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色龙》是俄国作家契诃夫创作的短篇小说，最初发表在1884年9月8日出版的《花絮》杂志第三十六期上，副标题是“小场景”，笔名契洪特。1886年收入《五花八门故事集》。

1880年，成立的治安最高委员会头目洛雷斯·麦里可夫后来当上了内务大臣，这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人民称他为“狼嘴狐尾”。这时的警察再不是随意用拳头揍人的警棍了，而是打着遵守法令的官腔，干着献媚邀功的勾当。《变色龙》作于1884年，作品发表前，正是在俄国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1881）之后，亚历山大三世一上台，在竭力强化警察统治的同时，也搞了一些掩人耳目的法令，给残暴的专制主义蒙上一层面纱。契诃夫在该小说中刻画的警官奥楚蔑洛夫正是沙皇专制警察统治的化身。

警官奥楚蔑洛夫穿着新的军大衣，提着小包，穿过市场的广场。他身后跟着一名巡警，端着一个筛子，盛满了没收来的醋栗。四下里一片沉静。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商店和饭馆的门无精打采地敞着，面对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

忽然，奥楚蔑洛夫听见一阵喊着，紧跟着传来了狗的尖叫声。一条只有三条腿的狗从商人彼楚金的木场里一颠一颠地跑出来，后面一个人边追边打，聚了一群人。奥楚蔑洛夫向人群中走去，一个血淋淋的手指头伸给人们看。奥楚蔑洛夫认出这个人正是首饰匠赫留金。赫留金忙向警官申诉：他无缘无故被这狗咬伤了手指，无法再做工。必须叫狗的主人赔偿。奥楚蔑洛夫表示一定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严厉查处，好好管教狗的主人。

警官命令巡警，把这狗弄死好了。他又随口问了问狗的主人。人群里有人说这狗是席加洛夫将军的。奥楚蔑洛夫顿感天气热得要命，脱掉了大衣。他否定了原判，原因是，它那么小，怎么会咬着赫留金的手呢，他的手一定是给小钉子弄破的，想趁机得一笔赔偿费。巡警经过一阵深思，说这狗不是将军家的。警官也认为将军家的狗都是名贵的，纯种的，而这条狗完全是个下贱胚子。赫留金受了害，他绝不能不管，一定要好好教训狗的主人。

奥楚蔑洛夫刚作了判决，巡警又接着说，这狗是将军家的，人群中有人也这么说。警官又慌得赶忙穿上了大衣，觉得挺冷。他让巡警把这条狗带到将军家去问问清楚，说不定是条名贵的狗，并特别强调，狗是他找到的，派人送上门。至于赫留金的手指头，都怪他自己不好。

将军家的厨师正好由此经过，他声明他们那从没有这样的狗。奥楚蔑洛夫一听，立刻下了命令，将这条野狗弄死算了。厨师接着说，这狗不是将军家的，但它是将军的哥哥的。奥楚蔑洛夫的脸上又马上洋溢出含笑的温情。他夸赞这小狗伶俐，并且还会咬人，真是不赖。厨师将狗带走了。那群人就对着赫留金哈哈大笑。

奥楚蔑洛夫恐吓赫留金说，他早晚要收拾他。说完穿过市场的广场径直走了。

一只小狗咬了首饰匠赫留金的手指头，警官奥楚蔑洛夫走来判案。在判案过程中，他从狗是或不是将军家的这一点出发，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态度（即变色），显露出他对上趋炎附势，逢迎拍马，献媚取宠；对下专横跋扈，作威作福，欺凌百姓。他见风使舵，玩弄两面派手法，是厚颜无耻的变色龙。

从他对下属、对百姓的语言中表现他的专横跋扈、作威作福；从他与达官贵人有关的人，甚至狗的语言中暴露他的阿谀奉承、卑劣无耻；从他污秽的谩骂随口喷出来揭开他貌若威严公正里面的粗俗无聊。

首饰匠，是一个“小人物”。他靠卖手艺为生。他的手指头被狗咬伤，不能干活了，要求狗的主人赔偿，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在奥楚蔑洛夫这种趋炎附势之徒的判决下，他不但得不到赔偿，还要遭到奥楚蔑洛夫的斥责和欺压。

