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日语：関東軍/かんとうぐん，英语：Japan’s Kwantung Army），是20世纪上半叶侵驻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陆军部队。因最初侵驻“关东州”（由日本非法命名，指中国辽东半岛旅大地区）而得名。正式成立于1919年，解散于1945年8月。
成立背景
倒幕运动
1854年，美国利用“
黑船事件”，用武力打开了日本的大门，
江户幕府相继同美、英、荷、俄、法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内忧外患促使日本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发起“
倒幕运动”。1868年，倒幕派发动政变，迫使将军
德川庆喜把政权交给天皇
睦仁。接着倒幕军在京都附近打败幕府军，从此江户幕府被推翻，天皇专制下的政府掌握了全国政权。新政府进行了一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
明治维新
1868年，日本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走向了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渐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由于明治维新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道路实现的，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保留下来大量的封建因素，并且在维新期间，日本是以经营军事工业为主导来带动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因此，封建性的武士道思想和资产阶级利益结合起来，使日本逐渐形成具有浓厚封建性和军事性的帝国主义国家。这种军事性、封建性的特点，就造成近代日本极富侵略性，决定了日本帝国主义向外侵略扩张的必然性，这也正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根源和政治根源。同时，又由于日本在发展资本主主义的道路上受到国内地域狭窄、资源贫乏和原始资本积累不足的限制，为了冲破其发展资本主义的严重障碍，它在对外政策上比一般帝国主义国家更具有疯狂的扩张性和掠夺性，这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经济根源。
侵略中国
“明治维新”之后，明治天皇开始进行扩军备战，妄图取代西方在亚洲的殖民势力。1874和1875年，日本先后入侵中国台湾和朝鲜，将琉球岛（今日本冲绳县）纳入版图，从朝鲜获得了贸易免税权和领事裁判权等。1894年，
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落后无能，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日本越过朝鲜，登陆旅顺、大连，制造了旅顺大屠杀。1895年，清政府向日本屈服，双方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借此攫取了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并实质控制了朝鲜，实现了其对中国侵略扩张的第一步，奠定了日后入侵东北的基础。自甲午战争后，日本将沙俄作为头号目标，加紧扩军备战试图与沙俄争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权益，同时沙俄也在不断增强其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兵力。1898年，沙俄政府强迫清政府把中国旅顺和大连湾“租借”给俄国。
日俄战争
1904年2月，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爆发了
日俄战争。同年6月，日本将专门组建的满洲军总司令部派驻中国东北；同年9月，又在金州（今辽宁省金县）设立直属满洲军总司令部的辽东守备司令部及军政署，负责指挥日军在辽东半岛对俄作战事宜及对占领区的管制。在日俄20个月的战争期间，清政府为保持中立，任由日俄两国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杀戮。
1905年5月，日本侵略军占领辽东半岛后，将辽东半岛更名为“关东州”，并废止辽东守备司令部及军政署，在大连设立关东州民政署。同年9月，日俄战争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战后，日俄双方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中，战败国俄国将原来占领的中国旅顺口、大连和附近水域及中东铁路南线支线长春至旅顺段转让给战胜国日本。由此，日本非法攫取了俄国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南部地区的一切特权，在亚洲大陆获得了殖民地。
殖民关东
1905年10月，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在中国东北南部地区的殖民统治，废除了关东州民政署，在辽阳设置直属满洲军总司令部的关东州总督府（1906年迁至旅顺），派遣两个师团4万人的兵团进驻关东州及南满铁路附属地，由陆军大将
大岛义昌任总督，总督府内设陆军部。这支部队便是关东军的前身。
关东州总督府成立后，英、美等国对日本设立军政合一的机构、妄图“独占”南满的行径进行责难。1906年9月，日本不得不将关东州总督府改为关东都督府，内设陆军、民政两部，政务置于外务大臣之下，军事由都督府陆军部掌管。从表面上看，关东都督府是政府监督下的行政机构而非军事机构，其实它依然是集陆军、民政于一身的“军政合一”的独裁统治机构。1907年开始，日本在“关东州”驻扎有1个师团和6个铁道守备大队的兵力。
发展历史
正式设立
由于关东都督府独揽大权，导致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机构矛盾重重，并引起其他国家的不满。1919年4月12日，日本将关东都督府改为关东厅。其职责是接受日本内阁总理命令和指导，管辖关东州、管理南满铁路线警务、监督满铁有关业务，在涉外业务上接受外务大臣监督；原关东都督府陆军部改为关东军司令部，直属日本天皇，关东军司令官都由日本天皇任命，司令部设在旅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迁至沈阳，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迁至长春）。关东军司令部拥有关东都督府的全部兵力。从此，关东厅与关东军司令部成为日本侵略者统治中国东北的一“文”一“武”两大机构。关东厅为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关东军司令部为最高军事机关，实行军政分治。立花小一郎中将被任命为关东军首任司令官，直接隶属于天皇。当时，关东军与台湾军、华北驻屯军、朝鲜军并称为日本的“海外四大兵团”。“海外四大兵团”是日本陆军“军”的另一种形式，编制、级别都不固定。
支持张作霖
关东军正式成立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主要表现在与以张作霖和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的关系上。日本通过与
奉系军阀首领
