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丰（1906年2月2日—1955年3月23日），原名何克全，出生于江西萍乡市。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部长。

凯丰于1906年2月2日出生。早年在萍乡中学读书，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学生运动。1925年夏，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武昌中山大学）。受大革命浪潮的影响，他经常阅读革命报刊，开始撰写政论文章，曾担任校刊主编。1926年暑期，北伐军到达萍乡，凯丰在家乡帮助组织农会，担任农会的宣传干事。1927年3月间，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担任武昌中山大学团支部书记等职务。大革命失败后，凯丰根据组织上的安排转移到上海，于1927年底赴莫斯科，到中山大学和少共国际团校学习。

1930年秋，凯丰奉派回国，同年12月，由秦邦宪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初，他作为团中央巡视员，往香港巡视两广团的工作。3月，回上海参加共青团五届四中全会，被增补为团中央委员。会后又赴香港任两广团省委书记，化名“开封”，后取谐音“凯丰”。同年5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出狱后离开香港，于同年8月底抵达上海，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东方青年》主编。1933年春，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凯丰赴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任团中央书记。1934年1月，凯丰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仍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凯丰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政委，并作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随军行动。1935年1月，凯丰出席著名的遵义会议。此后至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夕，曾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少数民族委员会主任、地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军委政治部兼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成员。1935年还当选为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他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出席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受命筹组共青团中央局，任团中央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1937年2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并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凯丰出席洛川会议，参与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同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七大”准备委员会，凯丰为成员之一。1938年2月，党中央派凯丰到武汉工作，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党报委员会委员、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同年9月，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翌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任南方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0年11月，凯丰被党中央调回延安工作。不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此外，1941年2月至1943年3月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1941年7月至1943年3月任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41年7月至12月任中央学校教育管理委员会主任。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同年12月凯丰任中央出版委员会成员。翌年1月，被推选为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临时委员会委员。1943年3月，中央机构精简，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1945年4至6月，凯丰出席党的七大。会后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决定派遣大批干部挺进东北，并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凯丰被调任东北局委员兼宣传部长。10月赴东北，参加了领导建立和巩固东北解放区的工作。亲自创办《东北日报》，先后兼任《群众》编委会副主任、党报委员会书记、《党的工作》编委会副主编。1948年8月，兼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东北分院副院长。

1949年3月，凯丰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950年9月至1953年1月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51年2月至1953年1月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9月，凯丰调北京工作，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3年3月至1954年11月兼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

1955年3月23日，凯丰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49岁。

凯丰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他发动团的干部协助教育部门开展扫盲工作。1933年10月，在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大会上作报告，提出要吸收文化教育专家参与根据地文化教育建设。在延安，他常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讲课、作报告。1937年初，他为该校创作《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在南方局工作期间，凯丰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为发展国统区的抗日进步文化、团结文化界人士等做了大量工作。在延安整风过程中，他协助毛泽东与文艺工作者谈话，并邀请百余位作家、艺术家及思想文化战线负责人举行延安文艺座谈会，由其主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凯丰为东北解放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做了大量工作，相关事业随各项建设一同取得显著成效。

凯丰长期从事党的宣传理论工作，曾担任党中央宣传部门主要负责人，为党的理论宣传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报刊发表多篇文章，宣传革命主张。长征途中，他受命组织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审查民族问题相关宣传材料。抗战时期，凯丰编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等著作，在《新华日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文章，系统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分析国内外形势；其直接负责的《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推动了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开展。他协助周恩来等同志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业绩和主张，撰写《什么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与中国》等文章，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1942年9月，根据毛泽东指示，他负责筹组中央编译局，翻译一批马列著作，满足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求。

解放战争时期，凯丰领导创办《东北日报》，沟通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鼓舞解放区人民斗志，配合指导各条战线斗争。新中国建立初期，他参与《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的起草与修改，助力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兼任马列学院院长期间，他为党的干部教育开展多项工作。

凯丰为党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长征途中，他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1937年2月，起草了《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材料；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揭露和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参与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之决定》等文件，后来又参与对张国焘的帮助和挽救工作。在长江局和南方局工作期间，他配合周恩来等同志，领导南方地区党的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培训党的骨干，广泛团结爱国民主党派和人士，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在延安整风中，凯丰积极参与对整风运动的领导。