相对于奥楚蔑洛夫，叶尔德林是个次要角色，他除了端醋栗、帮警官脱大衣、穿大衣三个动作、以及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四句话外，不再有其他描写。但叶尔德林这个次要角色并不是作品中可有可无的人物，相反，这个代表着社会生活中某一阶层、某类心态、某种命运的类型性典型。

如果说奥楚蔑洛夫身上充分体现了奴性和官气的对立统一，那么叶尔德林三个动作和四句话表现的，只有奴性。他是警察却非官僚警察，经常出入达官贵人府宅，却永远只是逆来顺受的奴才和不会抗辩的听差。在奥楚蔑洛夫身边没尊严，在人民大众面前也无威风，他代表的正是底层“小人物”在那个时代的窘迫境遇。

将军家厨师。在普洛诃尔的语言中，三次提及“我们”一一“我们那儿从来没有这样的狗”“这不是我们的狗” “我们将军不喜欢这种小猎狗”，完全用第一人称的“我们”，强调了普洛诃尔自己与将军的所属性。在他的语言中，他将自己与将军的关系表示得十分了解、亲近，对待办案的警官没有像小说中叶尔德林、赫留金、独眼鬼等使用任何“长官”的称呼，不可忽略在他背后是有一位将军支撑的，可以说他是小说在场人物中与将军关系最近的人物，普洛诃尔可以说是将军的代表，他的出现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权贵的姿态一一在奥楚蔑洛夫向其表述小狗咬破了别人的手指头这样的事故后，他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对“被咬者”负责任要去处理或是协商的态度，而是直接带着小狗离开了，连事情的原委都没问。

小猎狗始而遭斥，终而受宠，最后被宣布无罪，受到极大赞赏，完全是仗其主子的身份和权势，攀得了一个有地位的主子，便会由该死的东西一变而为伶俐可爱的尤物。

他们是一些庸俗的小市民，具有愚昧，软弱，迎合强者，随风倒的特点。他们对金银匠的手指被咬得血淋淋并不关心，对那只被弄伤的小狗也完全无动于衷。他们的兴趣仿佛只是要瞧一瞧“力量”在哪一边，谁最后取得胜利。最后他们发现“力量”不在金银匠一边，他失败了，便对他哈哈大笑起来。在“审案”过程中，还有一个马屁精在旁边加油加醋，详细地向奥楚蔑洛夫描述了赫留金和狗发生“矛盾”的情节，并把赫留金叫做“荒唐的家伙”。

席加洛夫将军和他的哥哥乌拉吉米尔·伊凡尼奇在文中并没有出现，但是却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说主人公奥楚蔑洛夫的五次“变色”均离不开这二人。这二人的形象可以通过奥楚蔑洛夫的反应来判断和分析。当奥楚蔑洛夫被告知小狗可能是席加洛夫将军的时，他一改“为民做主”的警官形象，马上怒斥赫留金是不是想敲诈一笔钱。从他的变脸速度可见席加洛夫将军绝非良善之辈，其影响力和特权地位让奥楚蔑洛夫单是知道这是他家的狗便马上“变色”。由此可以分析出将军的哥哥乌拉吉米尔·伊凡尼奇同样具有一定的特权地位，是不可冒犯的。契诃夫通过刻画席加洛夫将军和他的哥哥乌拉吉米尔·伊凡尼奇这两个“隐形”人物，着重突显特权阶级的优越性。

奥楚蔑洛夫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经历了五次变化，而对狗的称呼及态度就变了整整六次。善变是奥楚蔑洛夫的性格特征。作品以善于适应周围物体的颜色，很快地改变肤色的“变色龙”作比喻，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果狗主是普通百姓，那么他严惩小狗，株连狗主，中饱私囊；如果狗主是将军或将军哥哥，那么他奉承拍马，邀赏请功，威吓百姓。他的谄媚权贵、欺压百姓的反动本性是永远不变的。因此，当他不断的自我否定时，他都那么自然而迅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变色龙”——奥楚蔑洛夫已经成为一个代名词，人们经常用“变色龙”这个代名词，来讽刺那些常常在相互对立的观点间变来变去的反动阶级代表人物。对他们说来，毫无信义原则可言。万物皆备于我，一切为我所用。

但小说揭露和讽刺的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警察、一个势利麻木的市民、一群冷漠逢迎的看客，而是整个崇拜官爵的俄国社会和那个穷凶极恶的沙皇专制主义。“变色龙”作为统摄全篇的标题符号，至此不但走出自然义的所指范畴，实现了指向人性“变色”的隐喻功能。