张作霖的不断接触，支持张作霖逐渐成为东北王。1920年7月，北洋政府直、皖两系军阀发生冲突，张作霖乘机派兵入关，助直倒皖，与直系共同控制北京政府。但很快直奉矛盾又突出起来。于是张作霖企图依靠日本争霸中原。1920年9月，张作霖访问关东军司令官，恳请日本给予大力援助。日本政府遂专门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必须使张放心，并给予相当的待遇”。1921年5月，日本政府在《关于对张作霖的态度》决定中，重申“援助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作霖，以此来确保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
1922年4月，
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军大败告终。在日本的支持下，奉军于1924年9月以江浙战争为导火线，发动
第二次直奉战争。日本不仅在军事方面派出军事顾问团指挥奉军作战，还供应武器弹药，出动军舰到秦皇岛，伺机干涉，而且通过军事间谍策划倒直联盟。在日本军部的策划下，冯玉祥于10月23日发动北京政变，导致直军迅即瓦解。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系胜利而结束。不久，张作霖进入北京，拥段祺瑞为“执政”，控制了北洋政府，其势力扩展到了华北，进而伸展到了长江下游地区。
由于张作霖连年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并且疯狂镇压工人运动，反对革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一些军阀也乘势发起反奉战争。这种局势导致奉系内部矛盾不断激化，酿成了
郭松龄反奉事件。
1925年11月，郭松龄对张作霖镇压革命极为不满，与冯玉祥订“合作密约”七条，举兵反奉。郭军很快攻占了锦州，兵刃直指奉天。当时奉军大部都在关内，张作霖在奉天只有少数卫队，奉张政权发岌岌可危，于是张作霖便向日本求救。12月上旬，日本政府做出决定，令关东军“速施警告，做适当配置”，实行武力干涉。于是，关东军一面发出警告，禁止两军在南满铁路沿线附近作战，以阻止郭军进攻，一面派出浦澄江大佐等人，向郭军提出所谓“援助”条件，企图诱使郭松龄承认奉张与日本签订的一切条约，遭到郭的拒绝，关东军遂调动部队向奉天集中。不日，日本政府又做出增兵“满洲”的决定，从日本和朝鲜增派部队进入东北。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干涉和支持下，张作霖调来援军，在巨流河会战中，郭军兵败，郭松龄夫妇被俘，惨遭杀害。
制造侵华借口
1927年，日本发生金融危机，以“中国征服派”闻名的田中义一和森格等军国主义分子登上政治舞台，组成以田中义一为首相的政友会内阁，极力主张对中国实行“强硬外交”和“武力征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美国积极向远东扩张，对华投资和贸易额猛增，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势力迅速向北发展，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开始向美国靠拢，日美矛盾日益激化。日本在经济力量无法与美国抗衡的情况下，开始倾向于走向武力争霸的道路，因此，日本当局积极准备武力侵占中国。为了制订新的对华，特别是对东北的政策，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
东方会议”，中心议题是制定新的“满蒙政策”。会议最后形成《对华政策纲领》，确定在东北使“满蒙”脱离中国本土，在中原支持蒋介石反共，特别强调武力侵占东北方针。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整理“东方会议”的秘密记录，以奏折形式呈日本天皇，明确提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狂妄计划，把武装占领“满蒙”作为称霸世界的起点，主张“以铁与血主义”确立日本的“满蒙领土权”，这就是臭名昭著的《
田中奏折》。
“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充分表明了日本帝国主义推行的大陆政策已进入最疯狂的阶段——武力侵略阶段。从此，日本加速了对华发动武装侵略的准备。
日本在发动战争前，大造侵华舆论。日本驻东北的各个侵略机关、由居留东北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组成的“满洲青年联盟”、日本国内军政要人、党派头目和“民间团体”的右翼分子，纷纷到处讲演，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散发传单，狂热地制造形形色色侵占东北的“理论依据”，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讴歌日本“对满蒙的重大贡献”，大肆叫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满蒙同日本有着特殊关系”，东北是“帝国国防的第一线”。为了制造武力侵略东北的借口，日本制造一系列事件，加快发动侵略战争步伐。
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在奉天制造“
皇姑屯事件”，炸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企图造成东北政局混乱，挑起军事突，乘机出兵东北。日军阴谋被奉省当局识破，对张之死严加保密，极力稳定局势，使日军无隙可乘。而日本方面对发动战争的准备还不充分，日本军部和内阁对于发动战争的时机尚未协调一致，因而未引发战争。尽管如此，“皇姑屯事件”使日本陆军“大大地激发起传统信念，亦即侵略大陆的意识”，从而发展为“九一八”事变。
1931年6月初，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的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等一行四人，化装成中国农民，潜入大兴安岭和索伦山一带东北屯垦军驻地进行军事地理调查。6月26日，当他们“满载而归”时，在兴安区佘公府被驻防当地的屯垦军第三团官兵逮捕，官兵们激于对日本间谍的民族义愤，将中村等人秘密处死。这就是所谓的“中村事件”。事发后，日本政府在隐瞒中村等人军事间谍活动的前提下，公布了他们被杀的情况，一面向中国提出强硬交涉，一面动员各种组织、机构，利用一切舆论工具，大肆渲染“中村事件”，故意扩大事态，宣传所谓“满蒙危机”，煽动战争狂热。日本军部、政府、议会、政党和极右团体，都利用“中村事件”大做文章，企图以此作为日本“打开满蒙问题僵局的突破口”，政友会为此特意组织一支以森格为首的特别演说队，到日本六大城市鼓吹同中国开战。在进行舆论鼓动的同时，日本还加紧进行武装布置。向满铁各火车站调集军队，把朝鲜日军向中朝边境集结，在各战略地点修建战工事，在沈阳城外安置重炮，频繁进行实战演习，一场全面侵占东北的战争已迫在眉睫。
1931年7月1日，日本又制造“万宝山事件”。日本利用万宝山朝鲜农民和汉族农民在修渠占地问题上的冲突，掀起全面的排华反华浪潮。事件发生后，日本致电朝鲜各报，妄称中国人排斥朝鲜人，在万宝山打伤许多朝鲜人等。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下，朝鲜各地掀起排华狂风，从7月3日至9日，有109名旅朝华侨被杀，160余人受伤。日本内阁在7月7日专门开会讨论“万宝山事件”，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等大肆鼓吹乘机出兵东北。日本政友会派出以森格为首的代表团，到安东、奉天、吉林、长春、哈尔滨、延边等地“调查”，落实武装占领东北的方针。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制造“
