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法师（1862年1月11日—1940年12月2日），俗名赵丹桂，字绍伊，法名圣量，字印光，自称常惭愧僧，陕西合阳人，近代净土宗高僧，被后世尊为莲宗第十三祖，与虚云、太虚、弘一并称“民国四大高僧”。21岁于终南山出家，光绪年间辗转龙泉寺、法雨寺修行，闭关六年专注念佛。主张因果教化，创立弘化社流通《阿弥陀佛经要解便蒙钞》等百余种佛典，印行超四百万册。印光法师持戒精严，完善念佛仪轨方法，提倡临终助念，所著《印光法师文钞》百余万字被辑为《佛法修行止偏法要》，被誉为“小藏经”。民国时期为护寺产奔走呼吁，参与监狱感化讲道。晚年驻苏州灵岩山寺，订立五条规约并刻碑留存。1940年示寂后得五色舍利，安奉灵岩山塔。皈依弟子超十万人，弘一法师亦拜入门下。其弘法事业不仅传承佛教，更推动传统文化延续，影响遍及净土宗与中国近代佛教发展。

印光大师（1862年1月11日—1940年12月2日），法名圣量，别号常惭愧僧。陕西合阳县路井镇赤东村人，俗姓赵，名绍伊，字子任。生于清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元1862年1月11日）辰时。幼年随兄读儒书，颖悟非常。因读程朱（熹）、韩（愈）、欧（阳修）之书，受其影响而辟佛。15岁后，病困数载，得读佛经书，始悟前非，乃回心向佛。清光绪七年(1881)大师21岁（虚岁），礼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道纯和尚出家。次年，到陕西兴安县（今安康市汉滨区）双溪寺印海律师座下受具足戒。此前，曾在湖北省竹溪县莲化寺晒经时，得读残本《龙舒净土文》，得知念佛法门之妙。自幼病目，几乎失明，至是一心念佛，目疾乃愈。平生自行化他，一心净土为归，即肇端于此。又因仰慕佛教净土宗开山祖师——当年在庐山修行的慧远大师，故又号继庐行者。大师俗姓赵，名丹桂，字绍伊，号子任。陕西郃阳（今合阳）孟庄乡赤城东村人。大师振兴佛教尤其是净土宗，居功至伟，是对中国近代佛教影响最深远的人物之一。大师在佛教徒中威望极高，与近代高僧虚云、太虚、谛闲等大师是均为好友，

嗣后，闻红螺山资福寺为专修净土道场，于1887年辞师前往。

1888年正月朝五台毕，仍回资福寺。1888年10月进念佛堂，后任香灯、寮元及藏主等职。此间，除念佛外，深入经藏，研读大乘典籍。

1891年，至北京龙泉寺当行堂，苦行培福，潜修密证，长养圣胎。

1892年住圆广寺；1894年，适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入京迎请《龙藏》，助理需人，遂随化闻和尚南下，居法雨寺藏经楼。

1895年（34岁，虚岁），应寺众坚请，讲《佛说阿弥陀佛经要解便蒙钞》毕，即于殿侧闭关，两期六载。出关后，居茅蓬。1905年，为温州头陀寺请藏经，事毕北归，仍住法雨寺藏经楼。至此，出家三十年，终清之世，始终韬晦。

民国二年（1913年），52岁，虚岁，高鹤年居士取大师文章数篇，次年刊载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读者叹服。民国六年（57岁，虚岁），徐蔚如居士得大师三封写给友人的书信，遂印行，题为《印光法师信稿》。

次岁，又得大师文稿二十余篇，印于北京，题曰《印光法师文钞》。师六十岁时，徐再集大师文稿数十篇合订二册，出版于商务印书馆，木刻于扬州藏经院。后又迭次增广，排印于中华书局，题曰《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其文言言见谛，字字归宗，上符佛旨，下契群机，发挥禅净奥义，抉择法门难易，发前人所未发。

佛光寺位于江西省婺源县紫阳镇湖坑村黄荆尖，因山顶常现佛光，故名佛光寺。佛光寺原名佛光社。

1919年，归里养病奉亲的江谦先生在江湾创办了佛光社；佛光社成立之初，大师云集，其中印光大师为名誉社长，谛闲法师和弘一法师均在此弘法。

民国十一年，师62岁（虚岁），江苏义务教育会成立，呈请省下令用寺庙作校舍，佛教界哗然，大师为此奔走，护教护寺不遗余力。同年，应定海知事陶在东请，推荐智德法师去监狱讲《安士全书》，宣扬因果报应和净土教义，自己应聘为“江苏监狱感化院”名誉院长。是年，陶在东又与会稽道尹黄涵之，汇集大师之道行、事迹，呈报政府，请予题赐“悟彻圆明”匾额。贲送普陀，香花供养，盛极一时，缁素赞叹，喜悦异常，然大师对此则置若罔闻。有问之者，答曰：“虚空楼阁，自无盛德，惭愧不已，荣从何来？”民国十八年（六十九岁，虚岁），应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请，连日开示，听者蜂拥而至。

