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逆差（Trade Deficit）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商品和服务进口总值超过出口总值的差额。与之相对的是贸易顺差（Trade Surplus）。贸易逆差是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账户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一国国际贸易中净流出的状况。

2025年5月，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在社交媒体X的官方账号发布消息称，他希望在短期内消除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佩特罗称：“我们已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短期内，我打算消除与中国的每年140亿美元贸易逆差。”文中还称，从中期来看，这位哥伦比亚领导人希望他的国家以及拉丁美洲成为中国连接欧洲的海底光缆的中转点，并将拉美打造成“人工智能技术中心枢纽”。

2025年6月18日，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应邀出席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25年度庆典晚宴并发表演讲。谢锋强调，中美经贸合作是优势互补的双向选择，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贸易逆差不等于吃亏，不能只盯着货物贸易，不说在服务贸易中的巨额顺差，不看美企在华当地巨大销售利益，不算中国付出的巨大环境成本、资源成本，也不提中国人民省吃俭用拿贸易收益中很大一部分购买了巨额美国国债。算大账，中美经贸往来获益大致平衡，“选择性统计”站不住脚。

2025年12月17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强调服务贸易在整体经贸平衡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中美经贸合作是优势互补的双向选择。

2025年12月24日，据韩联社报道，由于价格更低的中国泡菜逐渐取代韩国泡菜，韩国泡菜的进口量大于出口量，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2025年2月14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四季度，中国服务贸易逆差3383亿元。按美元计值，2024年四季度，中国服务贸易逆差473亿美元；按美元计值，2024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2288亿美元；按SDR计值，2024年四季度，中国服务贸易逆差358亿SDR；按SDR计值，2024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1724亿SDR；2024年，服务贸易逆差2288亿美元，较2023年增长10%。

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最大逆差来源地，中美双方经贸往来获益大致平衡。例如，《疯狂动物城2》在中国的成功是中美经贸关系真实图景的一块拼图，体现了服务贸易的互补性。

国家外汇管理局此前发布的《2024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4239亿美元，较2023年增长61%，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2.2%。其中，2024年货物贸易顺差7680亿美元，较2023年增长29%。

2022年4月20日，日本财务省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能源价格高企及日元明显贬值等因素导致进口额大增，日本2021财年（2021年4月至2022年3月）货物贸易逆差达5.37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128.6日元）。

2022年10月20日，日本财务省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日本9月份贸易逆差为20940亿日元，连续14个月出现逆差。

当地时间2023年2月16日，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日本1月贸易逆差为34966亿日元，连续18个月出现逆差。

2024年11月20日，日本财务省发布数据，日本10月进口同比增长0.4%，预估下降1.9%；日本10月出口同比增长3.1%，预估增长1.0%。贸易逆差4612亿日元，预估为逆差3919亿日元。调整后贸易逆差3577亿日元，预估为逆差1467亿日元。

当地时间2024年12月18日，日本财务省发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11月日本贸易收支为逆差1176亿日元，连续5个月出现逆差。

当地时间2025年1月23日，日本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初值显示，2024年日本贸易逆差为5.33万亿日元，连续4年呈现逆差。2月消息，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1月份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2%，低于7.9%的市场预期中值，但超过2024年12月2.8%的增幅。数据显示，1月份对中国的出口同比下降6.2%，而对美国的出口增长8.1%。1月份进口同比增长16.7%，市场预期为增长9.7%。因此，日本当月录得贸易逆差2.759万亿日元（约合181.6亿美元）。2月，政府数据显示，日本的数字贸易逆差在2024年达到创纪录的6.46万亿日元（约合430亿美元）。

2025年4月17日，日本财务省公布的2024年度贸易统计初值（以通关为准）显示，出口减去进口的贸易收支为逆差5.2217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682亿元）。贸易收支连续4年呈现逆差。

2025年5月21日，日本财务省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汽车、钢铁、船舶等出口减少，日本4月贸易逆差为1158亿日元（1美元约合143.67日元）。

2025年9月17日，日本8月贸易逆差2425亿日元，预期逆差5223亿日元。

2025年12月22日，据报道，2025年前10个月日本贸易逆差为1.5万亿日元。同期，数字收支逆差高达5.6万亿日元。

2022年5月4日，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由于消费品、石油和工业材料等需求强劲，3月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环比增加22.3%，达到109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2023年2月7日，美国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贸易逆差额增至9481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

