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蓉（1816年—1873年），字孟容，号霞仙，湖南湘乡人，清朝湘军将领、桐城派古文家。早年与曾国藩、罗泽南等人交游，咸丰初年参与组建湘军，投身武昌、江西等战役。1855年因弟战死辞归，后应骆秉章征召入川镇压李蓝起义，因军功晋升四川布政使。1862年协同部署围剿石达开部，于大渡河畔生擒石达开。次年任陕西巡抚，督办陕南军务，剿灭太平军余部及捻军，并推行垦荒政策。

诸生出身，少有志节，与曾国藩、罗泽南讲学，辅佐罗泽南训练团练。

咸丰四年（1854），从曾国藩军中，克武昌，转战江西。

咸丰五年（1855），罗泽南由江西回援湖北，刘蓉从之，领左营。弟弟刘蕃战死于蒲圻，刘蓉送其丧归，遂辞军事。寻丁父忧，胡林翼上奏征召，不出。

咸丰十一年（1861），骆秉章督师四川，聘参军事，疏荐其才，诏以知府加三品顶戴，推荐萧启江、刘岳昭、黄淳熙三军入川。署四川布政使，不久实授。骆秉章在军事吏治，都倚靠刘蓉谋划，两人顺利镇压了李蓝起义。

同治元年（1862），翼王石达开由云南、贵州边境入四川。预调诸军罗布以待，骆秉章令刘蓉赴前敌督战，石达开不得逞，徘徊于土司地，穷蹙就擒。刘蓉亲往受俘，槛送成都诛之，被圣旨嘉奖。

太平天国、捻军将领蓝成春、陈得才等攻打陕南，拒守汉中、城固等城，李蓝起义残部亦入陕蔓延，势方炽。多隆阿督师关中，注重北路回匪，于南路未能兼顾。官文疏荐刘蓉堪当一面，于是命刘蓉督办陕南军务，擢陕西巡抚。骆秉章分兵四千授刘蓉，总兵萧庆高、何胜必也隶属于他管理。又遣将赴湖南增募万人，刘蓉于十月进屯广元。

同治三年（1864）春，汉中太平天国、捻军因江宁被围急，促其回援，遂自退，趋湖北。刘蓉入汉中部署屯防，清余匪。多隆阿围盩厔久未下，闻刘蓉将至，督攻益急，克之，而多隆阿受重伤。三月，刘蓉抵省城，多隆阿寻卒于军，其所部雷正绾、陶茂林诸军剿西路回匪，入甘肃；穆图善一军议令赴援湖北。五月，川匪合粤、捻由镇安、孝义突犯省城，刘蓉集诸军击之于鄠、盩厔之间，寻偕穆图善会击于郿县，贼西走略阳，入甘肃，陷阶州，令何胜必等会川军周达武攻之。

同治四年（1865），克阶州，川匪余孽悉平。雷正绾军哗变，其部将胡士贵率叛兵回扰泾州，刘蓉遣军扼隘，散其胁从，诛杀胡士贵。

编修蔡寿祺疏劾恭亲王奕䜣，牵及刘蓉，指为夤缘，诏诘刘蓉令自陈。刘蓉奏办，自言荐举本末，并揭发蔡寿祺前在四川招摇，擅募兵勇，为刘蓉所阻，挟嫌构陷。复为内阁侍读学士陈廷经所劾，命大学士瑞常、尚书罗惇衍按究，坐漏泄密摺，降调革任。陕甘总督杨岳斌疏言陕西士民为诉枉乞留，诏刘蓉仍署巡抚。

同治五年（1866），奏荐贤能牧令龚衡龄等，请予升阶，下部议驳。刘蓉疏言：“近来登进之途，多出于从军，而究心民瘼者，仍潦倒于下吏。陕西疮痍未起，急应旌举贤能以为之劝。”上特允之。先是，蓉任凤邠道黄辅辰经理回民叛产，设法垦治，岁获谷数百万斛，成效甚著，因奏：“陕西兵后荒芜，以招徕开垦为急务。应视兵灾轻重，荒地多少，以招垦成数为州官吏劝惩。”报可。寻以病乞开缺，上允其请，以乔松年代之，仍留陕西治军。

捻军张宗禹入陕，逼省城，刘蓉与乔松年议不合，所部楚军三十营，统将无专主，士无战心，屯灞桥，为贼所乘，大溃。诏斥刘蓉贻误，夺职回籍。

同治十二年（1873），卒。湖南巡抚王文韶疏闻，命复官，陕西请祀名宦祠。

《养晦堂文集》他将气与理的关系概括为“所谓气者，乃天地阴阳之气而人得之以有生者也。所谓理者，乃乾坤健顺之理而人得之以为性者也。故自天地观之，则气之与理举属天下公共之物，虽命于人，赋于物，而皆非有我之所得私。而自人物观之，则所谓气与理者，赋禀各足，无不完备，不相交杂，不相假借，虽曰天下之公，要皆可以据为吾身所固有，而不害为私者也。”一方面他把理、气分为二，认为两者不相交杂；另一方面，他提出“所谓理者，乃乾坤健顺之理而人得之以为性者也”，以性属于理，认为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性，性是人化了的理，此乃程朱理学的“性即理”说。此固程朱之说。

刘蓉还把心、理分为二，并以理为心的主宰。他说：“人之有身也，耳目口体无不备而心为之君。人之有心也，虚灵知觉无不达而理为之宰。是其全体大用莫非天命之存，而不容有一疵之或累焉者也。”接着，他驳斥了阳明学说的“心即理”说，“愚以为其所以受病之本，尤在认气为理，执知觉运动为性。是以昧乎人心道心之别，而直以此心之虚明灵觉者为天理之本。然则良知之说误之也。且夫人之有知，盖气之精英者为之，凡其养于静而明，感于物而通，触于欲而觉者皆是也。乃其所知之理，则性实命之，由其理以发于知，虽丽于气而不预焉。”他驳斥王阳明以虚灵知觉为心的“心即理”说。而认为人之有知乃“气之精英者为之”，而理则由性命之，他认为理固然存在于气之中，但并不代表气就是理，理与气是分为二的，他把心归结为气，把性归结为理，所以心与性是分为二的。