《变色龙》运用了喜剧性的手法，轻松幽默，可是人们在笑过后，却是严肃地思考着。作品里没有一个作者所肯定的人物形象。赫留金虽然以手工劳动为生，可是有庸俗的小市民习气。他“半醉”的脸很神气，动作滑稽，说话夸大其辞，小狗咬破他的手指头，事出有因。围观的群众也麻木不仁，他们嘲笑赫留金，可是对奥楚蔑洛夫却没有丝毫反对与不满的表示。

《变色龙》的一大特点就是采用了戏剧式的叙述结构，“情节的发展完全由对话推动”，情节在警官对话的突转中不断摇摆，见风使舵、媚上欺下、奴性十足的小人形象以及自私、虚伪、趋利避害的人性之丑就在这种突转、摇摆过程中得以突显。在这个摇摆、变化的过程中，警官奥楚蔑洛夫与巡警、赫留金、“独眼鬼”以及群众的对话十分精彩、夸张，具有强烈的讽刺效果。警官奥楚蔑洛夫的话反反复复自我否定、不能自圆其说、前后矛盾，充分体现了“变色龙”不变的奴性；而次要人物巡警、赫留金、“独眼鬼”、将军家的厨师甚至围观群众的话不仅推动了故事情节，也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人性的多重可能性，发人深思，令人警醒。

契诃夫写奥楚蔑洛夫的语言明了了他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所以他描写人物的语言完全是个性化的，充分体现了“变色龙”的个性。奥楚蔑洛夫的语言多变。有骂人语言，如“猪崽子”“你这混蛋”“你们这些鬼东西”等。有训问语言，如“这儿到底出了什么事？”谁在嚷？”你在这儿干什么？”等，这些审问似的语言往往连用，让奥楚蔑洛夫的身份与性格得到充分展示。命令的语言，如“把手放下来！”“马上去办，别拖！”“把狗带到将军家里去，问问清楚。就说这狗是我找着，叫人送上的”等。有恐吓语言，如“我要好好地教训他一顿”。

这些语言可以揭示出他官架子施官腔的特点，也表现他庸俗、空虚的心灵。奥楚蔑洛夫的语言又是多变的，对不同的对象可以说不同的话；对同一对象说不同的话，语言明快，其随心所欲、见风使舵的技巧可说是纯熟无比，显示出官场“老油子”的心态，更表现出他是沙皇忠实走狗。

《变色龙》中的对话描写，以奥楚蔑洛夫为中心，可以分为五组：奥楚蔑洛夫与赫留金的对话描写，奥楚蔑洛夫与围观群众的对话描写，奥楚蔑洛夫与助手的对话描写，奥楚蔑洛夫与将军家厨师普洛柯尔的对话描写，奥楚蔑洛夫与小猎狗的对话描写。契诃夫通过这五组对话描写，一方面起到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充分展示了《变色龙》中涉及到的人物的性格，揭示了奥楚蔑洛夫及周围众人的心理。奥楚蔑洛夫对不同的说话对象采取不同的态度，其对话内容有时是渐变的，有时却是突变的；对人如此，对狗亦如此。渐变时靠“脱加”或“穿大衣”的动作过渡，突变时干脆、果断，直接用语言和面部表情显现。

比如，普洛柯尔说：“瞎猜，我们哪儿来这样的狗！”奥楚蔑洛夫马上就从骂赫留金、称猎狗是“娇贵的动物”中来了个急转弯，他讲“那就用不着白费再上那儿去问了”，“这是条野狗”，“弄死它算了”。奥楚蔑洛夫与小猎狗的对话描写，既写他对小猎狗的赞美之情，又写他对小猎狗的谄媚之态，因为小猎狗的主人是“贵人”，谄媚到肉麻。作者在不露痕迹、不动声色的自然对话描写中，充分表现了对奥楚蔑洛夫的嘲讽与批判，既批判他对市民的“无礼”，又写他对达官的“献媚”，充分展现了契诃夫高超的写作水平和爱憎鲜明的态度。