当地时间2024年8月6日，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美国6月国际贸易逆差为731亿美元，低于5月份的750亿美元（经修订）。6月份的出口额为2659亿美元，进口额为3390亿美元。

2024年12月5日，美国10月贸易逆差为738亿美元，预期逆差750亿美元。

2025年3月6日，美国1月贸易逆差扩大至创纪录的1314亿美元，预估1288亿美元。

2025年3月份美国贸易逆差飙升至创纪录的1405亿美元，因企业在特朗普政府关税生效前大量囤积进口商品。进口额跃升至4190亿美元新高，而出口仅微增至2784.6亿美元，导致逆差环比增长14%。此急剧扩大成为美国一季度经济萎缩的关键原因，反映出企业在关税政策变动前的囤货行为。

2025年5月美国国际贸易逆差为715亿美元，高于4月份的603亿美元（经修订）。5月份的出口额为2790亿美元，进口额为3505亿美元。

2025年8月29日消息，美国7月份贸易逆差大幅扩大22.1%，达到1036亿美元，远超市场预期的894.5亿美元，显示第三季度贸易可能对经济增长形成显著拖累。

2025年9月4日消息，美国7月贸易逆差783亿美元。

2025年12月11日，美国普查局发布数据显示，9月进口增长0.6%至3,421.3亿美元，9月出口增长3%至2,893.1亿美元，贸易逆差528亿美元。

2023年4月13日，英国国家统计局13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截至2月底的3个月内，英国的贸易逆差扩大至235亿英镑。

2025年6月消息，英国4月季调后商品贸易逆差232.06亿英镑，预期逆差204亿英镑，前值由逆差198.69亿英镑修正为逆差198.69亿英镑。

2022年7月4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5月份贸易逆差达10亿美元左右，这是德国30年来首次出现月度贸易逆差。

当地时间2023年2月7日，法国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国际能源价格上涨、欧元对美元贬值等因素影响，法国2022年货物贸易逆差达创纪录的1636亿欧元，较2021年增加781亿欧元。

截至2022年11月20日，韩国累计贸易逆差为399.68亿美元，这是历年最高纪录。

此外，根据2025年12月的报道，2025年1-10月韩国泡菜进口累计价值达1.5946亿美元（约人民币10亿元），同比增长3.1%。中国泡菜的售价约为每公斤1700韩元（约人民币8.16元），而韩国泡菜售价约为每公斤3600韩元（约人民币17.28元），价格不到一半。韩国泡菜进口量已大于出口量，且随着中国泡菜站稳脚跟，这一贸易逆差正在持续扩大。

高消费倾向国家往往存在贸易逆差。若居民和企业储蓄较低、支出较高，本国生产无法完全满足需求，需依靠进口补充。例如，美国长期储蓄率低，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常年维持在65%以上，进口大量消费品和工业制成品，维持长期贸易逆差。

若本国产业在高附加值制造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缺乏国际竞争力，出口能力较弱，同时仍需进口高端技术产品或大宗资源品，则容易形成贸易逆差。例如，印度长期需要进口高端电子、机械设备与能源，出口集中在低附加值商品和服务，导致贸易逆差持续存在。

类似地，韩国泡菜产业由于多数泡菜厂是员工不足四人的小企业，难以抗衡中国的工厂化生产模式，导致泡菜进口量增加，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本币汇率偏高时，进口商品在本国市场价格相对低廉，进口需求旺盛；而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价格偏高，削弱出口竞争力。例如英国长期英镑高估，提升进口吸引力，抑制出口扩张，维持了逆差状态。

资源匮乏的国家往往需大量进口能源、粮食、原材料等战略物资，形成长期逆差。例如，日本进口近乎全部石油、天然气和部分粮食，能源逆差部分占据了其整体贸易逆差的重要比重。

资本项目顺差往往伴随经常账户逆差。全球资本流向往往流入金融市场成熟、货币稳定的国家，形成“双赤字”模式。如美国长期吸收全球储蓄资金，通过资本账户盈余弥补经常账户逆差。