大师一生俭以自奉，厚以待人，凡善信供养香敬，从来不入私囊，助印佛书流通而外，办佛教义赈会、慈幼院等，亟力于慈善事业，广种福田。

大师早就拟欲归隐，于民国十九年二月住苏州，掩关于报国寺，课余则修订四大名山志，民国二十六年（七十七岁，虚岁）冬，由于战事，应妙真和尚请，移锡灵岩山寺掩关安居。中外信徒来寺叩关请益，大师对来者慈悲开导，折摄兼施，使闻者悦服。

民国二十九年农历十一月初四（公元1940年12月2日），大师预知时至，端坐念佛，安祥生西，时年八十（虚岁），僧腊六十。次年二月十五日茶毗，得五色舍利无数。僧俗弟子建塔灵岩山巅，并于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十九日将师舍利奉安入塔。大师一生严持毗尼，一丝不苟，六时念佛，三业清净，护教重道，勤奋修学，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弘扬净土，不遗余力，皈依弟子，众星拱辰。后人尊大师为净土宗第十三祖。

光绪十六年（1890）师转居北京龙泉寺、十七年（1891年）住于国广寺。光绪十九年（1893年）时，应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之请。护送藏经南下，后便常住法雨寺。师于寺中精勤修持，念佛不懈，深受大众敬重。众等便诚请大师讲法以利群机，师辞不过，乃为开讲《阿弥陀佛念佛三昧。

民国纪年（1912年），师年五十有二（虚岁），高鹤年居士取大师文稿数篇，刊入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读者虽不知为谁，而文章中所显义理己足以引发见闻者生信念佛。延至民国六年（1918年），徐蔚如、周盂由诸居士得读大师文稿，甚感稀有难得。于是一再搜集印光大师的文稿，题为《印光法师文钞》而刊行之。 徐蔚如居士于文钞之跋中赞言：“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

其后数年间，复为增广大师文稿，由中华书局印行，名为《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大师的文钞，正如徐氏跋中所言：无一语无来历，深入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不单是在佛理上精辟入理，就是一般世俗道理，亦即兼而融会，凡是能使闻者改恶修善，生信念佛者，不据一格为众宣扬法要。义理深契众机，且文法典雅，是以凡闻大师名者，人人必争请奉读师之文钞。因此之故，大师威名扬于环宇，渴望皈依大师门下之善信人等，日益增多。有登门造访请求慈悲摄受者，有亲写书信乞赐法名者。一时间，做大师的皈依弟子蔚然成风。前后二十余年来，皈依大师座下的信徒，无法统计、进而言之，受大师之教，而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以往生西方净土者，亦难枚举。由此可见大师身传言教之功行实不可思议。

大师一生勤俭无私，信众之供养，悉皆代为广种福田，或用于流通经籍，或用以救济饥贫。而其自奉，食唯充饥，不求适口；衣取御寒，厌弃华丽。有供养珍美衣食，推却不过者，转手即送他人。大多数的普通物品，咸皆交至库房，与大家共享，决不自用。大师先后在上海、苏州创办弘化社。二十余年来；所印的佛书计有百十种之多，其数不下四、五百万册。佛像亦有百万余帧之多，教之内外，普受法益者甚众。民国十一年（1923）年，师六十二岁时，江苏义务教育会成立，议请省府下令征用寺产作为学校，佛教界为之哗然。大师为保教护寺，不遗余力地为之奔走呼吁，终得以扭转危机。同年，应定海知事陶在东之请，物色讲师，至监狱讲道，乃推智德法师应聘。并令其宣讲《安士全书》等关于因果报应、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佛理。充分体现大师之无缘慈悲，普化众生之本怀。后更自任江苏监狱感化会名誉会长。这种名誉是大师为利益苦难众生乐意所得。陶在东与会稽道尹黄涵之，将大师之道行事迹呈报政府，得以题赐悟彻圆明之匾额一方，资送普陀，香花供养，极盛一时，僧俗人等，深为欣羡。师则置若罔闻。人虚空楼阁，自无盛德，惭愧不己，荣从何来？其后，数年间常往来江苏、浙江、上海一带，为众开示念佛法要，因果事见闻者如潮，法缘盛极一时。

