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6月8日，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赴日留学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多次在上海和日本协商，并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二改盛馆的郁达夫寓所中，利用上海泰东图书局的一些条件，成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创作的基本倾向是反帝反封建和积极的浪漫主义。1929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其成员后来大多加入了左联。

创造社正式成立之前，有过一个酝酿的过程。

1918年夏天，郭沫若在博多湾畔箱崎神社遇到了张资平，提出邀约同人出一种白话的纯文学杂志。其后郭沫若又与成仿吾商量，得到成的赞同，并打算邀约郁达夫参加，因人手太少未办成。一般都称这次的酝酿活动为创造社的受胎。五四运动以后，通过张资平介绍，郁达夫与成、郭二人建立了联系。在东京的成、郁、张三人常聚在一起商讨筹办同人杂志事，并及时向在福冈的郭通报。

1920年初经宗白华介绍，郭沫若与田汉结交。此后由田汉介绍，又相继结交郑伯奇、穆木天，并通过郭与成、郁、张建立了联系。在此期间，郭沫若已经在《时事新报·学灯》等报刊上发表了后来收集在《女神》中的许多著名的诗篇。张资平已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在《学艺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约檀河之水》，成仿吾发表了部分新诗等作品，田汉、郑伯奇、穆木天、陶晶孙等前期创造社成员也先后开始了新文学的试作。

1920年12月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的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宣告成立。文学研究会也曾致函郭沫若邀其人会。但决心投身文学革命的郭、成、郁等人，却另有想法和看法。他们既不满于当时新文学运动的现状，又不赞同文学研究会所提倡的写实主义，加之“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国内杂志界底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感到有责任“急挽狂澜”，使新文学运动重新振兴并蓬勃发展。因此以郭沫若为中心，决意在国内创办同人刊物，建立新的社团。

1921年2月，田汉通过少年中国学会的左舜生，与上海中华、亚东等书局联系未获结果。此时，成仿吾友人李凤亭来信说上海泰东书局有意聘他为“文学部主任”，郭沫若得知这一消息后，决计停学，与成去上海开展文学活动。4月4日成、郭到上海。从赵南公日记载，赵对成虚与委蛇，对郭则较看重。于是成离上海去湖南长沙兵工厂任技正（相当总工程师），只留郭一人在泰东办刊物等事。4月24日星期天茅盾、郑振铎在半淞园宴请郭沫若，茅盾回忆录说是5月初似误记。郭沫若在上海商妥出版《创造》季刊后，便于5月27日回日本。在福冈家中住了一天便动身去京都、东京等地联络同人。过去关于郭沫若返回日本及东京访郁达夫的时间的回忆均属误记，以致造成创造社成立时间的差错④。经考证访郁达夫是6月4日。6月8日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何畏、徐祖正、田汉、杨正宇等在郁达夫寓所聚会，一致同意郭沫若的提议，以“创造”为同人刊物和文学社团名称，“暂出季刊”。并讨论了《创造》季刊创刊号的大体内容和编辑“创造社丛书”的计划，初步确定了各人承担的稿件。这次会实际是创造社的正式成立。

创造社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学团体。自1921年9月29日上海的《时事新报》刊载了《创造季刊的出版预告》开始，在经过三次大起大落后，到了1929年2月7日被国民党关闭为止，创造社总共走过了8年的历程。因为创造社创立的主旨是不问“主义”、“流派”，集合了一群气味相投的人，所以人数是变动的。据说先后有三四十人之多。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创造社之外的投稿人。根据创造社的兴盛期和停滞期可将创造社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

前期创造社

从《出版预告》开始到1925年5月中旬《创造周刊》停刊为止的两年半称作为前期创造社。这个时期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是留日学生，所出版的刊物是《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陶晶孙、王独清、腾固、洪深、何畏、徐祖正等人是前期成员，在这个阶段，他们的艺术倾向着重于自我表现的浪漫主义。

前半期尤其宣扬了艺术至上主义，这可以从他们的文学中看到来自日本和欧美的影响。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

中期创造社

中期创造社是从1924年8月20日《洪水周刊》的创刊，到1927年12月15日《洪水半月刊》终止的3年3个月的时间。这个阶段的成员除了前期的成员之外，还有被称为“小伙计”的周全平、倪贻德、敬隐渔、严良才、叶灵凤、周毓英、龚冰庐等人，他们成了活跃在创造社的主要成员。

在这个时期发行的刊物有《洪水周刊》、《洪水半月刊》、《创造月刊》、《新消息周刊》、《A.11周刊》和《幻洲周刊》，然而除了《洪水》和《创造月刊》之外，其他都是仅发行了几个月的短期刊物。中期创造社的艺术观是最自由的，从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流派，不过，革命写实主义的倾向表现得最为显著，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的主流。

后期创造社

后期创造社是从1928年1月的《文化批判月刊》创刊，到创造社关闭为止的一年多时间。以京都帝国大学的留学生李初梨、冯乃超、朱镜我为中心的新人成为后期创造社的核心成员，从此以后创造社全面地抛弃了浪漫主义，进入了倡导无产阶级文学创作和理论的阶段。