某些国家为实现物价稳定或控制通货膨胀，主动维持强势本币政策，降低进口价格以保障民生，从而被动扩大贸易逆差。此外，自贸协定扩大市场开放，也可能促使逆差短期上升。

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是多方面的，美国国会贸易赤字调查委员会于2000年11月发表了一个关于贸易逆差成因的调查报告。在他们看来，其成因主要在于美国与其它国家不平等的贸易关系，诸如：其他国家非关税壁垒；外国商品对美国的倾销；外国政府对本国公司的补贴；发展中国家较低的工资水平和生产条件以及美国本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消失等。不过，报告更多地是强调外部因素。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主席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93）强调财政赤字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决定作用，提出了著名的“孪生赤字假说”：在巨额财政赤字背景下，货币当局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不会为财政赤字融资，因此财政赤字会导致利率升高、外资流入、美元升值，从而产生了贸易逆差。这一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很有说服力，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财政赤字又与贸易赤字一样逐年扩大，2003财年达3750亿美元，2004年又猛增至4150亿美元，而2005年预计将达到5210亿美元的最高记录。

但是，这难以完全解释美国巨额逆差，因为1989—1992年财政赤字在大幅度扩大，但贸易赤字却在缩小；1993-2000年财政赤字逐年缩小，1998年开始出现“扭亏为盈”，2000年更是出现2370亿美元的高额盈余，但贸易赤字却在逐年扩大。即便考虑“时滞”因素，亦不能完全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巨额逆差。

也有一些学者强调中国因素在美国当前巨额贸易逆差中的作用，但更多的学者从经济繁荣与旺盛的社会总需求来分析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成因。这一观点亦得到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肯定。

在宏观经济体系之中，一国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时，国际收支表现为逆差，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国际收支表现为顺差。故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皆因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总需求过于旺盛。或者说美国贸易逆差问题的症结是总支出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当前，美国总消费约占GDP的82%，而总储蓄率又非常之低，经济系统中内生出强大的进口需求。从美国进口商品的类别来看，美国进口增长的也主要表现为消费品进口的快速增长。2002年消费品的进口比1994年增长了107.3%。从实证研究来看，美国学者斯特芬和克穆一通过对1996-1999年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经济繁荣至少能解释32%的贸易逆差。

以上观点，均从不同角度解释了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在我们看来，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源在于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和旺盛的社会总需求，从而巨额贸易逆差伴随经济增长而出现。

必须转变追求贸易顺差的传统观念，应该努力追求外贸平衡。

传统贸易观念认为出口为了创汇，顺差是好事，逆差是坏事。这一观念长期主导着中国的贸易政策和实践。据统计，截至2010年2月底，自1993年以后，中国再没出现过年度贸易逆差，自2004年4月份以后，中国没出现过月度贸易逆差。其实，一国的对外贸易应追求长期的进出口基本平衡，而不是长期的贸易顺差。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长期的贸易顺差所带来的并非都是好处。

首先，贸易顺差将带来越来越多的贸易争端；

其次，贸易顺差虽然增加了外汇储备，但从资源效用最大化的角度看，是资源未被充分利用；

第三，持续高额顺差导致人民币升值预期，进而又导致资本净流入增加，资本净流入增加又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第四，巨额的经常项目的顺差，会转化为货币大量投放的压力，成为通货膨胀率上升的重要因素。

相反，贸易逆差的结果也并非都是坏处。

第一，适当逆差有利于缓解短期贸易纠纷，有助于贸易长期稳定增长；

第二，逆差实际上等于投资购买生产性的设备，只要投资项目选择得当，既可补充国内一些短缺的原材料，还能很快提高生产能力、增加就业以及增加经济总量；

第三，逆差能减少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减缓资本净流入的速度；

第四，短期的贸易逆差有助于缓解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经济增长快的年份，都是逆差或者顺差较小的年份。因此，在对外贸易问题上，应当彻底转变观念，放弃以出口创汇、追求顺差为目标的传统观念和做法，确立以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的政策。

研究一国对外贸易发展情况，主要借助于政府定期公布的对外贸易平衡表。

一般而言，平衡表比较系统地载有表明出口和进口的数字统计，大体可反映一国在特定时期内对外贸易乃至国民经济发展状况。

一国对外贸易按出口大于、小于或等于进口等情况，分别构成：

贸易顺差 （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 / trade surplus），以正数表示。出口＞进口；也叫做出超。