光绪十九年（1893年），普陀山法雨寺的化闻老和尚到北京请藏经，请得《龙藏》，要运回普陀山，需人相助，圆广寺的人以印光作事精慎，就推荐他给化闻帮忙，因此随化闻到了南普陀，是年三十四岁。到了法雨寺，就安单在藏经楼。陕西人的性格，刚劲坚毅，木讷质朴，而不自我表现。印光法师就是这种性格的代表人物。他在法雨寺励志精修，唯念弥陀。一住数年，后来由于寺众一再坚请他讲经，他推辞不掉，乃开讲《弥陀便蒙钞》，听众钦佩不已，这是光绪二十二年（1897年）的事。

讲经毕，他在珠宝殿侧闭关，一闭两期六年，而学行倍进。出关后，法雨寺的僧侣了馀与真达等，特建了一座慧莲蓬供养他居住，过了两年，众僧侣又迎请他回住法雨寺。光绪三十年（1905年），谛闲法师要为温州头陀寺请藏，请印光法师协助，他陪着谛老去了一趟北京，事毕仍回到法雨寺的藏经楼。宣统元年，年方二十一岁的太虚法师在只洹精舍就学，下半年只洹精舍停办，一位华山法师推荐他到普陀山法雨寺的法雨小学任教员，学生都是山中的小沙弥，太虚在山中住了半年，认识了法雨寺的了馀和尚，也亲近过年已五十岁的印光法师。宣统三年，太虚自广州回到上海，转往普陀山度夏，再度和印光法师见面，印光法师阅太虚的诗文，深为赞许，曾和太虚唱和，也常一谈数小时不肯分手，这一老一少，于此时建立下了较深的感情。十馀年后，太虚推动“整顿僧伽制度”，印光法师不以为然，曾当面对太虚的弟子大醒说∶整顿僧伽制度是“新花样”。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印光法师圆寂，太虚在重庆长安寺领导缁素数百人开追荐会，并作诗悼念。

那时有一位天涯行脚的高鹤年居士，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到法雨寺吊化闻老和尚之丧，和印光法师由此相识，以后就常到普陀山去探视印光法师。民国元年（1912年），上海的狄楚青居士创办《佛学丛报》，高鹤年向印光法师要了几篇文稿，交给《佛学丛报》刊登，报上署名“常惭”，世人还不知道印光之名。后来在北京政府任职的徐蔚如居士，读到《佛学丛报》上的文章，向人打听常惭是谁？最后问出来是普陀山的印光法师。民国三年（1914年）、五年（1916年），他两度亲到普陀山求见印光法师，要到了印老几件信稿，带到北京印行，题名曰《印光法师信稿》。到了民国七年（1918年），徐蔚如搜集了二十多篇信稿，重为印行，题曰《印光法师文钞》。这以后一再增益，在商务印书馆印出了铅印版，在扬州藏经院印出了木刻版，后来又在中华书局、上海佛学书局、苏州弘化社，一印再印，这部《印光法师文钞》就风行天下了。徐蔚如为文钞作跋云∶

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又云：师之文，盖无一语无来历，深入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可谓善识法要，竭忱钦仰者矣！

民国八年（1919年）以前，印光法师在普陀山，从不收皈依弟子。民国五年（1915年），徐蔚如陪着母亲上山求皈依，印光法师介绍他母子去皈依谛闲法师。民国六年（1917年），北京天津大水为灾，上海的居士名流狄楚青、王一亭、程雪楼等，委托高鹤年北上勘察灾情。鹤年回到上海，当地居士随组成“佛教慈悲义赈会”，并推请鹤年到各地劝设分会，鹤年以此到了普陀山。这时，法雨寺的方丈是了清和尚。印光法师关怀灾情，他认为“救灾即是普度众生”，他与了清出面，召集诸山长老，在普陀山也设了赈灾分会，大家随缘乐助。印光法师把他仅有的银洋拾元也捐了出来。

第二天，印光法师以陕西的小米粥和油饼招待高鹤年，吃着饭他说∶“某某先生等到山上来皈依我，我决不准！并送香金，也分文不收。”

