说，这一时期古文运动声势渐歇，骈文家则声名更显，驰骋更广。换言之，古文与骈文明确对立，并非由古文家主动标举，而是在骈文复兴的局面下，由善作骈文者描述文坛风气而成。

自晚唐起，“古文”与“今体”的对立逐渐成形并趋于稳固。例如五代编成的《旧唐书·刘禹锡传》便载：“禹锡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复多才丽”；而《旧唐书·李商隐传》亦明言：“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这些都是明显的例证。

不过，当时所谓“今体”仍有不同指涉。如黄滔《答陈磻隐论诗书》中说“郑、卫之声鼎沸，号之曰‘今体’”，此处“今体”便指诗之一体。直至经过北宋古文运动的推扬、古文选本的流行等因素不断加强，“古文”作为与骈文对立的文体概念，才最终确立下来。

然而，“古文”作为文体概念，内涵往往丰富而特殊，非仅形式之别。李士彪《魏晋南北朝文体学》指出，古人文体概念“含义丰富，往往随文置意，变化多端”，体裁、篇体、风格三者有机相连，难以割裂。

“古文”作为文体概念，自产生之初，即包含形式以外之因素。即如《旧唐书》之中，将“古文”与经史之学相联系的记载，亦多于其与“今体”之对举。例如《凌准传》称“准有史学，尚古文，撰《邠志》二卷”，《周墀传》言“墀能为古文，有史才”，《郑肃传》谓“肃能为古文，长于经学”等，皆着重其学术根柢。

而向来被视为反映古文家观念的《新唐书》，甚至有意避开此词，凡言“古文”处均无关文体。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则载：“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可见在“古文”一词已渐通行之时，时人仍有另以“平文”相称者。凡此种种，皆说明“古文”作为文体概念，其界定本有模糊与流动之处。

再如宋初姚铉编《唐文粹》，虽称“文赋惟取古体，而四六之文不录”，却在文体分类中特立“古文”一门。据钱穆《读姚铉〈唐文粹〉》所言，此分类反映韩柳以后新体古文之形成，则此处“古文”非与骈文对立，乃指一种具有特定风貌的新文体。

即便后世多以“古文”指单行散体文章，仍可见与之相悖之例。历代古文选本如宋《崇古文诀》收孔稚圭《北山移文》、江淹《诣建平王上书》等骈文，《古文集成前集》收陆贽《论进瓜果人拟官状》、刘禹锡《陋室铭》等骈文；清《古文雅正》收李翱《答朱载言书》、张说《宋公遗爱碑颂》等骈文，《御选古文渊鉴》收庾信《贺平邺都表》、苏颋《开元三年处分十道朝集使敕》等骈文。

除少数理学家选本（如真德秀《文章正宗》、谢枋得《文章轨范》）持律较严、略骈重散外，多数古文选本皆对骈文有所包容。

除辨体较严、韩柳外几不取唐人文章的理学家选本（如真德秀《文章正宗》、谢枋得《文章轨范》），历代古文选本似皆对部分骈文“网开一面”，即便谢枋得《文章轨范》，亦收杜牧《阿房宫赋》这般对偶近半之作。此现象足以说明，“古文”从来非纯粹针对骈文之概念。将其与骈文对立，虽在多数情形下无不可，然若绝对化，则妨碍对“古文”之深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