贸易逆差（ Un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 / trade deficit/ adverse trade balance ），以负数表示，出口＜进口；也叫做入超、贸易赤字

贸易平衡（ Balance of Trade ），出口=进口

海关总署2010年4月10日发布数据显示，2010年第一季度我国外贸顺差为144.9亿美元，减少近八成，3月份当月逆差72.4亿美元。

海关总署2011年4月10日发布2011年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情况。受国内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以及春节长假等因素影响，2011年一季度我国累计出现10.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而2010年一季度为顺差139.1亿美元。

2010年第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6178.5亿美元，比2009年同期增长44.1%。其中出口3161.7亿美元，增长28.7%；进口3016.8亿美元，增长64.6%。

统计显示，2010年3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为2314.6亿美元，增长42.8%。其中出口1121.1亿美元，增长24.3%；进口1193.5亿美元，增长66%。

据海关统计，一季度我国对外贸易恢复性增长势头良好。与2008年一季度相比，2010年一季度进出口总值增长8.2%；出口增长3.4%，进口增长13.8%。其中2010年3月份进出口总值较2008年同期增长13.1%；出口增长2.9%，进口增长24.6%。从环比来看，2010年3月份进出口较2月份环比增长27.6%；其中出口环比增长18.6%，进口环比增长37.3%。

据海关统计，前3个月，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总体增速，加工贸易进口增长迅速。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3096.8亿美元，增长47.9%，高出同期全国进出口增速3.8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413.1亿美元，增长26.6%；进口1683.7亿美元，增长72.2%。一般贸易项下出现贸易逆差270.6亿美元。同期，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2405.1亿美元，增长38.5%。其中出口1516.9亿美元，增长29.8%；进口888.2亿美元，增长56.3%。加工贸易项下贸易顺差628.7亿美元，增长4.7%，相当于同期总体顺差规模的4.3倍。

在我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中，2010年一季度，欧盟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双边贸易总值1014.7亿美元，增长35.1%。同期，美国仍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双边贸易总值为781.1亿美元，增长25.8%。日本以微弱的优势超过东盟，重新成为我国第三大伙伴。一季度中日双边贸易总值为636.1亿美元，增长38.2%。我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达629.1亿美元，增长61.3%。

在出口商品中，2010年一季度，我国机电产品出口1890.8亿美元，增长31.5%，高出同期我国总体出口增速2.8个百分点，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59.8%。同期，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快速增长，其中服装出口240.4亿美元，增长9.1%；纺织品出口152.1亿美元，增长26.6%；鞋类出口72.6亿美元，增长13.8%。

在进口商品中，主要大宗商品进口量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进口均价普遍出现明显回升。据海关统计，铁矿砂进口1.6亿吨，增长18%，进口均价为每吨96.3美元，上涨20.7%；大豆进口1104万吨，增长8.7%，进口均价为每吨456.9美元，上涨15.1%。此外，进口机电产品1377.6亿美元，增长49.8%，其中汽车进口17.9万辆，增长1.7倍。

由于国内需求旺盛拉动石油等原材料进口数量和价格双双强劲上升，以及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导致汽车类产品进口猛增，3月份当月我国进口增速高出同期出口增速41.7个百分点，当月出现72.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止了我国自2004年5月开始连续70个月贸易顺差的局面。其中3月份当月逆差主要来自台湾、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规模分别为79亿、65.3亿和61.3亿美元。

周世俭说，美国希望人民币能够更快更多地升值的要求是无理的。这会对中国经济、出口和企业产生巨大的破坏性影响。他建议，人民币汇率应当借鉴德国币值“蛇形浮动”经验，实现窄幅波动，这对中国经济和出口产生的不利影响较小。

海关分析表明，国内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以及春节长假等因素是一季度中国出现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

周世俭说，一季度为出口淡季，中国的出口旺季集中在7月至10月，因此一季度出现贸易逆差不能代表今后的进出口贸易趋势，随着季节性因素的减弱，贸易顺差将继续，但增幅会收窄，逐步趋向平衡。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浙江就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研时强调，在进出口趋于平衡的情况下，工作的着力点要放在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和优化进出口结构上来。要保持外贸政策的基本稳定，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坚持科技兴贸、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积极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全面提升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益。