高鹤年恳切的劝他说∶“如果是真正发心请求的，说方便皈依，普度众生，也是释尊的遗制；如果说这样作有违常住的规矩，我去向法雨寺的老当家和方丈请求通过。”

印光法师这时才点头说可以考虑。这样到了民国八年（1919年），徐蔚如的朋友周孟由兄弟陪着他们的庶祖母到普陀山，再三恳求印老为那位老太太及周氏兄弟授三皈依，各赐法名。这是他受人皈依之始。以后二十馀年，他的皈依弟子遍天下，多到不可以数计。

印光法师于光绪十九年到普陀山，一住二十五年，直到民国七年（1918年），他五十八岁的时候，才出山活动。原来他想到扬州刻经处去印经，以人地生疏，约高鹤年陪他去。到扬州办完事，回到上海，高鹤年要带他到海潮寺或玉佛寺挂单，印老不许，他说∶“你的熟人太多，你陪我去，人家一定要客气办斋。你我都是苦人，何必苦中作乐，既花钱，又耗时。”高鹤年只得带他找了一所最冷落的小庙，住了下来。

这一次到上海，高鹤年为他介绍了沪上名流狄楚青、程雪楼、王一亭、陈子修、邓心安诸居士。印光法师与他们广谈孔孟学理、净土因果等。分别时，这些人欲送香仪礼物，印光法师一一谢却。

民国八年（1919年），印光法师为印经事，又约高鹤年陪他到上海。这一次高鹤年陪他到“南园”，和佛教护法居士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等见了面，为他们说净土法门。简氏兄弟供养他千元，其他居士也有供养，这恰够他印经之需。这以后，到普陀山去求皈依的人，如山阴道上，接应不暇。皈依者供养之款，他一概拿来作印书赠人之用。

民国十一年（1922年），定海县的县知事陶在东，和会稽道的道尹黄涵之，以印师教化一方，汇师道行，请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颁给印光法师“悟彻圆明”匾额一方，铜鼓喧天的送到法雨寺，香花供养，极盛一时。这在世人认为是难得的殊荣，而印光法师淡然置之，有如罔闻。后来有一位德森法师，侍印光法师座下，为印光法师校对所印的经书，偶然读到马契西居士为印光法师撰写的传记，才知道有徐大总统赠匾这件事，他就叩问印光法师。印光法师下脸说∶“悟尚未能，遑论圆明？瞎造谣言，增我惭愧。”德森后来在大殿高处发现了这块匾，盖因殿高匾小，平常未注意到也！

自民国七年（1918年）以后，印光法师常到上海印经书，而苦于没有落脚的处所。后来法雨寺的真达法师，住持三圣堂，三圣堂有下院太平寺，民国十一年（1922年）翻修过，真达特辟了一间净室，这以后印老到上海，始有了安居之所。日子久了，上海佛教人士都知道他住在太平寺，这一来，居士名流去问道的，善男信女求皈依的，以至于各方的函件，都愈来愈多，太平寺出了名，也增加了他人事繁杂的困扰。到了民国十七（1928年）、八年（1929年），他急欲找个清净的地方归隐，后来真达与沪上居士关炯之、沈惺叔、赵云韶等商议，找到了苏州的报国寺，真达花费了几千元的现洋予以修缮，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二月，他就迁到苏州报国寺去闭关了。印光法师到苏州后，创办了一所“苏州弘化社”，专印佛书赠人，自净土经论、《安士全书》、他自己的文钞，以至于各种初机佛书，前后多年印送的书籍，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亦百万馀帧。这种工作，全是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而已。

印老自奉极薄，食则唯求充饥，不求适口；衣则唯求御寒，厌弃华丽。如果有人供养他珍美的衣食，他却而不受。不得已受下，就拿来转赠别人。如果是普通物品，就交到库房，由大众共享。有一次，关絅之居士请他到家应供，他声明只需高装馒头、炒豆腐渣两样即可。关居士无奈，只得在素斋席上另备了这两样东西。他驻锡太平寺时，关居士去拜访，楼上楼下找不到他，最后在天井中找到了，原来他蹲在地上洗衣服。

他虽薄以待己，却厚以待人，凡善男信女供养的香敬，他都拿来印佛书流通，为人种福田。他对于赈灾济贫的事，权衡轻重，先其所急。如民国十五年（1926年），刘镇华兵围西安，饿死数万人。解围之后，印老立即以印书之款，汇去三千圆办赈济。二十四年陕西大旱，得到王幼农居士的函告，立刻拿出存折，令人提款一千圆汇去，而提汇之后，存折余额剩下了百元，而报国寺的一切费用全赖存折款维持，他认为赈灾事急，余事均可从缓。