柳条湖事件”，并以此为借口炮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了
“九·一八”事变，磨刀霍霍的关东军借机从南满铁路属地冲出，一天内便占领沈阳、长春、辽阳等城市，进而迅速侵占中国东北全境。
炮制伪满洲国
1932年，日本炮制
伪满洲国，关东军司令部迁至长春，关东军司令兼任日本驻“满”大使和关东厅长官，掌握伪满军政大权。
殖民东北
由于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等有功，1932年8月日本政府任命武藤信义为关东军司令官，同时兼任日本驻满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推行集军事、外交、民政于一身的“三位一体”的统治。1934年9月14日，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将日驻满洲国机构由“三位一体”改为“二位一体”，即关东军司令部兼任日驻伪满洲国全权大使，废除关东厅，在日驻伪满大使馆内设立关东局，关东局总长直接接受日驻伪满洲国全权大使的指导并协助处理事务。1942年10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升格为关东军总司令部，司令官升为总司令官。
从此，关东军对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残酷镇压中国抗日军民，疯狂掠夺粮食和矿产资源，把中国东北建成日本进一步侵略扩张的重要战略基地。
对华作战
以日本关东军为首的日伪军事“围剿”，与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法西斯统治与反法西斯统治的斗争。这场长达14年的斗争，从关东军进行“围剿”的角度看，大致可以分为四大时期。第1个时期，从“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春，关东军军事“围剿”的主要目标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第2个时期，从1933年春至1936年春，关东军军事“围剿”的主要目标是抗日义勇军等部和由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个时期，从1936年春至1941年春，关东军军事“围剿”主要目标是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4个时期，从1941年至1945年日本投降，关东军军事“围剿”的重点是所谓“西南地区”的八路军。
1937年7月7日，“
七七事变”爆发。“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日军首先沿平绥路发起进攻，目的是解除平津侧背的威胁，切断中苏的联络线，占领山西，由北南下，控制华北。8月初，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及第五师团沿平绥路及镇边城两路进攻南口、居庸关一线，以关东军第四师团、第三十二旅团与铃木旅团攻打张北，以大井支队由沽源攻击平绥路北侧。8月8日，日军首先向南口、居庸关发起猛烈进攻，遇到国民党军第十三军汤恩伯部的顽强抵抗。8月12日，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全面总攻南口，激战竟日不得前进，只得退回原来阵地，双方形成对峙。8月21日前后，日军本间旅团由张北方面突破长城神威台口，呼应长城外各路日军，直趋张家口，使南口形势大变。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从多伦方面向张北进犯。8月27日，张家口被日军攻陷，南口、怀来腹背受敌，战略上失去防守价值，国民党军撤出南口。8月29日，张家口日军与南口西犯日军在宣化附近打通联系，平绥路东线各要地相继失守，中国守军撤向晋西北，日军迅速控制了察哈尔省。
1937年8月31日，日本军部发布陆甲第十三号令，以华北驻屯军为基础，编组华北方面军。华北方面军以平汉路为主要突击方向，派一部配合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军团继续沿平绥路西进，直扑晋北，夺取山西。日军从9月3日到11日，与国民党第六十一军李服膺部在天镇、阳高接火，经过激战，李部南撤。13日，大同陷落，日军沿同蒲路南下，逼近内长城。9月24日，坂垣第五师团在平型关地区向第七集团军所部发动猛烈攻击。9月25日，被第十八集团军伏击重创后，一面仍以第五师团攻打平型关牵制中国守军，一面以察哈尔派遣兵团第十五旅团向茹越口突击。9月28日，攻占茹越口。9月29日，陷繁峙，晋北内长城被突破。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攻击阳方口，企图占领宁武，威胁中国军队左翼，与坂垣第五师团会攻太原。11月9日，太原陷落，日军又沿同蒲路长驱南下，几乎占领山西全境，还企图渡过黄河，染指河南与陕西。
1938年1月13日，为适应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形势并准备对苏作战，关东军在师团之上增设军的建制，关东军也升格为方面军，成为继华北方面军、华中方面军之后侵华日军第三个方面军。方面军为日本陆军战时编组的战役军团，通常下辖若干军和直属师团、旅团，人数从十几万人到几十万人不等。
对苏作战
1938～1939年，关东军先后在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中对苏军发动武装进攻，遭重创。
1938年5月，日军动员朝鲜军所属的会宁部队到张鼓峰的姊妹峰张其峰修筑调堡，20多天后撤回。7月，日本向苏联提出，张鼓峰附近的哈桑湖地区属“满洲”领土，应划归“满洲”，遭到苏联拒绝。7月15日，日军松岛伍长和伊藤军曹等一行3人，化装成朝鲜族农民，到张鼓峰附近侦察苏方军事设施，被苏联边防军发现后，松岛被击毙，其余2人逃遁，这成为张鼓峰事件的导火线。
1938年7月16日，日本向苏联递交照会，以松岛之死为由，要求苏军撤出张鼓峰，否则采取措施。7月20日，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再次向苏政府强烈要求其撤出张鼓峰，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苏方负责。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答复：“任何威胁吓不倒莫斯科。”7月31日夜12时，日军在朝鲜的洪仪里向张鼓峰开炮，日军一个大队于凌晨4时40分攻占了张鼓峰，另一个大队在炮火掩护下于晨6时攻占了沙草峰。日军又向哈桑湖地区进攻，双方展开激战。
1938年8月2日，苏军出动10架飞机轰炸了张鼓峰、沙草峰、庆兴、古邑等地，但最终以失败告终。8月6日，苏军出动多于日军三四倍的兵力，配以飞机、坦克、大炮，再次发动攻击。日军伤亡很大，加上连日暴雨、洪水猛涨，清津至罗津的铁路、公路由于被轰炸而运输中断，通往朝鲜的大桥也被苏军控制。苏军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严密封锁着图们江口。日军被包围在张鼓峰上，兵力、物资得不到补给，陷入了绝境，日本不得不向苏联提出停战。8月10日晚，苏日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张鼓峰停战协议。按照协定，苏军恢复了对张鼓峰和沙草峰地区的实际控制。
张鼓峰事件之后，日本军方认为，其失败的原因在于挑起冲突的地点不对，应该选择“敌人没有预想到进攻”的地区进行攻击。日军选择了苏军防御力量相对薄弱的“满”蒙边界诺门坎地区，冀图以此作为突破口，由此北进。
1939年9月15日，日本驻苏大使东乡与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签订停战协定，双方于9月16日凌晨2时停止一切实际军事行动。1941年4月13日，苏日双方代表在莫斯科签订《苏日中立协定》，并发表两国联合声明。