刘蓉还提出了“读史穷理”的观点，说：“读史者，特穷理之一事耳。古人格物之学，自身心家国，以至天地阴阳之变；古今政治之宜，莫不深考而详究之。凡以致吾之知而已，固未可谓穷理一事，读史又一事也。”他不满理学家们那种“尚空谈而鲜实用”、“拘而鲜通”的迂阔学风，把“格物”、“读史”都看作是穷理的一部分。强调要通过“格物”与“读史”来及早应付“事变”的“变通”能力，成为真正的治乱之才。他认为除理学外，世间再无其他学问。为此，他排斥其他学派，斥陆王心学窃佛禅，乱儒宗，不属正学之列。

刘蓉治学讲究在道德上“原德其本”。所谓“成仁取义为世完人者，亦岂无本而致然哉；彼其忠烈之操固已根乎天

性”，而操守形成之源头在于“诵法圣贤，讲明乎道义彝伦纲常名教之训而身体之者”，以致“一旦殉国赴义，视死如归。虽至灼体裂肤，陷胸决脰，而处之泰然，不以死生为纤毫顾虑”。这种道德践履精神强调“渐进”而不讲阳明

心学一再强调的“顿悟”，学术经过此“原德其本”的价值过滤，常常变成政治践履的工具而基本失去其独立的价值。刘蓉还批判阳明心学所推崇的“静坐”和“顿悟”，他说：“静坐之说，实吾人切要之功，但须中有所主，方为无弊；不然，或且坠于空寂。明季学者，所以多诡于程朱而流于禅悟者，盖皆坐此。吾兄其亦慎之。惟敬之一字，实该贯动静之法，前圣心传，举不外是，因而存之，其亦可以杜偏胜之弊而绝放佚之萌矣。”认为顿悟完全背弃了理学应以“强探力索之劳，履规蹈矩之苦，铢积摞之勤”始能“入圣”的艰辛进程，，导致了阳明心学流于空疏无用。刘蓉力主捍卫程朱理学的正统观念，排斥异端思想，其学术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蓉少时，读书养晦堂之西偏一室。俯而读，仰而思；思有弗得，辄起绕室以旋。室有洼，经尺，浸淫日广。每履之，足苦踬焉。既久而遂安之。一日，父来室中，顾而笑曰：“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命童子取土平之。后蓉复履其地，蹶然以惊，如土忽隆起者，俯视地坦然，则既平矣。已而复然。又久而后安之。噫！习之中人甚矣哉！足之履平地，而不与洼适也，及其久，则洼者若平，至使久而即乎其故，则反窒焉而不宁。故君子之学，贵乎慎始。

注释

[1]养晦堂：刘蓉居室名，在湖南湘乡。

[2]浸（qīn侵）淫：渐渐扩展。

[3]中（zhòng众）人：击中、深入于人。

译文

清代文学家刘蓉年少时在养晦堂西侧一间屋子里读书。他专心致志，遇到不懂地方就仰头思索，想不出答案便在屋内踱来踱去。

这屋有处洼坑，开始为一尺见方，随后越来越大。每经过，刘蓉总要被绊一下。起初，他感到很别扭，时间一长也习惯了，再走那里就同走平地一样安稳。刘蓉父亲发现这屋地面的洼坑，笑着对刘蓉说：“你连一间屋子都不能治理，还能治理国家么？”随后叫仆童将洼坑填平。

父亲走后，刘蓉读书思索问题又在屋里踱起步来，走到原来洼坑处，感觉地面突然凸起一块，他心里一惊，低头看，地面却是平平整整，他别扭地走了许多天才渐渐习惯起来。刘蓉不禁感慨道：“习之中心甚矣哉！……故君子之学，贵乎慎始。” 意思是说：一个人学习时，初始阶段的习惯非常重要，君子求学，贵在慎重地对待开始阶段的习惯养成。

刘蓉挚友曾国藩认为刘蓉是一位有着巨大学术抱负与追求的学者，“博通经史，为文宏宕，有奇气” ，他将安身立命之地寄于学术事业，将“求道”作为自己一生最大的奋斗目标。其学术思想在晚清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刘蓉虽心气傲岸，难为世人所容，在官场倾轧中早早去职还乡，但他仍“躬仁义而力践之，不以举世不为而自阻。饫道德而心乐之，不以没世无闻而自戚”，体现其力践圣道，不以得失毁誉为意的非功利的处世态度。

刘蓉早年虽身居草野，但并非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时刻以天下为念，主张为学当匡世济民，所以他在太平天国起义兴起的“天下危累”时刻慨然而出，以书生领兵，建立功勋，积功升至巡抚，抚镇一方；实现其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他的事业与学术为湖湘士子提供了一个仿效的榜样，对后世的湖湘学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比肩鹊起，驰骋宇内。这对湖湘学风的弘扬具有重要的意义。湖湘文化也在刘蓉等湖湘士人的宏扬下，从学术上的经世中走出来。一改以往那种鄙陋的边缘文化形象，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坚之一。近代湖湘文化于是和岭南文化、江浙文化鼎足而立，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成为强势文化的典型代表。

曾国藩：吾友刘君孟容，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

《清史稿》：刘蓉抱负非常，佐骆秉章平蜀，优于谋略而短于专将，治陕不竟其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