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元诗》是由杨镰主编、中华书局于2013年5月出版的元代诗歌文献总集，收录近5000位元代诗人流传至今的约14万首诗篇，全书2208万字，分装为68册精装本。该书首册附总目，每册设分册细目（含诗题），末册编有诗人笔画与拼音索引，索书号为I222.747 Y238 2013。

《全元诗》是元代诗歌文献的总集，收入近5000位元代诗人流传至今的约14万首诗篇，分装68册。201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第一册有总目。每册有细目(包括诗题)。

最后一册有《全元诗》所收诗人索引（笔画、拼音）。

《全元诗》由杨镰（1947—2016）主编。杨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元代文学、文献。他曾兼任北平图书馆特聘咨询委员、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职务。

杨镰的个人主要代表作有《贯云石作品集注》、《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元诗史》、《元代文学编年史》等。杨镰自1985年起立志编纂《全元诗》，并担任该项目主编，历时28年，于2013年领导团队完成这一中国社科院A类重点项目，成书68册，收录近五千位元代诗人的诗篇。

《全元诗》的编纂工作，源于前辈学者孙楷第先生的未竟之志。杨镰在孙楷第先生的启发下，于1985年立志编纂此书。该项目于2008年正式立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A类重点项目，并于2011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重点资助。

从1985年立项到201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全元诗》的编纂历时28年。主编杨镰及其夫人张颐青为收集元诗文献付出了巨大心血，他们翻阅了大量古籍文献，包括农书、医书、画册题跋、碑帖乃至海外孤本，并亲手制作了数万张卡片用于记录。全书整理工作由17人参与，杨镰夫妇承担了约六成的工作量。作为第一读者，杨镰将全书68册通读过两遍，并在2010年2月至2011年7月间完成了全书的最终校对。

该项目的出版流程设定周密，经历了核对、补校勘记编码、审稿、统稿、外审等多道严格工序。编纂中的一个显著挑战是处理众多民族诗人的姓名，因清代文献中其名常有变化，需要仔细甄别。全书采用“以人系诗”的体例，按诗人世次排序，并为每位诗人撰写小传，注明诗作版本来源，并附有校勘记。

《全元诗》被誉为“元诗荟萃的文献宝库”，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

在当代元诗研究中，《全元诗》形成了可替代性的“定本”，成为学人引称的依据。例如张雨诗集在《全元诗》问世后，取代元写本、四库本等十余种旧本成为学界引证依据。

学界高度评价其影响，元代文学研究进入《全元诗》时代。《全元诗》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元代的诗歌不仅数量庞大，堪比唐诗，而且也很有自己的特色。随着《全元文》《全元诗》的整理出版，元代汉语诗文数量远远超出之前的估计，其中不乏上乘之作。

《全元诗》作为一部大型断代总集，卷帙浩繁，工程艰巨，虽集一代之诗，但疏漏与争议在所难免。自其面世以来，学术界针对其收录、校勘、诗人归属等方面的问题，持续进行了勘误、补遗与辨正工作。例如，有学者指出《全元诗》中章嚞的著作仅收录一首且存在争议。此外，关于诗人名字的考辨、个别诗集的整理评议以及多批次的诗篇辑补工作，都构成了围绕《全元诗》的重要学术讨论。这些工作有助于补《全元诗》之缺，其修订与增补也成为相关研究新的增长点。

杨镰立志编纂《全元诗》源于前辈学者孙楷第先生的未竟之志。从1985年到2013年6月，杨镰担任主编，《全元诗》历时28年终于成书问世。这套总集共有17个人参与，杨镰夫妇所做的工作量占其中六成左右。

在编纂过程中，杨镰翻阅了大量的古籍文献，不放过任何可能保留元人诗作的书籍，如一些边边角角的农书、医书、画册题跋、碑帖，甚至连一些流传到国外的孤本，他都搜猎到了。在杨镰家中客厅，依墙的一长排书柜顶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抽屉一抽屉的数万张卡片，这些卡片是几十年来杨镰和张颐青为编撰《全元诗》所做的辛勤记录。

许多文献没有电子本，全靠亲手录入，就这样一点点积累，发现一个人，就录一个人；发现一首，就录一首；发现一本，就录一个本。作为第一读者，杨镰将68册的《全元诗》读过两遍，第一遍是编辑文稿时陆陆续续读过；第二遍则是在2010年2月至2011年7月间，他作了全书的校对。

《全元诗》是我国元代诗歌文献的总集。规模宏大，收入近5000位元代诗人流传至今的约14万首诗篇，2000多万字，分装68册。第一册有总目，每册有细目(包括诗题)，最后一册有《全元诗》所收诗人索引。

《全元诗》的完成，对今后元代历史、政治、经济、文学、社会等领域的研究，都将起到推动作用。

元代立国不足百年，有近5000位诗人的约14万首诗篇流传至今，最终整理为68册。

元代文学文献如《全元散曲》、《全金元词》、《全元戏曲》、《全元文》都已出版，《全元诗》的完成，标志着元代文学文献基本全部整理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深远的社会影响。

《全元诗》的出版使得人们发现元代诗歌数量庞大、特色鲜明，有必要重新评价其文学价值。

自《全唐诗》成编，对历朝一代之诗的汇集整理，成为文学与文献的关注点、诗学研究的路径。《全宋诗》编辑出版，体现出中国诗学的持续进展。对历朝诗的别集、总集，对地方史志等文献中保存的诗篇，所作的搜集整理，深刻影响了学术格局。

元代文学的特点之一，是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种主要文体初次齐聚文坛。二十世纪，元代文学研究取得了进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元代文学文献集成研究的成就：元代文学总集《全元散曲》（隋树森编，中华书局一九六四年二月初版），《全金元词》（唐圭璋编，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十月初版），《全元戏曲》（王季思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年一月初版），《全元文》（李修生主编，凤凰出版社二○○四年十二月初版），先后问世。

在纵向上，《全元诗》成书，为断代诗总集（从上古至宋）的延续，打通了自《全唐诗》、《全宋诗》向元、明、清过渡的通道。在横向上，《全元诗》则是元代四种主要文体之中的一种新总集。

《全元诗》展现了元代诗人的多民族和多元信仰背景，为研究元代社会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正如主编杨镰先生的评价：“《全元诗》一经出版，将具有广泛的应用性，成为替代性的‘定本’、学人引称的依据”。可以举一个与本文相关的例子加以说明，《全元诗》之前，张雨诗集常见的有这样几种版本：《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元写本《句曲外史贞居先生诗集》五卷（简称“元本”）、明毛晋《元人十种诗》本《句曲外史集》七卷（“毛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句曲外史集》六卷（“四库本”）、清丁丙《武林往哲遗著》本《贞居先生诗集》九卷（“武林本”），台湾学者则多用影印旧钞本《句曲外史贞居先生诗集》七卷（“计藏本”，见下介绍）。这些版本中，如元本以旧本见珍，但诗歌数量偏少；如武林本虽称完备，但有许多作品未必可靠。人们在讨论、研究张雨的时候，要么将以上诸版本简介一番，要么随机择其一种作为依据，显得非常烦琐、杂乱，总之，都是因为缺少一个经过整理的权威的善本。现在随着《全元诗》的问世，学术格局就完全改观了，称引、研究张雨诗歌，有了一个替代性的“定本”――《全元诗》本张雨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