1917年12月，陕西靖国军兴，护法讨陈。同盟会会员吴希真的部下袁占彪在乾县，张承轼在礼泉，李象荣、韩德元等在扶风、武功一带响应护法。次年吴集结省西各地武装，驻扎岐山，整编训练，参加护法讨陈。后因与郭坚部发生冲突，又为北洋系驻军所败，遂离开陕西。吴离陕后，先到杭州访问印光法师（同为陕西人），研究佛学，在杭州意外得到一只百年海龟，印光大师道此乃天意，吴希真遂将此龟放至咸阳市乾县姜村镇双羊村释迦院供养。后来人们便将此寺称为海龟寺。十年动乱时期，此龟不知去向。

一、念佛人忌静坐时切不可掐珠，掐珠则神不能定，久则受病，卧时亦然！念佛人忌卧倒姿势出声念佛，伤气；

二、念佛人宜小声念念，默念念，忌不可一味大声着力念，否则必致受病；

三、聚道友念，宜分三班，一班出声绕念，两班静坐密念，如此成天念，不至过劳。若一同出声念，久则过劳，或致受病；

四、念佛须声音高低适中，缓急合宜，若高声如赶贼之猛烈，始则心火上炎，或至吐血，以成不治之病；

五、念佛人当善调身心，心远离妄念，身得闲暇无病，方可办道；

六、念佛忌夹杂：举其正夹杂者如求大彻大悟，得大总持等。举其邪夹杂者如念佛外又研究外道杂藉修外道法！不夹杂定义除信愿行外不起他念非份之求（非指除念佛外不起他念）除念佛外朝暮向佛必须发愿！平生绝无信愿者临终决定难仗佛力；

七、善导大师示“专修”与“杂修”。专修指：1、身业专礼（凡围绕及一切处身不放逸皆是）2、口业专称（凡诵经咒能至心回向，亦可名专称）3、意业专念。杂修谓兼修种种法门，回向往生，以心不存一，故难得益，则百中希得一二，千中希得三四往生！

八、善导令人一心持名，莫修杂业者，恐中下人以业杂至心难归一，故示其专修也；永明令人万善齐修回向净土者，恐上根人行堕一偏，至福慧不能称性圆满，故示其圆修也。

九、若是精修梵行，禅定力深，则往生品位更高，见佛闻法最速！即大彻大悟，断惑证真之人，亦须回向往生，以期圆证法身，速成佛果！

十、净土修行之法：1、退可闭关专修；2、中可世间随缘念佛；3、进可一门深入，并万善圆修，均可。

十一、念佛人忌去不净之地，如厕所、浴池等场所出声念佛，当默念为益。

十二、念佛人忌涉猎外道典籍，修持外道之法炼丹运气及扶乩等法。

十三、念观音发愿求生西方，亦可满愿，以弥陀、观音同一度生之事，非有二义也；

十四、念佛宜六字。四字亦可。如初念则六字。念至半，或将止，则念四字。若始终不念南无，便为慢易。

十五、念佛法器，唯用引磬，其他一切，概不宜用。引磬声清，听之令人心地清净，木鱼声浊，故不宜用于临终助念。又宜念四字佛号。初起时，念几句六字。以后专念阿弥陀佛四字，不念南无，以字少易念。病人或随之念，或摄心听，皆省心力。

十六、人生在世，皆不能免疾病死亡之苦。当此等苦事发现之时，唯有放下万缘，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若气促，则只念阿弥陀佛四字。一心求佛慈悲，接引你往生西方。

十七、睡时当默念，不宜出声。宜只念阿弥陀佛四字，以免字多难念。若衣冠不整齐，或洗澡、抽解、或至不洁净处，均须默念。默念功德一样，出声于仪式不合。

“人在世间，不能超凡入圣、了生脱死者，皆由妄念所致。今于念佛时，即作已死未往生想。于念念中，所有世间一切情念，悉皆置之度外；除一句佛号外，无有一念可得。何以能令如此?以我已死矣，所有一切妄念，皆用不着。能如是念，必有大益。”

“天下无二道，圣凡无两心。举古今中外，莫不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及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事理，为立身行道，治国安民之本。良以此种事理，皆吾人性分中所固有之常彝。无论智愚贤否，悉皆具备。其所作所为，或有符合悖戾之不同者，乃由闲邪存诚，克己复礼。及迷心逐物，肆意纵情之所致也。”