1942年2月8日，中央宣传部召集延安干部会议，凯丰主持，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题为《反对党八股》的著名报告。随后，凯丰提出中央宣传部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中心，并据此全面开展整风学习运动，以切实改进干部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这一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批准。此后，中央宣传部相继颁发一系列关于整风学习的文件；6月，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同志为主任，凯丰是委员之一，并担任宣传系统和延安各学校整风学习委员会的负责人。还被指定负总责组织陆定一、胡乔木等人解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

1938年，凯丰创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在解放出版社出版。

1937年2月，凯丰起草了《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之决定》《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文件，他撰写过《什么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与中国》等文章。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是由凯丰1937年创作歌词，后由吕骥谱曲，随即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延安及各解放区广泛传唱，并成为抗日救亡歌曲的代表作之一，为后人传唱。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军政干部的学校。学员既有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也有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献身革命的知识青年。全曲既有一般青年歌曲活泼、富有朝气的特点，又有进行曲铿锵有力的节奏和不断前进的气势。它形象地体现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青年蓬勃的青春活力和豪迈的革命气概。

凯丰于1952年至1954年之间写给二女儿何淑英和二女婿丁大发的4封家书。原信中有漏字，整理时，补齐的字用括号标明。

“淑英、大发：

信均收到，因事忙未复。生孩子后身体好吧？在工作中仍应继续学习，提高政治文化。在省合作社工作很好。应当时时注意廉洁奉公守法。我身体很好。勿念！祝好。

父 三月十六日”

“淑英：

信收到。带着两个孩子，无法学习，也无法工作。你和丁大发还是回家去种田好了。不必来我这里，我很快也要离开沈阳。我这里也无法养活你及小孩。还是靠你们自己去养活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小孩。问好。

父 四月三日”

“淑英：

小孩病得这样厉害，是什么病？是否是出疹子，是否是肺炎？如果是出疹子或转为肺炎则宜注射青霉素。兹寄给伍拾万元，给小孩治病用。问好。

父 六月四日”

“淑英、大发：

信收到，知你们进步非常高兴……

淑英还是要继续学习，最好也能参加业余中学学习……你姐姐也有信来，因为她现在没有工作，上次寄了一点（钱）给她。你们要的书先寄一、二卷，三、四卷以后寄给你（们）。问好。

父 一月廿七日”

凯丰早在中学时就得了肺病。参加革命后，因工作紧张，环境险恶，生活艰苦，又得了肠胃病。1948年，肺病复发，大口吐血。党中央安排他去苏联治病。但未及痊愈，凯丰又急切地向中央要求返回国内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最终不幸英年早逝。

凯丰参加革命早期，主要是从事团的工作。大革命时期，他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凯丰对共青团的建设和党的青年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九一八”事变后，他在《红旗周报》《东方青年》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对日本的武装侵略，肯定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并指出学生的抗日爱国斗争应与工农的斗争密切结合。在中央苏区，凯丰作为团中央的负责人，努力推动苏区团的建设，积极扩大团的组织，参与组建少共国际师，动员广大团员、青年参军参战，投身于苏区反“围剿”斗争。他撰写了不少关于青年团工作的文章、通讯等，对团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在延安时期，他仍继续致力于党的青年工作，动员和组织广大爱国青年投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去。

凯丰对党的事业和理想信念非常坚定，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和复杂，都能经受住考验。1931年5月，因叛徒出卖，凯丰在香港被捕。敌人几次对他审问并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毫不动摇，并机智应敌，保守了党的机密。出狱后，他又很快投入了新的战斗。

凯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期间，是 “左” 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支持者。在遵义会议上，与会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并决定撤销其最高指挥权，凯丰当时仍持支持博古的立场。在党和红军面临严峻局面的背景下，凯丰的这一选择是错误的。会后，经党中央批评帮助，加之红军在毛泽东等人指挥下扭转战局的事实，他很快认识到自身错误，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凯丰曾回忆：“因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的错误还不了解，在遵义会上坚持了错误的方面，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大约两个月的光景）。”

延安整风运动中，凯丰结合实际作自我批评，对过往教条主义错误及遵义会议上的表现进行深刻反思，获得党中央谅解。延安时期，凯丰与毛泽东的工作交往逐步加深。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给凯丰的信中予以安慰；后来凯丰在东北工作期间，就《东北日报》工作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并请为题写报头，毛泽东欣然应允并致以亲切问候。

