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纲（字处和），福建莆田人，南宋官员。以父荫入仕，历任沙县知县、静江府通判、福州通判等职，宝祐二年（1254年）任惠州知州，以清廉节俭著称，提出“瘠一身以肥一群”的施政理念。

丰湖书院创建于南宋宝佑二年（公元一二五四年）。在宋代大办书院的历史潮流推动下，南宋淳佑四年（公元一二四四年），惠州太守赵汝驭在惠州艮岗岭创建“聚贤堂”，纪念唐、宋以来对惠州经济文化最有贡献的名儒“十二先生”，（陈偁、苏轼、唐庚、陈尧佐、陈鹏飞、古成之、张宋卿、留正、许申、苏过、陈瓘、陈奂），并作为讲学援道的场所。

艮尚岭，是惠州西湖胜景“开元佛迹”所在地。宋代余靖在<开元寺记>中生动描述艮岗岭的山水：“重岗复岭，隐映岩谷，长溪带蟠，湖光相照，探幽赏异，一郡之绝”。唐代建造的开元寺是惠州“祠宇最壮、最胜之寺。”从东晋的龙兴寺至唐的开元寺，至南宋的聚贤堂，在惠州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意义。

十年后，宝佑二年（公元一二五四年），惠州太守刘克纲就进一步把聚贤堂改为书院。按当时书院组织改组。“以州学兼山长”（院长）“挑选有志尚的生徒，讲习其中”。至此，丰湖书院在规模、功能、制度等方面更趋完备，由此开启了其作为惠州儒学教育重要场所的历史。刘克纲并扩建堂舍，在原来的“晞是堂”后面另建“十二先生祠”。西面，又另建“六君子堂”。这一改革标志着丰湖书院作为惠州儒学教育重要场所的历史开端，并成为岭南书院的典型代表之一。“南辟四斋，立三门”，作为讲习场所。

景定二年（公元一二六一年），摄守林畔在院前建“如沂亭”。经历宋、元之间的战火后，元大德三年（公元一二九九年），山长黄赵孙重建。

明代，书院几度兴废，岭南文化己同全国一样。由于惠州城市建设扩展及惠州西湖声誉日高，国内很多名士南来惠州兴办书院，如“濂溪书院”、“天泉书院”等（不久便废），与丰湖书院竞相传道讲学。著名教育家、哲学家王守仁（王阳明）亦曾来惠州。他的学生薛侃在丰湖书院讲学，传播他的学说。

宋代三百年间，惠州府六个县共有进士五十三人。归善（今惠阳县）进士留正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封魏国公。李思纯、李思义、陈国翰、陈开、黎献臣都任过州官。州官薪俸二千石，后人称他们住地为“万石坊”（今市内中山南路）。悔蟠元、梁昭德、张宋卿等称儒林人物。

明代，惠州府有进士四十四人。归善进士叶梦熊官至兵部尚书，赠太子太保，留下相当价值的著作。杨起元官至吏部侍郎，对文学和理学都很有研究。他和叶梦熊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叶梦熊、杨起元、叶萼、叶春及、李学一等被尊称为“五先生”。车邦佑、曾守约、张萱、李树勋、韩日瓒等分别在政治、武功、学术、文学等方面有一定成就。郑维新在嘉靖七年（公元一五二八年）写成《惠大记》（即嘉靖版《惠州府志》）。

明代末年，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丰湖书院门庭冷落，逐渐荒废。

入清后，王煐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任惠州知府，崇文兴教，尊师重道，“下车伊始，即谒庙廷，易其榜曰先师庙”。随后见“诵读之士，往往散处山谷乡落之中，索居离群，闻见寡眇。余思所以聚之，乃买叶氏孤屿废园，并前守所置义学地基，建堂舍二十四，以为讲学习诵之所。其亭榭台沼，或仍或新，以为游息之地。名之曰丰湖书院”，掀开了丰湖书院历史新的一页。此后丰湖书院又几经沉浮，至清嘉庆三年（1798）伊秉绶守惠，“国家尊崇正学，海隅向风。秉绶守惠之次年，以十州人士之请，改建书院于城西湖上。又次年落成，易名丰湖书院。”（据《惠州西湖志》）也就是说，清嘉庆六年（1801）惠州知府应惠州十属士绅之请，在黄塘第二次重建丰湖书院，使丰湖书院进入辉煌发展时期，成为惠州十属的最高学府。

刘克纲，字处和，福建莆田人。以父荫入仕，调泉州录事参军，历任沙县知县、静江府通判、文思院提辖、福州通判、福建安抚司参议等职，南宋宝佑二年（1254）任惠州知州。据光绪<惠州府志>的介绍，他在惠州知州任内“清俭治办，修弊起废”。有人讥诮他自奉过俭，如穷书生，他不以为意说：“吾积至万缗，则诸邑宽剩，铁醋息钱可罢矣。瘠一身以肥一群，庸何伤？”可谓掷地有声，尽见儒者济世的胸襟抱负。刘克纲对振兴地方教育尤其热心，慷慨解囊创建丰湖书院，就是他的一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