诺门坎之战，历时135天，双方投入战场兵力有20余万人，大炮500余门，飞机900架，坦克、装甲车上千辆，死亡6万余人。日本史学家称这场战争为“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发动侵苏战争。七八月间，为了配合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关东军接连组织以苏联为目标的特别大演习（“关特演”），并再次调集大量部队囤集中国东北。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关东军达到鼎盛时期，总兵力已经增至31个师团，人数上升到85万人，号称百万。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关东军主力逐渐被抽调至太平洋战线。太平洋战争期间，关东军成为日本陆军的战略总预备队。
太平洋战争
眼看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受挫，日本十分忌惮，不敢贸然进攻苏联。趁英法等国忙于欧洲和非洲战事，无力东顾之机，日本人决定先发动太平洋战争。关东军于是奉命南下。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次年6月，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遭到惨败，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转而采取守势。关东军也不再敢主动挑起事端。1942年下半年，日本《陆军综合作战方案》专门指示关东军，要“防止对苏发生战争，维持北方静谧状态”，但仍在继续扩充关东军力量。
从1943年下半年起，为挽回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日本大本营开始陆续从关东军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指望这支“精锐之师”能够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1945年1月，大本营又从关东军抽调13个师团和一支特设的具有高度机械化的常备兵团赴太平洋战场。可是，关东军不但没能扭转太平洋战争的败局，反而白白充当了对美作战的炮灰。4月初，美军攻占冲绳岛，并对日本本土开始空袭，日本不得不集中兵力进行本土决战的准备，为此又从关东军抽走7个师团，并将关东军储备的近1/3的战略物资以及大批人员调回国内。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后，苏联的视线逐渐转向远东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各抗日武装也不断打击和消灭日军力量。关东军只好重新扩充力量，进行备战。为此，关东军将在东北的25万退伍的日本军人重新征集，并编成8个师团、7个混成旅团、1个坦克兵团和5个炮兵联队，作为临时部署兵力的补充。经过迅速补充，关东军兵力一举达到24个师团，约70万人。关东军兵力的增加只是一种表面的膨胀，武器装备和战斗素养仅仅相当于以前的8个半师团。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各个战场连遭惨败，士气低落，关东军往日的威风已经不复存在。
最终灭亡
欧洲战事结束后，苏军集结在中苏边界。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凌晨，苏军元帅华西列夫指挥的150万苏军突然强渡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分别从后贝加尔、黑龙江沿岸和滨海边界地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在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上展开强有力的攻击。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配合苏军的进攻。
1945年8月9日，关东军总司令部决定放弃“新京”（长春），固守通化，并指令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随总司令部迁往通化，企图在通化一带与苏军决战。
1945年8月10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命令，指示关东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放弃满洲，退守朝鲜。8月11日夜晚，关东军将领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等匆忙登上火车逃到通化。当晚，关东军总司令部大院（今吉林省委机关大院）内浓烟滚滚，残酷而狡猾的侵略者不得不将日本侵华以来的档案全部付之一炬，大火整整烧了三四天。
1945年8月14日，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又返回在长春的关东军总司令部收听了日本天皇裕仁的投降广播。收听广播时，很多关东军军官咬牙切齿，扬言要“血战到底”，并要毁掉关东军总司令部大楼，充分暴露了侵略者的狼子野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公开宣布投降，但骄横的关东军借口没有收到日军大本营的停战命令仍然继续抵抗。到17日，除海拉尔、虎头和东宁等少数地区的残余日军仍在顽抗外，关东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官山田乙三不得不向苏军提出停战的请求。18日凌晨，在关东军导演下，在通化大栗子矿山公司食堂召开了伪满洲国皇帝退位仪式，溥仪宣读“退位诏书”，伪满洲国灭亡。
1945年8月19日上午，苏军阿尔捷缅科上校率5名官兵、6名士兵组成军使团，由9架歼击机护航飞抵长春与日军谈判。迫于压力，山田乙三向苏军代表交出象征指挥权的军刀，宣布自己和部属成为苏军俘虏。关东军不得不将总司令部大楼上象征日本皇权的“菊花章”凿掉，关东军彻底灭亡。
在剿灭关东军的战役中，关东军损失约67.7万人，其中8.3万人被击毙，59.4万人投降，而苏军仅伤亡3.2万人。东北抗日联军共收缴和搜查日俘武器步枪6万余支、轻机枪2000余挺、重机枪800余挺、掷炮筒5万余筒、迫击炮20余门，子弹1200余万发。
接受审判
曾任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曾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的板恒征四郎，曾任关东军参谋长的
木村兵太郎，曾供职于关东军司令部、后任第七方面军总司令的土肥原贤二，曾供职于关东军司令部、后任第十四方面军参谋长的武腾章，均被送上绞刑架。
1949年12月25～30日，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对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日本战犯前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医务处长隆二、兽医处长高桥隆笃等12人进行的公开审判。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在关东军成立了代号为“东乡部队”的细菌试验室。1935年至1936年间扩建为“关东军防御给水部”和“关东军兽疫预防部”两个研制细菌武器的机构。1941年分别改名为第七三一部队和第