“佛法要义，在无执着心。若预先存一死执着得种种境界利益之心，便含魔胎。若心中空空洞洞，除一句佛外，别无一念可得，则庶几有得矣。”

继承净土宗历代祖师的教义，契理契机地加以弘扬，集净土宗之大成。降至近代，中国佛教包括净土宗衰颓之极，同时知识大开，历代祖师的著作都出现于世。印光乘愿而来，应运而生，得以全面继承和弘扬中国历代祖师的净土教义，集净土教之大成。正如周孟由居士所赞：“法雨老人，禀善导专修之旨，阐永明料简之微。中正似莲池，善巧如云谷，宪章灵峰，（明蕅益大师）步武资福，（清彻悟禅师）宏扬净土，密护诸宗。明昌佛法，潜挽世风，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三百年来是指与明代莲池大师相比较而言。实际上，大师的净土教义，是集千余年来历代净宗祖师之大成。

选定“净土五经”，确立净土宗的根本经典。各宗都有本宗所依据的根本经典。历代净土宗祖师和善知识在弘扬净土法门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了“净土三经一论”，即《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佛说阿弥陀经》和《往生论》，是净土宗的正依经论。清末魏源居士将《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列入形成“净土四经”流通，可惜他跟宋朝王日休居士一样，按照自己的意见用各种译本的《无量寿经》的会集本取代自古来以来依据的曹魏康僧铠《无量寿经》译本，大师指出了这种做法有流弊，提倡应该流通受持原译本。早在民国七年(1918年)，大师在给永嘉某居士的书信中就提出，“楞严五卷末，大势至菩萨章，乃净宗最上开示。只此一章，便可与净土四经参而为五。”在给弟子的书信中，常常开示大势至菩萨“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的念佛方法。1932年，郭辅庭居士发心精刻大师选定的《净土五经》，《净土五经》初次流通，大师作了序言。次年，大师亲自校刻《净土五经》，由弘化社流通一万部。《净土五经》正式形成。大师先后作两序阐明五经的要义。《净土五经》的选定意义重大，是近代净土宗振兴的一大成果，它重新明确了佛说无量寿经(曹魏康僧铠译本)、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和佛说阿弥陀经的正依地位，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选入，充实了净土法门的念佛方法。

阐明净土宗宗旨和判教，统摄一代时教，导归净土。宗旨是修行要径及其目标，是一宗得以成立和区别于其他宗派的核心。

完善念佛仪轨方法，提倡临终助念。大师示现隐居潜修数十年，每年从冬至春坚持打念佛长期，两度闭关，一共六年，通过长期的卓绝修持，发明心地，大事了办。依照实修实证对念佛种种方法利弊了如指掌。

校订、刻印、流通佛经佛书，是印光法师弘宗演教的主要方式。早在他隐迹潜修普陀山法雨寺后期，自1918年起，就专门为刻印善书、佛书，多次亲赴上海、杨州、苏州、南京等地。其时他印行净土经论近百种，印数达数十万册，普遍各界赠送。

1930年，由印光法师发起，王一亭、关絅之、黄涵之等居士协助，明道法师主持，在上海常德路觉苑内筹备成立佛经流通部——弘化社，制定流通办法为全送、半价、照本三种，旨在弘法利生，与一般书店的营业谋利截然不同。1931年，流通部业务发达兴盛，于是宣布弘化社正式成立。嗣后又迁至苏州报国寺印光法师闭关的关房近旁。1935年，明道法师去世，弘化社经办负责无人可托，印光法师以75岁高龄出而自任，一直到1940年圆寂。

弘化社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价值意义，不仅仅在于它刻印流通了大量佛经佛书、净土宗典籍，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印光法师亲自指导主持下的一个真正的佛教经籍出版流通机构。它与其同时代的及后来一些以经营牟利为目的的一些所谓佛教企业，性质截然不同，形成鲜明的对照。

弘化社在当时虽然印行流通了大量佛书、善书，但是印光法师还是慨叹：“力量太小了！”未能达到他期望的目标。同时他又满怀信心地鼓励其弟子说：“寄出去的书一万本中能有一个人认真地看，那也是收到了效果了。”由此可见，印光法师对于当时的弘扬佛法的环境形势和条件，也是有较为客观实际的估量的。