凯丰对党的工作勤勤恳恳。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一直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的进退得失和职务高低。在党的七大中央委员选举落选后，他没有怨言，而是正确对待自己过去的错误，愉快服从组织安排，积极完成所肩负的工作。新中国建立之初，他在东北任沈阳市委书记期间，任劳任怨，为抓好这座大城市的生产、市政、社会秩序和战争后勤工作竭尽全力。他坚定沉着，有条不紊地领导开展各项运动和民主改革，为沈阳的经济建设和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做出了贡献。

凯丰始终清正廉洁，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1951年3月，凯丰得知二女儿成家并参加了工作，就写信勉励女儿、女婿：“在工作中仍应继续学习，提高政治文化。”告诫他们“应当时时注意廉洁奉公守法”，并在“廉洁奉公守法”几个字下加了着重号。后来，二女儿生了孩子，负担加重，给父亲写信，想调到父亲身边工作，以求得到照顾。凯丰虽然很关心和疼爱自己的女儿，但并没有答应她的要求，回信说：“还是靠你们自己去养活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小孩。”凯丰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子女，体现出一名共产党员和党的高级干部模范执行党的政策、不谋私利、廉洁奉公的高度自觉性。

凯丰同志在30年革命生涯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对党的青年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凯丰同志一生对理想坚定不移，对事业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心胸坦荡，始终充满着旺盛的朝气，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党和人民。在他的身上，体现出共产党人所特有的高尚品格和精神风貌。（新华社 评）

凯丰长期从事党的宣传领导工作，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党的宣传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新版毛泽东选集大辞典》 评）

重庆雕像位于重庆市嘉陵江畔红岩革命纪念馆，半身像。

萍乡雕像位于江西省萍乡市萍乡中学内，半身，花岗岩材质，凯丰是该校1925年的毕业生，该塑像是由其长子何明提出建设而成。

凯丰故居是在原址上按照原状、原貌恢复重建，建筑占地面积260平方米，土木砖瓦结构，有厅堂、卧室、厨房、农具杂物间、猪舍、牛栏等九间。室内陈设1949年以前何凯丰家里使用的各种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现在，故居室内物品基本齐全，重现了当年何凯丰家庭的场景，是一份活生生的革命传统教材。

凯丰同志生平业绩展览馆，建筑面积620平方米，在原有凯丰展览馆基础上扩建而成，于2017年5月18日正式开馆，陈列内容分五个部分展示了凯丰同志一生光辉的革命历程。

凯丰展览馆是在老关镇三角池中学旧址上，经过多方筹资和凯丰家族人士的鼎力赞助而建成，于2016年元月竣工。凯丰展览馆建筑面积1200多平方米，雄伟壮观，功能齐全，设施先进，传统建筑风格与现代媒体相互映，安装于一楼大厅的大型投影机在31平方米的投影屏幕上循环播放电视专题片《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国功臣——何凯丰》，大厅墙上有展示何凯丰简介、革命经历、重要照片、著作文章条目的多块展板，二楼陈列室展示了何凯丰生平介绍，展出了何凯丰生前用过的毛毯、皮箱等物品原件和写给女儿的五封信的原件，《人民日报》发表“纪念凯丰诞辰100周年”的报纸原件，纪念凯丰活动剪影等。

2018年，为充分展现凯丰的忠廉事迹，湘东区纪委监委前往北京、湖南等地，分别采访了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现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李忠杰，凯丰的妻子赵淑璧，凯丰长子何明、女儿何淑英，《凯丰传》作者张学龙等，摄制了专题片《忠廉凯丰》。该片通过中央党史研究专家、传记作者和凯丰的子女等的亲闻亲见，以口述方式，真实讲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凯丰同志极不平凡的革命生涯，再现凯丰对党忠诚、清正廉洁、无私奉献的革命家形象。

凯丰广场，总面积9338㎡，绿化带面积5531㎡，主广场面积2120㎡，文化走廊面积42㎡。广场共有四个入口，韶井公路旁为主入口，6米高的凯丰铜像屹立广场中央。

2006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凯丰同志诞辰100周年》（亦发表于同日《光明日报》第12版；《红岩春秋》2006年第3期转载时，题作《回眸凯丰：纪念凯丰同志诞辰100周年》）。

2010年，由张学龙创作的《凯丰传》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分“走出乡关”“在莫斯科寻求真理”、“殚精竭虑于中南海 ”等十一章，以传记文学的形式，记述了凯丰求学、革命 、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