一○○部队。以后，在中国的华中和华南又组建了代号为“波”字、“荣”字两支细菌部队。在审判中被告供认：为了准备并实施细菌战，他们培养了大量的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细菌，研制细菌武器。在研制过程中，惨无人道地用中国人、苏联人和战俘进行实验，惨遭杀害的不下3000人。并于1939年在哈拉哈河地区对苏蒙军队作战期间，1940年、1941年在中国宁波、常德等地，使用了细菌武器。上述罪行严重违反了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关于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国际公约。根据被告犯罪事实，法庭判处山田乙三有期徒刑25年，对其余11名战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25年。
二战结束前，日本陆军约半数的高级将领曾有在关东军任职的经历。在东京审判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中，有11人曾在关东军任职；最后有7名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其中有6人曾在关东军任职。他们是：日本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大将（曾任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大将（曾任关东军参谋长）、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曾任关东军总司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曾任关东军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第七方面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大将（曾任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木村兵太郎大将（曾任关东军参谋长）、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中将（曾任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长）。
此外，在各地受审的乙级、丙级战犯曾在关东军供职的，还有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大将，关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喜多诚一大将、山下奉文大将，关东军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后宫淳大将、冈部直三郎大将，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中将，关东军铁道兵司令草场辰已中将，关东军司令部作战课长坂西一良中将，关东军新京宪兵队队长近藤新八中将，关东军第二独立守备队步兵第十二大队长铃木启久中将，关东军第一四九师团长佐佐木到一中将，关东军第三师团野战炮兵第三联队长柳川悌中将，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等几十人。除冈村宁次、石井四郎逃脱审判外，其他罪犯都受到了正义的审判。
兵力部署
一般兵力
“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有1个师团和6支守备队，共1万余人。“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开始急速扩增兵力，1932年有6个师团，1933年至1936年保持5个师团，1937年有7个师团，1938年有9个师团，1940年有12个师团。1941年，关东军进行针对苏联的“关特演”（关东军特别演习），兵力达到85万人，号称100万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南洋各地节节失败，关东军陆续被抽调参战，损失惨重，再加上日本本土作战的需要，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兵力减少。1944年底，关东军的兵力为第一、第三方面军及关东防卫军，计10个步兵师团、1个坦克师团、1个坦克旅团、1个混成旅团，总计兵力45万人。
1945年初，日本败局已定，为作最后挣扎，日本政府决定在本土及中国、朝鲜占领区内加强防御，令关东军大量扩编军队。至同年8月，关东军拥有第一方面军、第三方面军及大陆铁道队等，共计24个师10个独立混成旅、2个坦克旅团、1个机动旅团，总兵力75万人，号称80万人。
特种部队
关东军除一般兵力外，还统辖特种部队。共有5支特种部队。
一是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细菌部队）。1933年8月，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市南岗宣化街和文庙街的中间地带秘密设立一个细菌武器研究所和制造基地，即“石井部队”。石井部队多次更改番号，一般称第七三一部队，化名“加茂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专门研制细菌武器，并惨无人道地以活人进行实验。
二是关东军第一○○部队（细菌部队）。1936年春，关东军第一○○部队按日本天皇敕令成立，驻地在今长春西南郊孟家屯（今“一汽”散热器厂址），主要研制和使用杀害牲畜的细菌，也研制和使用杀害人畜共用的细菌。
三是关东军第五一六部队（毒气部队）。包括日本陆军军械部第六技术研究所和日本陆军化学研究所两部分。1938年，日本本土的陆军军械部第六技术研究所（主要承担制造化学武器毒剂的任务）在中国东北成立一个派出机构，称为齐齐哈尔研究所，又称关东军化学部五一六部队。该部队驻扎在齐齐哈尔火车站东1公里处，是直属日军参谋总部专门研制毒剂及相关化学武器的部队。同年，日本陆军在临近齐齐哈尔火车站东1公里处成立日本陆军化学研究所（又称关东军第五一六部队），研制毒瓦斯，除直接用作毒气弹外，还装进迫击弹内在战场上使用。该部队将这些毒气弹运至毗邻的第四一六部队（关东军迫击炮第三联队）进行实验。该部队专门研制化学毒气武器。
四是关东军第五十三部队（矶野部队）。1941年，关东军为加紧对苏联作战准备，在中蒙边界地区组建一支特殊部队——五十三部队（矶野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在日军进攻苏联时作为机动灵活的小部队，能长驱直入外蒙古境内，切断苏军、蒙军军事运输线，袭击苏军、蒙军指挥机关，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五是关东军特别警备队。1945年7月，关东军将关东宪兵队兵力的大部分、兵站警备队兵力的全部和各地特务机关支部的全体人员，联合编入第一、第二、第三特别警备队，哈尔滨特务机关本部仍作为关东军直辖部队。该部队为实施特种作战和镇压而设。
历年编制
1941年底，关东军配备有大量战斗力强的
甲种师团（番号不大于20）：第1师团、第8师团、第9师团、第10师团、第11师团、第12师团、第14师团、第23师团、第24师团、第25师团、第28师团、第29师团、第57师团。
1942年10月，日本政府将关东军司令部升格为关东军总司令部，增设两个方面军司令部和装甲军、关东防卫军司令部以及第2航空军司令部，关东军的兵力达到顶峰。1942年底，关东军的主力师团变化不大，为：第1师团、第8师团、第9师团、第10师团、第11师团、第12师团、第14师团、第23师团、第24师团、第25师团、第28师团、第29师团、第57师团、第71师团。
从1943年初开始，随着太平洋战事发展，日本关东军主力逐渐被抽调至太平洋战场。1943年底，关东军的主力师团：第1师团、第8师团、第9师团、第10师团、第11师团、第12师团、第14师团、第23师团、第24师团、第25师团、第27师团、第28师团、第29师团、第57师团、第71师团。