创办弘化社，流通经书；兴建灵岩山寺净土宗道场，树立净土宗风——这是印光法师毕生弘宗演教的两大事业，是他对中国近代佛教的两项具体贡献。

苏州近郊吴县木渎灵岩山寺，是东晋时就创建的古刹。以后屡有发展，屡有兴废，清代太平天国之际又毁于兵火，遂为焦土。至宣统年间成一荒寺，经当地士绅挽请普陀山真达老和尚接收，由真达老和尚出资修葺一新。但是真老法务繁忙，在上海有太平寺，在普陀山也有寺院要住持负责，灵岩山寺没有精力去管理了。1937年(民国廿六年)冬，南方抗战烽起，苏州沦陷。印光法师应灵岩山寺监院妙真和尚之请，移住灵岩。

印光法师早在1937年苏州报国寺关中，就已为灵岩山寺制订了五条规约，以期永作十方专修净土道场。这五条规约是印光法师佛学思想的结晶。

民国廿二年（1933年），灵岩山寺监院妙真和尚将此五条规约申报吴县政府，刻石立碑。如今，这块刻有印光法师手订的五条规约的石碑，仍还完好地保存在灵岩山寺。

《印光大师文钞》

现今留存的《印光大师全集》共有七册，其中前三册是印光大师本人亲撰的作品，即第一册《印光大师文钞》（增广正编），第二册《印光大师文钞续编》（第二编），第三册《印光大师文钞三编》（外集）。

《佛法修行止偏法要》

《佛法修行止偏法要》是印光大师的思想精华，书中摘录了《印光法师文钞》中的相关部分，作为现代人防止修行出偏的参照。并将《楞严经》五十种阴魔境(有注解)作为佛的圣言量的参照标准附在书后。

《印光大师嘉言录》

《嘉言录》是李圆净居士编述的，书分十篇三十八章，由《增广文钞》（《全集》第一册）中节录出来，分门别类，拣择安插而成为一册。其所选录的出处，某卷某页，都记载的很详细，可以依照《文钞》全文相互的对阅。

《嘉言录》的特点在于截取《文钞》的精要，汇归一类，每一类别中，或有文义相近者时常出现，是提携阅读的人反覆再三的注意，望能速断疑惑生起信心。又以《文钞》繁广，初机或难以简别，故令光看《嘉言录》，以免望文生义，或退却学佛的意愿。也因此附录《文钞》选读篇目，附于《嘉言录》目录之后，希望未曾研究佛学的人，能依循著次第而入佛道。

同样的，也有很多人一阅读《印光大师嘉言录》，即得到启发，愿意皈依佛教，敬信佛法。这是《嘉言录》摄化众生的不可思议处。

《印光大师嘉言录续编》

《嘉言录续编》，是由广觉法师，与徐志一居士，二位发心将《文钞续编》（为《全集》的第二册）节录出来，整理分成十篇而编成的。其完成的时间是在民国卅二年（一九四三），是为印光大师往生后的第三年（注九）。《嘉言录》既然是净土入门的书，《嘉言录续编》，亦复如是。

《印光大师文钞菁华录》

《菁华录》是李净通居士于九五二年依《文钞正编》、《文钞续编》、《文钞三编》选出精粹的部分，理显真常，语无重见，录有三百三十三则。仍按照《嘉言录》的编次，分为十类，并一一详细圈点，以便阅读。

《永思集》

顾名思义是对印光大师缅怀纪念所收集而成的。于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大法錀书局的陈海量居士，裒辑十方缁素颂扬印光大师的文章。普令四众弟子见闻景仰，敬重其行，效仿学习之。

《永思集》的内容，包括有大师传记——行业记、略传、小史、苦行略记等；大师遗教——自述、信札、训示等；七众怆辞——悼文、赞词、挽联等。本章，第一节印光大师的传略就是根据《永思集》所编纂的资料而写成的。

《永思集续编》

乐崇辉居士发起为纪念印光大师三十周年的文字征集。其中有菩提树九十七期印光大师生西二十周年纪念专号，纪念文十多篇，皆是在台缁素大德追思大师的佳作；还有复应脱大师等书札六通，《文钞》、《永思集》未载入的。以纪念性质来提醒世人，印光大师在无尽的数海中，为何独取念佛法门度人，为何净土的三根普被，九界咸收，适应于末法众生。《永思集》与《永思集续编》编在《印光大师全集》的第五册。

《遗教摘要》

现收于《印光大师全集》第六册，是应脱大师等摘辑的。将〈文钞〉里的〈辟程朱〉、〈家庭教育〉、〈净土决疑论〉、〈印光大师破邪论〉等较重要的提出来加以解释，俾使读者一目了然，而不会望文生义的裹足不前。