编辑出版《创造社丛书》

初期创造社的活动，是从编辑出版《创造社丛书》开始的，也因丛书而一炮打响。从1921年8月起，无论是郭沫若的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开一代诗风的新诗集《女神》，还是郁达夫的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都在社会上起到了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作用。此外，还有张资平的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郭沫若、郑伯奇、穆木天等人的《茵梦湖》《少年维特之烦恼》《鲁森堡之一夜》《王尔德童话集》等，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早的一批翻译作品，不仅以其形式之新，尤其以其内容之新，一下子风靡了众多的青年男女的心。有的甚至模仿书中人物的衣着打扮，徜徉街头。郭沫若、郁达夫和创造社，一下子就征服了整个新文坛。

《创造》季刊出版

1922年5月正式出版的《创造》季刊和在1923年创刊的《创造周报》和《创造日》上那些短小精悍，隽永犀利的文章和创作，不仅搏击到了旧的文学世界，而且波及到了新的文学阵营。《创造》季刊创刊号上所发表的郭沫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第二幕，田汉的独幕剧《咖啡店之一夜》、郁达夫的短篇小说《茫茫夜》、成仿吾的短篇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和张资平的短篇小说《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长篇小说《上帝的儿女们》等，虽然不都是稀世的成功之作，但比起当时文坛的许多作品，水准却要高出许多，而且不少篇章的文体、语言和内容在新文坛均具有开拓的价值，如郭沫若的历史剧，田汉的现代话剧，郁达夫的浪漫主义小说，成仿吾的充满象征色彩的现代派小说等等，在中国都是史无前例的创作。所以季刊一出，马上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注目。接着从第二期起，是郭沫若和郁达夫批评新文坛翻译中的粗制滥造的文章和成仿吾批评新文坛内部新人新作的那些文学批评的文章，不仅主观色彩较重，而且笔锋犀利泼辣，对不同流派、社团的作家作品都有所涉及，因此在新文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主办刊物

中期创造社主要办了两个刊物，一个是《洪水》，一个是《创造月刊》。

《洪水》先是周刊，后来改为半月刊。1924年8月，周全平他们在《创造周报》余稿的基础上，创办了类似《创造周报》那样的以评论为主的《洪水》周刊，仍由泰东图书局出版。但第2期刚看完清样，泰东即以江浙齐卢军阀战起、经济支绌为由，把周刊给停了。直到1925年9月，他们才在新成立的光华书局（以几本书的出版为交换条件）的支持下，把《洪水》周刊改为半月刊复刊了。一直到1927年12月，共出了3卷36期。1926年12月还出过一个《洪水周年增刊》。

《创造月刊》则类似《创造》季刊，以发表创作为主，辅以评论。在月刊上发表文章的，多为创造社同仁。这个刊物，从1926年3月创刊，直到1929年2月创造社遭国民党查封被迫终刊，共出了两卷18期，实际上是个不定期的刊物。先由郁达夫、成仿吾和王独清分别编辑，从1928年7月第1卷第12期开始，改由文学部集体编辑，实际主持其事的，是冯乃超。

除此而外，在大革命的风浪的鼓噪下，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们还创办过几个小刊物，虽然其中没产生什么可以传世的大文章，而且寿命都不长，但总算也说过一些硬气的话，起过一些投枪、匕首的作用，如《A·11》《新消息》《幻洲》周刊等。这些刊物，都以刊登出版部的重要消息和启事、广告为主，但也发表过一些短小精悍、锋芒毕露的小文章，可能正因为锋芒太露的缘故，这些刊物的寿命都不长，最多的办了5期，有的只办了1、2期就夭折了。

成立出版部

创造社出版部于1926年3月成立，开张后的第一件事，是把《洪水》半月刊从光华书局收回来自已出版。同时，还创办了《创造月刊》。两个刊物各有侧重，彼此配合。出版部开张后的第二件事，就是把《创造社丛书》从泰东图书局和光华书局拿回来自己出版，并编辑出版了新的丛书。诸如郭沫若的小说散文集《落叶》和《橄榄》、诗集《瓶》、历史剧《聂荧》，郁达夫的全集第1卷《寒灰集》和第2卷《鸡肋集》，成仿吾的论文集《使命》、诗集《流浪》和小说集《灰色的鸟》（合集）等。此外，他们还在《世界名家小说》《世界名著选》等丛书名目下，专门出版创造社同仁的译著，总计达二三十种之多，广泛地译介了世界诸多名家的作品。就单本讲，比初期创造社时期更大量、更集中，因而总体的影响也更大。由于业务的发展，除了上海的创造社出版部总部外，他们还在全国许多地方和日本成立了创造社出版部的分部，力量不足的许多地方，一些书店也自愿地建立了创造社出版物的推销处。