1945年1月，日军大本营再次抽调关东军13个师团赴太平洋战场。4月美军占领冲绳并开始空袭日本本土，日军为集中兵力进行本土决战，又从关东军抽调7个师团和所储备的近1/3战略物资回日本本土备战，航空挥发油2万千升，普通挥发油3万千升，弹药13个师团会战份额，也被调往本土。
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日本为防守苏联可能进行的进攻，再次扩充关东军兵力，将在东北的25万退伍的日本军人重新征召，编成8个师团、7个混成旅团、1个坦克兵团和5个炮兵联队，作为临时部署兵力的补充。经过迅速补充，关东军兵力达到24个师团，约70万人。关东军总人数的增加只是一种表面膨胀，武器装备严重不足，甚至抽调伪军的装备补充新编关东军部队，很多新兵是老人和孩子。
1945年8月，苏军发动攻击关东军战役时，关东军22个师团的配置：第39师团、第63师团、第79师团、107师团、108师团、112师团、117师团、第119师团、122师团、123师团、124师团、125师团、126师团、127师团、128师团、134师团、35师团、136师团、138师团、139师团、148师团、149师团。
总司令部
※括号内为通称
参谋部
第1课
第2课
第3课
第4课
经理部
军医部
兽医部
法务部
补给监部
情报部
特种情报部
技术部
建设团
防疫给水部（满洲第659部队）
牡丹江支部（满洲第643部队）
林口支部（满洲第162部队）
孙吴支部（满洲第673部队）
海拉尔支部（满洲第543部队）
大连支部（满洲第319部队）
军马防疫厂（满洲第100部队）
战败时所属部队
第1方面军
第3军
第5军
第122师团
第134师团
第139师团
第3方面军
第30军
第44军
第108师团
第136师团
独立混编第79旅团
独立混编第130旅团
独立混编第134旅团
独立战车第1旅团
第17方面军
第4军
第119师团
第123师团
第149师团
独立混编第80旅团
独立混编第131旅团
独立混编第135旅团
独立混编第136旅团
大陆铁道队
铁道第3联队
铁道第4联队
第2航空军
独立第15航空团
独立第101教育飞行团
第5航空军
第13飞行师团
第1飞行团
第2飞行团
第8飞行团
独立第105教育飞行团
第5航空通信团
历任司令官
※所列军衔均以最初上任时的级别为准
※随着“
总军”的设立，从昭和17年10月1日（1942年10月1日）起，司令官、参谋长和副参谋长均改称总司令官、总参谋长和总副参谋长。
历任司令官
尾野実信中将（1922年-1923年）
村冈长太郎中将（1927年-1929年）-
皇姑屯事件武藤信义大将（1932年-1933年）日本承认“满洲国”
菱刈隆大将（1933年-1934年）“满洲帝国”成立
梅津美治郎大将（1939年-1944年）关东军升格为总军
山田乙三大将（1944年-1945年）日本投降时任总司令官，后被苏联红军押到
伯力审判。
历任参谋长
浜面又助少将（陆士4期：1919年4月12日～1921年3月11日）
福原佳哉少将（陆士5期：1921年3月11日～1923年8月6日）
川田明治少将（陆士10期：1923年8月6日～1925年12月2日）
斎藤恒少将（陆士10期：1925年12月2日～1928年8月10日）
三宅光治少将（陆士13期1928年8月10日～1932年4月11日）
桥本虎之助少将（陆士14期1932年4月11日～1932年8月8日）
小矶国昭中将（陆士12期1932年8月8日～1934年3月5日）
西尾寿造中将（陆士14期1934年3月5日～1936年3月23日）
板垣征四郎少将（陆士16期1936年3月23日～1937年3月1日）
东条英机中将（陆士17期1937年3月1日～1938年5月30日）
矶谷廉介中将（陆士16期1938年6月18日～1939年9月7日）
饭村穣中将（陆士21期1939年9月7日～1940年10月22日）
木村兵太郎中将（陆士20期1940年10月22日～1941年4月10日）
吉本贞一中将（陆士20期1941年4月10日～1942年8月1日）
笠原幸雄中将（陆士22期1942年8月1日～1945年4月7日）
秦彦三郎中将（陆士24期：1945年4月7日～日本宣布投降）
历任副参谋长
冈村宁次少将（陆士16期：1932年8月8日～1934年12月10日）
板垣征四郎少将（陆士16期：1934年12月10日～1936年3月23日）
今村均少将（陆士19期：1936年3月23日～1937年8月2日）
笠原幸雄少将（陆士22期：1937年8月2日～1937年9月27日）
石原莞尔少将（陆士21期：1937年9月27日～1938年12月5日）
矢野音三郎少将（陆士22期：1938年12月5日～1939年9月7日）
远藤三郎少将（陆士26期：1939年9月7日～1940年3月9日）
秦彦三郎少将（陆士24期：1940年3月9日～1942年5月9日）
吉冈安直少将（陆士25期：1941年5月13日～1941年7月7日）
绫部橘树少将（陆士27期：1941年7月7日～1942年7月1日）
秦彦三郎少将（陆士24期：1941年7月23日～1942年7月1日）
池田纯久少将（陆士28期：1942年7月1日～1945年7月28日；负责情报和政策）
田村义富少将（陆士31期：1943年8月2日～1945年2月25日；负责作战部署）
松村知胜少将（陆士33期：1945年3月1日～日本宣布投降）
四手井纲正中将（陆士27期：1945年7月29日~1945年8月18日；负责情报和政策）
其他人事编制
高级参谋第1课长
※昭和6年10月5日（1931年10月5日）起，任第一课长
香椎秀一（陆士6期：大正8年4月12日～大正8年6月28日）
高桥小藤治（陆士9期：大正8年6月28日～大正9年4月1日）
竹森正一（陆士11期：大正9年4月1日～大正11年8月15日）
松井七夫（陆士11期：大正11年8月15日～大正12年11月10日）
黒田周一（陆士14期：大正12年11月10日～大正15年3月2日）
河本大作（陆士15期：大正15年3月2日～昭和4年5月14日）
板垣征四郎（陆士16期：昭和4年5月14日～昭和6年10月5日）
石原莞尔（陆士21期：昭和6年10月5日～昭和7年8月8日）
斎藤弥平太（陆士19期：昭和7年8月8日～昭和8年8月1日）
冢田攻（陆士19期：昭和8年8月1日～昭和10年3月15日）
下村定（陆士20期：昭和10年3月15日～昭和10年12月2日）
坂西一良（陆士23期：昭和10年12月2日～昭和12年3月1日）
绫部橘树（陆士27期：昭和12年3月1日～昭和12年10月30日）
安倍克巳（陆士28期：昭和12年10月30日～昭和14年3月9日）
寺田雅雄（陆士29期：昭和14年3月9日～昭和14年9月7日）
有末次（陆士31期：昭和14年9月7日～昭和15年10月10日）
田村义富（陆士31期：昭和15年10月10日～昭和18年8月2日）
松村知胜（陆士33期：昭和18年8月2日～日本宣布投降）
作战主任参谋
浦澄江中佐（陆士16期：大正12年4月～大正15年3月）
役山久义中佐（陆士19期：大正15年8月6日～昭和3年10月10日）
石原莞尔少佐（陆士21期：昭和3年10月10日～昭和7年8月8日）
远藤三郎少佐（陆士26期：昭和7年8月8日～昭和9年8月1日）
河辺虎四郎中佐（陆士24期：昭和9年8月1日～昭和10年8月1日）
邱野一郎少佐（陆士27期：昭和10年8月1日～昭和12年10月30日）
欠员（昭和12年10月30日～昭和13年3月1日）
冈部重一中佐（陆士31期：昭和13年3月1日～昭和14年3月9日）
服部卓四郎中佐（陆士34期：昭和14年3月9日～昭和14年9月7日）
中山源夫中佐（陆士32期：昭和14年9月7日～昭和15年8月1日）
武居清太郎中佐（陆士35期：昭和15年8月1日～昭和18年8月2日）
草地贞吾中佐（陆士39期：昭和18年8月2日～日本宣布投降）
情报主任参谋第2课长
※昭和16年10月5日（1941年）起，任第2课长
桜田武（陆士25期：大正14年8月7日～昭和3年8月10日）
花谷正（陆士26期：昭和3年8月10日～昭和4年8月）
新井匡夫（陆士26期：昭和4年8月～昭和6年10月5日）
板垣征四郎（陆士16期：昭和6年10月5日～昭和7年8月8日）