《纪念文集》

列于《印光大师全集》第七册，为广定法师数次亲自到国外，四处搜集大师遣著资料，又将〈弘化月刊〉所载遗教，及各佛教月刊，有关大师遗稿，尽为搜辑。因而有《纪念文集》的诞生（注一三）。看了《纪念文集》更可明了印光大师的伟大与崇高，不愧为第十三代净土教的祖师。

印光大师于1933年正式将《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普贤菩萨行愿品》、《往生论》勘定为《净土五经一论》，作为后人持诵的范本，充分体现了祖师良苦和深远的用心。

印光法师：临终三大要

第一：善巧开导安慰，令生正信者

第二：大家换班念佛，以助净念者

第三：切戒搬动哭泣，以防误事者

世间最可惨者，莫甚于死，而且举世之人，无一能幸免者，以故有心欲自利利人者，不可不早为之计虑也。实则死之一字，原是假名，以宿生所感一期之报尽，故舍此身躯，复受别种身躯耳。不知佛法者，直是无法可设，只可任彼随业流转。今既得闻如来普度众生之净土法门，固当信愿念佛，预备往生资粮，以期免生死轮回之幻苦，证涅槃常住之真乐。其有父母兄弟，及诸眷属，若得重病，势难痊愈者，宜发孝顺慈悲之心，劝彼念佛求生西方，并为助念，俾病者由此死已，即生净土，其为利益，何能名焉。今列三要，以为成就临终人往生之据。语虽鄙俚，意本佛经；遇此因缘，悉举行焉。这三要者：第一，善巧开导安慰，令生正信。第二，大家换班念佛，以助净念。第三，切戒搬动哭泣，以防误事。果能依此三法以行，决定可以消除宿业，增长净因，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一得往生，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渐渐进修，必至圆成佛果而后已。如此利益，全仗眷属助念之力。能如是行，于父母，则为真孝；于兄弟，姐妹，则为真弟；于儿女，则为真慈；于朋友，于平人，则为真义，真惠。以此培自已之净因，吞同仁之信向，久而久之，何难相习成风乎哉。今为一一条陈，庶不至临时无所适从耳。

第一：善巧开导安慰，令生正信者。

切劝病人，放下一切，一心念佛。如有应交代事，速令交代。交代后，便置之度外，即作我今将随佛往生佛国，世间所有富乐，眷属，种种尘境，皆为障碍，致受祸害，以故不应生一念系恋之心。须知自己一念真性，本无有死。所言死者，乃舍此身而又受别种之身耳。若不念佛，则随善恶业力，复受生于善恶道中。若当临命终时，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以此志诚念佛之心，必定感佛大发慈悲，亲垂接引，令得往生。且莫疑我业力凡夫，何能以少时念佛，便可出离生死，往生西方？当知佛大慈悲，即十恶五逆之极重罪人，临终地狱之相已现，若有善知识教以念佛，或念十声，或止一声，亦得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此种人念此几句，尚得往生，又何得以业力重，念佛数少，而生疑乎？须知吾人本具真性，与佛无二，但以惑业深重，不得受用。今既归命于佛，如子就父，乃是还我本有家乡，岂是分外之事？

又佛昔发愿，若有众生闻我名号，志心信乐，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以故一切众生，临终发至诚心，念佛求生西方者，无一不垂接引也。千万不可怀疑，怀疑即是自误，其祸非小。况离此苦世界，生彼乐世界，是至极快意之事，当生欢喜心。千万不可怕死，怕死则仍不能不死，反玫了无生西之分矣。以自心与佛相违反故，佛虽具大悲慈，亦无奈不依佛教之众生何。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如大冶洪炉；吾人多生罪业，如空中片雪。业力凡夫，由念佛故，业便消灭；如片雪近于洪炉，即便了不可得。

又况业力既消，所有善根，自然增长殊胜，又何可疑其不得生，与佛不来接引乎？如此委曲宛转开导安慰，病人自可生正信心。此系为病人所开导者。至于自己所应尽孝致诚者，亦唯在此，切不可随顺俗情，求神问医。大命将尽，鬼神医药，岂能令其不死乎？既役情于此种无益之事，则于念佛一事，便纷其诚恳，而莫由感通矣。许多人于父母临终，不惜资财，请许多医生来看，此名卖孝，欲世人称我于父母为能尽孝，不知其天地鬼神，实鉴其心。故凡于父母丧葬等事，过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