倡导革命文学

创造社到了中期，元老们散而复聚，并以更大的规模云集于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使广州成了创造社的新基地，也使创造社的活动呈现出一番新面貌。创造社的元老，除去已退出的和仍在国外上学的，国内只有张资平仍在武昌第四中山大学任教没来广州集中。郭沫若他们到广州之后，很快就为广东的革命气氛所感染，并积极地投入了火热的革命文化活动。郭沫若等到校后，积极支持学生的改革要求，决定开设新课程，让学生进行自由选修。他们一方面当“红教授”，教书育人；一方面写文章，办刊物，倡导革命文学。郭沫若的《孤鸿》《文艺家的觉悟》《革命与文学》，成仿吾的《革命文学与他的永远性》《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等都发表了对革命文学的认识。

走上革命一线

随着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的发生，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买办、呼吁国民大革命的声浪已经一浪高过一浪，创造社的同仁再要关在象牙塔里搞什么“纯文艺”已属不可能。于是，他们自觉地把广大群众关注的社会政治问题提到了首位。郭沫若、郁达夫、潘汉年等通过自己的战斗檄文，把新军阀的反革命面目向全国、全世界最早地作了公开揭露。这里，有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和《脱离蒋介石以后》，有郁达夫的《谁是我们的同伴者？》和潘汉年在创造社的刊物和《幻洲》半月刊上的杂文政文等。

此外，他们不仅改变了旧文人那种脱离社会实际的陋习，积极地关注社会问题，为革命呐喊呼吁，有的成员，如郭沫若、潘汉年等，还亲自奔赴革命第一线，参加斗争。郭沫若于1926年7月离开广东大学，携笔从戎，参加北伐国民革命军，，紧接着又参加了为挽救大革命彻底失败而发动的八一南昌起义。潘汉年。曾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长，《革命军日报》总编辑。此外，成仿吾、郑伯奇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实际也在担负国民革命的工作，周毓英，1927年2、3月份，也曾去南昌协助潘汉年编过《革命军日报》。

团结各派

和初期创造社时期不同的是，中期创造社在组织上打破了文艺上“主义”和派别的界限，不以原来的小团体立场来限制自己，广泛地与社会各界，文化艺术界各种不同思潮流派的朋友交往，刊物上也容纳了各方面的稿件。《洪水》在《复活宣言》中，曾把“派别”和“成见”称做“两个恶鬼”，表示要“摆脱一切派别，抛去一切成见”。从当时的情况看，他们是身体力行如上原则，注意团结文艺界，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里各种不同倾向和流派的朋友的。晚年的冯乃超经过长期的反思，在谈到创造社的历史时，曾盛赞创造社的第二阶段：“《洪水》半月刊撰稿人之多，思想斗争的异常活跃，为前期创造社成员所意料不及的，致使郭沫若认为创造社此时又出现了。我认为创造社此时是最少‘组织'、 ‘集团’气味的时期，也可以说最少宗派情绪的时期。”

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宣传方面，成绩比较卓著的，是朱镜我和彭康，专攻哲学社会科学。朱镜我曾发表过《理论与实践》《科学的社会观》《政治一般的社会的基础——国家底起源及死灭》等重要论文。彭康则发表过《哲学底任务是什么?》 《科学与人生观——近几年中国思想界底总清算》《思维和存在——辩证法的唯物论》等重要论文。

除此之外，他们还十分注意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翻译和出版，如在创造社刊物上发表的有《唯物史观原文》（李一氓）《〈哲学底贫困〉底拔粹》（李铁声）《托尔斯泰——俄罗斯革命的明镜》（彭康，这当是列宁这一名著在中国的最早翻译和介绍）。

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后期创造杜的成员归国的时候，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正走向它的全盛时期。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在前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直接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又是在苏联和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双重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倡导无产阶级文学方面，做工作较多的，是冯乃超、李初梨。他们认为新兴的革命文学，应该是无产阶级文学。

成仿吾、冯乃超的文章侧重在进行历史和现状的总结，从对文学革命以来历史进行的考察，谈到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李初梨、郭沫若的文章则侧重在论证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学以及怎样地建设无产阶级文学，广泛地谈到了无产阶级为什么人，什么人可以写，写什么，以及彼岸文学等等。他们的文章，涉及到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和任务，无产阶级作家的世界观和修养，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无产阶级文学的未来和前景等无产阶级文学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其观点曾在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文学团体中创造社的历史不是最长的，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难以撼动地位的最重要的团体之一。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创造社出版了第一本浪漫主义诗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第一本长篇小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提倡浪漫主义，开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讨论文学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提出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理念等，皆是创造社率先而为。

另外，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社成员参加了有名的北伐战争，加入了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积极参加工农运动。创造社解散后，郭沫若、成仿吾和后期创造社的成员作为共产党的骨干投身于抗日战争，他们对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新中国建立后被重用，除了郭沫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长、政务院副总理，成仿吾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之外，李初梨等人也都有重要的职位。在抗日战争中协助日军，参加所谓和平运动的张资平、徐祖正、周毓英、龚冰庐等人，在战后各领其罪，不仅被赶下了文学舞台，也从此葬送了政治生命。而郁达夫却在战争结束之际被日本宪兵杀害。

从艺术至上主义出发的创造社成员，在广阔的文学舞台上，用形形色色的文艺思潮发挥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向人们展示了他们华丽的表演，然而最后成了被卷入政治漩涡中的人物，他们以各自的政治话语为自己的主张辩护，也自然成了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