作者在文中中四次写了奥楚蔑洛夫的大衣，通过对“脱大衣”与“穿大衣”的细节描写，揭示其诚惶诚恐的心态。他面对将军家的狗，如同面对将军，惟恐照顾不周，殷勤不够；衣服成了他出尔反尔的遮掩之物，是他“变色”的最好工具。面对小百姓时，奥楚蔑洛夫的大衣似乎威风八面、作威作福的象征，穿着这大衣，就有了借助的权力，可以对小百姓凶横霸道；对位高权重者奥楚蔑洛夫的大衣又成了权力的卫道士，极力袒护那些位高权重者。契诃夫通过“大衣”细节的设置，出神入化的刻画了奥楚蔑洛夫的内心。同时，作者故意很少写他的外貌神态，令人可以想象：此人在说出这一连串令人难以启齿的语言时，竟然是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常态，由此更突出了这一人物丑恶的嘴脸、卑劣的灵魂。

在小说中，叶尔德林虽然只有四句话的正面描写，但却促成了奥楚蔑洛夫的两次“变色”，推动了情节的戏剧性变化。更主要的是，以叶尔德林的麻木愚钝、怯懦卑微反衬奥楚蔑洛夫式的官僚警察，不仅对人民大众颐指气使，而且对一切比他地位低、官阶小的人都官气十足。这不但强化了奥楚蔑洛夫性格的深刻性，更深化了对官僚警察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

作者还精心设计了大量艺术细节。譬如，把场景设置在广场边木柴厂这个公共场合，为警官设计了一件趁手的道具一“新的军大衣”，使人群聚集、插话，警官表演、“变色”等情节的发展与突转显得合情合理。再如，故意把咬人的“凶犯”设定为一只“毛色既不好，模样也不中看”的小狗，而非一条高大凶猛、一望便知血统高贵的大猎狗，把狗的主人设定为“前几天刚到这儿的”将军的哥哥，等等。这两个细节既合理解释了小狗的不常见和归属的不确定，是奥楚蔑洛夫态度戏剧性逆转的关键；同时和厨师的回答、巡警的判断呼应，显示了契诃夫构思小说情节的缜密性。这也正是契诃夫小说的显著特色，“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描绘和刻画人物，从最平常的现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质”、文中还有许多看似矛盾、实则匠心独运的细节。如警官面对人群“严厉地说，咳了一声，拧紧眉头”，面对将军家的厨师却“整个脸上洋溢着含笑的温情”；猜测狗是野狗时，多用“我绝不”“我要”这样强硬的命令句式，标点多是表示声色俱厉的叹号，得知狗是将军家的，就语无伦次，断断续续，标点多是省略号和表示讨好谄媚的问号；对巡警直呼其名，却对将军哥哥己名和父名一起称呼以示特别敬意。再如赫留金“穿着浆硬的花布衬衫”却“扑倒在地下”，伸着“血淋淋的手指头”却“像是胜利的旗帜”，自称“做的是细致的活儿”却又不急于救治，口口声声“法律”“平等”却又搬出当宪兵的兄弟……这些细节简洁凝练，“渗透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充满了不和谐”，“这种不和谐、不统一，则构成反讽或幽默”。

文学地位

《变色龙》是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代表作。《变色龙》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被编入中国国内初中语文教材，后一直是国内多套中学语文教材传统的经典篇目。

代名词

变色龙是蜥蜴类动物的变种，其皮肤能根据周围环境和光线的变化而改变颜色，以保护自己，猎取食物。俄国契诃夫小说《变色龙》发表后，成为广泛沿用的成语。比喻、讽刺社会上那种见风使舵，左右逢源的投机分子或政治掮客。

1960年，为纪念契诃夫诞辰100周年，贝尔格莱德人民剧院上演了戏剧《变色龙》。

2018年，为纪念剧作家契诃夫逝世114周年，由童道明编剧作品的《契诃夫四则》剧本朗读演出在蓬蒿剧场上演，分别由《在别墅里》《变色龙》《欣喜》《歌女》四段契诃夫短篇小说改编而成。

2021年，上海戏剧学院2019级木偶表演专业学生在长江剧场黑匣子上演木偶剧《变色龙》。

苏联作家高尔基：“一个荒唐的时代，一个善变的警察，一条无辜的狗，一群无聊的人。给我们上演了一段可笑而又使人压抑的故事。”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文学教授王秋荣：“《变色龙》在人物描写上，力求把主要的笔墨集中于奥楚蔑洛夫一身。这种精当的艺术处理，体现了契诃夫短篇小说浓缩、简炼的创作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