喜多诚一（陆士19期：昭和7年8月8日～昭和9年8月1日）
石本寅三（陆士23期：昭和9年8月1日～昭和10年8月1日）
河边虎四郎（陆士24期：昭和10年8月1日～昭和11年6月19日）
武藤章（陆士25期：昭和11年6月19日～昭和12年3月1日）
冨永恭次（陆士25期：昭和12年3月1日～昭和13年3月1日）
山冈道武（陆士30期：昭和13年3月1日～昭和14年4月20日）
矶村武亮（30期：昭和14年4月20日～昭和15年11月9日）
西村敏雄（陆士32期：昭和16年2月4日～昭和17年8月20日）
武田功（陆士34期：昭和17年8月20日～昭和19年10月31日）
大越兼二（陆士36期：昭和19年10月31日～昭和20年4月10日）
浅田三郎（陆士36期：昭和20年4月10日～日本宣布投降）
后方主任参谋第3课长
※昭和16年10月5日（1941年）起，任第3课长
竹下义晴（陆士23期：昭和6年10月5日～昭和7年8月8日）
原田熊吉（陆士22期：昭和7年8月8日～昭和10年8月1日）
永津佐比重（陆士23期：昭和10年8月1日～昭和11年3月15日）
竹下义晴（陆士23期：昭和11年3月15日～昭和12年10月13日）
矶矢伍郎（陆士29期：昭和14年4月20日～昭和15年8月1日）
青木一枝（陆士33期：昭和15年8月1日～昭和16年9月11日）
村中嘉二郎（陆士33期：昭和16年9月11日～昭和18年8月2日）
中岛义雄（陆士36期：昭和18年8月2日～昭和19年2月7日）
谷岩蔵（陆士37期：昭和20年1月12日～日本宣布投降）
政策主任参谋第4课长
※昭和16年10月5日起担任第4课长
松井太久郎（陆士22期：昭和6年10月5日～昭和7年2月17日）
坂田义郎（陆士21期：昭和7年2月17日～昭和8年8月28日）
秋山义隆（陆士24期：昭和8年8月28日～昭和9年8月1日）
欠员（昭和9年8月1日～昭和12年3月1日）
片仓衷少佐（陆士31期：昭和12年3月1日～昭和14年8月1日）
黒川邦辅中佐（陆士32期：昭和14年8月1日～昭和17年2月14日）
小尾哲三大佐（陆士34期：昭和17年2月14日～昭和19年10月14日）
原善四郎中佐（陆士40期：昭和19年10月14日～昭和20年8月7日）
宫本悦雄大佐（陆士38期：昭和20年8月7日～战败投降）
经理部长
佐野会辅：主计总监（昭和5年12月22日～昭和8年8月1日）
铃木熊太郎：一等主计正（昭和8年8月1日～昭和11年12月1日）
矢部润二：主计监（昭和11年12月1日～昭和14年8月1日）
古野好武：主计少将（昭和14年8月1日～昭和20年7月5日）
栗桥保正：主计中将（昭和20年7月5日～）
军医部长
伊藤贤三：军医监（昭和6年8月1日～昭和9年3月5日）
梶井贞吉：军医监（昭和9年3月5日～昭和10年8月1日）
石黒大介：军医监（昭和10年8月1日～昭和11年8月1日）
出井淳三：军医总监（昭和11年8月1日～昭和13年3月1日）
斎藤干城：军医少将（昭和13年3月1日～昭和14年12月1日）
梶冢隆二：军医少将（昭和14年12月1日～）
法务部长
大山文雄（昭和4年6月21日～昭和7年12月19日）
竹沢卯一（昭和7年12月19日～?）
匂坂春平（昭和13年1月20日～昭和15年3月29日）
松本倭文雄：法务少将（昭和15年3月29日～昭和20年4月20日）
小幡通徳：法务少将（昭和20年4月20日～终战）
补给监
※昭和17年10月20日（1941年10月20日）新增补给监，由参谋长兼任
补给监部参谋长
高田清秀大佐（陆士29期：昭和17年10月20日～昭和18年8月2日）
田村义富少将（陆士31期：昭和18年8月2日～昭和19年2月25日）
佐藤杰少将（陆士29期：昭和19年2月25日～战败投降）
特种情报部长
※昭和13年8月1日设立“特种情报部”，当时隶属于参谋部第2课，俗称“研究部”。
※昭和16年5月15日改编为特种情报部
※昭和19年6月30日改编为特种情报队
大久保俊次郎大佐（陆士24期：昭和13年8月1日～昭和17年8月1日）
深堀游亀少将（陆士28期：昭和17年8月1日～昭和18年6月10日）
小松巳三雄大佐（陆士29期：昭和18年6月10日～战败投降）
筑城部长（工兵部长）
※创立时称之为关东军参谋部第2分部
※昭和16年5月31日改编为筑城部（工兵部）
※昭和20年5月25日改编为建设团
前田正実大佐（陆士25期：昭和12年7月5日～昭和13年2月1日）
河田末三郎大佐（陆士28期：昭和13年2月1日～昭和17年8月10日）
久保祯三少将（陆士28期：昭和17年8月10日～昭和18年6月10日）
花井京之助大佐（陆士32期：昭和19年7月15日～战败投降）
化学部长
※昭和14年8月1日从原技术部独立
胜村福治郎大佐（陆士27期：昭和14年8月1日～昭和14年11月1日）
小柳津政雄大佐（陆士28期：昭和14年11月1日～昭和15年12月2日）
宫本清一大佐（陆士29期：昭和15年12月2日～昭和18年1月18日）
山脇正男少将（陆士28期：昭和18年1月18日～昭和19年6月20日）
秋山金正少将（陆士30期：昭和19年6月20日～昭和20年7月28日）
丹羽利男大佐（陆士34期：昭和20年7月28日～战败投降）
防疫给水部长
※参照“‘731部队’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相关项目“军马防疫厂”
高岛一雄：一等兽医正（昭和11年8月1日～昭和15年3月9日）
并河才三：兽医中佐（昭和15年3月9日～昭和17年7月1日）
若松有次郎：兽医大佐（昭和17年7月1日～终战）
大陆铁道司令官
※最初仅设有关东军野战铁道司令官一职
※昭和19年12月16日改称大陆铁道司令官
舞伝男少将（陆士19期：昭和12年8月20日～昭和14年3月9日）
草场辰巳中将（陆士20期：昭和14年3月9日～昭和15年10月1日）
横山镇雄中将（陆士24期：昭和15年10月1日～昭和17年6月26日）
木村経広中将（陆士23期：昭和17年8月31日～昭和18年12月27日）
鎌田铨一少将（陆士29期：昭和18年12月27日～昭和19年12月16日）
草场辰巳中将（陆士20期：昭和19年12月16日～终战）
主要行动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
占领沈阳（奉天）1931年9月19日
占领长春 1931年9月19日
挺兵吉林 1931年9月21日
嫩江战役 1931年11月4日
大兴战役 1931年11月18日
齐齐哈尔战役 1931年11月19日
占领饶阳河 1931年11月27日
占领沟帮子 1932年1月1日
占领锦州 1932年1月2日
入城于绥中 1932年1月5日
入城于哈尔滨 1932年2月5日
主要罪行
关东军源于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入侵中国东北的日本满洲军。从其前身算起，至1945年被消灭，这支侵略武装在中国领土上存在了约41年。关东军先是在军事占领辽南后，以旅顺、大连为据点，利用派出顾问、间谍刺探情报，勾结收买军阀、汉奸、土匪、蒙古族部族首领策动叛乱，非法扩展铁路附属地，劫夺筑路和采矿权等手段，将东北南部地区变成其势力范围，并企图夺取北满的实际控制权。关东军炸死不与他们合作的东北王张作霖，挑起“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向中国政府施压，在“九一八”事变前连续数日向居住在沈阳的日侨发放枪支。1931年，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整个东北，拼凑伪满洲国，将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1932年3月，长春被定为伪满洲国首都后，成为日本实行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统治中心。1932年10月30日，关东军司令部从沈阳迁至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作为伪满洲国太上皇，给溥仪身边安排时刻不离身的“帝室御用挂”直接监视伪满洲国的一切活动。在经济上，疯狂掠夺东北资源，剥削和压榨东北人民，摧毁民族工商业，建立畸形的殖民地经济，太平洋战争后东北经济走向崩溃。在政治上，对东北人民大肆镇压、屠杀，伪满洲国成为恐怖的人间地狱、民族牢笼。在文化上，实行法西斯专制文化，泯灭民族意识，摧毁一切民族文化，实行愚民政策。