“中国必须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周世俭说，在扩大进口的同时，出口政策一定要保持稳定，不宜有大的变动，“出口不能下滑”。

张燕生说：“中国需要完成经济发展和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从依靠劳动力、土地和环境等要素驱动阶段，转变到规模和创新驱动阶段。适度增加非生产性产品的进口、大力增加加快贸易转型升级所需的国外设备、技术、人才的进口，是中国优化进口结构的方向。同时，中国要加强传统出口项目和新兴产业的出口力度，提高现代服务业的跨境服务能力。”

贸易逆差是国际贸易中出口收入小于进口支出的状态，表示一国在国际商品与服务交换中处于净需求方地位。当一个国家从他国进口的商品与服务总值高于对外出口总值时，形成贸易逆差。例如，若美国从中国进口5000亿美元商品，同时仅向中国出口1500亿美元，则对中国存在35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逆差。

贸易逆差并不等同于亏损，而是经济结构、产业能力、内需强弱与国际资本流动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发达国家如美国，因消费强劲、金融开放与美元储备货币地位，长期维持贸易逆差。

“贸易逆差”一词源于国际收支理论中的“贸易差额（Balance of Trade）”概念，其系统性研究始于18世纪重商主义时期，后在凯恩斯学派、国际金融学和全球化背景下被广泛使用，成为经常账户与全球失衡的重要衡量指标[IMF，2024]。

贸易逆差在实际统计中常见的几种核算口径：

海关口径（Customs Basis）： 依据进出口报关单据 ，不计入服务贸易、保税区加工、跨国物流费用、转口贸易

国际收支口径（Balance of Payments Basis）： 按资金实际流动统计 ， 综合考虑服务、初次收入、二次收入、估价调整等项目

进口丰富了国内市场供给，增加商品多样性，降低物价，提升居民福利。例如，美国消费者可用低价购买中国、越南等国生产的日用品、电子产品，有效抑制了国内通胀压力。

贸易逆差使国家可专注于自身竞争优势领域，通过进口弥补短板。例如，美国保留高技术、高附加值行业，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包至发展中国家，优化产业结构。

长期逆差意味着国际收支资金持续流出，需依靠资本流入或国际借债平衡收支，可能导致外债负担上升、货币贬值压力累积。例如，阿根廷、土耳其等国家在逆差持续扩大、资本流出后面临国际收支危机。

长期逆差可能削弱本币信用，诱发汇率贬值预期。尤其是在资本账户管制放松、国际市场情绪剧烈波动时，贬值风险显著。例如印度卢比、阿根廷比索在逆差压力下多次大幅贬值。

逆差国对国际金融市场、资本流动及主要出口国政策高度依赖。国际金融紧缩、美联储加息、主要贸易伙伴出口受限等都可能放大逆差冲击风险。

部分逆差国长期依赖进口，制造业空心化、就业转移加剧，引发政治争议与保护主义倾向。例如，美国“去工业化”现象成为政坛关注焦点，逆差长期被视为经济安全隐患。

全球最大贸易逆差国。2024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为1.04万亿美元[1]，经常账户逆差为8480亿美元。美国顺差领域集中在高技术服务（如金融、知识产权、软件）和海外投资收益，逆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与消费品进口。美国的美元储备货币地位、金融开放、高消费模式共同支撑了长期逆差存在。

英国自上世纪90年代起长期贸易逆差，逆差主要来源于商品进口依赖与能源自给率下降，但服务贸易特别是金融服务存在显著顺差。英镑长期处于相对高估区间，也削弱了出口竞争力。

印度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尤其依赖能源进口（石油、天然气），2024年商品逆差约2600亿美元。服务出口、侨汇收入、IT外包成为印度弥补逆差的重要渠道。印度政府推动制造业振兴（如“印度制造”计划）以逐步减少逆差。

澳洲逆差长期存在但波动性强，主要受大宗商品价格与出口波动影响。2024年因铁矿石和天然气出口高涨，部分年份甚至短暂转为顺差，但长期仍需依赖资本流入维持收支平衡。

贸易逆差问题在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治理中备受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组织通过多边协调机制，推动全球贸易平衡与稳定增长。