早在1914年，关东军就开始对中国东北实行“农业移民政策”。1936年4月，关东军又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先后有30多万日本人移居中国东北，侵占中国土地3999万垧。关东军伙同受他们监视并为他们提供后勤服务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从1931年到1944年从中国东北运回日本煤炭2.28亿吨、生铁1200万吨。关东军实行“粮食出谷”（缴纳粮食），仅1934年就掠走中国东北粮食600万吨。1940年，关东军又掠走中国东北粮食3330.6万吨，占当年中国东北产量的一半，农民被迫吃橡子面度日，倍受煎熬。
关东军强征中国劳工修筑重大工程。据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供认：1944年在王爷庙（洮南以北）修筑“防苏”军事工程，征用劳工15000人，死亡6000人；同年在密山县修改穆棱河河道工程，强征青年劳工2000人，死亡1700人；同年在辽阳市修筑防水工程，强征劳工3000人，死亡170人。另据溥仪回忆，伪满政府曾经统计过，1916年至1944年抚顺煤矿矿区发生各种事故伤亡人数达251999人。东北的许多军事工程和煤矿都有埋葬死难者的“万人坑”。
关东军对中国东北人民大开杀戒。1932年9月15日，关东军派宪兵分遣队将位于抚顺市南部千金煤矿的抗日自卫军400多户村民全部杀害。1935年1月，关东军出动大批军队，配合伪军，对民间抗日组织进行“箆梳式讨伐”，采取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屠杀抗日人员5999人，打伤5431人。1937年，关东军在北满和东满地区围剿李兆麟、周保中领导的抗日联军的图谋没有得逞，就进行两次大屠杀。1938年1月15日，在汤原县套子房、尚家房、五保等3个村庄杀死村民100多人；同年3月5日，伙同伪军在佳木斯、汤原、依兰、富锦等地逮捕“抗日分子”378人，杀死其中114人。
关东军除用枪、炮杀害中国人外，还通过第七三一部队、第一○○部队和第五一六部队等大肆研制、使用毒气、细菌等武器。石井部队本部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细菌战基地，其生产、实验规模和能力远超法西斯德国秘密设置的“波兹南细菌学研究院”。这些部队使用各地“矫正所”“收容所”秘密押来的反满抗日人员等做活体实验，成千上万的人倍受折磨，死于非命。而死于毒气弹、细菌弹的中国人更是不计其数。1945年8月，关东军第一○○部队在撤退前夕，在驻地周围撒播了含有零乱病菌的溶液，致使孟家屯一带暴发瘟疫。第二年长春爆发霍乱，死亡8456人，孟家屯一带连续7年流行霍乱。
罪行铁证
2022年8月15日，在“8·15”日本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77周年之际，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了《关东军化学部留守名簿》，其中包含这个部队414名成员的真实姓名和个人信息。这是中国首次公开关东军化学部成员信息，为开展日本化学战历史及战后影响研究提供了史料支持。《关东军化学部留守名簿》原藏于日本厚生劳动省，2017年转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团队在赴日本跨国取证过程中发现的，经过多方努力，于2021年4月获得。这份档案的形成时间约为1945年，共计237页，详细记载了414名成员的姓名、出生日期、户籍、役种、兵种等，及其亲属住所、关系等信息，暴露出第五一六部队整体规模、人员构成、职级等级等基本史实。经研究发现，第五一六部队人员并不是原来宣称的250人，可查人数达414人，其核心成员是高级军官，专业人员来自医学学校、陆军医院等，人员构成级别之高可以看出这支部队的特殊性。这份档案是研究二战期间日本发动化学战、细菌战极为重要的核心档案，也是日本关东军化学部在侵华期间所犯罪行的铁证。
2025年6月，辽宁沈阳，民间收藏家詹洪阁首次公开了一本由日本关东军在1941年出版发行的《吉林通化间岛三省治安肃正工作纪念写真帖》。其中有近百张照片，主要记录了日本关东军第二独立守备队司令野副昌德所带领的讨伐队1939年至1940年疯狂“围剿”东北抗日联军的史实。
旧址遗址
关东军司令部旧址博物馆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建于1903年，是一座保存完好的近代俄式建筑，建筑主题为二层半砖石木框结构，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
这座老建筑历经百年沧桑，数易其主。1906年该楼为关东都督府陆军部，1919年4月12日，改为关东军司令部，至1931年9月18日先后有九任关东军司令官在此办公。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等诸多重大事件都是在这里密谋策划的。
关东军司令官官邸旧址位于长春市新发路1169号，是伪满建设比较早的建筑之一，由主楼及卫队营房等附属建筑组成，为关东军司令部的配套工程。官邸主楼是一座掩映在园林中的仿德国城堡式二层建筑。关东军司令官官邸是伪满时期建设较早的官邸建筑，其平面布局形式成为后来一些重要官邸建筑模仿的榜样。官邸内部装饰极为富丽堂皇，一楼为活动场所，设有会客厅、台球室等接待及娱乐场所；二楼用日本风格加以装饰，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及其家属的居住区域。该官邸落成后，先后有菱刈隆、南次郎、植田谦吉、梅津美治郎、山田乙三五名司令官在此居住。
1933年，侵华日军在哈尔滨设立731部队（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秘密地进行细菌武器研制，准备并实施了细菌战。731部队的建立及膨胀得到了日本政府、日军大本营、日本关东军、日本医学院校的勾结与配合，充分证明日本细菌战是自上而下有组织、有预谋的国家犯罪。为加快实施细菌战，731部队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犯下了史无前例的反人类暴行，给多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侵华日军试图掩盖细菌战罪行，但随着731部队罪证旧址的考古勘测、实地调查及保护修缮，随着细菌战主题档案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的深入推进，犯罪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为还原历史真相，198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
2015年，陈列馆新馆建成开放，旧址整体开放面积达25万平方米，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二战灾难题材纪念馆。馆内的“反人类暴行——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展览，以“简单、朴素、真实、可信”的理念，分6部分系统揭露日军罪行：从侵华日军细菌战的阴谋筹备，到731部队的有组织犯罪，从人体实验的惨无人道，到细菌武器研制的黑暗过程，再到细菌战实施的遍地疮痍与战后审判的正义追责……每一部分都以文物、史料、影像为支撑，通过集群展示的方式，将血清瓶、显微镜、美国解密档案等证据有机串联，让观众直面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